第九百二十六章《鲁迅的故家》（3）

第九百二十六章《鲁迅的故家》（3）五〇仁房的大概

关于各房的事未曾说及，现在因为讲到玉田，所以把仁房提前来一说吧。仁房底下也分作三派，以礼义信为名。礼房的长辈已先死，剩下的是十三世，那里又分两房，长房三弟兄，以小名为号，六四字菉史，四七字思蕺，五十字衍生，只有六四娶妻成家，有子名连元，字利宾，女名阿云。次房子衡，小名曰惠，过四十后始娶，有子女，名字不具详。义房十二世弟兄甚多，在癸巳前后只存花塍，是个秀才，椒生名庆蕃，是举人，玉田是秀才，藕琴在陕西。椒生有二子，长伯文，次仲翔，是秀才，玉田有二子，长伯是秀才，次仲阳。花塍无子，以伯文为后，信房十二世吉甫在平湖做教官，死于任所，无子女，以仲阳为后。那时住屋分配，第四进五进东头两幢归于礼房，中部是义信两房的，因承继关系差不多都为义房所有了。那里也是一个小堂前，西边后房花塍死后，为椒生住室，后房是玉田所居，将廊下隔断，改造为小书房，南窗下放着书桌，鲁迅所说各种名目很生的书籍，便是在这地方看见的。那小堂前和小书房其实即与兴房的东一东二正相对，中间是一个不大的明堂，却用曲尺形的高墙隔开了，南面只剩了一条狭长的天井，北面的小明堂也就并不宽大，阳光不多，这于爱种珠兰建兰的人是很不方便的。从白板门出去，走过大堂前，弯到那里去很有一大段路，但如没有那墙，就只有一个院子之隔，不过十步左右而已。戊戌以后，伯夫人为得慰问鲁老太太丧儿之痛，时相过从，那时玉田公也去世了，她有时候便隔着墙叫话，问候起居，吃过饭没有，便是利用这房屋特别的构造，若是两间相并的房间，倒反而不能那么容易传声了。

五一玉田

玉田进秀才时，名兆蓝，这与他的小名蓝和玉田的号是相合的，后来有一时他改名瀚清，玉田也改了一字成为玉泉，又别号琴逸，我曾买到他的一部遗书，翻刻小本的《日知录集注》，书面有他的题字，就用这个别号，和“玉泉”与“臣瀚清印”的两方印章。介孚公点了翰林的时候，族中从兄弟有的改名用“清”字排行，如这“瀚清”是合格的，但子京本名致祁，与介孚公旧名致福原是排行，却改名为福畴，硬用福字去做排行，忘记了这是人家的小名，弄成了笑话，可是他自以为是，后来一直还是使用着。

玉田去世很早，我赶不上同他往来，所以他的学问志趣不很明了，所记得的只是在他那里看见过《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和《笃素堂文集》，那桐城张氏父子的处世哲学还不能理解，其中一卷饭有十二合说却觉得有意思，虽然那里说的是些什么话，于今也完全忘记了。后来收集本乡人的著作，得着两册一部瘦吟庐诗抄，也是他的旧藏，从这零星的材料推测起来，他大概是一个较有学问艺术趣味的文人，虽是没有什么成就，但比那时只知道做八股的知识阶级总是好得多了。

鲁迅手抄本中有一册《鉴湖竹枝词》，共一百首，是玉田所著，乃是从手稿中抄出来的，卷末有小字记年月，侄孙樟寿谨录字样，大概是戊戌前半年吧，已在那次族中会议之后，但对他的感情还仍是很好，这也很可注意，可知他给鲁迅的影响不浅，关系始终不坏。在旧日记中梅里尖扫墓项下，抄有一首竹枝词云，“耸尖遥瞻梅里尖，孤峰高插势凌天，露霜展谒先贤兆，诗学开科愧未传。”原注云，“先太高祖韫山公讳璜，以集诗举于乡。”诗并不佳，只是举例罢了，韫山公是第六世，坟墓在梅里尖地方。

五二藏书

这里笔又要岔开去，一谈家中旧有的藏书了。鲁迅在说玉田的地方曾云，“在我们聚族而居的宅子里，只有他书多，而且特别，”这就间接的把自己家里也评定在里边了。在有些本家的房间里，的确看不到什么书，除了一本上写“夜观无忌”四字的时宪书，乡下只叫作历日本，也不叫黄历。这边算是书香人家，当然不至于那样，可是书并不能说多，而且更其缺少特别的书，换句话说就是制艺试帖关系以外的名目很生的书籍。可能有些是毁于太平天国之战，有些是在介孚公的京寓吧，总之家里只有两只书箱，其一是伯宜公所制的，上面两个抽屉，下面两层的书橱，其二是四脚的大橱，放在地上比人还高，内中只分两格，一堆书要叠得三尺高，不便拿进拿出，当作堆房而已。橱里的书籍可以列举出来的，石印《十三经注疏》，图书集成局活字本四史，《纲鉴易知录》，《古文析义》，《古唐诗合解》为一类，《康熙字典》大本和小本的各一部，也可以附在这里。近人诗文集大都是赠送的，特别的是《洗斋病学草》和《娱园诗存》，上有伯宜公的题识，《说文新附考》，《诗韵释音》，虽非集子也是刻书的人所送，又是一类。此外杂的一类，如《王阳明全集》，谢文节集，《韩五泉诗》，《唐诗叩弹集》，《制义丛话》，《高厚蒙求》，《章氏遗书》即《文史通义》，《癸巳类稿》等。现在末一种书尚存，据说是伯宜公的手泽书，虽然没有什么印记，实在那些书中也就是这最有意义，至今还可以看得，《叩弹集》也还在，这是晚唐诗的选集，同类的书不多，但少有时间与兴趣去看它了。这与玉田的书相比，其启发诱掖的力量当然要小不少，但很奇怪的是有一部科举用书，想不到其力量在上记一切之上。这是石印的经策统纂，石印中本，一共有好几十册，是伯宜公带到考场里去用的，但里边收的东西很不少，不但有陆玑《诗疏》丁晏校本，还有郝氏《尔雅义疏》，后面又收有《四库提要》的子集两部分，这给予很大的影响，《四库简明目录》之购求即是从这里来的。经策统纂本来是十夹板吧，改用定做的小木箱装盛，不可思议地经过好些灾难却还是保存着。

五三抄书

没有什么好书，可以引起小孩读书的兴趣，但是他们自己能活动时，也可以利用，有如大人的破朝靴，穿了会得跳钟馗捉鬼，表现得很好玩的。这总在癸巳以前，在曾祖母卧室的空楼上，南窗下放着一张八仙桌，鲁迅就在那里开始抄书的工作。说也奇怪，房间与桌椅空闲的也有，小孩却一直没有自己的书桌，不用说什么自修室了，这是乡下风习如此，反正功课都在书房里做了，并没有宿题带回家来的。至于读夜书，那是特别热心科举的人家才有，伯宜公自己不曾看见在读八股，所以并不督率小孩，放学回来就让他们玩去好了。那时楼上有桌子，便拿来利用，后来鲁迅影写《诗中画》，是在桂花明堂廊下，那里也有桌子一两张闲放着。最初在楼上所做的工作是抄古文奇字，从那小本的《康熙字典》的一部查起，把上边所列的所谓古文，一个个的都抄下来，订成一册，其次是就《唐诗叩弹集》中抄寻百花诗，如梅花桃花，分别录出，这也搞了不少日子，不记得完成了没有。这些小事情关系却是很大。不久不知道是不是从玉田那里借来了一部唐代丛书，这本是世俗陋书，不大可靠，在那时却是发见了一个新天地，这里边有多少有意思的东西呀。我只从其中抄了侯宁极其实大概是陶谷假造的百药谱和于义方的《墨心符》，鲁迅抄得更多，记得的有陆羽《茶经》三卷，陆龟蒙的《耒耜经》与《五木经》等。这些抄本是没有了，但现存的还有两大册《说郛录要》，所录都是花木类的谱录，其中如竹谱笋谱等五六种是他的手抄，时代则是辛亥年春天了。不知道在戊戌前的哪一年，买到了一部二酉堂丛书，其中全是古逸书的辑本，有古史传，地方志，乡贤遗集，自此抄书更有了方向，后来《古小说钩沉》与《会稽郡故书杂集》就由此出发以至成功，虞喜谢沈等人的遗文则尚未能成就。那些谱录的抄写，全是在做这辑录工作时候的副产物，而其线路则是与最初《茶经》有关连的，这类东西之中他想校勘《南方草木状》和《岭表录异》，有过若干准备，却可惜也终于未曾做成。

五四椒生

鲁迅于戊戌年春间往南京进学堂去，这与仁房的椒生很有关系，现在要来说明一下。椒生名庆蕃，小名曰庆，鲁迅这一辈叫他作庆爷爷，又因为他的大排行系十八，所以鲁迅从前的日记上常写作十八叔祖。他是个举人，这科名在以前不容易得到手，秀才只能称相公，中了举就可以叫老爷了，所以他自己也颇自傲，虽然“新台门周家”大家知道，他总要信上写明“文魁第周宅”的，可是他的举人乃是属于最多数的一种，即是只能做八股，或者比一般秀才高一点，至于文章与学问还是几乎谈不到的，他以候补知县的资格到南京去投奔妻族的长亲，一个直乐施人姓施的，是个老幕友，以办理洋务名，一直在两江总督衙门里，东家换了，这位西席总是不动的，因了他的帮忙，被派在江南水师学堂教汉文，兼当监督。那时校长名叫总办，照例由候补道充任，监督用州县，仿佛是学监兼舍监的性质，不过那些官僚不懂得文化，只能管得宿舍的事情罢了。水师学堂原有驾驶管轮和鱼雷三班，椒生所任的是管轮堂监督，大概前后有十年之久。周氏子弟因了他的关系进那学堂的共有四人，最早是诚房的鸣山，本名凤岐，由椒生为改作行芳，那时学校初办，社会上很看不起，水陆师学生更受轻视，以为是同当兵差不多，因此读书人觉得不值得拿真名字出去，随便改一个充数。鸣山大抵是考的分数不够，据他说是不幸分派在驾驶班，那边的监督蒋超英和椒生有意见，所以把他开除了。其次是伯升改名文治，于丁酉年入学，甲辰年毕业。得到“把总”的顶带，上兵船去练习，仕至联鲸军舰正管轮。鲁迅是戊戌春间进去的，名字也是椒生所改，但他觉得里边“乌烟瘴气”，于次年退学，改入陆师附设的矿路学堂，至辛丑冬毕业，壬寅派往日本留学。我是末了的一个，辛丑秋天才进去，后来因为眼睛近视，改派学土木工程，于丙午夏离开学校了。在校的末后两三年间，椒生已休职回家，总办是那位蒋超英，他的水手（这名称里不含恶意）与副官气的官僚作风在同学中虽然很被笑话，可是人并不坏，这是我和鸣山的意见全不相同的。

五五监督

鲁迅本名樟寿，字豫山，本来是介孚公给取的，后来因为同窗开玩笑叫他作雨伞，告诉祖父要改号，乃改一字曰豫才，及往南京去时，椒生为易名树人，这与豫才的意义也拉得上，所以不再变换，虽然自己所喜欢的还是从张字出来的“弧孟”，又取索居之意号云“索士”或“索子”。那时候考学堂本不难，只要有人肯去无不欢迎，所以鲁迅的考入水师，本来并不靠什么情面，不过假如椒生不在那里，也未必老远的跑到南京去，饮水思源，他的功劳也不可埋没。鲁老太太因此对他很是感激，在戊戌后每逢他年假回家的时候，总预备一只炖鸡送去，再三谢他的好意。但是好意实在也就只能说到这里为止，此后如在他的监督治下做学生，即使在他仍是很好的意思，但在受者便不免要渐引起反感来了。他以举人知县候补，几次保举到四品衔即用直隶州知州，根本上是个封建社会的士大夫，信奉三纲主义，随带的相信道士教（如惠定宇就注过《太上感应篇》），他每天在吃早饭之前也要在净室去朗诵《感应篇》若干遍，那正是不足为奇的。对于学生，特别是我们因为是他招来的本家，他最怕去搞革命，用心来防止，最初是劝说，措词妙得很，说“从龙”成功了固然好，但失败的多，便很是危险。看见劝阻无效，进一步来妨碍以至破坏，鲁迅东京来信以及毫不相干的《浙江潮》等，屡次被扣留，日后好容易才要回来，最后索性暗地运动把我们开除。可是到那时候，他自己的时运已经不济了，运动不能发生效力。辛丑壬寅总办是方硕辅，满身大烟气的道学家与桐城派，其时他很得意。癸卯来了黎锦彝，免去他的监督，让他单教汉文，可是还嫌他旧，到了秋天他只得卷铺盖回去了。这时候专办洋务的施师爷大概已归道山，否则总督即使由刘坤一换了魏光焘，也总还是要请他帮忙，而他假如坐在制台衙门里，候补道也要敷衍他一点，那么椒生的位置是不会失掉的。可是这也只能对付一个短时期而已，甲乙之间蒋超英以前游击衔回来做总办，椒生在那时也总不能不走了。

五六监督二

椒生回乡之后，因了他举人的头衔与办过学堂的资格，就得到一个位置，即是绍兴府学堂的监督。不知道是副监督还是什么名义呢，总之有一个副手，此人非别，乃是后来刺杀恩铭的徐锡麟。他那时是个贡生或是廪生，已经很是出名，暗地里同了陈子英在打算“造反”，表面上却看不出，只是主张新学，自己勤勉刻苦，虽然世间毁誉参半，总之这与平常人是有点不同的。大概是甲辰的秋天，我到府学堂去，看见在客堂上放着直径五尺的地球仪，是徐伯荪自己糊的，那时他在教操，残暑尚在，他叫学生阴处稍息，独自兀立在太阳下，身穿竹布大衫，足着皮鞋，光头拖下一条细辫，留着当时心存不轨的人所常有的那样小顶搭，鼻架铁边的近视眼镜。这样的一个人，单就外表来看也可以知道那是和椒生的一套全合不来的，椒生穿的是上面三分之二白洋布，下面三分之一湖色绸的“接衫”，袖子大而且长，俨然是荡湖船里的脚色，他的那背诵《左传》，做“颖考叔论”的功课，也不吃香，其走向碰壁正是难免的了，不久之后他又下了野，其原因不很明了，但徐伯荪似乎也不长久干下去，大抵在甲辰年往日本去一转之后，就以道员往安徽去候补，两年后就动手杀了恩铭，椒生还以为他早看出这个乱党，自己有先见之明呢。

这之后，他只在家里教几个学生，从新做起塾师来了。辛丑年底藕琴从陕西回家，义房的住屋重行分配，旧日玉田椒生所用部分都归了他，玉田妻媳移住后一进，伯文仲翔住在礼房偏东前后进屋内，利宾则搬在大门内的大书房里去了。椒生回来的时候，里边没有房子可住了，乃向诚房借用白板门内的“兰花间”，教书也就是在那里。他是以道学家自居的，可是到了晚年露出了马脚来，有一回因举动不谨，为老妈子所打，他的二儿媳从楼窗望见，大声说道，“打得好，打死这老昏虫！”这类的事情很多，暴露出士大夫的真相，也是有意思的事，但是因为顾惜笔墨与纸面，所以就径从节省了。

五七轶事

椒生有两个儿子。次子仲翔是个秀才，人颇机警，戊戌以后附和维新，与鲁迅很谈得来，有如朋友，清末在箔业小学教书，至民国八年时还在那里。长子伯文性稍暴烈，目睛突出，浑名曰“金鱼”，当初和鲁迅也常往来，因为能仿写颜欧体字，故常请其题署，曾买得书贾以龙威秘书等板杂凑而成的丛书一部，名“艺苑捃华”，内有汉武外传，南方草木疏，以至《丽体金膏》，共二十四册，一一请其为写书面，又戊戌冬椿寿病故，其墓碑“亡弟荫轩处士之墓”八字，也是他所写的。他的故事很不少，最初是在乡间人家坐馆，因为责罚学生，用竹枝打后，再用盐擦，被东家解雇，这与子京的门缝里夹耳朵可称双绝，平心说起来，广思堂的私塾也还要文明得多了。其次是己亥年院试，仲翔以四十名入学，伯文落第，他乃大怒，拔院子里的小桂花树出气，自己卧地用尽力气，终于把它连根拔起。人家劝慰他，答道：“我并不是为了兄弟进学而生气，气的乃是我隔壁的一号入了选。”考试用弥封，院试揭晓初用字号，及复试后乃正式发表名字，他这里将考试与彩票摇彩一样看待，虽然说场中莫论文，却总被人说作笑话了。椒生晚年胡闹，儿子们很是狼狈，仲翔偶然走进去，看他正在写字，以为是什么正经文字，近前一看乃是在写凭票付洋若干，将来向儿子们好来要的债票，好在他重听不知道，仲翔便又偷偷的走了出来。有一天，诚房的子传太太走过，看见兰花间门口竖放着一条长板凳，问这是怎么的，谁也不知道，便移开完事。后来伯文私下告诉人，那是他装的“弶”，让老昏虫碰着摔一个跟斗，就此送了老命。他虽是不第文童，可是他不赞成改革，痛恨革命党，对于兴房以后就很不好，虽然他们进学堂原先都是因了椒生的线索去的。辛亥冬天杭州已经光复，乡下谣言很多，伯文正上大街，忽然听传说革命党进城了，他立即双腿发软，再也站不起来，经旁人半扶半抬的把他弄回家来，自此以后虽是革命党并不来为难他，却是威风完全失尽，没有什么奇事可说，至癸丑年遂去世了。

五八墓碑

上文讲到椿寿的墓碑，所以连带的说下去。椿寿小名曰春，荫轩的号也是介孚公给取的。他死时才六岁，但那碑的格式却颇阔气，下署兄樟寿立，那时鲁迅正从南京告假回家，大概是十月中到家，查旧日记这月份缺少，只记十一月初六日县考，周氏去者数人，鲁迅在内，初七日椿寿病重，初八日辰时身故，十一日鲁迅往南京。廿九日县考出大案，凡十一图，鲁迅三图三七，仲翔头图廿四，伯文四图十九，案首为马福田，即马一浮是也。椿寿葬在南门外龟山，相去不远还有一座小坟，坟前立片石，上题“亡女端姑之墓”，下款是伯宜，但下文看不清楚了。龟山那里临河有一个废庙或庵的遗址，除门口两间住着看守人之外，其余都改作为殡屋，兴房也有一间，伯宜公的生母孙夫人的灵柩就停放在那里，大抵是为了这个缘故，伯宜公所以把他的亡女去葬在殡屋背后的空地上的吧。丙申年伯宜公去世，也殡在那里别一间屋里，和寿颐的父亲桂轩在一起，他们生前原颇要好，常是一处吃酒的。隔了一年，椿寿也被送往龟山，不能像大人那么停放，所以也就埋葬了，那里有点是丛冢性质，端姑的近旁没有地方了，就离开有一二十步的光景。在逍遥溇地方买有本家不用的寿坟三穴，蒋老太太去世后，就给介孚公和两位祖母下了葬，到了民八即一九一九年举家北迁的时候，添做了一穴给伯宜公用，葬在龟山的端姑和椿寿也都迁去附葬在那里了。这迁葬的事是鲁迅亲自经手的，后来在《彷徨》的《在酒楼上》一篇小说里，借了吕纬甫的口里来说过一个大略。那因为是小说，所以说小兄弟是三岁上死的，虽然实在乃是六岁，至于说坟里“什么也没有”了，那自然是事实。当初埋葬是我经办的，在寒风中看着泥水作庆福用砖铺地，放上棺木，再拿砖砌成墓穴，叫作“等棺打”，这情形一直记忆着，直至听到什么也没有的话以后，才算消了这个块垒。小妹妹比小兄弟的死要早十年，而且那时也还不到一周岁，虽然文中不曾说及，其完全复归于土当更是没有问题的了。

五九讲西游记

义房的事情还有一部分没有讲到，现在来补说一下。义房第十二世亲兄弟共有九个，但是我们所能见到的后来只有四位罢了，末了的一个便是“九老爷”，号叫藕琴，这二字不知是什么意思，大概或者是后来改的同音字吧。他从小在外边，大约是做幕友，却也不知道是刑名还是钱谷，只听说他向来在陕西韩城一带做事，到了辛丑壬寅之交就退休回乡，以后一直不再出门了。他的夫人是陕西人，他的一子一女，子号曰冠五，在陕西生长，连他自己都是陕西话，虽然他的自然不很道地，近于蓝青官话，但在乡下听起来总是“拗声”了。他回家已是在二十世纪，所以在我们百草园的老话中间，不讲到他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他的轶事有一说的价值，这一节说是有点破例也罢。

他从陕西回家的时候，介孚公也于大半年前从杭州回来了，至甲辰年介孚公去世为止，他们老兄弟有过三年盘桓，可是说也奇怪，这对于他好像是一桩苦事似的。介孚公平日常站在大堂前，和诚房的人聊天，里三房的人出入，经过那里，也拉作谈话的对手，因为介孚公喜欢批评人，大家都不大高兴听，这本是一般的实情。但藕琴是特别害怕，有时候要上大街去，不敢贸然出来，必须先叫冠五去一看，假如介孚公站在堂前，他的出行是只可无条件的延期了。他怕的是什么呢？介孚公也并不怎么的麻烦他，一看见就同他谈《西游记》，特别是猪八戒的故事，即使他推说有事要急走，也不肯听，总要留住他讲几句的。介孚公的确喜欢《西游记》，平常主张小孩应该看小说，可以把他文理弄通，再读别的经书就容易了，而小说中则又以《西游记》为最适宜。他爱讲孙行者败逃，化成破庙，尾巴没法安排，变作一枝旗竿，竖在庙后门，立即被敌人看破，以为全是小孩想头，写得很好，这个我也同意。但不知对藕琴讲的是些什么，或是用意何在呢？我们在百草园里破例记这件事，实在却也已经是老话了，上边说过的义房诸人现今只有冠五健在，多少知道这事的大概也就只是他了吧。

六〇伯升

介孚公身边的亲人，如他在日记信札上所称，是潘姨与升儿，因为他对家人有时过刻，所以大家对于他们或者未免有些不满，其实也并不一定，平心说起来，有的本来不坏，有的也是难怪的。伯升生于光绪壬午，生母章姨太太是湖北人，早年去世，他从五六岁（？）的时候归潘姨太太管领，可是他并不是她的一系，回家以后对于嫡母及兄嫂很有礼貌，一直没有改变。他于癸巳年同我在厅房里从伯文读书，乙未在三味书屋，丙申随潘姨太太往杭州，丁酉进了南京水师学堂，甲辰毕业，以后一直在船上，至民国七年戊午殁于上海，年三十七。他小时候在北京，生活大抵不差，后来却很能吃苦，平常总是笑嘻嘻的，这很是难得。但是他有一种北京脾气，便是爱看戏，在南京时有一个时期几乎入了迷，每星期日非从城北走到城南去一看粉菊花（男性）的戏不可。椒生正做着监督，伯升从他玻璃窗下偷偷走过，他本来近视也看不见，但是伯升穿着红皮底响鞋，愈是小心也就愈响得厉害，监督听到吱吱的响声，也不举起头来，只高叫一声道“阿升！”他就只好愕然站住，回步走到监督房里去，这一天已是去不成了。有时椒生苦心的羁縻他，星期六晚同他预约，明早到他那里吃特别什么点心，伯升唯唯，至期不到，监督往宿舍去找，只见帐门垂着，床前放着一双布马靴，显得还在高卧，及至进去一看，却已金蝉蜕壳，大概已走过鼓楼了。他实在是个聪明人，只可惜不肯用功，成绩一直在五成上下，那时标准颇宽，只要有五十分的分数就可及格，幸而也还有真是不大聪明的朋友，比他要少两分，所以他还巴得牢末后二三名，不至于坐红椅子。可是他并不为意，直弄到毕业，我觉得这也有点儿滑稽味的。

潘姨太太是北京人，据伯升说她名叫大凤。她是与介孚公的小女儿同年的，所以推算当生于光绪戊辰年。一夫多妻的家庭照例有许多风波，这责任当然该由男子去负，做妾的女子在境遇上本是不幸，有些事情由于机缘造成，怪不得她们，所以这里我想可以不必多说了。

六一恒训

介孚公爱骂人，自然是家里的人最感痛苦，虽然一般人听了也不愉快，因为不但骂的话没有什么好听，有时话里也会有刺，听的人疑心是在指桑骂槐，那就更有点难受了。他的骂人是自昏太后呆皇帝直至不成材的子侄辈五十四七，似乎很特别，但我推想也可能是师爷学风的余留，如姚惜抱尺牍中曾记陈石士（？）在湖北甚为章实斋所苦，王子献庚寅日记中屡次说及，席间越缦痛骂时人不已，又云，“缦师终席笑骂时人，子虞和之，余则默然，”是其前例。他的骂法又颇是奇特，一种说是有人梦见什么坏人反穿皮马褂来告别，意思是说死后变成猪羊，还被害人的债，这还是平常的旧想头，别的是说这坏人后来孤独穷困，老了在那里悔。后者的说法更是深刻，古代文人在《冥土旅行》中说判定极恶的霸王的刑罚是不给喝孟婆汤，让他坐在地狱里，老在回忆那过去的荣华与威力，比火河与狗咬更要利害，可以说有同样的用意了。

介孚公著有一卷《恒训》，大概是丙申年所写，是给予子孙的家训，原本已佚，只存鲁迅当时在南京的手抄本。这里边便留存有不少这类的话，此外是警戒后人勿信西医“戴冰帽”，据他说戴者必死，这大抵是指困冰枕头或额上搁冰袋之类吧，还有旅行中须防匪人，勿露钱财，勿告诉姓名等事。这一本家训算来几乎全是白写，因为大家没有记得一条，没有发生一点效用。但是他的影响却也并不是全没有，小时候可以看小说，这一件事的好处我们确是承认，也是永不能忘的。还有一件事是饭后吃点心，他自己有这个习惯，所以小时候我们也容许而且叫吃，这习惯也养成了，往往在饭前吃这一个月饼时，午饭就要减少，若是照例吃过午饭之后来吃，那么一个两个都可以不成问题。后来鲁迅加以新的解说，戏称之曰“一起消化”，五四后钱玄同往绍兴县馆谈天，饭后拿出点心来的时候，他便笑道：“一起消化么？”也总努力奉陪吃下一个的。

六二病

关于伯宜公的病，《朝华夕拾》中有专写的一篇，但那是重在医药，对于江湖派的旧医生下了一个总攻击，其意义与力量是不可以小看的。但是病状方面只说到是水肿，不曾细说，现在想来补充几句，只是事隔半世纪以上，所记得的也不很多了。

伯宜公于丙申年九月初六日去世，这从旧日记上记他的忌日那里查到，但他的病是甚么时候起的呢，那就没有地方去查了。《朝华夕拾》中说请姚芝仙看了两年，又请何廉臣看了一百多天，约略估计起来，算是两年四个月吧，那么该是起于甲午年的四五月间。可是据我的记忆，伯宜公有一天在大厅明堂里同了两个本家弟兄谈论中日战争，表示忧虑，那至早也当在甲午八月黄海战败之后，东关金家小姑母八月之丧他也是自己去吊的，所以他的病如在那一年发生，可能是在冬季吧。

最早的病象是吐狂血。因为是吐在北窗外的小天井里，不能估量共有几何，但总之是不很少。那时大家狼狈的情形至今还能记得。根据“医者意也”的学说，中国相传陈墨可以止血，取其墨色可以盖过红色，于是赶紧在墨海里研起墨来，倒在茶杯里，送去给他喝。小孩在尺八纸上写字，屡次舔笔，弄得“乌嘴野猫”似的，极是平常，他那时也有这样情形，想起来时还是悲哀的，虽是蒙胧的存在眼前。这以后却也不再吐了，接着是医方与单方并进，最初作为肺痈医治，于新奇的药引之外，寻找多年埋在地下化为清水的腌菜卤，屋瓦上经过三年霜雪的萝卜菜，或得到或得不到，结果自然是毫无效验。现在想起来，他的病并无肺结核的现象，那吐血不知是从哪里来的。随后脚背浮肿，渐至小腿，乃又作水肿医治，反正也只是吃“败鼓皮丸”。终于肿到胸腹之间，他常诉说有如被一匹小布束紧着，其难受是可想而知的了。他逝世的时刻是在晚上，那时椿寿只有四岁，已经睡着了，特别叫了起来，所以时间大概在戌亥之间吧。

六三大书房

要讲到礼房和诚房其他的事情，都与大书房有相关，须得先把大书房所在的那一部分地方先来说明。这便是新台门西南部分，自大厅以西，桂花明堂以南，西至梁宅，南至街为界。其间又可以划分为东西两部。西部另有街门，很早以前出租与人，曾祖母是古老严肃的人，不知怎的肯把这租给开棺材店，突出在东面一条墙上直行写道：“张永兴号龙游寿枋”。东部的北头一部分即是兰花间，上文已曾说及，往南下去则是所谓厅房，再下去即是大书房了。厅房是兴房所有，平常当作客室用，计朝西屋三间，朝北屋四间，成曲尺形，转角这一间有门无窗，别无用处，院子不大，却很有些树木，有月桂，虽不是每月，秋季以外常发出桂花香来，可见的确开花的，罗汉松结子如小壶芦，上青下红，山茶花枇杷木瓜各一株，北窗均用和合窗，窗外有长石凳高低四列，可知以前是很种过些花，大概与兰花间的名字是有关联的。大书房系南北大房各三间，中间一个明堂，靠西是一株桂花，东边一个花坛，种着牡丹，两边是过廊，与南北房相连接。大书房的朝南正屋虽高大，但与厅房的朝北四间是同一屋顶，所以进身不算深，正中间梁上挂着一块匾，写着四个字道：“志伊学颜”，原来不知道是何人手笔，后来所见的乃是中房的芹侯所重写，他通称“廿八老爷”，乃是第十二世中顶小的一位了。

大书房最初是玉田督率他子侄辈读书的地方，时代大概是癸巳甲午，那时牡丹桂花都还健在，伯文与仲阳常因下棋吵架，一个将棋盘撕碎，一个拿棋子撒满明堂中，过了一会又决定从新比赛，便分头去满地拣拾黑白子，或往东昌坊口杂货小铺买纸棋盘去了。本名孟夫子的那位孔乙己也常来枉顾，问有没有文件要抄写，也或顺手拿一部书出来，被玉田碰见，问为什么偷书，答说“窃书不是偷”，这句名言也出在那里。这之后闲废一时，由礼房四七诚房桐生先后寄居，末了礼房利宾全家移入，一部分租给中房月如日如兄弟，阿q的老兄也即是《在酒楼上》所说的长富父女，也借住一角，于是这大书房乃大为热闹起来了。

六四礼房的人们

礼房底下大概也有分派房份，但是现在说不清楚了。只知道其一派是子衡，小名阿惠，曾当过朱墨师爷之类，早已赋闲在家，晚年才成家，住在第四进堂前的一间楼上。他独身时代是有名的“街楦”，整天在外坐茶馆，听谣言，自称是狗眼，看得见鬼，说些鬼话吓唬女人们，别的坏处也还没有，却常被介孚公引为骂人的资料，与四七五十同当作不肖子弟的实例。上文说过六四四七五十是三兄弟，只有六四娶妻，生有子一连元，女一阿云，四七与五十都始终是“光棍”。六四依靠姑夫陈秋舫，是个前清进士，荐在育婴堂里任司事，四七曾作长歌嘲之，于拜忌日时当众朗诵，起首云：“绍兴有个周六四，育婴堂里当司事，”此下有“雪白布头包银子”一句，其余惜已记不得了。他家里的事没有什么特别可记的，除了阿云的这一节。阿云是一个不大得人欢喜的小姑娘，我们小时候常要戏弄她，故意吃东西给她看，却不给她吃，害得她追着看。她于十二三岁时病死了，她的母亲非常哀悼，几乎寝食皆废，听到的人无不替她悲伤，虽然他们平时对于六四太太并没有多少好感。恰好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个“夜牌头”，就是自称走阴差的，平常她们利用迷信骗人骗钱，一定要说那死姑娘怎么在地狱受苦，要她去设法救助可以放免，这回却并不然，她反肯排难解纷，说阿云现今在塔子桥的社庙里，给土地奶奶当从神，一切很好，比在家里还要舒服，也是一番鬼话，却发生了很好的效力。六四太太不但立即停止了她的哀悼，叫人拿了好些纸糊东西到庙里去焚化，给阿云使用，一面又逢人宣布她的喜信，阿云现在做了从神，在什么地方，是什么情形等。从前替她悲伤的人，这次听了她欢喜的报告，又感到一种别的悲哀，因为这明明是一颗吗啡止痛丸，看着她吞下去的，觉得人的受骗真是太容易了。这“夜牌头”的真相终于不曾明白，或者是她自动的说的也未可知，但一般推测是由于六四的计画，嘱咐她这样的说，那也是可能的事。

六五四七

四七与五十两人不知道是谁居长，但总之是年纪都要比伯宜公为大，因为小孩们叫他们为伯伯，却念作阳韵，上一字上声，下一字平声，虽然单读如某伯时也仍念作药韵。四七看他的脸相可以知道他是雅片大瘾，又喜喝酒，每在傍晚常看见他从外边回来，一手捏着尺许长的潮烟管，一手拿了一大“猫砦碗”的酒（砦当是槽字的转变，指喂养动物的食器），身穿破旧龌龊的竹布长衫，头上歪戴了一顶瘪进的瓜皮秋帽，十足一副瘪三气。但是据老辈说来，他并不是向来如此的，有一个时候相当的漂亮，也有点能干，虽是不大肯务正路。介孚公于同治辛未（一八七一）年中进士，点翰林，依照旧时封建遗风，在住宅和祠堂的门口须要悬挂匾额，那时匾上二尺见方的大字即是四七所写，小时候看了一直觉得佩服。大概是癸巳年我同伯升在厅房里读书的时候，曾经请他写过字看，前后相去二十多年，手已发抖写不好了，可是看他的底子还在，比伯文自夸的颜欧各体要好得多。介孚公往江西做知县时，曾带了他去，但是照例官亲总不大能安分，所以不久同了介孚公的外甥一起被打发回家来了。这其间多少年的事情全不清楚，我所能记得的便是那一副落魄相了，脸上没有烟酒气，衣服整齐的时代该是哪么个样子，简直没法子想象，因为他后来的模样完全是一个流氓了。

乡下的流氓有这些分类，由讼师式的秀才文童组成的名为破靴党，一般的低级的则叫作“破脚骨”，积极的进行讹诈，消极的维持地盘，第一要紧的条件是禁得起打，他们的行话叫作“受路足”。四七在本家中间不曾有过讹诈的行为，但听他在吃忌日酒的时候自述，“打翻以（又）爬起，爬起以打翻”，颇能形容出他的受路足的工夫。他的生活诚然穷苦，但每天的茶饭烟酒也相当要几个钱，不知道他是怎么筹划来的，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是一个不可解的谜。大概这是破落大家出来的长衫帮“破脚骨”的一派作风吧，如孟夫子应当也是这一路，但比起来却要狼狈得多，因为他的脚真是给人家打折了（参看《孔乙己》）。

六六四七与五十

四七有一个时期住在后园的“三间头”里。上文已经说及那是仁房所有的房屋，在园的东北角，从大门口进去，要走通五进房子，再通过整个园地，这园里传说有一条大火练蛇，是要扑灯光的，夏天野草长得三四尺高，他于晚间在这当中来去自如，这倒也是很可佩服的。随后他迁移到大书房里，这不知道是在哪一时代，大抵已在他的晚年，他就在那里病殁，至于年月那也已无可考了。

在大宗族的祠堂里，举行春秋祭祀，饮胙时小辈自由坐下在每桌的上下两旁，只留下旁边的一把太师高椅，等辈分上排定的人来坐。这人反正是不认识的，辈分至少要高三辈，叫他作太公总是不会错的，可能是一个二三十岁的店伙，也可能是瘪三样的人，全是要碰巧。在宗祠里这种情形无法避免，平常吃忌日酒便比较好办，例如四七那副尊容，衣服不干净，而且口多微词，始终对于他的长兄夫妇丑诋恶骂，不肯休止；没有固定坐位的小孩们便可以自主的不到他那一桌上去，没有什么困难。可是假如你不避忌他，跑去坐在他那里，他也会知道你的好感，表示一点客气，虽然他的嘲骂或是朗诵未必因而有所改变。对于他，大概只有用这两极端中的某一种办法。

四七这人给予你以一种不愉快的印象，即使他的言动于你毫无关系，相反的是五十，他是个大阴谋家，可是人家见了他不但不害怕，而且反觉得可亲近。我想这好有一比，四七大抵有点像狗，特别是一只外国的牛狗，而五十则是一头猫吧。五十据说曾在县衙门的什么库房里做过事，不过我们认识他时，早已什么事都不干，只在诚房寄食，过着相当舒适的生活。这也是一个不可解的谜。他平常总说，“没有钱愁它什么，到时候总自会来的。”这句话不知有何事实或理论的根据，但在他却并不是说的玩话，因为我们的确看他没有穷过，说他有钱呢，那也当然并不是的，这些难问题我们无法解答，所能知道的也就只是表面的琐事罢了。

六七五十在诚房

诚房的事情以前没有讲了，因为要等五十来补足，所以须得在说明了礼房以后再回过来说了。诚房的子林外出，子贞早死，只剩下子传夫妇和他们的儿子鸣山，住在大堂前东边的一间大房里。西边的两间和兰花间出租给李楚材，在子传死后，鸣山要结婚的时候，才收了回来，由子传太太和儿子媳妇分住，东屋就让给了五十，所以我们所有的五十的印象是与那间大房分不开的。

五十也吃雅片烟，因此很瘦，夏天光着脊梁，辫子盘在头上，肋骨一根根的显露出来，像是腊鸭一样，可是面色并不如四七那么样的青白，穿着一条绸裤子，用长柄的竹锹搅着在铜锅里熬着的烟膏，在煮好了的时候，一锹（读如跷）一锹的装进白磁圆缸里去，看他那细腻精致的作风，愉快满足的神气，简直是一个艺术家的样子。那寄主家里的鸣山虽是独养子，年纪也比他青得多，舒服还比不上他，若是拿去与四七相比，那更有云泥之差，但是四七却只怨恨六四，对于五十不曾有一句不平的话，这在五十更是极不易得的幸运了。

五十平常无论对什么人都是笑嘻嘻的，就是对于年幼的弟侄辈也无不如此，你同他说话，不管是什么他总表示赞同，连说“是呀是呀”，这在地方俗语里说作“是咭是咭”，是字读如什蔼切，又急迫接连的说，所以音变如绍兴音的“孩业”，小孩们遂给他起诨名曰“孩业”，意思即以表明他拍马屁的工夫。因为这个缘故，大家对于他的一般的印象都很好，多和他去接交，结果不免受到他的若干损害。《朝华夕拾》中说小孩打旋子，衍太太鼓励他多做，乃至摔倒受伤了，她又说风凉话，“这是旋不得的”，这是一例。还有重要的是探听消息，制造谣言，向爱听的人散布，引起纠纷，听了觉得高兴。介孚公一面骂五十聊荡不务正业，但是他或他们的话却是爱听的，虽然介孚公去世后已无所施其技，但在五十死时，祖母无意中念一句阿弥陀佛，也可见他影响之多么深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