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五十四章《药堂杂文》（3）

第五百五十四章《药堂杂文》（3）第二分

读书的经验

买到一册新刻的《汴宋竹枝词》，李于潢著，卷头有蒋湘南的一篇《李李村墓志铭》，写得诙诡而又朴实，读了很是喜欢，查《七经楼文钞》里却是没有。我看着这篇文章，想起自己读书的经验，深感到这件事之不容易，摸着门固难，而指点向人亦几乎无用。在书房里我念过四书五经，《唐诗三百首》与《古文析义》，只算是学了识字，后来看书乃是从闲书学来，《西游记》与《水浒传》，《聊斋志异》与《阅微草堂笔记》，可以说是两大类。至于文章的好坏，思想的是非，知道一点别择，那还在其后，也不知道怎样的能够得门径，恐怕其实有些是偶然碰着的吧。即如蒋子潇，我在看见《游艺录》以前，简直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父师的教训向来只说周程张朱，便是我爱杂览，不但道咸后的文章，即使今人著作里，也不曾告诉我蒋子潇的名字，我之因《游艺录》而爱好他，再去找《七经楼文》与《春晖阁诗》来读，想起来真是偶然。可是不料偶然又偶然，我在中国文人中又找出俞理初，袁中郎，李卓吾来，大抵是同样的机缘，虽然今人推重李卓老者不是没有，但是我所取者却非是破坏而在其建设，其可贵处是合理有情，奇辟横肆都只是外貌而已。我从这些人里取出来的也就是这一些些，正如有取于佛菩萨与禹稷之传说，以及保守此传说精神之释子与儒家。这话有点说得远了，总之这些都是点点滴滴的集合拢来，所谓粒粒皆辛苦的，在自己看来觉得很可珍惜，同时却又深知道对于别人无甚好处，而仍不免常要饶舌，岂真敝帚自珍，殆是旧性难改乎。

外国书读得很少，不敢随便说，但取舍也总有的。在这里我也未能领解正统的名著，只是任意挑了几个，别无名人指导，差不多也就是偶然碰着，与读中国书没有什么两样。我所找着的，在文学批评是丹麦勃阑兑思，乡土研究是日本柳田国男，文化人类学是英国茀来则，性的心理是蔼理斯。这都是世界的学术大家，对于那些专门学问我不敢伸一个指头下去，可是拿他们的著作来略为涉猎，未始没有益处，只要能吸收一点进来，使自己的见识增深或推广一分也好，回过去看人生能够多少明白一点，就很满足了。近年来时常听到一种时髦话，慨叹说中国太欧化了，我想这在服用娱乐方面或者还勉强说得，若是思想上那里有欧化气味，所有的恐怕只是道士气秀才气以及官气而已。想要救治，却正用得着科学精神，这本来是希腊文明的产物，不过至近代而始光大，实在也即是王仲任所谓疾虚妄的精神，也本是儒家所具有者也。我不知怎的觉得西哲如蔼理斯等的思想实在与李俞诸君还是一鼻孔出着气的，所不同的只是后者靠直觉懂得了人情物理，前者则从学理通过了来，事实虽是差不多，但更是确实，盖智慧从知识上来者其根基自深固也。这些洋书并不怎么难于消化，只须有相当的常识与虚心，如中学办得适宜，这与外国文的学力都不难习得，此外如再有读书的兴趣，这件事便已至少有了八分光了。我自己读书一直是暗中摸索，虽然后来找到一点点东西，总是事倍功半，因此常想略有陈述，贡其一得，若野芹蜇口，恐亦未免，唯有惶恐耳。

近来因为渐已懂得文章的好坏，对于自己所写的决不敢自以为好，若是里边所说的话，那又是别一问题。我从民国六年以来写白话文，近五六年写的多是读书随笔，不怪小朋友们的厌恶，我自己也戏称曰文抄公，不过说尽是那么说，写也总是写着，觉得这里边不无有些可取的东西。对于这种文章不以为非的，想起来有两个人，其一是一位外国的朋友，其二是亡友烨斋。烨斋不是他的真名字，乃是我所戏题，可是写信时也曾用过，可以算是受过默许的。他于最后见面的一次还说及，他自己觉得这样的文很有意思，虽然青年未必能解，有如他的小世兄，便以为这些都是小品文，文抄公，总是该死的。那时我说，自己并不以为怎么了不得，但总之要想说自己所能说的话，假如关于某一事物，这些话别人来写也会说的，我便不想来写。有些话自然也是颇无味的，但是如《瓜豆集》的头几篇，关于鬼神，家庭，妇女特别是娼妓问题，都有我自己的意见在，而这些意见有的就是上边所说的读书的结果，我相信这与别人不尽同，就是比我十年前的意见也更是正确。所以人家不理解，于别人不能有好处，虽然我十分承认，且以为当然，然而在同时也相信这仍是值得写，因为我终于只是一个读书人，读书所得就只这一点，如不写点下来，未免可惜。在这里我知道自己稍缺少谦虚，却也是无法。我不喜欢假话，自己不知道的都已除掉，略有所知的就不能不承认，如再谦让也即是说诳了。至于此外许多事情，我实在不大清楚，所以我总是竭诚谦虚的。

启蒙思想

偶阅梁僧宝唱所编《经律异相》，卷十一菩萨部十之二，现为大理家身济鳖及蛇狐第四，引《布施度无极经》，叙菩萨誓愿云：

“众生扰扰，其苦无量，吾当为地，为旱作润，为湿作筏，饥食渴浆，寒衣热凉，为病作医，为冥作光，若有浊世颠倒之时，吾当于中作佛，度彼众生矣。”此誓词诚佳，不独十方诸佛，皆赞善哉，即吾辈凡夫亦闻之欢喜佩服，是固即是禹稷之用心，亦为孔孟之所努力宣扬者也。大乘菩萨舍身利众之行为，岂易企及，平常读书人当如此存心，事实上执笔写文章所能做的，也只是为病作医，为冥作光这个愿心，一字一行虽是细微，亦费心血，所冀有半麻半麦之益，功不唐捐耳。古人作文希望有功于人心世道，其实亦本是此意，问题乃在于所依据的标准，往往把这个弄颠倒了，药剂吃错，病反增进，认冥为明，妄加指示，则导人入于暗路，致诸祸害，正是极常见事也。据我想这问题也还简单，大小只须讲一个理，关于思想的但凭情理，但于人无损有益，非专为一等级设想者，皆善也，关于事物者但凭事理，凡与已知的事实不相违背，或可以常识推知其然者，皆可谓真，由是进行，庶几近光而远冥矣。唯习俗相沿，方向未能悉正，后世虽有识者，欲为变易，其事甚难，其人遂亦不易得，二千年中曾找得三人，即后汉之王仲任，明之李卓吾，清之俞理初，而世人不知重，或且迫害抹杀之，间尝写小文表扬，恐信受者极少，唯亡友烨斋表示同意而已。今且另举三数人，所谈不关伦理之巨或男女之微，此刻现在似在可言之列。其一是孙仲容，在他的文集《籀庼述林》卷十有一篇《与友人论动物学书》，今节录其一部分于下云：

“动物之学为博物之一科，中国古无传书，《尔雅》虫鱼鸟兽畜五篇唯释名物，罕详体性，《毛诗》《陆疏》旨在诂经，遗略实众，陆佃郑樵之伦，摭拾浮浅，同诸自郐。……至古鸟兽虫鱼种类今既多绝灭，古籍所纪尤疏略，非徒《山海经》《周书·王会》所说珍禽异兽，荒远难信，即《尔雅》所云比肩民比翼鸟之等，咸不为典要，而《诗》《礼》所云螟蛉果蠃，腐草为萤，以逮鹰鸠爵蛤之变化，稽核物性，亦殊为疏阔。……又中土古有蜮，《诗》《春秋》皆详言之，《说文》虫部及《左传》孔疏引《洪范》五行传说其形，并云似鳖三足，以气射害人。今水虫绝不闻有以气害人者，而印度有电鱼形如木勺，能发电伤人物，窃疑古蜮即电鱼，射人之气即电耳，而谓为含沙射影，则不经之论也。其形如木勺，有尾，说者不审，遂谓似鳖三足，今动物学书说诸虫兽有足者无多少皆以偶数，绝无三足者，而《尔雅》有鳖三足能，龟三足贲，殆皆传之失实矣。”末又谓四灵中麟凤龙三者后世几绝迹，今澳洲有雾鸟，其羽毛华美，或即凤类，龙则化石中有之，与鼍略相近，麟似即麋鹿之别种，天壤间亦容有其物，结论乃云：

“而中土所传云龙凤虎，休征瑞应，则揆之科学万不能通，今日物理既大明，固不必曲徇古人耳。”孙君为经学大师，如今尚存行年九十三矣，而对于生物有如此通达的知识，现今许多少壮人尚当见之生愧，诚可谓难得。其二是刘青园，在所著《常谈》中有好些好意思，都是关于鬼者，今录其卷一的一则云：

“鬼神奇迹不止匹夫匹妇言之凿凿，士绅亦尝及之。唯余风尘斯世未能一见，殊不可解。或因才不足以为恶，故无鬼物侵陵，德不足以为善，亦无神灵呵护。平庸坦率，无所短长，眼界故宜如此。”又卷三云：

“余家世不谈鬼狐妖怪事，故幼儿辈曾不畏鬼，非不畏，不知其可畏也。知狐狸不知狐仙，知毒虫恶兽盗贼之伤人，不知妖魅之祟人，亦曾无鬼附人之事。又不知说梦占梦详梦等事。”其三是李登斋，也是关于鬼的意见，见所著《常谈丛录》卷六中，题曰性不见鬼，其文云：

“予生平未尝见鬼形，亦未尝闻鬼声，殆气禀不近于阴耶。记少时偕族人某宿鹅塘杨甥家祠堂内，两室相对，晨起某蹙然曰，昨夜鬼叫呜呜不已，声长而亮甚可畏。予谓是夜行者戏作呼啸耳，某曰，略不似人声，乌有寒夜深更，奔走正苦，而欢娱如是者，必鬼也。予终不信。越数日予甥杨集益秀才夫妇皆以暴病相继殁，是某所闻者果为世所传勾摄之走无常耶？然予与同堂隔室宿，殊不闻也。郡城内广寿寺前左有大宅，李玉鱼庶子传熊故居也，相传其中多鬼，予尝馆寓于此，绝无所闻见。一日李拔生太学偕客来同宿东房，晨起言夜闻鬼叫如鸭，声在壁后，呀呷不已，客亦谓中夜拔生以足蹴使醒，听之果有声，拥被起坐，静察之非虫非鸟，确是鬼鸣。然予亦与之同堂隔室宿，竟寂然不闻，询诸生徒六七人，悉无闻者，用是亦不深信。拔生因述往岁曾以讼事寓此者半年，每至交夜则后堂啼叫声，或如人行步声，器物门壁震响声，无夕不有，甚或若狂恣猖披几难言状。然予居此两载，迄无闻见，且连年夏中俱病甚，恒不安寐，宵深每强出卧堂中炕座上，视广庭月色将尽升檐际，乃复归室，其时旁无一人，亦竟毫无影响。诸小说家所称鬼物虽同时同地而闻见各异者甚多，岂不有所以异者耶。若予之强顽，或鬼亦不欲与相接于耳目耶，不近阴之说尚未必其的然也。”不佞是相信神灭论的，至少也是以不知为不知的，故对于刘李二君的见识与态度甚为佩服，即使还不够说为冥作光，那种根据自己的经验，直截表示，可以说是求真的态度，最值得我们的取法。本来鬼也是可以谈得的东西，只是有条件，这便是要为说鬼而说鬼。《癸辛杂志》说东坡的事云：

“坡翁喜客谈，其不能者强之说鬼，或辞无有，则曰，姑妄言之。闻者绝倒。”这样的谈鬼才有意思，若是自己信鬼，瞪目结舌，说与众人听，则村中翁媪都会，只值得有笃志学徒珥笔抄录，不必自灾纸墨也。若或假借鬼物以示劝戒，以便私图，标号曰神道设教，是则实与巫工无异，妄说祸福，罚取灯油钱入己，如依章实斋笔法，当云并干三尺严条者也。所以说到底时，最善谈鬼的须是不信鬼的人，而一般关于鬼的信仰与记述，乃只是民俗志的材料罢了。讲到这里，我便要再举出一个人来，即其四是俞曲园，是也。俞先生行年六十，正是前一个庚辰年，起手著作其唯一小说《右台仙馆笔记》十六卷，这如缪艺风在行状上所说，可以与纪晓岚的阅微草堂五种，孙彦清的寄龛四志相并，是清代小说中的佳作，但是《右台仙馆》另有一种特色，为别家所无者，便是说鬼而未必信鬼，卷首小诗二首之一云，正似东坡老无事，听人说鬼便欣然，可以见之。《笔记》卷十二中有一则，记见鬼事数项，末云：

“余神识早衰，近益昏眊，虽视人之须眉且不甚了，宜其不足以见鬼矣。”寥寥数语，殊有排调之趣，先辈风致真不易及，我们拍桌打凳而讲无鬼，相形之下，良自惭已。

上文拉扯得很广，终于未能得要领，现在来总结一下，以便住笔。这里所说都是前代先贤的话，实在的意思却是在于现今，欲向少壮诸君进一言耳。老辈既多明达者，后来者当更精进，希望有人发挥而光大之，即以中学所得来的科学知识，少加整理，便足为常识之基本，持以判别旧来的传承，使有条理，当非难事也。志怪说鬼，亦非不可，要知此事甚非易，且留俟有能力者为之，有如诗文小说，非人人皆可染指者也。不过我今所云乃是常理，在乱离之世，感情思想一时凌乱莫可收拾，启蒙运动无从实现，今亦如渔洋山人言，姑妄言之姑听之可也。廿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新文字蒙求

晚清时代的学者里面有好些是我所佩服的人，现在只说某一方面的共有两个，这便是王菉友与张香涛。或者要有人觉得奇怪，此二人有点列举得不伦不类，这批评也颇有理，假如我们认为那是《说文释例》的与《劝学篇》的作者。不过我这里的看法稍有不同，我把他们的《书目答问》《

轩语》与《文字蒙求》《教童子法》相提并论，其间自然可以有一种连系，共通的特色是肯为后生初学指点说法，我所佩服的便是这一点。两三年前写“看书偶记”曾约略说及，《读

轩语》中有云：

“《复堂日记》卷三庚辰年下有一条云，阅《

轩语》，不必穷高极深，要为一字千金，可谓知言。六十年来世事变更，乃竟不见有更新的学术指南书，平易诚挚，足与抗衡者，念之增慨。”又《读文字蒙求》中云：

“清朝乾嘉以后国学大师辈出，但其所经营者本是名山事业，殆无意为小学生预备入门梯阶，故至今《说文》仍为难读之书，所谓小学终非大人不能去翻看第一页也。王菉友于文字学上想到童蒙求我，虽是草创之书，历整整百年，还须推独步，思之可尊重，亦令后人愧恧耳。”我常这样想，现代的学者太是小乘的了，平常在研究所埋头用功，苦心著书，本是很好的事，但其目的差不多就是写自己的博士论文，只要有惊人的新发明，即使转入牛角湾去也无妨碍，这正是声闻乘的行为，至多是得到阿罗汉果，还仍是个自了汉罢了。大乘菩萨的众生无边誓愿度固然不容易做到，但是这样态度却是学者所应有的，自己辛苦的得闻半偈，便当想念有些人无缘闻法，要怎样帮助他们才好。学者为青年人设想，宁可耽误了自己的修行，分出点功夫来写入门的书，此正是法施，功德可以与济贫相比，即使只是戋戋小书，而中含大慈悲心则无有殊异。可惜的是这种人太少，好容易有了一个，后边就接不上，我们小时候见到《书目答问》，这是如何的重视呢，指引我们审择买书，赛过有良师益友，可是眼看四十个年头过去了，还只是那一部书，近来范希曾始有《补正》，未能算是新作，这与《文字蒙求》之后只有蒯礼卿的《广义》一样。王菉友原书本来也是根据《说文》，但其中改变旧说，自出新意的地方亦所在多有，《广义》于此等处却重引前说，或涉及阴阳五行，悉与本文乖违，未免可笑。如月巾下原文云：

“以上二字各有象形，不必谓之从冂也。”《广义》乃一一引《说文》云，从冂，二其饰也，又云，从冂，丨象系也。卷首第一字为日字，原文云：

“日中有黑影，初无定在，即所谓三足乌者也。”是完全以象形解释，《广义》则加以玄学的说明云：

“太阳之精不亏，故从囗，一以象形，中央之一古文乙字之变，阳中有阴，故日中有黑影，如离卦然。”此种说法以谈文字，既未必高明，持予童蒙，更难领受矣。

上文所说张王二君的四种书，现在都很需要，因为是启蒙的或是初学工具书，缺少这些，则学问不易发达，虽有专门家亦只是为学界做装饰而已。不过我们所要的乃是新作，并非单是增订或注疏之类，例如“新书目答问”的内容，应当于《书目答问》之上加上《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与《贩书偶记》的分子，使读者一检即得，能知是书之刻本异同优劣，可以不合于大师之家法，总须适于学子之实用。至于“新文字蒙求”，也用同样的方针，参加古今中外的材料，不必定想把文字学的精义传授给人，至少能引起青年人对于汉字的一点兴趣，就很好了。王氏自序中云：

“雪堂谓筠曰，人之不识字也病于不能分，苟能分一字为数字，则点画必不可以增减，且易记而难忘矣。苟于童蒙时先令知某为象形，某为指事，而会意字即合此二者以成之，形声字即合此三者以成之，岂非执简御繁之法乎。”这个意思本来很对，在西欧言语学上也就是语源的解说，不算什么新鲜，从前学英文时从马孙氏文法上见到一点，觉得很有意思，使我对于文法书颇感兴趣。这是在讲名词之阴阳属的变化，注中说及主人（lord）这字乃是古英文hlafweard之省，意云面包管理者，而主妇（lady）原语为hlaefdige，意云制面包者。后来我又知道古英文中有hlafaeta一语，意云吃面包者，乃是仆人，更有诙谐之趣矣。此外就偶然记忆的说，如甘草（liquorice）字一见似是拉丁来源，而实出希腊语glukurrhiza，意云甘根，又蒲公英（dandelion）雏菊（daisy）都是常见的草花，其原文一为法文dentdelion，意云狮子牙齿，一为古英文daegeseage，意云日之眼。在拼音文字里就只是这些意义的变迁觉得有趣味，英国都已有威克来与斯密士等人写了好许多书，引人入胜，若汉文又有象形指事的花样，更为有趣，自然更容易写成可读的书。本来《文字蒙求》也编得很好，只是一个个字的罗列，兴趣容易分散，尚不宜于初步的读者，此外则因时代关系，甲骨钟鼎文字的材料未能利用，亦是可惜。现在似乎可以像斯密士著那小册《英语》（theenglishlanguage）的样子，分几章来讲，或依六书，或照语类，深入显出，触类旁通，迤

说来便自有嘉趣，不要怕损了学者的“纱帽翼子”，但求得童蒙的一顾，此事便不白做矣。《蒙求》中收止字，此本是足趾，只有小篆，已不甚似，此处即应不客气的照甲骨文写一个脚八桠子，以此为本而讲到步，由此而陟而涉，与陟相对的降，

从彳从止，便牵连到行，及出亦从止，各从倒止，意即是格，而客字也跟了出来，这样的安排，在内行人的手里，运用丰富的资料，大抵可以写成一章通俗而充实的文吧。不过话说到这里，要紧的还是须得有人来写，这却又须得不但是专家而且还要肯做这利他的工作的。从前曾经对故友烨斋提过几次，他总是说原则上赞成，因病不能写，现在难道可去电灯柱上贴广告么，也只好这样说说空话，表示一种漠然的希望罢了。或曰，何不自己来动手？庄生说得好，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尊俎而代之矣。

道德漫谈

从杭州搜得《悱子读史记》二册，不佞绝不喜史论，而此书乃不惜高价远道以得之，则因其为乡人著作耳。书不分卷，而分本纪年表世家列传四目，共计书后百一十篇，山阴叶骥撰，有康熙丁丑自序，刻于乾隆己丑，用木活字，已在七十二年后矣。史论只是那么一回事，读去本无甚期待，如说汉高帝一生有两哭两泣，颇可解颐，但亦不过波峭而已，末一篇《书货殖列传后》，却很写得有意思。其大旨谓谋道不谋食，为三代以前言之也，学者必先治生，为三代以后言之也。结论云：

“要之自有生民以来即有衣食之忧，第其忧有上下之别耳。一民饥由己饥之也，一民寒由己寒之也，是时则忧在上矣，故下可不忧。君者所以役民也，民者所以奉君也，是时则忧在下矣，虽欲勿忧，其可得乎哉。”这一节话读了很有点喜欢，因为与我平日的意见相似。叶君在文中历叙他的理论的根据，有云：

“三代之时，仕有禄，农有田，百工技艺莫不有所，民间出入丰歉，皆君为之计，循其法而行之，无不得食。及井田废而王道坏，人无恒产，仕而得禄者十无一二，余皆藉其智力，以自食于农工商贾之途，谋之则得食，不谋则不得食，上之人不知也，饥寒饱暖，一惟己之智力是问矣。”又云：

“或曰，孔子弟子惟子贡货殖，其余皆忧道不忧贫，未闻有饥寒而死者。噫，是时先王遗制未泯，恒产犹在人间，至贫如颜子，犹有负郭田百亩，彼所谓不忧贫，特不作富贵想耳，岂至饥寒而死哉。”这些话都说得很有趣味，但是不免过于理想，不能作为确实的根据。井田等等三代的善政于史上多无可考，世界古史及民俗学里也难找得这种类例，所以如信为史实，以为民生衣食之忧有两个时期，即忧有上下之别，那是不对的，但假如当作儒者理想看，说儒家思想有两段落或分派，此即饥寒由己，民以奉君，忧在上与忧在下这两种，那么这道理不但说得过去而且也是很有意义的事了。老实说，我平常是颇喜欢儒家，却又同时不很喜欢儒家的。从前与老朋友谈天，讲到古来哲人诸子，总多恕周秦而非汉，或又恕汉而非宋，非敢开倒车而复古也，不知怎的总看出些儒家的矛盾，以为这大概是被后人弄坏的，世间常说孔孟是纯净的儒家，一误于汉而增加荒诞分子，再误于宋而转益严酷，我们也便是这样看法，虽然事实上并不很对，因为在孔孟书中那些矛盾也并不是没有。《孟子》卷四《离娄下》云：

“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孟子曰，禹稷颜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今有同室之人斗者，救之虽被发缨冠而救之，可也。乡邻有斗者，被发缨冠而往救之，则惑也，虽闭户可也。”这里的话有些有点儿不合事理。禹稷颜子如果同道，那么其形迹不同当由于地位之异，所谓易地则皆然也，说平世乱世似乎分得不对，禹时有洪水，虽非乱世，岂不是大灾祸之时乎。至于以同室与乡邻之斗分别作譬喻，更欠切贴，只要全篇通读一过，即可看出不能自圆其说。照这样看来，我们把一切都归咎后儒，未免很有点冤枉的。我想，这个毛病还是在于儒家本身里，他有前后两宗分子掺合在一起，其不能融和正是当然的了。所谓前后分子，最好便借用悱子的现成话，即是饥寒由己，民以奉君这两样不同的观念，换句话说，亦即是儒者自居的地位不同，前后有主奴之别也。这样看来，我们喜欢与不喜欢的原故也就可以明了，其理由也可以说是并没什么不合了。孟子书中于赞美禹稷之外又常提及仁政，最具体的如在《梁惠王上》所云：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对于梁惠王齐宣王都说过同样的话，在《尽心上》伯夷避纣章中又反覆的说，可见这在孟子是极重要的事，无论实行上效果如何，总之这还是古圣心法的留遗，至少是以禹稷为模范的，可以说是儒家的大乘一派。又《尽心下》云：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为了这几句话，不但使得孟子坐不稳圣庙，而且还几乎受明太祖的箭射，此最显得出孟子的真精神，与其思想的真来源也。但《滕文公下》答公都子问中大骂杨墨，最言重的是这一段：

“杨子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子姑且不论，墨子实在是禹之徒，摩顶放踵而利天下，或少事实可征，若守宋国一事，已尽足与子贡存鲁相比，孟子尊大禹而于墨子加以罗织，未免于理有乖，视上文论斗更差一步矣。《论语》记言甚简略，故孔子无具体的大段言论，惟对于禹之倾倒极为显著，至称之为无间然，又其所标举德目最要为仁与智与勇，此虽稍为抽象，但亦正与后来的小乘派截然不同。《庄子·天道篇》云：

“昔者舜问于尧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尧曰，吾不敖无告，不废穷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妇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这虽是道家所说的话，却是很得要领，显得出儒家广大的精神，总是以利他为宗，与饥寒由己的思想一致。后来儒者便是另一条路，盖其思想转为君以役民，民以奉君了，故其言曰，臣罪当诛，天王圣明，曰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天地万物只以三纲统之，孔子所举示的仁智勇已被阁置，改易为忠孝贞节，此三者本亦不坏，但是人的道德只局限于对于君父与夫的服役，与前者利他的精神相比，其大小广狭显然大异，即使不说别的，其为小乘总是无可疑了。在奉者一方面做去，不无牺牲之美德，但在役者一方面这便容易有威福的倾向，故此种教条无论怎样说的巧妙圆到，总不能完全脱掉利己的气味，实是无可如何的事，盖由于事实然也。

以上所说本来只是外行人的考察，又说得很凌乱，难免有些错误，不过这都没有多大关系，我对于经学或哲学不曾有研究，说错看错无宁说是当然，这里我只是以中国人的关系对于本国的事来插一句嘴而已。上文尽管说的不对，我只想表明这一点意见，中国思想中有为人民与君父的两派，后者后来独占势力，统制了国民的道德观念，这是很不幸的一件事。我平常读近代文人的文集，其中所记多是大官，孝子节妇等事，看笔记则大都讲雷击不孝，节妇子中举，展卷辄感不愉快，此皆所谓有益于风教之文字也，但其意思何其卑陋，影响何其下劣耶。在上者如务恫吓，不服事将有鬼责，在下者计利得，服事将获富贵，是使父子夫妇之亲不以天然的恩情相维系，反而责报偿论利害，岂非以凉薄为教，民德焉得而不日降哉。窃意中国道德标准宜加改正，应以爱人亲民为主，知己之外有人，而己亦即在人中，利他利己即是一事，空洞的一句话，在现今中国相信却是良药，只是如何吃下去，则不佞尚未想出方法耳。一杯药水到了肚里，怎样作用生出反应，身里的老病和旧毒怎样的变化增减，原有铁似的自然法则在焉，或愈或不愈，人力殆不能变动，俗语云，医生有割股之心，也只有是尽心开一方案，但如说得不敬一点，则又可谓之尽人事也。廿九年九月四日。

女学一席话

溽暑避客，有老友携啤酒见过，不得不接见。酒味苦如药，甫罄一杯，客即发问，曰对于女子教育意见云何。闻之酒悉化汗，自额上出，而客意甚诚，盖有千金在中学毕业，来询求学方向，不能不作答。敛神养气久久乃对曰，如世间所云，贤妻良母，当是最平稳的主张，但是鄙人不能赞一辞。为什么呢？这有两种理由。其一如何是贤妻良母，我不能知道。论一件事情可以有种种不同的标准，因时地而异，周公周婆的问题还在其外。德国学者希耳息菲耳特博士著游记曰“男与女”，分远东南洋印度近东四部，记所见闻性的风俗，因为出于专家之手，足资参考。他在印度大忌林地方遇见西藏女人的纪事很有意思，原文云：

“西藏女人在性学者看来有特别的兴趣。身体魁伟，骨格坚实，挂满了各种珍饰，嘴里咬着短烟管，她从西藏高原大踏步走向市场去，后面跟着她的三个以至五个丈夫，大抵是兄弟，背了货物在她后边跑，像奴隶一样。”这是一方面，别一方面是中国，那里是行着合法的多妻制，游记有一节云：

“据计算说，现在中国人中有百分之约三十只有一个妻子，百分之约五十有两个妻子，百分之十娶有三个以至六个女人，百分之五左右有六个以上，有的多至三十个妻子或者更多，关于张宗昌将军，据说他有八十个妻子，在他战败移居日本之前，他只留下一个，其余的都给钱遣散了。我在香港，有人指一个乞丐告诉我，他在正妻之外还养着两房正妾云。”以上所说固然是两民族的事，尽足证明标准之怎样的可以不一致。照前者来说，贤妻的标本当是武后山阴公主，这自然是不可为法，但如后者则《关雎》《螽斯》不妒之德乃是最高的女性道德，虽然是古来的传说如此，不过我想现在也未便即以此为教育之标准吧。再说，将来的理想的贤妻良母应当如何，这是一个大问题，现今却是没法谈，所以归根是不能知道。其二，如何是贤夫良父，这又是不明白的事。许多事情都是对待的，要想叫女人作贤妻良母，对于男子方面也不得不问一声，怎样是贤夫良父，以便对照设计。可是这个不但我不知道，恐怕别人也都不能比我知道得多。中国绅士大抵不喜欢说自己不好，现在就不必来多说致犯众怒，只须简单的说一句，照现在多数男子的生活，要说谁是够得上模范的好的丈夫与父亲，大约谁都有点不好意思承认吧。总结一句话，贤妻良母，虽是四平八稳的主义，讲得圆到一点可以新旧咸宜，可是我觉得有这些难处，所以无法着手，只好敬谢不敏了。

那么从职业问题上来谈女子教育么，这也不好办。现在男子的职业还成问题，大学毕业的出路只有做官，办报，教书这几种，生产事业方面几乎没有，更不必说战后的民不聊生，农工失业，不知政治家将何以善其后，此刻来为妇女计划职业，我们外行实在觉得无从下手。或者就去在做官办报教书的三途中分得位置，也可以说是一种办法，但是现今中国的家庭与市场都还是旧式组织的，主妇如出外就薄给的职业，同时家中即须添雇用人，结果在利益上还是差不多，这即使不是如古人所说的易子而食，也总近于易子而教吧。老实说，现在女子求教育，不可从职业着想，如作为装饰看，倒还不错。列位不要以为这里含有什么讽刺，实在是如字说的老实话，至于因为老实而稍似唐突，或亦难免。所谓装饰，不必将学位证书装框高悬，或如世间所说，大学文凭可作嫁妆的一部分，其实只是凭了学问与教养的力，使姿态与品格自然增高，这是极好的精神上的装饰，在个人是值得用了十载寒窗的苦工去换了来的。国民中间有教养的人多，岂不也是国家的名誉，所以这种装饰正是未可非薄的，就只怕的民穷财尽，将不可多得耳。现在话休烦絮，女人如要求学问，我觉得第一须与家庭社会的问题分离，这些问题即使有改革之必要，一时无从说起。石川啄木在三十年前的一篇文章里曾说道：

“我所感到不便的不仅是将一首歌写作一行这一件事情。但是我在现今能够如意的改变，可以如意的改变的，不过是这桌上的摆钟砚台墨水瓶的位置，以及歌的行款之类罢了。”女子的高等教育，如说的迂阔一点，当以为学问而学问为理想，这与家庭社会的现状虽似无关系，但如上文已曾说及，于国家民族的文化前途却不是无补的。其缺点是只能为少数说法，必须其父母能供给求学，出阁后要家门清吉，于家务之余，可以读书用功替代打牌看戏，这才合格，事实上当然不能太多，但或者也还不致于很少乎。其实这种资格在男子想还不甚难得，今专对女子而言者，盖以男子志在四方，多有出仕的野心，学问流为敲门之砖，比比皆是，反不如女子无此特权，多有纯粹为学的可能，鄙人上条陈于女子而不往烦绅士诸君之清听者，实为此故耳。

引言拉得颇长，讲到本文，只有简单的几句话而已。女子做学问，我想最好是文化史一类的工作，这不但现在中国最缺乏，实在也于女子相宜。本来男女求学机会应当平等，女子如喜欢去弄理工方面，别无不可，不过那些东西男子着手的很多，还不如这边学问也极重要而较为冷寂，女子求学可以不谋功利，正适于担负这个责任。中国史学不可说不发达，从我们外行人看来，总觉得向来偏于政治史，其次是军事，经济已绝无仅有，至于人民生活便几乎找不到纪录，后来也不大有人加以注意。太炎先生曾说，儒生高谈学术，试问以汉朝人吃饭时情状便不能知，这话实在说得不错。我现在便是想劝女士们来做这面的学问。汉朝人吃饭时情状不过是一个例，推广起来可以成为许多许多的问题。我们各时代地方的衣食住，生计，言语，死生的仪式，鬼神的信仰种种都未经考察过，须要有人去着手，横的是民俗学，竖的是文化史，分了部门做去，点点滴滴积累起来，尽是可尊贵的资料。想起好些重要事业，如方言之调查，歌谣传说童话之收集，风俗习惯之记录，都还未曾做，这在旧学者看来恐怕全是些玩物丧志的事，却不知没有这些做底子，则文字学文学史宗教道德思想史等正经学问也就有点站立不稳，由此可知学问无孤立亦无无用者也。尝见英国有哈理孙女士，研究古希腊宗教神话，茂来女士著《西欧之巫术》等，皆有新意见有重要地位，传说中“亚耳戈号的航海者”，“灰娘”等专题研究，亦有诸女士担任，著有专书行于世。美国儿童学书，自体质知能的生长之测量，以至教养方策，儿歌童话之研究，发刊至多，任之者亦多是女士，儿童学祖师斯丹来诃尔生于美国，其学特盛，又教育发达，幼稚园女师众多，故具此现象，中国自不能相比，唯其意实可师也。相传谓自人类学成立而“人”之事始渐明，性的研究与儿童学成立而妇人小儿之事始渐明，是为新文明之曙光，何时晒进中国来殊未可知，总值得留意，男子如或太忙，可希望者自唯在女士耳。预备工夫大抵最要是常识，国文外国语也极重要，研究以本国事物为对象，故资料太半须求之于古文献，若比较研究之方法则不得不借助于异邦先辈的著作，外国文需要两种以上才行，否则不单是怕不够用，亦虑眼界未能广也。

缕至此，仍未着边际，自己觉得有点近于醉话，其实是未必然，大约只是说的不好之故，若然则此一席之话殆可以就此结束矣。

读列女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