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四十一章《苦口甘口》（3）
第四百四十一章《苦口甘口》（3）第二分
武者先生和我
方纪生先生从东京寄信来，经了三星期才到，信里说起前日见到武者小路先生，他对于我送他的晋砖砚很是喜欢，要给我一幅铁斋的画，托宫崎丈二先生带来，并且说道，那幅画虽然自己很爱，但不知道周君是否也喜欢。我在给纪生的回信里说，洋画是不懂，却也爱东洋风的画，富冈铁斋可以说是纯东洋的画家，我想他的画我也一定喜欢的。在《东西六大画家》中有铁斋的插画三幅，我都觉得很好，如《献新谷图》，如《荣启期带索图》，就是缩小影印的，也百看不厌，现在使我可以得到一张真迹，这实在是意外的幸事了。
我与武者小路先生初次相见是在民国八年秋天，已是二十四年前的事了。那时武者先生（平常大家这样叫他，现在也且沿用）在日本日向地方办新村，我往村里去看他，在万山之中的村中停了四天，就住在武者先生家的小楼上，后来又顺路历访大阪京都滨松东京各新村支部，前后共化了十天的工夫。第二次是民国二十三年，我利用暑假去到东京闲住了两个月，与武者先生会见，又同往新村支部去谈话一次。第三次在民国三十年春间，我往京都东京赴东亚文化协会之会，承日本笔会的诸位先生在星冈茶寮招待，武者先生也是其中之一人。今年四月武者先生往南京出席中日文化协会，转至北京，又得相见，这是第四次了。其时我因事往南京苏州去走了一趟，及至回来，武者先生快要走了，只有中间一天的停留，所以我们会见也就只在那一天里，上午在北京饭店的庸报社座谈会上，下午来到我这里，匆匆的谈了一忽儿而已。这样计算起来，除了第一次的四天以外，我同武者先生聚谈的时候并不很多，可是往来的关系却已很久，所以两者间的友谊的确是极旧的了。承武者先生不弃，在他的文章里时时提及，又说当初相识彼此都在还没有名的时代，觉得这一点很有意思。其实这乃是客气的话，在二十四五年前，白桦派在日本文学上正很有名，武者先生是其领袖，我的胡乱写些文章，则确在这以后，却是至今也还不成气候，不过我们的交际不含有一点势利的分子，这是实在的事情。事变之后，武者先生常对我表示关心，大约是二十六年的冬天吧，在一篇随笔里说，不知现在周君的心情如何，很想一听他的真心话。当时我曾复一信，大意说如有机缘愿得面谈，唯不想用文字有所陈说，盖如倪云林所言，说便容易俗，日本所谓野暮也。近来听到又复说起，云觉得与周君当无不可谈者，看了很是感动，却也觉得惭愧。两国的人相谈，甲有甲的立场，乙有乙的立场，因此不大容易说得拢，此是平常的情形，但这却又不难互相体察谅解，那时候就可以说得成一起了，唯天下事愈与情理近者便愈远于事实，故往往亦终以慨叹。我近来未曾与武者先生长谈深谈过，似乎有点可惜，但是我感觉满足，盖谈到最相契合时恐怕亦只是一叹喟，现在即使不谈而我也一样的相信，与武者先生当无不可谈，且可谈得契合，这是一种愉快同时也是幸福的事。最初听说武者先生要到中国来漫游，我以为是个人旅行，便写信给东京的友人，托其转带口信，请他暂时不必出来，因为在此乱世，人心不安，中国文化正在停顿，殊无可观，旅途辛苦，恐所得不偿所失。嗣知其来盖属于团体，自是别一回事了，武者先生以其固有的朴诚的态度，在中国留下极深的好印象，可谓不虚此行，私人方面又得一见面，则在我亦为有幸矣。唯愿和平告成后，中国的学问艺术少少就绪，其时再请武者先生枉驾光来，即使别无成绩可以表示，而民生安定，彼此得以开怀畅聚，将互举历来所未谈及者痛快陈之，且试印证以为必定契合者是否真是如此，亦是很有意思的事也。
至于我送给武者先生的那砖砚，与其说是砚，还不如说是砖为的当，那是一小方西晋时的墓砖，有元康九年字样，时为基督纪元二百九十九年，即距今一千六百四十四年前也。我当初搜集古砖，取其是在绍兴出土的，但是到了北京以后，就不能再如此了，也只取其古，又是工艺品，是一种有趣味的小古董而已。有人喜欢把它琢成砚，或是水仙花盆之类，我并不喜欢，不过既已做成了，也只好随它去。我想送给武者先生一块古砖，作为来苦雨斋的纪念，但是面积大，分量重的不大好携带，便挑取了这块元康断砖，而它恰巧是琢成砚形的，因此被称为砚，其实我是当作砖送他的，假如当砚用一定很不合适，好的砚有端溪种种正多着哩。古语云，抛砖引玉。我所抛的正是一块砖，不意却引了一张名人的画来，这正与成语相符，可谓巧合也矣。民国癸未秋分节。
上边这篇文章是九月下旬写的。因为那时报上记载，武者先生来华时我奉赠一砚，将以一幅画回赠，以为是中日文人交际的佳话。我便想说明，我所送的是一块砖，送他的缘因是多年旧识，非为文人之故，不觉词费，写了三张稿纸。秋分节是二十四日，过了两天，宫崎先生来访，给我送来铁斋的那幅画。这是一个摺扇面，裱作立轴，上画作四人，一绿衣以爪杖搔背，一红衣以纸撚剌鼻，一绿衣蓝褂挑耳，一红衣脱巾两手抓发，座前置香炉一，茶碗三，纸二枚。上端题曰：
经月得楼飕，头懒垢不靧，树间一梳理，道与精神会。痒处搔不及，赖有童子手，精微不可传，
齿一转首。呿口眼尾垂，欲喷将未发，竟以纸用事，快等船出闸。耳痒欲拈去，猛省须用
，注目深探之，疏快满须发。右李成德画理发搔背刺
喷耳四畅图赞，觉范所作，铁斋写并录。赞一末句会字，赞四次句省用字，均脱，今照《石门文字禅》卷十四原本补入。案南唐王齐翰有《挑耳图》，似此种图画古已有之，列为四畅，或始于李成德乎。据《清河书画舫》云，王画法学吴道子，李不知如何，唯飘逸之致则或者为铁斋所独有，但自己不懂画更甚于诗，亦不敢多作妄言也。铁斋生于天保七年（清道光十六年），大正十三年（民国十三年）除夕卒，寿八十九岁，唯《荣启期带索图》为其绝笔，则已署年九十矣。十月一日再记。
草囤与茅屋
近日整理书架，有几种旧杂志，重复拿出来看一遍，觉得很有意思。这里其一是飞驒考古土俗学会所编刊的《飞驒人》，其二是日本民艺协会的月刊《民艺》。
《飞驒人》发刊已有十年以上，我所有的只是第八九十年这三卷，以前的另册六本而已。编辑人为江马夫人三枝子女史，是知名的民俗学家。江马修氏则是大正时代的小说家，短篇《小小的一个人》我于民国七年中译出登在《新青年》上，差不多可以算是翻译日本作品的开始，暑假时回南边去，也带了一册《受难者》在火车上阅读。近年江马氏在家乡写了一部《山国的人民》，共有三册，叙述飞驒在明治维新之初的事情，虽然分量较少，是可以与藤村的《黎明之前》相比的大著作。飞驒的都市固然已现代化，但是许多山村还保留不少封建时代的遗风，因此民俗调查更特别有意义，江马夫人又多注意于女性生活，这是自然的却也是难得的事。偶然得到三国书房出版的几种丛书，读了很感兴趣，特别是江马三枝子的《飞驒的女人们》，濑川清子的《海女记》与《贩女》，能田多代子的《乡村的女性》。江马夫人著书中有几章曾在《飞驒人》上登载过，濑川能田两女史也都是常常寄稿的人，与这刊物很有关系的。《海女记》我曾经细细读过，《飞驒的女人们》读了更很有所感，最喜欢的是第一篇《草囤里》，叙述儿童期的暗淡状况，为山村的辛苦生活的起头，很想翻译出来，但写了几行又复歇下了。草囤和名津不罗，飞驒地方的据插画是一种小木桶，普通多束稻草蟠曲叠成之，坐小儿其中，吾乡称曰囤窠，唯用于冬日，夏则有坐车，他处或无区别也。文中说到了插秧什么农忙时期，吃奶的小儿放入草囤里便摆在田塍的阴凉处，或者单独留在家里。原文有一节云：
“在江马的长篇小说《山国的人民》第二部中，曾记着明治元年那时的革新的知事梅村速水微行观察插秧时节的农村的事。半路上遇着大阵雨，梅村主从两人跑进一家穷苦的农民家里躲雨去。那时的情景这样的写着。——
家里边很暗，在梅村的眼里全是灰黑色的。跑进去的地方是二弓左右高低不平的泥土地，左边是一间并没有马的乱杂的马房，因了马溺以及腐烂的草的强烈的臭气，家里闷得透不过气来。当面是一间比较宽阔，满是灰尘，低的板地的厨房，在没有火的地炉上面，有一根藤蔓制的粗糙的钩子，从漆黑的屋顶直挂在那里。板地上到处都是屋漏水，滴答滴答响着。
人是谁也不在。
梅村很有兴味似的将这贫穷的空虚暗黑的家里四面看到，忽然大张了眼。在里边黑而细的柱子旁边，有一个用稻草编成桶形的草囤，里面放着一岁左右的小儿。这婴儿的小脸上看去黑黑的聚满了苍蝇。小儿一半睡着，却又在发出像要消灭似的微细的咿咿的啼声。看起来大概是小儿觉得苍蝇讨厌得很，早就用力的叫喊，可是苍蝇看透了对手之无用，并不想走开，而且闻了乳花香来的只是加多，终于哭得倦了，也哭不出声了，所以昏昏的半睡着，还在微微的发出绝望的悲鸣吧。
‘这可了不得，’刚嚷这一句，梅村就穿着草鞋跨上板地，一直走到草囤边去。苍蝇多少逃去了一点，可是大部分还黑黑的仍旧停留在小儿的脸上。他急忙打开扇子，在草囤上边猛扇了两三下，苍蝇的黑色的一块嗡嗡的叫着，这才离开了小儿的脸，纷纷的满屋飞散了。
‘好凶的蝇呀，’随从源八说，也看得有点呆了。
‘蝇固然凶，父母也凶呀。真亏他们会得把婴孩这样的抛弃着。’
‘因为田里很忙的缘故吧。’
‘那是知道的。可是，无论怎么忙，也该有什么个办法吧。或者背了小儿不能插秧也说不定，总之不该把小儿独自抛在家里，让苍蝇尽叮着的呀。’梅村生气似的这样说。回过头去看时，苍蝇的黑的一群又是围住了小儿，一面嗡的叫着，在等机会想聚集到那乳花香的小脸上去。小儿仍是那么像要消灭似的咿咿的啼哭着。他再用扇子去赶苍蝇，不让他们去袭击小儿，一面差不多发怒似的喊道：
‘源八，快去找那父母回来。’
于是那正在插秧的母亲叫了来，很被梅村知事叱责了一顿。被大人所骂了，母亲非常惶恐，只是谢罪求饶。可是实际上并不明白，为什么因了这一点事会得这样的挨骂的呢。可不是这种事情向来就是如此，也并不见得这于小孩有什么害处，而且也不曾听说过苍蝇有什么毒，被苍蝇叮了会得生病。村人听了这件事，便说大人们只知道骂老百姓，把梅村看作无道的暴君似的，很是怨恨。
在《山国的人民》里所写的是明治维新之际的事情，可是这样的事就是在现今只要走到山村里去也可以见到许多。不久以前在某村提起这事，本地的村长以及重要的人都说，小时候被苍蝇叮了，哭得转不过气来，所以长大了的时候都有好声音，也会唱歌的呀，说着游戏话，却是承认了这个事实。”
上文所引的这节故事，我拿《山国的人民》来查，出在第二部《奔流》的第四章里，前后又讲梅村收埋弃婴，撰文立碑的事，这一章的题目恰又是“小小的一个人”，与二十六七年前的小说正是同名，在作者想必自有意义，我重读一遍也颇有感慨，实亦只是写此小文的一点意思而已。
我读了《飞驒的女人们》，很想翻译介绍到中国来，特别是那第一章《草囤里》，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边所记述的是日本中部山村农民—或是农妇生活的实情，介绍过来可以有一种诚实，亲密之感，这是在别的普通的文章书本里所没有的。近时盛行一句同甘共苦的话，鄙意以为同甘是颇浅薄的一件事，无论口惠而实不至的将来的甜蜜话毫不足信，就是确确实实的大家现在一起吃糖的照相也无甚意思，至多是可以引动儿童们的歆羡罢了，比较的重要而有意义的倒是共苦。古人有言，可与共患难而不可与共安乐，可见共苦比同甘为容易。甘与争竞近，而苦则反相接引，例如鱼之相濡以沫。我们闻知了别个的苦辛忧患，假如这中介的文字语言比较有力，自然发生同情，有吾与尔犹彼也，或你即是我之感，这是一种在道德宗教上极崇高的感觉。人们常说，亚细亚是一个。这话当然是对的，我也曾这样说过，东亚的文化是整个的，东亚的运命也是整个的，差不多可以算作说明。但是这里重要的是，文化的共同过去有事实证明，不过这也会得离散的，如不是现在再加以什么维系，而运命的共同如没有事实的证明，则即在现在也还将不免成为空话，不会得大家的相信。现今最重要的是在事实上证明东亚人共同的苦辛，在这苦之同一上建立东亚团结的基本，共向着甘的方面突击去，这才有些希望。日本的诗人文人从前常说到东洋人的悲哀，和西洋的运命及境遇迥异的东洋人的苦辛，我读了很有感触，觉得此是中日文艺以至一切关系的正当基调，从这里出发，凡有接触与调和都可以圆满，若是以西洋本位的模拟为满足，那么回过东洋来只有优越，便与本洲全是隔膜，什么都无从说起。在八年前与友人书中我曾说道，“我们要研究，理解，或谈日本的文化，其目的不外是想去找出日本民族代表的贤哲来，听听同为人类同为东洋人的悲哀，却把那些英雄搁在一旁，无论这是怎么地可怨恨或轻蔑。”自己知道是少信的人，对于英雄崇拜缺少兴味，但上边的话亦不是完全乱道，想起米勒的名画来，《拾落穗》与《晚祷》二图所含意义甚大，总比大查理或那颇伦画像更足以表现法国人民之生活与精神吧。我想翻译介绍日本人民生活情形，希望读者从这中间感到东亚人共同的苦辛，发出爱与相怜之感情，以替代一般宣传与经验所养成的敬或畏，要知畏固可转憎，而敬亦即是远也。唯是个人的意思虑难得众人的赞可，亦不敢强为主张，《草囤里》之翻译也就中止，这回因《飞驒人》而又提及，实亦是偶然的事也。
上边闲话写得太长了，关于《民艺》只能简略的一说。月刊《民艺》创刊于昭和十四年四月，到本年一月已出到五十七号，我都保存着。日本民艺运动以柳宗悦氏为中心，开始于十八年前，至今已成立民艺馆一所，杂志于《民艺》外尚有《工艺》一种，书籍单行本甚多。柳氏为白桦派之一人，最初多论宗教问题，质朴可喜，我虽是门外汉亦喜读之，继而谈朝鲜的艺术，又转入民艺，其所著书大抵搜得。我对于民艺感觉兴趣，其原由殆与民俗有关，唯自知不懂高级美术，正如不懂诗一样，这恐怕也是别一缘由。民艺馆所编有《日本民艺品图录》，凡四十四图，我最喜欢，屡次翻看，仿佛都能领会，常有亲近之感。又有一册英文书，名曰“日本之民艺”，为国际文化振兴会出版之一，论文出于柳氏之手，插图十九枚亦均佳，我尤爱其中四张农家茅屋的照相，第四张那个茅檐白壁的门，门外两旁种着豆麦，望过去真好面善似的，这固然异于城内的老家，可是似乎是一家亲戚的门的幻想，却是愈看愈深。看福原信三编的《武藏野风物》，百五十图中也有不少相似的印象。这种宣传可谓有效，比铁筋洋灰的建筑物更有说服人的力量，但是或者也太素朴一点了，在西洋式的宣传上不合式，则在现代也就难得大家的采取与赏识者也。民国三十三年二月八日。
苏州的回忆
说是回忆，仿佛是与苏州有很深的关系，至少也总住过十年以上的样子，可是事实上却并不然。民国七八年间坐火车走过苏州，共有四次，都不曾下车，所看见的只是车站内的情形而已。去年四月因事往南京，始得顺便至苏州一游，也只有两天的停留，没有走到多少地方，所以见闻很是有限。当时江苏日报社有郭梦鸥先生以外几位陪着我们走，在那两天的报上随时都有很好的报道，后来郭先生又有一篇文章，登在第三期的《风雨谈》上，此外实在觉得更没有什么可以纪录的了。但是，从北京远迢迢地往苏州走一趟，现在也不是容易事，其时又承本地各位先生恳切招待，别转头来走开之后，再不打一声招呼，似乎也有点对不起。现在事已隔年，印象与感想都渐就着落，虽然比较地简单化了，却也可以稍得要领，记一点出来，聊以表示对于苏州的恭敬之意，至于旅人的话，谬误难免，这是要请大家见恕的了。
我旅行过的地方很少，有些只根据书上的图像，总之我看见各地方的市街与房屋，常引起一个联想，觉得东方的世界是整个的。譬如中国，日本，朝鲜，琉球，各地方的家屋，单就照片上看也罢，便会确凿地感到这里是整个的东亚。我们再看乌鲁木齐，宁古塔，昆明各地方，又同样的感觉这里的中国也是整个的。可是在这整个之中别有其微妙的变化与推移，看起来亦是很有趣味的事。以前我从北京回绍兴去，浦口下车渡过长江，就的确觉得已经到了南边，及车抵苏州站，看见月台上车厢里的人物声色，便又仿佛已入故乡境内，虽然实在还有五六百里的距离。现在通称江浙，有如古时所谓吴越或吴会，本来就是一家，杜荀鹤有几首诗说得很好，其一《送人游吴》云：
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遥知未眠月，乡思在渔歌。又一首《送友游吴越》云：
去越从吴过，吴疆与越连。有园多种橘，无水不生莲。夜市桥边火，春风寺外船。此中偏重客，君去必经年。诗固然做的好，所写事情也正确实，能写出两地相同的情景。我到苏州第一感觉的也是这一点，其实即是证实我原有的漠然的印象罢了。我们下车后，就被招待游灵岩去，先到木渎在石家饭店吃过中饭。从车站到灵岩，第二天又出城到虎丘，这都是路上风景好，比目的地还有意思，正与游兰亭的人是同一经验。我特别感觉有趣味的，乃是在木渎下了汽车，走过两条街往石家饭店去时，看见那里的小河，小船，石桥，两岸枕河的人家，觉得和绍兴一样，这是江南的寻常景色，在我江东的人看了也同样的亲近，恍如身在故乡了。又在小街上见到一爿糕店，这在家乡极是平常，但北方绝无这些糕类，好些年前曾在《卖糖》这一篇小文中附带说及，很表现出一种乡愁来，现在却忽然遇见，怎能不感到喜悦呢。只可惜匆匆走过，未及细看这柜台上蒸笼里所放着的是什么糕点，自然更不能够买了来尝了。不过就只是这样看一眼走过了，也已很是愉快，后来不久在城里几处地方，虽然不是这店里所做，好的糕饼也吃到好些，可以算是满意了。
第二天往马医科巷，据说这地名本来是蚂蚁窠巷，后来转讹，并不真是有过马医牛医住在那里，去拜访俞曲园先生的春在堂。南方式的厅堂结构原与北方不同，我在曲园前面的堂屋里徘徊良久之后，再往南去看俞先生著书的两间小屋，那时所见这些过廊，侧门，天井种种，都恍忽是曾经见过似的，又流连了一会儿。我对同行的友人说，平伯有这样好的老屋在此，何必留滞北方，我回去应当劝他南归才对。说的虽是半玩半笑的话，我的意思却是完全诚实的，只是没有为平伯打算罢了，那所大房子就是不加修理，只说点灯，装电灯固然了不得，石油没有，植物油又太贵，都无办法，故即欲为点一盏读书灯计，亦自只好仍旧蛰居于北京之古槐书屋矣。我又去拜谒章太炎先生墓，这是在锦帆路章宅的后园里，情形如郭先生文中所记，兹不重述。章宅现由省政府宣传处明处长借住，我们进去稍坐，是一座洋式的楼房，后边讲学的地方云为外国人所占用，尚未能收回，因此我们也不能进去一看，殊属遗憾。俞章两先生是清末民初的国学大师，却都别有一种特色，俞先生以经师而留心轻文学，为新文学运动之先河，章先生以儒家而兼治佛学，倡导革命，又承先启后，对于中国之学术与政治的改革至有影响，但是在晚年却又不约而同的定住苏州，这可以说是非偶然的偶然，我觉得这里很有意义，也很有意思。俞章两先生是浙西人，对于吴地很有情分，也可以算是一小部分的理由，但其重要的原因还当别有所在。由我看去，南京，上海，杭州，均各有其价值与历史，唯若欲求多有文化的空气与环境者，大约无过苏州了吧。两先生的意思或者看重这一点，也未可定。现在南京有中央大学，杭州也有浙江大学了，我以为在苏州应当有一个江苏大学，顺应其环境与空气，特别向人文科学方面发展，完成两先生之弘业大愿，为东南文化确立其根基，此亦正是丧乱中之一切要事也。
在苏州的两个早晨过得很好，都有好东西吃，虽然这说的似乎有点俗，但是事实如此，而且谈起苏州，假如不讲到这一点，我想终不免是一个罅漏。若问好东西是什么，其实我是乡下粗人，只知道是糕饼点心，到口便吞，并不曾细问种种的名号。我只记得乱吃得很不少，当初《江苏日报》或是郭先生的大文里仿佛有着记录。我常这样想，一国的历史与文化传得久远了，在生活上总会留下一点痕迹，或是华丽，或是清淡，却无不是精炼的，这并不想要夸耀什么，却是自然应有的表现。我初来北京的时候，因为没有什么好点心，曾经发过牢骚，并非真是这样贪吃，实在也只为觉得他太寒伧，枉做了五百年首都，连一些细点心都做不出，未免丢人罢了。我们第一早晨在吴苑，次日在新亚，所吃的点心都很好，是我在北京所不曾见过的，后来又托朋友在采芝斋买些干点心，预备带回去给小孩辈吃，物事不必珍贵，但也很是精炼的，这尽够使我满意而且佩服，即此亦可见苏州生活文化之一斑了。这里我特别感觉有趣味的，乃是吴苑茶社所见的情形。茶食精洁，布置简易，没有洋派气味，固已很好，而吃茶的人那么多，有的像是祖母老太太，带领家人妇子，围着方桌，悠悠的享用，看了很有意思。性急的人要说，在战时这种态度行么？我想，此刻现在，这里的人这么做是并没有什么错的。大抵中国人多受孟子思想的影响，他的态度不会得一时急变，若是因战时而面粉白糖渐渐不见了，被迫得没有点心吃，出于被动的事那是可能的。总之在苏州，至少是那时候，见了物资充裕，生活安适，由我们看惯了北方困穷的情形的人看去，实在是值得称赞与羡慕。我在苏州感觉得不很适意的也有一件事，这便是住处。据说苏州旅馆绝不容易找，我们承公家的斡旋得能在乐乡饭店住下，已经大可感谢了，可是老实说，实在不大高明。设备如何都没有关系，就只苦于太热闹，那时我听见打牌声，幸而并不在贴夹壁，更幸而没有拉胡琴唱曲的，否则次日往虎丘去时马车也将坐不稳了。就是像沧浪亭的旧房子也好，打扫几间，让不爱热闹的人可以借住，一面也省得去占忙的房间，妨碍人家的娱乐，倒正是一举两得的事吧。
在苏州只住了两天，离开苏州已将一年了，但是有些事情还清楚的记得，现在写出来几项以为纪念，希望将来还有机缘再去，或者长住些时光，对于吴语文学的发源地更加以观察与认识也。民国甲申三月八日。
两种祭规
案头放着两部书，草草一看似乎是很无聊的东西，但是我却觉得很有意思，翻阅了几回之后，决心来写一篇小文，作为介绍。这是两种祭规。其一，萧山汪氏的《大宗祠祭规》，嘉庆七年刊，为汪辉祖所订定，有序文。其二，山阴平氏的《瀫祭值年祭簿》，约在光绪十六年，为平步青所订定，手写稿本。祭规本来只是宗祠或房派的祭祀规则，想来多是呆板单调的，没有什么可看，但是祭祀是民俗之一重要部分，这祭祀正也是其中的一种重要资料，况且汪平二氏都是绍兴大家，又经过两位名人的手定，其文献上的价值自然更是确实无疑的了。
在宗祠或房派之祭祀，除夕与元旦都是同样重要，平常轮值交代大抵在冬至之后，新值年房份便从年末的祭祀办理起头。现在便从汪氏《大宗祠祭规》中值祭条款，将除夕元旦两项抄录于下：
“除夕三日前值祭家至祠，洒扫拂尘，堂室神道等处整理牌位，务使洁净。除夕下午设案菜一桌，内用特杀鸡，共十二味，酒饭杯箸十二副，中座及左右两边并祔祀所各用宵烛一对，大纸一块，足锭三百，爆竹十枚。值祭五房俱至礼拜。”
“元旦中座用半通烛一对，线香一股，两边及祔祀所各用门宵一对，线香三枝，以后早晚俱用二枝，至初五日晚止。”平氏《祭簿》所记如下：
“除夕悬像。像前用高香，大门宵烛一对，二两，横溪纸一块，即顶长，大库锭四百个，供菜十大碗，八荤两素，内用特鸡，酒四杯，胡太君茹素，供开水一杯，饭五碗，筷五副，莲子高茶五盅，供果五寸盘五盘，年糕，粽子，水果三色。攒盒一个，代至新正初五日收。各房子孙随到随拜，值年房备茶，不散胙。”
“元旦像前供汤圆五碗，早晚点香烛，至初五日止。黎明至宗祠，备二两烛一对同点。”这里或者要稍加说明，上文所云宵烛门宵即是二两烛，半通即八两烛，一斤者名斤通，意谓可点通夜，故宵烛或者亦指时间，谓可点至定更也。黄纸相对互切，抖之则拖垂如索，与银锭同焚，俗云以作钱串，名曰烧纸，大块狭长者名横溪，本是选纸地名，大纸亦即指此。煮莲子加糖，名莲子茶，以供宾客，若供祖则用高茶，剪圆纸板上糊红纸，以浆糊粘生莲子成圈，数枚叠置，以次渐小，成圆锥形，装茶盅上，高可三寸，故名，或以生莲子散置盅内，则名懒惰茶，不常用，嫌不敬也。
家祭重二至，祠祭则重二分。《大宗祠祭规》中关于二分祭日所记甚详，今节录之：
“大宗祠于二分之祭最重。祭先五日，写帖数张，粘示通衢数处，知会统族。祭日黎明鸣锣邀集，至再至三，迟者听其自误，与祭不到，不准饮酒。”
“大厅中堂祭品祭器式汤猪全体，蒸羊二腔，熟鹅二只，肥鸡二只，鲜鱼二尾，馒首二盘，秋分加月饼一盘，减馒首一盘，五事全副，供花一对，桌围三张，面架一座，手巾一条，铜盆三面，水果五碗，高尺三，半通一对，黄香一两，方桌二张，半桌二张，蒲墩拜垫。”
“神座前祭筵式水果五碗，高一尺，案菜两桌，陈酒两壶，宵烛一对，大纸两块，足锭一千，祭文一通，三献每三，酒羹饭，汤饭杯箸廿四副。”
“饮福式每桌十味，五人合席，各人给馒首二枚。猪羊等肉俱照分量，以熟为度。酒用真陈，司酒者当堂开坛。每桌先给酒签两支，酒有定提，每壶两提，不得增减，违者公同议罚。
猪肉熟一斤，白切。羊肉熟十两。拌杂，藕。肠肝，装鹅熟八两，鲜鱼生一斤，羊杂，装鸡六两，芽豆，血汤。”案祭桌用香炉一，烛台二，插供花之瓶二，通称五事，如无花瓶则称三事，多以锡为之，间有用古铜者。水果高尺三或一尺者曰高果，与高茶相似。大抵用竹签穿金橘荸荠等，数本直立，插黄土墩上，置特制锡碗中，但以饰观瞻，不中吃也。饮酒每席五人，桌一面悬桌帏，对面一座，由房份长老分占之，上下四座则后辈杂坐矣。
春秋分日祠祭照例有祭文，汪氏《祭规》所记秋祭祝文较为简明，录之以为一例。文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