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京官时代

第2章京官时代

第一节曾国藩的七次科举之痛

1.父子双双去“赶考”道光十二年（1832）春天的一个清晨，湖南省湘乡县荷叶塘，一对父子从一座普通农家宅院的大门里走了出来。

儿子叫曾子城，这一年二十二岁[1]。在这本书里为了方便，我们就统一用他后来改的名字“曾国藩”来称呼他。父亲叫曾麟书，这一年四十三岁。

两个人这么早出门，是去“赶考”。

考什么呢？科举考试的第一关——秀才。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分三步：秀才、举人、进士。“秀才”是最低一级的功名。

这不是他们俩第一次并肩赶考，事实上，这对父子在湘乡科场已经是一对“名人”了。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双双屡考不第。

曾麟书从十几岁开始入考场，结果考了十六次，年过四十，头发都花白了，连个秀才都中不了。未中秀才的读书人，不管年纪多大，在当时都只能被称作“童生”。老“童生”历来是社会上嘲笑的对象。有好事者曾经编过一个对子：“行年八十尚称童，可云寿考；到老五经犹未熟，真是书生。”[2]意思是说：都八十岁了，还是个“童生”，可见你将来能活个几百岁；都到老了五本经书还没背熟，你真可谓“书生”。

读书人当中当然也有很多脑袋不灵光的，不过大多数都有自知之明，三五次不能取中就不再入场丢人。只有这位曾麟书，四十多岁了，仍然场场不落，只要有考试，必然早早赶到，最先一个进场，最后一个出场，然而每次都是名落孙山。所以，每次考试出榜时，曾麟书去看榜，也常有一帮闲人来看曾麟书，对他指指点点。

而最近几科，众人关注的对象，又从曾麟书一人扩大到了他们父子。原来曾国藩才十四岁时，曾麟书就心急火燎地带着这个长子一起来考，而这个孩子也居然克肖乃父，连考了五次，也是场场落第。父子两人一起连续落第，这新闻效应就不止增加一倍了。

这就是曾国藩后来给他父亲写的墓志中说的：“府君（父亲）既累困于学政之试，厥后挈国藩以就试，父子徒步橐笔以干有司，又久不遇。”[3]

人们提起这对父子，最爱说的一句话是，祖坟没冒青烟，再怎么折腾也没用。荷叶塘的泥腿子曾玉屏梦想成为官宦人家，本来就是痴心妄想。

2.老曾家有个科举梦

中国人修家谱最重官爵，大部分人家的家谱中都能找到几个当官或者有功名的人。然而翻开《大界曾氏族谱》，一直翻到宋朝，不但找不到做过官的人，连读书人都没有一个。曾国藩后来在文章中说，“吾曾氏由衡阳至湘乡，五六百载，曾无人与于科目秀才之列”[4]。就是说，我们老曾家，从宋朝末年到清朝，五六百年间，连一个秀才也没出过。几十代人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可见这个家族是多么普通。

偏偏到了曾玉屏这一辈，不知道中了什么邪，发誓非要供自己的孩子读书当官。

曾玉屏也是荷叶塘一个有点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本是个普通农民，年轻时没读过书，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买了一匹好马，穿着光鲜的衣服，成天跑到城里，和一群浮浪子弟混在一起。

有一天，他正在湘潭城的一个酒楼里和一群纨绔子弟纵酒高歌，忽然见一个老头领着小孙子从窗外走过。只听老头远远指着他，教育自己的孙子说：“你可别跟这个人学。他是荷叶塘白杨坪老曾家的儿子，你看他家里没什么钱，却总跑到城里来装有钱大爷。这个家早晚都要败在他手里！”

那老头这番话是为了告诫自己的孙子，没想到全被曾玉屏听到了。曾玉屏心里很不是滋味儿，本以为自己活得人五人六，没想到背后大家是这么看自己！他大受刺激，来到市场上，当场把自己的这匹骏马卖了，然后徒步走了几十里路，回到家里。

这就是曾玉屏后来自述的“吾少耽游惰，往还湘潭市肆，与裘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寝。长老有讥以浮薄，将覆其家者。余闻而立起自责，货马徒行”[5]。

从那天开始，曾玉屏就像变了个人一样，“自是终身未明而起”。每日早睡早起，天天下地干活，发誓要兴家立业。他后来对曾国藩说：“余年三十五，始讲求农事。……凿石决壤，开十数畛而通为一，然后耕夫易于从事。吾昕宵行水，听虫鸟鸣声以知节候，观露上禾颠以为乐。种菜半畦，晨而耘，吾任之；夕而粪，庸保任之。入而饲豕，出而养鱼，彼此杂职之。凡菜茹手植手撷者，其味弥甘；凡物亲历艰苦而得者，食之弥安也。”[6]也就是说，他三十五岁才开始务农，每天带着长工，日夜苦干，把自己家的梯田扩大，连成一片，这样用牛耕作起来就方便了，产量大大提高。他在劳动中找到了乐趣，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经验，凭虫鸣鸟叫就知道节气变化。家里种地、喂猪、养鱼，多种经营。家里种了半畦菜，每天早上他亲自锄草，傍晚则监督长工上粪。他告诉曾国藩，自己亲手种的菜，吃起来才香。辛苦挣来的钱，花着才心安。

曾玉屏艰苦奋斗了十几年，置了百十来亩地，使曾家从普通的中农变成了家境殷实的小地主。他就这样在地方上树立起了自己的威信。他为人有主见、有魄力，脾气火暴刚直，所以地方上有什么纠纷，大家总是来找他排解说和。遇上那种不讲理的泼皮无赖，他“厉辞诘责，势若霆摧，而理如的破，悍夫往往神沮”[7]。就是说，他厉声责问，说的话都在理上，最后那些地方上的恶霸也不得不低下头来。

勤苦发家之后，曾玉屏又做出一个重要决断，那就是把自己的长子曾麟书送去读书。在传统时代，一个家族要真正发达，不是看你有多少亩地，而是看你家中有没有人读书当官。有了功名，一个家族的地位才能稳固。所以曾玉屏不惜重金，请来当地最有名的老师，摆出一副破釜沉舟的架势，一定要把自己的儿子供出去。可惜曾麟书实在是太笨了，怎么也中不了秀才。

眼看着儿子没希望了，倔强的曾玉屏又把希望寄托在长孙身上。老头对长孙的希望之殷切，从小国藩的学业进度中就可以看出来。曾国藩虚岁才五岁，曾玉屏就命曾麟书给他开了蒙。才八岁，就读完了五经，也就是“诗书礼易春秋”这五部难懂经书。才九岁，就开始学作八股文。刚刚十四岁，就让曾麟书带着他到县衙的礼房报了名，填写了三代履历表，办好了保结手续，开始了科场生涯。

可惜这个长孙读书似乎也是不灵，每次带回来的也都是落第的消息。曾玉屏辛苦了几十年，花了无数钱财，最后只落得一乡人的笑话。

曾玉屏却不管别人笑话不笑话。他定下来的事，九头牛也别想拉回来。传统时代人们大多迷信，经常有人劝他找人算一算，看看家里到底有没有科考之运，不要再这样白花钱了。曾玉屏却不信邪，曾国藩后来总结说，老头一生有“三不信”，不信看风水的地仙，不信医生，不信和尚道士，只信人定胜天。[8]凭什么别人家能供出举人进士，我们曾家就供不出来？儿子供不出来，我还有孙子，孙子供不出来，我还有重孙子，我就不信曾家没有翻身的一天！

道光十二年的这个早上，老头又一次早早起来，亲手替儿子和孙子整理好考篮考具，把他们送出大门，默默地望着他们的背影，望了很久。

3.生平第一大挫折

每一次考试，对曾国藩父子来说，都是一次痛苦的经历。

首先是辛苦。别的不说，“徒步橐笔，以干有司”[9]，提着沉重的考篮，徒步到考场，就非常辛苦。考篮的上一层，是笔墨纸砚，还有书籍。下一层则是食物和水果，加起来有二三十斤重。秀才考试分为三关：县试、府试和院试（也就是省一级考试），需要从白杨坪走一百二三十里到湘乡县城，再从湘乡县城跋涉二百多里地到长沙府。这一次是父子俩第六次并肩去考秀才，对曾麟书来说，则是第十七次踏入考场。如果以单程三百五十里计算，曾麟书为了考一个秀才，已经足足走了一万一千九百里路，而曾国藩也走了近五千里。

其次是屈辱。科举虽然是“抡才大典”[10]，其实对读书人毫不尊重。天色尚浓黑时，就要来到考场点名。点完名，发了卷子，就要接受搜检。不但考篮里的东西得一一拿出打开，连馒头都要一掰两半，甚至还要脱掉鞋子，解开衣服，让吏役们遍体摸索。搜检完，钻进狭窄低矮的号舍，个子高点儿的站里面连腰都伸不直。正如《聊斋志异》中所描写的那样：“秀才入闱，有七似焉：初入时，白足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呵吏骂，似囚；其归号舍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场也，神情惝恍，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

当然，最痛苦的莫过于看榜时名落孙山的打击以及他人的嘲笑讥讽。曾国藩打小自尊心很强。头两次失利，他并没有感到特别难堪，一两次不中也很常见。然而第四次、第五次落第[11]，他意外地在众多“童生”中“脱颖而出”，大有取代父亲，成为湘乡县科场新焦点之势。这让他如芒在背，如坐针毡。

因此这一次，曾麟书父子都拼了命。要是再考不中，两人实在无颜再见江东父老。

压力带来动力，县试和府试，父子俩居然都顺利通过了。院试，父子俩也都感觉发挥得不错。因此出场以后，人虽然极为疲倦，但是精神都非常振奋。

院试发榜这天一大早，父子俩就满怀期待地赶去看榜。

这一次，曾麟书的大名赫然写在榜上！

曾麟书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简直比范进中举还高兴。这一年，曾麟书已经四十三岁了。老曾家破天荒，五六百年，终于出了一个秀才！“五六百载，曾无人与于科目秀才之列。至是乃若创获。”[12]

可是，曾国藩在榜上找来找去，却没找到自己的名字。他第六次落榜了。

不过，曾国藩在榜单边上的另一张告示牌上，倒是发现了自己的名字。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曾国藩不仅落了榜，还被学台“悬牌批责”[13]。

每次考试后，主考官都会挑几篇文章出来，作为范文。当然，有正面范文，也有反面典型，曾国藩的这次考卷就被当成了“反面典型”。主考官（学使廖某）说，此文是文理欠通的典型，文笔尚可，道理没讲通，大家要引以为鉴。[14]

“文理欠通”是很严重的批评。大清顺治九年（1652），给考试定了“六等黜陟法”。“文理平通者列为一等，文理亦通者列为二等，文理略通者列为三等，文理有疵者列为四等，文理荒谬者列为五等，文理不通者列为六等。”[15]

所以被“悬牌批责”为“文理欠通”是一件很难堪的事情，相当于被全省示众。这一下，曾国藩不光在湘乡出了名，还在全省出了名。

当然，考官认为，曾国藩的文章虽然文理欠通，但是通过文字能看出来基本功还是很扎实的。为了安慰曾国藩，主考官让他“发充佾生”[16]。佾生是祭孔时的乐舞生，本来也算是一种荣誉，而且下次考试可以免考县试和府试。所以黎庶昌后来给曾国藩编年谱时，干脆就不提主考批语，只说：“公从应试备取，以佾生注册。”[17]

4.越笨拙越努力

这次“悬牌批责”对曾国藩刺激极大，这是他长到这么大第一次被人家当众批评。

曾国藩后来回忆自己的生平，说这是自己平生第一大挫折：“余生平吃数大堑……第一次壬辰年（道光十二年）发佾生，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之浅。”[18]

回家之后，他听由全家操办庆祝父亲入学的宴席，自己一头钻进书房里，再也不出来了。

他坐在书房里，反思自己这么多年读书考试的经历，要找出失败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当然是自己太笨了。

曾国藩成名之后，湖南乡下流传着一个关于他小时候读书的小笑话。说是曾国藩从小读书非常刻苦，每天不背下一篇文章不睡觉。有一天黄昏，他坐在书桌前背《岳阳楼记》，有一个小偷，潜入他家，爬到房梁上，准备等这家人都睡着了，下来偷东西。结果没想到，曾国藩这篇课文怎么也背不下来。小偷在房梁上睡了两觉了，醒来一看，曾国藩还在那儿背呢：“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听来听去，连小偷都背会了。到后来，小偷实在忍无可忍，从房梁上跳了下来，指着曾国藩的鼻子，破口大骂：“就你这个笨样，还读什么书？你听我给你背一遍！”说着，从头背到尾。然后，一甩门，扬长而去，留下曾国藩在屋里目瞪口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