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中国文学悠悠三千年演变发展的历程，早已汇集成一条起伏蜿蜒、波澜宏阔的漫长河流；而它各体兼备，于世间万物众象无不包纳涵盖、尽收之笔端眼底的复杂构建，也显示出一种气象恢弘、异常绚丽丰繁的巨大空间容量。所以，力图描述其多样化的表现形态与承传生新、消长盛衰的进化现象，探究那凸显的外在形式和深层潜注贯通的艺术特质，以给出较切实恰当的审美与社会文化层面上的价值评判，由之认定它在寻觅、确立民族—国家的灵魂或自我精神面貌上的标志性意义，换言之，即尝试着为文学编写撰作总结性的“史”的工作也相应而生——这同样可谓是渊源久长且古老，因为中国本来就有浓厚的历史情结、强烈的历史意识，是一个拥载了悠远史学传统的国家。不过，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固然也汲纳兼融了一些中国传统的文化—文史因素，但本质却是近代文学、科学和思想的产物，于学理观念、把握方式方法与目的关怀等诸方面，主要接受并实践着由日本转道而来的西方理论。难怪那第一部的“中国文学史”竟然出自西洋人翟理士、顾路柏和东洋人古城贞吉之手，而不是中国人自己。之后由二十世纪初迄今，继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国文教习林传甲与东吴大学国文教授黄人的两部同名《中国文学史》开山，国人的文学史研究热情方才高涨。近百年间踵起迭出，分别立足于各自视点取向及不同题材、文体、断代、民族，而详略简繁歧异的著作，已陆续面世达千余种之多，蔚成学术文化界的一派盛景大观，实亦无甚不可理解者。
不待赘言，作为中国史学宏大叙事的重要构建成分，文学史在张扬“文学必须独立，与哲学、史学及其他科学可以并立，所谓纯文学也”1的本体意识之际，已同时认定了它的期望和追求：根基于特殊学科品格，就那些已然是历史存留的过去文学现象予以考辨清理、去伪存真，经过重新编排分析，描述出其时空中的发展嬗变过程，最后再进行意义阐释与价值论断；或者说是在外部社会历史文学环境的观照里，来复原文学的真实生存状况，揭示那种识别自我的审美性标记和它相互间交流、浸染而成互动的复杂局面，却绝非只是一般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并民俗风物等的平面铺陈表叙。总之，所有这些都只存活在鲜明生动的文学历史画卷上，又因这画卷而获得蓬勃热情的生命动力。
当明白了上述或许带着几分学究气息的基本原理以后，下一步要解决回答的便该是形而下的两个具体问题，即面对已然问世的纷纭浩繁的“中国文学史”之林，我们这部新的书还想写些什么？到底又该怎样写？
这里先来说说第二个问题。在许多研究家的心目中，文学史应该是一项精深专门的学术课题。而于诸般可见可知的文学现象背后，准定隐伏、贯穿着某些很难加以明示的，抽象的，但又确实起到决定性影响及支配作用的深层规律，他们的任务当然是发现与揭示真相，进而阐明意义。那么，因为学术性使然，相关著作有些奥博乃至趋于枯燥的证论风格就不可避免，甚或是必然的了。
上述认识无疑有道理。不过，本书所关注的却是最广泛的读者大众，那便需要别样与之相适合的把握尺度与叙述方法，为其认同，也能够增加阅读乐趣。所以说，中国文学史不能仅是历朝历代作家作品的析论和时代背景、相互关系的评介。在我们眼中，它同时甚至首先还是一个悠久美丽的故事，由若干个饶有兴味的话题编织成——现在的书名已预先清楚地提示出这层构想命意——并通过畅朗流利、简洁生动的文笔从容讲述出来，轻浅而不浅薄，深厚却不深奥晦涩。
大致而言，中国文学经历了由泛杂而转向专纯、自混沌渐进入自觉的演变发展过程。其间产生与存留的篇章多得不可胜数，简直如烟海般浩渺无垠，任何文学史著作也很难做到巨细无遗皆尽鉴评，所以必然要善加选择，确立自我的价值取向标准，才能使它们成为被研究、讨论的对象，这其实就是相对与绝对的双向互补，主观认知和固有事物或个人意图与客观公论的协调交融的结果。不过，这一切却都是根源立足在文学首位的本质特征——审美之上，以文学最重要的审美愉悦功用为依据，从“文学性”出发并最终归宿于此。
按照这种要求，我们便只能精选那些最具价值的优秀作家，以及他们那些耀动着恒久创造精神的优秀作品来论述。因为这才是导引漫长曲折的中国文学历史之河奔涌前行的主流，是描绘出斑斓华美的中国文学历史图册的最炫目色彩，是层垒代积成的中国文学历史大厦的辉煌标志……这种“并非意在面面俱到”，而力求“更具完整、均衡的组织性”的情形，借用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著名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约翰?玛西的话来说，便是本书“就如同一幅内容并不细致的素描，合乎条理地勾勒出了风景的整体轮廓。这一整体印象犹如从掠过风景上空的飞机上鸟瞰，进入我们眼帘的是那些显著的特征，是高耸的峰峦和广阔的草原。我们无法停下来精确测量一下山峰的高度，仔细眺望广阔的草原。在莎士比亚那里我们只停留了十五分钟——尽管真正理解他也许要花上十五年甚至五十年”1。
下面再回过头去说说第一个问题，即文学史究竟应该包含些什么，有怎样的内容？说到底，它与第二个问题是紧密关联，不宜截然分割而互为因果的。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自序中说过“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话头，给横向的断面研究提供了理论，因此，划分时间阶段便是一项最基础的结构范式，以往的许多种中国文学史也惯常据朝代作为叙述单元。确实，不同朝代都自有代表了其最好文学业绩的体裁样式，例如汉之赋、六朝之骈文、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散曲、杂剧）、明清之小说等，早已为大众所耳熟能详，它们再与当时的其他诸文学现象共同构起了复杂而独特的时代风貌，展示出自己那片绚烂的文学天地。
但是，这样做往往会使得各种独立的文体也随之割裂为几个区段，而一总给综合到相应的共时性断面上，因此被消解掉本身生成、发展、繁盛乃至衰歇或变异的完整形态，那样对本书的旨趣、意向就显得不太适合了。所以，我们才另从纵深线形的审察观览角度，取用了历时性条向的结构范式和叙述方法；换句话说，即是以文体为本位来建构起中国文学史的框架大纲——从对特定文学体裁样式全部生发嬗变过程的描述和相互间的参比映照中，清晰简要地勾绘出那些错杂交织的主流脉络，因以再现其全幅历史图景。由是也确定了本书诗歌、散文、戏曲、小说、史传文学五卷一体的编撰内容。
具体地看，如果用人类整个生命途程去作譬喻的话，那么，中国诗歌则经历过孩童、少年、青年、壮年至暮年的五个不同阶段。先秦孩童时期，民众集体吟唱的《诗经》，与文士首次个体独立创作的《楚辞》作为文化—文学原典，以及两汉的乐府民歌可谓源头，共同哺育着文人诗，使之成为其后勃勃生长的催化剂。魏晋南北朝属于少年形成期，在文学自觉进程的推动之下，走出了苦苦求索的艰辛磨难，中国诗歌终于寻觅到内容与形式的协调发展之路，确立起自己的审美理想与艺术精神，并为通往唐诗的极顶辉煌作出不可或缺的准备。那耀动着永远的生命活力、充满激情和朝气而最为开阔健朗的盛唐气象，则是中国诗歌的青春期，它所陶铸出来的山水田园诗派、边塞诗派与李白、杜甫等大诗人，都是后世所永远难以企及，也无法踵继再造的艺术巅峰。
壮年时期表现了中国诗歌的转折和极度成熟。先是中唐因盛极难踪而开始谋寻变通，以求奇尚俗为新创，再发展至有宋一代的多种美学理想追求，最终建构成与“唐音”并称楷模的“宋调”；另外是由于音乐的介入而出现的传统诗歌变体别制的词和曲，因其高度繁荣发达，竟分别成为宋、元文学胜境的象征。已步入暮年时期的明清两代，长久笼罩在对过往的回顾、总结里。它每常徘徊游移于宗唐宗宋之间，但无论怎么花样翻新，也还是未能超越唐宋这两种审美范型。至此，都显示着中国古典诗歌的创造热情已消耗殆尽，剩下所唯一能够做的，便只有等待“五四”新文学大潮为之带来的涤荡与重生了。
接下来再谈中国散文的发展道路。遥远的商周时代的甲骨卜辞和青铜铭文为其肇端，属初步形成期，就业已约略镌刻了先民们最早的情感波澜与心灵渴求。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是哲理散文的黄金时期，诸子勃兴，涌现出主张各异的众多思想流派，却也造就着缤纷灿丽的不同风格面貌，遂一并凝结成为中国的文化—文学原典，垂范百代。秦至西汉，是中国散文诸体渐趋完备的成熟时期，气势恢弘昂扬、词句华艳夸饰的大赋代表了那一代文学的光辉。另一现象是，从秦及汉魏，于逐渐苏醒而趋强化的自觉意识的推动下，形成了刻意讲求对偶、用典、音调、辞藻而兼纳对称和谐之美和诗歌韵律的骈文；殆到六朝，骈文已独霸文坛，充分体现出那个时代的文章纯美价值取向与艺术风尚。
中唐和北宋中期是中国散文的鼎盛阶段。它以“八大家”为标志，其间韩愈、柳宗元所领导的古文运动以复古为革新在先，鼓吹彻底颠覆骈文，恢复先秦散文明白畅达的传统，振兴儒道；欧阳修、苏轼等则承继光扬于后，更具社会优势也取得更广泛的成就，从此散行文字的“古文”便确定了它再未被动摇的主流地位。明清两代的中国散文仍在变创中继续前行。晚明的“童心”、“真趣”说促发了形式自由、手法多样的小品文风行，它确也最适宜性灵意趣的表露和自我个性的张扬；进入清代后期，近代传媒报章的发达，冲决开士大夫“雅”的观念，使古典散文语言转向大众化、通俗化，终结了两千余年的言文分离状况。时势使然，随后便该是“五四”的白话文运动登场独胜了。
说起中国戏曲，历经千余年的孕育，产生过许多包含戏曲因素的艺术样式，至元杂剧始骤然耸作顶峰，形成高度繁盛的局面。而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戏曲文学，就严格意义上，只是为戏曲演出所创作的剧本样式，其出现已经是元杂剧形成后的事情了。所以，在时间上比作为综合艺术表演形式的戏曲要晚许多，而且也仅仅是中国文学史的一个构组部分。至于另外结构部分的诗歌、散文、小说等文体的产生当然也远远早于戏曲文学，但是，戏曲文学却兼纳并取了它们的精华与诸多优长，故其开端便是一个新的文学高峰的展露，同时昭示着俗文学大发展且成长为文学主流的新时代的到来。
元杂剧因以北方音乐曲调歌唱而称名“北曲”，是多民族文化交融互动的产品。当它盛行之际，原生江南本土的用南方音乐曲调演唱的“南戏”也已成熟，元亡后更是蔚然勃兴，后来即演化为“传奇”。明清两代便是戏曲文学的传奇兴盛时期，面貌已与元代迥然各异了。如果说，中国戏曲文学在元代还只是下层失意文士、书会才人们的创作专利，那么，明清的士大夫文人阶层亦有意于此，甚至不少的皇亲贵戚、达官显宦乃及地方官员都多所染指。于是，戏曲由市井民间升堂入室，跻身庙堂艺术行列里；而戏曲文学也呈现出名家名作不同风格、流派的纷彩竞艳、众美汇集的盛况，并归纳出多种理论。总之，中国戏曲文学凭借它非常宏阔多元的视野，表现了十分广泛的题材内容。既有直面现实人生的反映，也有借古讽今的历史故事；又诸如英雄侠义、清官断案、爱情婚姻、伦理道德、世情风俗、神魔鬼怪等，不烦枚举。
关于中国小说，外在形式上就有文言与白话通俗、短篇与长篇之分，包括了神话、寓言、逸事、志怪、传奇、话本、章回等各种类别，可谓繁复纷杂，而且源远流长，经过悠久的历史发展进程，三千余个春秋的洗礼，才逐步走向成熟，造就成那一派辉煌。先秦两汉的漫长时期，只是孕育、萌生并明确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基本内涵。到了魏晋南北朝，才开始显现出其日益清晰的面貌和特色，初具规模，即含有“志怪”、“志人”二类的笔记小说。唐宋两代是重要的形成、演变时期。一是文言小说中“传奇”的勃兴，唐传奇代表着中国小说的独立文学品格的完成与自身的高度成熟。二是出现在唐说经、俗讲基础上的白话小说，从此两大系统如春兰秋菊，各具不同的风貌情味，分流并驰。宋代白话小说更加通俗化、市民化，而以“话本”为最胜。
明和清代前期进入到中国小说的高潮极盛时期。明代白话小说的长篇章回与短篇皆堪称空前繁荣，前者的标志是作为“四大奇书”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体现着历史、英雄传奇、神魔、世俗人情等题材类型的小说所可能臻达的最高境界；后者则有“拟话本”的“三言”和“二拍”，显示了这方面的最好成绩。清代前期又是双峰屹立，《红楼梦》突起，高耸出白话小说再也无法超越的极巅，然后便逐渐走向衰落；《聊斋志异》自属文言小说继唐传奇以来的第二个、也是最后一次高潮，或许还更加灿烂多彩。其他再如《儒林外史》，它以众多相对独立的短篇故事连缀而成长篇的特殊结构形式出现，意味着讽刺小说的正式成形。清中期再至晚近，尽管数量繁多、流派纷呈，诸如狭邪、杂家、谴责等品类也间出杰作，然而，都不能解救中国小说日过中天之后业已无可挽转的倾颓走势，这情景恰似黄昏时节犹存的那抹晚霞斜晖，只供聊慰长夜的寂寥落寞而已。
最后言及史传文学。实际上，无论是采用前面诗歌、散文、戏曲文学、小说的传统四分法，抑或按照抒情文学、叙事文学、戏剧文学的三分法，它都不能算做一种同等级的真正独立文体。若以宏通发展的目光去看，史传文学以历史为内涵，表现为文学的形式，是实虚交会，或者说兼纳文史两端于一身，并由文学和历史两方面互融衍生出来的准文体。这样一个跨界的边缘性质文体，竟又同时具载散文与小说的因素特征，而且它只经历了从先秦到魏晋的生长、演进过程，生命轨迹既古老也相对短促。但史传文学的影响非常深远久长，虽然作为准文体的外在形式已经消歇了，但其内在艺术精神却始终活跃、融汇于后世文学的多个体裁样式之中，另有一部分质素则分流到史学里。要之，在从杂文学到纯文学的发展嬗变道路上，史传文学因其文体的特殊性，凸显出由混沌的不自觉而渐至自觉意识苏醒张扬的转化过程，这标本意义是为别种文体所不能取代的。
现在我们将回到史传文学本题上来。商周时期出现的《尚书》记言、《春秋》记事是为其最初萌芽，文学色彩还相当淡薄幼稚。但随之进入了战国的空前繁荣和第一次高潮时期，这以《左传》、《战国策》的面世为标志。史官们虽坚守历史真实，却也不乏丰富的艺术想象力，故而在历史事件的叙述中，注意故事的情节渲染与细节描写；于刻画历史人物时，突出其音容举止等个性化特征。总的说来，史传文学在强调录实求真的原则和现实主义的史学品格的同时，再引入想象、细小处虚构等文学手法，力求生动形象，使理性认知与感性激发并重兼具。史传文学作为经典，一直被后人所借鉴继承。
汉代是史传文学的最后一个辉煌发达时期，主要是产生了高耸极顶的绝唱之作《史记》。它于结构体式上锐意创新，突破先秦史传以事件叙述为中心的编年体格局，而改变为以人物为中心去叙述历史事件，以成熟的纪传体通史形式开辟了新纪元，并且达到高度典型的文学性和历史科学的有机完美统一。其次则是纪传体断代史、“包举一代”的《汉书》，但它已开始显露着消解弱化文学色彩而朝历史学靠拢认同的倾向，而且之后的列朝正史皆沿袭《汉书》的体制。魏晋或可视做史传文学的终结期，尽管还间有杰作面世，然文学与史学分割剥离的趋势渐强愈炽，乃至终成为定局共识，结果是文学走向独立，史学也返原回归，两者歧途而各行其道。从严格意义上说，自此后便不复存在真正的史传文学了。只不过其余波犹未消歇，如杂传散传文学随之继兴，皆沾溉浸润着史传文学的艺术传统和美学理想；至于在散文、戏曲文学、小说诸文体的成长演进过程中，更一直起伏流贯着它的形影精神。
通过前面的述论，我们基本上沿循时间的脉络，以纵向俯瞰的角度，极简约地描画出了中国文学巍峨大厦的结构图卷与整体轮廓，并特别提示了那些最重要的梁架节柱——而这恰正是它辉煌光彩形象的支撑和根本。其实，放大些来看，本书又何尝不如此？换个说法，因为主流的腾涌喧荡，才导引注定了中国文学长河的指向走势和壮观景况。另一方面，相关的梁架节柱或主流，也时时给人开启一扇扇窗口与新视点，从这里可以饱览各样艳丽缤纷的美好风光，触发起您继续详细了解、深入探索的兴味。那么，我们也许就会不再因为这幅素描图卷的粗枝大叶、浅尝辄止而感觉遗憾抱歉了。
二○○六年岁末
于济南玉函山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