凑满一打

therounddozen[1]

我喜欢埃尔松。那是英国南部的一个海边度假地，离布莱顿不远，有种怡人的风情，让人想起乔治王朝的某些特质。不过这个小城既不繁忙，也不俗丽。十年之前我还常去那里，不时会见到一幢幢坚实的老房子，虽然装腔作势，但却不让人讨厌（就像发现一个显赫人家的女士，虽然潦倒了，但对自己的出身依然有种遮遮掩掩的自豪，你是生不起气来的，只会觉得有趣）。它们都是“欧洲第一绅士[2]”那时候建的，一个失了宠的廷臣大可在这样的房子里安度晚年。主街也有种慵懒的气氛，医生的汽车甚至显得有些突兀。家庭主妇做起家务来不慌不忙。她们跟肉贩一边说着闲话，一边盯着他从那一大块南丘羊肉上割一条最好的颈肉；她们还会跟杂货店老板客气地打听老板娘的近况，等他把半磅茶叶和一小包食盐放进自己的网袋里。我不清楚埃尔松是否也曾是个时髦的胜地，至少我去的时候已经不是了；但它体面而实惠。住在那里一般是未出嫁或寡居的妇人，还有从印度退休回来的平民和士兵：他们期待八九月的天气，但想到那时的度假人流又不免要微微哆嗦两下。但嫌弃归嫌弃，游客来了房子还是要租给他们的，收了房租就可以到瑞士的膳宿公寓里过几周俗世的逍遥日子。埃尔松热闹的时候我没有见识过，据说寄宿舍全部住满，穿休闲西服的男青年在海边散步，海滩上演着涂白脸的法国哑剧，“海豚酒店”的桌球房里，球与球撞击的声音到十一点还不停。我见识埃尔松只在冬季。靠海那些百年历史的老房子，粉饰灰泥的外墙，圆肚窗，每一幢都有告示招租；在“海豚酒店”，除了跑腿的小童之外，只有一位男仆。每天十点钟一到，管理员进吸烟室的时候不用说话就能明白什么意思，你只好起身回房睡觉。这时的埃尔松是个安逸的地方，“海豚酒店”也足够舒适。想到摄政王不止一次携着菲茨赫伯特夫人[3]到这里的咖啡室用下午茶，倒也引人遐思。大堂里还有一封萨克雷的信被装裱了起来，信中示意要预定面海的一个客厅和两个卧室，还要求派一辆马车去车站接他。

战后第二还是第三年，我那场流感来得厉害，十一月份去埃尔松恢复。下午到了之后，行李放好，我就去海滩上散步了。天空阴沉，平静的海面又灰又冷，几只海鸥飞得离海岸很近。帆船的桅杆因为冬天放下来了，搁浅在砂石海滩上。灰色的更衣间一个接着一个，破破烂烂地连成一长排。市镇委员会到处放了些长椅，现在都空着，只看到几个人大步来回走着，锻炼身体。路上碰到一个红鼻头的上校，穿着宽大的运动裤，脚步很重，身后还跟着一只犬，两位上了年纪的女士穿着短裙和笨重的鞋子走过，还有一个容貌平常的姑娘，戴着那种帽顶有个绒球的苏格兰宽顶无檐圆帽。我还从没见过这么荒凉的海滩。寄宿舍都像妆容不修的老女人，等着那个永远不会回来的情郎。即使是向来好客的“海豚酒店”也显得哀愁、苍凉。我的心在往下沉。生活似乎一下变得极为乏味。回到酒店，把客厅的窗帘拉起来，我把火捅得更旺了一些，拿起一本书希望能驱散几分忧郁。到了要更衣去用晚餐的时候，的确心情开朗了一些。走进咖啡室，发现酒店里的客人都已经就座。我大致瞄了他们一眼。有一个中年女子一个人坐着；两个红脸的老先生，头有些秃，像是来打高尔夫的，都满脸不高兴地默默吃着饭。除此之外，屋子里只剩下坐在圆肚窗前的三个人，他们让我惊讶之余一下来了兴致。其中一个是位老先生，女士岁数大些，应该是他妻子，还有一个年轻的可能就是他女儿了。最先是老夫人引发了我的好奇。她穿了一条蓬大的黑色丝绸长裙，黑色蕾丝的便帽，手腕上是分量很沉的金镯子，金项链也非同小可，链子上挂了一个巨大的盒式金坠子，领口处还别了枚巨大的金领针。我完全没想到当时还有人会佩戴那样的首饰。经过二手珠宝店和当铺，我时常停下来，看着那些老式到让人觉得怪异的饰品，那么结实、昂贵、丑陋，脸上虽然忍不住微笑，但其中未免带着几许哀伤，是想到佩戴这些饰品的女子早已不在人世。看到它们，想起的是女士后腰的褶裥隆起与荷叶裙摆正取代裙底那些圆环支架的时代，而平顶、翻檐的圆帽也正让宽前沿的款式作古。那时候英国人喜欢结实的好东西。他们星期天上午去教堂，之后就去公园散步。他们办宴会总要上满十二道菜，主人会亲手切牛肉、鸡肉，用餐完毕，能弹钢琴的女士会向在场宾客献上一曲门德尔松的《无词歌》[4]，男士则用醇厚的中音唱一首英国旧时的民谣。

他们中的另一个女子本来是背对我的，只看得出身材纤细、年轻。棕色的头发很浓密，像是梳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发式。穿了条灰色的长裙。他们三人低声交谈着，没过多久她转过头来，我就看到了她的侧脸。这侧脸美得惊人。鼻梁又挺又精致，脸颊的轮廓雕琢得如此美妙；这时我也发现她的发型模仿的是亚历山德拉王后[5]。饭最终吃完了，三人起身离桌。老夫人径直走出了餐厅，目光片刻也没有往两侧偏移；那个年轻的女子跟在她后面。这时我才震惊地发现，这位年轻的女子着实也不年轻了。她身上的长裙的确不复杂，裙摆比那时的惯例要略微长一些，而且似乎剪裁的方式有些过时，我敢说是它的腰身比当时普遍的样式更分明；但这仍是条年轻女子的裙子。她身材高挑，像丁尼生笔下的女主人公，纤瘦，两腿修长，走起路来优雅极了。那个鼻子我见过，是在希腊那些女神的脸上；这女子的嘴唇也美，眼睛又大又蓝。皮肤当然不能算特别紧实了，额头和眼睛周围都能看到几缕皱纹，但年轻时她的皮肤也一定让人艳羡。她让我想起阿尔玛-塔德马[6]笔下的罗马贵妇，五官如此端正、如此优美，而且那些人物虽然穿着古典服装，但依然执拗地显出自己的英伦风格来。这种冷冷清清的完美大概有二十五年没有见到了；如同隽言这种体裁一样，已经消亡。我就像一个考古学家挖掘出埋藏多年的雕像，实在没有料到过去的时代能这样留存下来，大为欣喜。消亡最为彻底的过去，往往只是昨天。

两位女士离桌的时候，那位先生也站了起来，现在重又坐下了。一个服务生端来了一杯浓波尔图葡萄酒。他先闻了一下，呷了一口，还在舌上品味了一会儿才咽下去。我好好地观察了他一番。个头很小，比他那个威严的妻子要矮了不少。虽然有些发福，但也称不上肥胖，一头浓密的鬈发都已经花白了。脸上的皱纹不少，表情里似乎看得出这是个有趣的人。嘴唇闭得很紧，下颚棱角分明。照我们现在的观念来说，他的着装有些太过花哨了：黑丝绒的外套，带褶边的低领衬衫，黑色的宽领带，另外他的礼服裤也实在太宽大。隐隐约约让你觉得像是一套戏服。仔细品尝了他的葡萄酒之后，他站起来缓步走出了餐厅。

因为我很想知道这三个与众不同的人是谁，经过大堂的时候扫了一眼客人的登记簿。他们三人的名字是用一种女性化的书法写出来的，就是那些四十年前时髦学校会教的有棱有角的写法；他们叫埃德温·圣克莱尔先生和夫人，波切斯特小姐。地址写的是伦敦市贝斯沃特区莱因斯特广场68号。这一定就是让我着迷的那三个人了。我还问了女经理人圣克莱尔先生是谁，她说这是一位城里的大人物。接着我就去了桌球房打了一会儿球，上楼的时候经过休息厅。之前那两位红脸蛋的先生正在读晚报，那位老妇人则正拿着一本小说满脸瞌睡。而之前注意到的三个人坐在角落里。圣克莱尔夫人在织毛线，波切斯特小姐忙着刺绣，而圣克莱尔先生正在朗读一本什么书，虽然着意不打搅别人但声音依然听得出很雄浑。走过的时候我看到他读的是《荒凉山庄》。

第二天我大部分时间都在看书、写作，不过下午还是出去散了个步，回来的时候在海滩的公用长椅上坐下了。天气没有前一天那么凉，风吹来还颇温煦。我也无事可做，只看着远处一个人朝我走近。走到跟前，我才看清这是一个衣着邋遢的小个子男人，套了件单薄的黑色长大衣，戴着顶有些破烂的圆顶礼帽。他走路时手插在口袋里，看上去有些冷，经过我的时候朝这边扫了一眼，又走出几步，犹豫着停下来，转过身。等到他第二次走到我坐的长椅边上时，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只手，碰了碰自己的帽子。我注意到他戴的黑手套也很破旧，觉得这像是一个近况不佳的鳏夫。又或者他是个殡葬业人士，得了流感来这里恢复。

“抱歉，先生，”他说，“能不能麻烦您借个火？”

“当然了。”

他在我旁边坐下，我正从口袋里拿火柴，他也在他的口袋里找烟；拿出一小包“黄金叶”的烟盒之后，突然神色十分痛苦。

“天啊，这可真是太讨厌了！我的烟居然抽完了。”

“抽一根我的吧。”我微笑着说道。

我拿出烟盒，他自己取了一支。

“金的啊？”我关上烟盒之后，他在外壳上敲了一下。“是金的吧？换了我肯定就丢了。我有过三个。全都被偷走了。”

他的目光带着忧郁落在自己的靴子上，那双鞋有些惨不忍睹。这像是一个干瘪了的人，细长鼻子，眼睛是淡蓝色的，皮肤土黄，布满了皱纹。我判断不出这个人到底是多大岁数，说他三十五，说他六十，都有可能。他身上似乎只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他的无关紧要。不过，虽然明显很穷苦，但人打点得还是很干净，是个体面的人，也很在意自己的体面。之前是玩笑，我并不真的认为他从事殡葬业，他更像是一个替律师打工的小职员，最近妻子刚刚下葬，雇主体恤，送他来埃尔松熬过最初的丧妻之痛。

“你在这儿短住还是常住啊，先生？”他问我。

“十天半个月的样子吧。”

“这是你第一次来埃尔松吗，先生？”

“我之前来过。”

“我对这地方特别了解，先生。我自诩没有我不曾去过的海边度假胜地，比埃尔松好的，应该找不到了，先生。来埃尔松的人上档次，一点也不吵，也不俗，不知道你懂不懂我的意思。先生，这里可是有我很珍贵的回忆啊，过去对埃尔松太熟了。我的婚礼就是在圣马丁教堂，先生。”

“是吗？”我没精打采地回答。

“这是段很幸福的婚姻，先生。”

“我替你们高兴。”我回道。

“撑了九个月，够长的。”他若有所思地说道。

当然这句话听上去有点诡异。我之前就判断他极有可能不吝啬于分享他的婚姻经历，对此我毫无引颈而盼之感，但听了这句话，虽不能说急切，但至少也是好奇他接下去会说什么。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轻轻叹了口气。最后还是我打破了沉默。

“这儿似乎人来得不是很多。”我评论道。

“这样好，我这人从来不喜欢热闹。我刚不是说吗，我很多年都是一个个海滨度假地这么住过来的，但永远都避开旺季，反而是冬天更愿意来。”

“不觉得有点凄凉吗？”

他转过来，一只戴了黑手套的手搭在我的胳膊上。

“的确很凄凉。但正因为凄凉，所以每一缕阳光都更叫人珍惜。”

这句话让我觉得完全莫名其妙，就没有接话。他收回了手，站了起来。

“不能再打搅您了，先生。能认识你很高兴。”

他把那顶脏兮兮的帽子拿下来致意，信步走了。我这时也开始觉得有些凉，就回到了“海豚”。正走上那些宽台阶的时候，一辆活顶双排座的四轮马车到了，拉车的两匹马瘦得皮包骨。马车里下来的是圣克莱尔先生；他头上那顶帽子像是把高顶礼帽和圆礼帽不情不愿地结合在一起。然后他伸手先后把妻子和侄女扶了下来。行李员跟在他们身后把毯子和坐垫搬进了酒店。圣克莱尔先生付钱给车夫的时候我听见他关照对方明天还是老时间，应该是他们每天下午都要坐着这么一辆马车去兜风。如果谁告诉我他们三人都没有坐过汽车，我一点都不会惊讶。

女经理人告诉我，他们平时都自顾自，从不主动与酒店的其他客人来往。我脑子里充满了各种没有根据的想象。每天三餐我都在观察他们。早上我还会在酒店门口快要下台阶的地方看到圣克莱尔先生读《泰晤士报》，圣克莱尔太太做着针线活。我猜圣克莱尔夫人这辈子都可能没有读过任何一份报纸，因为除了《泰晤士报》从来没见他们带过其他的报纸，而圣克莱尔先生自然又把它每天带去城里。大概到十二点钟的时候，波切斯特小姐会加入他们。

“散步散得如何，埃莉诺？”圣克莱尔夫人会问。

“挺好的，格特鲁德阿姨。”波切斯特小姐回答道。

我也知道了波切斯特小姐每天早上都会散步，就像圣克莱尔夫人每天下午都要兜风一样。

“你这一行打完之后，亲爱的，”圣克莱尔先生扫了一眼妻子的针织活之后说道，“或许我们可以去走一走当做午餐前的健身。”

“那很好啊。”圣克莱尔夫人答道。她收起针线活交给了波切斯特小姐。“要是你上楼的话，埃莉诺，把我的毛线活带上去吧。”

“当然了，格特鲁德阿姨。”

“散步之后大概也有些疲倦吧，亲爱的。”

“午餐之前我会小憩一下的。”

波切斯特小姐于是进了酒店，而圣克莱尔夫妇沿着海滩肩并肩散步，缓缓走到某个特定的点，又缓缓地走回来。

在楼梯上碰到他们中任何一个，我都会弯腰致意，对方也会弯腰回礼，但脸上不会露出笑容；有天早上我大胆说了句“你好”，但那次交流也就此终结。看上去不会有机会和他们交谈了。但没过多久，我感觉圣克莱尔先生会时不时朝我的方向瞥上一眼。因为他应该知道了我的名字，可能多少有些好奇但也可能只是我太看得起自己了。一两天之后，我坐在房间里，行李员进来传话。

“圣克莱尔先生向您致意，问您是否可以借《惠特克年鉴》[7]供他一阅。”

我茫然不知如何作答。

“他凭什么觉得我会有《惠特克年鉴》啊？”

“先生，大概因为女经理人告诉他你是个作家。”

我还是不明白这两件事有什么联系。

“请转达给圣克莱尔先生，很抱歉我没有《惠特克年鉴》，如果我有的话一定很乐意借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