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三十四章《刘爱平作品选集：纪实卷2》（2）

职业不是太阳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失为一种良好的道德，也不失为一种朴实的人道，但是，它已经无法满足人们对生存、对生命安全感的诉求，而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才是大众迫切呼唤的一种更高层次的道德机制和一种更加深厚的人道平台……1

儒家文化博大精深，浩荡几千年，雄风不减，鼻祖当推孔丘，他曾对弟子冉由道：“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其实不然，不患贫岂能有安又焉能言和？当代忧国忧民者，警钟不绝，锋芒所指无非是个“穷”字。穷不怕，“穷则思变”,一代伟人曾谆谆教诲。问题是如何“思变”，如何在一张白纸上绘出又新又美的图画？

四十多年前，当共产主义的“幽灵”，徘徊辗转，作为人类最崇高的理想，在中国国民心中安营扎寨时，无与伦比的共产党人，再一次创造性地接受了“不患贫而患不均”的传统“思想”的支配。她以磅礴历史的气概，给中国百姓发了一口奇大无比的“巨锅”和四万万个“饭碗”，而且是打不烂砸不碎的，并许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在于这口锅里和围着锅打转的无数个饭碗里，饭菜常有，温饱不朽。

历史悠悠。躲在“铁饭碗”里培育起来的并非是主人翁的意识，以及不断进取和证明群体价值的创造精神，却是一种等待奇迹的渴望，不可言状的惰性和自以为得意的依赖。

这并非别有用心地诋毁号称“老大哥”的工人阶级。这个故事恐怕可以作个佐证：

1991年1月9日,中国第一家国营企业——重庆明月皮鞋厂，向社会宣布关闭拍卖！然而，几乎在拍卖公证签字的同一时刻，该厂的大门口却向社会隆重地推出了这样一个镜头：一群年轻工人在打扑克、织毛衣、逗小孩。谈笑风生，笑容满面，似乎在用他们在长时期的大锅饭里滋生出来的特有“气度”，庆贺着一个伟大时刻的来临。

如果拍卖的是他们的私有家产，如果随之降临的是饥饿，他们决不会有如此“雅兴”，眼泪、愤怒乃至谩骂将是他们沉重的发泄。问题是工厂的命运并非他们的命运，企业的关闭并不意味着他们生存危机的开始。因为他们知道，国家决不会让“主人”饿死。在拍卖之前，政府的行政权力已使他们的未来充满了“生机”：两百多名退休工人的退休金及补贴，由市政府统筹解决；四百多名在册职工由轻工等系统强行消化。

呜呼，工厂垮了，“铁饭碗”尚存！

作家羊慧明事后捕捉到了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该厂被市政府重新安置当了售票员的一名女工，一日与厂长邂逅相遇，甚是激动，握着他的手道：“大厂长，感谢你把厂子搞垮了，要不，我还换不到这份工作。”

是灰色的讽刺？是黑色的幽默？

难怪作家感叹：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的工人感谢破产！这大概是超越任何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家想象力的奇闻。

问题是，破产带来的是不分好坏优劣的集体大转业，是从一个保险箱走进另一个保险箱，对国家有着最朴素情感的工人们能不欢欣鼓舞感谢备至？

然而，在权力的魔棒下充当了“橡皮肚”的企业，其实也拥有着同一道风景同一种命运。即使效益好，依旧面临着职工恶性膨胀的现实。据《参考消息》载：中国政府官员透露，大陆企业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无效人员……其实，国家对此的警觉，并非始于眼下，改革之初，它就成为了政府对企业前途与命运堪忧的重要依据之一。据《中国老百姓的前途》一书载：早在1988年4月至8月，全国总工会对16个城市417个企业的20300职工的调查表明，只有13.9％的职工积极性充分发挥，发挥一般和不足者达86.1％；无独有偶，上溯到1986年，中国科技发展中心进行过一次抽样调查，从另外一个角度同样表明：我国工业企业真正干活的有效工时仅占制度工时的40％～60％，平均每人每周投入实际工时40.64小时，投入的有效工时仅为19.2～28.23小时！

危机，潜伏在企业的肌体中！

企业，背负沉重的负荷，在艰难跋涉！

中华民族勤劳、进取之魂在蜕变、在磨损！

呐喊，不能再被束之高阁！警钟，不再是放置郊荒的孤鸣！我们必须用曾经残酷地打击过敌人的手，来严酷地剖析自己，来亲手砸碎由我们自己在破坏中创造出来的“铁饭碗”之秩序，再来一次破坏，再来一次选择与建立……

离岗即待业，待业即失业，被极讲究君子之体面的国人承认与接受，可算是民族觉醒的先兆；开除与辞退的字眼和“主人阶层”发生接触，则又是中国国营企业的福音与希望。据文载：1987年，华中某省国营企业一年内辞退、除名职工1.4万人；1988年，上海已有3万人成为失业救济者；沿海都市福州、广州、厦门、温州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八方击鼓，四面来风。但是，对比起龙的脊背上覆压的负荷，这毕竟仍然是温和的。

1991年底，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召开，政府总理李鹏在讲话中指出：转换经营机制，重点之一是打破企业的“铁饭碗”、“铁交椅”、“大锅饭”……

紧接着，党的权威报刊闻风而动。《人民日报》、《求是》、《半月谈》，作为党和政府的舆论导向，先声夺人，不惜版面，大量刊载社论、评论员及署名文章。没有职工与企业共命运的利益机制，决不可能形成职工与企业共患难的意识。千声同此意，体现着民族的共同意志。

再接着，地方报刊一呼百应，蜂拥而上。请专家撰文者有之，请百姓争鸣者亦有之……

舆论的终极目的在于付诸实际。

于是，被人浮于事和畸形膨胀的冗员捆绑得或死去活来或支离破碎或风雨飘摇或形同虚设的企业，开始了一场自改革开放以来真正的“企业革命”，且成为中国企业界的一大景观。

据文载：上海市先领风骚，率先推动了四个试点方案，其中两点就是以全员合同制为中心的劳动、工资、社会保险配套试点的改革。

与此同步而行，本溪钢铁公司10万职工正式告别铁饭碗，以全员合同制身份走上工作岗位……

接踵而至的是，全国性企业的优化组合。

优化组合，这在中国已不算第一次，但却是触及面最广泛，震撼力最强烈，立意性最深刻的一次。

而被优化组合下来的职工被称之为“富裕人口”。

而所谓“富裕人口”，实际上则是半失业或失业人口——中国国民的含蓄与幽默也表现在对丰富的方块形词汇的奇妙运用。

那么，中国到底有多少实际意义上的富裕人口和待业者？这是政府部门的一个非常敏感的数字，无从详细综述，但来自各地的零星数目，却能使人管中窥豹：

1992年中原某企业的12000名职工，优化组合后，在岗职工只剩下8000余名；

上海三铁职工人数达25000名，改革到位后，竟有5000人“富裕”；

西安某公司，近万名职工，实行定岗定员后，2000余人走向了劳务市场……

这里不包括停薪留职的“主动失业者”。据统计，这类“主动者”，在上海达4万人，在北京约3万人，分别占总待业人口的60％和36％；而“被动待业者”，在北京有13.8万，上海有80万，重庆占40万，山东有70万。全国平均待业率按2.6％计算，总数达1780万。且不说这其实是一个十分保守的数字，且不说1993年待业“行情”将继续看涨。

包袱沉重。中国，一个步履艰难的形象。

共和国的公民们，第一次感受到了职业的威胁和生存的危机！“铁饭碗”的粉碎声，打破了他们在理想社会中构筑的梦幻，同时，亦将他们推进了市场经济的漩涡中。“大锅饭”没了，“生存或者毁灭”，再不是哈姆雷特的感叹；“铁饭碗”破了，“鱼”或者“熊掌”，再不只是庄子的劝告。无论是待业者或者半待业者，无论是失业者或者半失业者，都必须进行一次自我调节和自我选择，尽管他们由此产生了一种近乎于残忍的失落感甚至遗弃感。

怜悯、迁就、仁慈与宽容，不再充当上帝的化身，你诅咒谩骂也好，愤怒责难也好。

于是，“不靠神仙皇帝，全靠我们自己”，不再是在破坏中创造理想社会的宣言，而是在选择中营造自我生存堡垒的信条。

于是，中国出现了亿万庶民大转业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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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毕竟是社会主义的中国，中国的市场经济毕竟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她不再允许国营企业中职工严重臃肿以及由此派生出的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现象的存在与延伸，自然，亦绝不允许共和国的公民们饿死荒郊或露尸街头，哪怕是一个，甚至是一个十足的懒汉。于是，作为职工再就业或者再选择的改革配套工程之一，中国的大小都市便出现了两个热闹拥挤的景点，即人才交流中心和职业介绍所。

更多的人以为，人才交流中心属于不甘寂寞的大学生、知识分子和科研人才。其实不然，它同样是大批转业职工的角逐场。原因很简单，工人阵营的青年一族，对比起他们父辈的一种近乎于愚昧的虔诚，他们更多地崇拜自己，而中国独创的或作为政治运动的震撼之后，对人的一种伤害和耽误的补偿或作为国库疲软的一种无奈，形成的无校门大学，诸如电大、业大、职大与函大之类，又成为了他们掌握知识进而崇拜自己的资本。他们自以为是人才，至少是某一方面的人才。他们从企业走向社会，从“保险柜”走进风险多变的市场，往往主动多于被动，自觉多于不自觉，而且为数并不凄凉。他们或是看破了身在其中的国营企业的积重难返，或是不被重用而壮志难酬，或是不甘与碌碌无为逍遥混世者为伍，或是难以忍受清贫带来的寂寞与苦涩。当他们从臃肿的企业分离出来后，开始对职业进行再次选择时，往往盯住的另一道可能使他们跨入理想王国的大门，便是人才交流中心。这是一个在职业选择上有着最大自由且能最大程度上张扬自我个性的沙场。于是，他们用他们的胆略，与那些有着各种悲凉命运的中国知识分子一道开始了他们神圣的征服。

这类人在量上并不凄凉。

今年三月，武汉某涉外公司公开招聘职员。《长江日报》刊登广告之后，便在地处长江边的武汉市人才交流中心的二楼过道上摆上了一张桌子。漂亮的招聘小姐和桌上的“大哥大”，招惹得人眼馋。尽管条件相当苛刻，但应聘者如云。仅三天，报名人数逾两百，成倍地超过了招聘单位预计指数。据统计，其中实际意义上的待业者和再待业者达162人，是总人数的81%。

无独有偶。1992年6月至8月，当某港商手下无一兵一卒，将一块“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的招牌亮出来时，他们开始在这座城市里的人才交流中心招兵买马。广告一经张贴，应聘者蜂拥而至，如痴如狂，以致招聘者无力招架，倒了几张办公桌，翻了几个墨水瓶，弯了几扇铝合金门窗。五天时间，报名者竟达500人之众。有目击者曰：如此场景，让人联想到文革时的一种狂热，不同的是，前者效忠的是领袖，后者跪拜的是职业，以及与职业连在一起的金钱和人的自我价值……值得深思的是，这沸沸扬扬的人海中，企业转业人口占了70％！

这个比例不可谓不大。而且，他们中间不乏成功者。

可以说，吴冬是幸运儿。而他的幸运又来自他最初的不幸。他原是一家无线电厂的工人。他长得很帅，于是也就有了一个很漂亮的女朋友。有哥们说，此女之俊美，与影星盖丽在伯仲之间。可惜，他们终是没能成为共戏一湖秋水的鸳鸯。究其原因，无非是现代女性在择偶价值取向上日益趋向“实惠”。气质、相貌可以成为她们一时狂热的触发剂，但却不能使她们的这种激情维持到永远。“阿迪达斯”、“施莱帝格”风行的年代，上帝神斧之下的杰作失却了物质的依托，同样如爬满了艾蒿与胭脂草的后院一般空幽与荒凉。于是，她留下了一个梦，走了，跟着一个款儿爷直取海南……

这对吴冬大小算个打击。他一向是自信的主儿。他不能超越痛苦，却也没被痛苦击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