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六章《刘爱平作品选集：纪实卷1》（3）

假洋鬼子与迷宫何谓“洋行”？这里泛指外国人在中国的公司、代办机构以及其他的“独资”或“合资”企业。而“假洋鬼子”则泛指在“洋行”里打工的中国同胞。这里没有贬意，只有“彼”与“此”的区分意义。因此，文章一开始，笔者先做一个声明。这并非多此一举，本文的触角可能会使身在“洋行”里的男女众生产生些许误解和疑惑，可能感觉很受伤，甚至会愤怒。不过，这不是他们的过错，也不是笔者的刻薄，一切源于一种“存在”。如此，声明也就有了意义。

言归正传。

说“洋行”、说“假洋鬼子”，又得先说“洋人”。

“洋人”一词在中国百姓中广为流传，大约始于1793年。据《天朝》一书载：这一年，在位已57年的清高宗乾隆皇帝，动念将隆重举行83岁寿辰。正是这一年的8月6日，自诩“统驭天下”的中国和号称“西方第一国”的英国有了第一次正式接触。

这是一次以个人寿辰为契机的官方交往。

英王特使马戈尔爵士，带着一支庞大的、号称当时为世界上装备最先进的舰队，在中国的大沽口岸登陆。随船除带有显示英帝国威风的74门大炮外，还有600箱皇家礼品。当然，如此庞大的外交使团不是来侵略的，除给“万岁爷”祝寿外，还准备“平等”地与大清帝国互派使节，谈判并签订两国贸易协议。

在此之前，作为今天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国，从皇上到臣民，似乎还没有人以为地球上还有什么不同的国家以及“国际组织”和“国际交往”，在他们的心目中，大清帝国就是世界，世界就是大清帝国。这里姑且不论，英王特使马戈尔爵士以政府官员身份首次揳入东半球带来的东西方文化、礼俗的碰撞，以及派生出的双方的许许多多难堪与尴尬，但从那时开始，习惯抱着祖先四大发明沾沾自喜、高高在上的帝臣与普普通通的庶民，在更深层次与感受上认识到了地球上还存在着难以驯服与附属的西半球和以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存在着的蓝眼睛、高鼻子、黄头发的“怪异”。

于是，人们震惊与费解之下，送给了他们一个雅绰——“洋人”。

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八国联军的入侵，颐和园的焚烧，大片国土沦陷与大量白银黄金、古董珠宝的流失，愤怒了的中国百姓便把“人”字改为“鬼”字。大概是“洋鬼”二字虽体现了他们的愤怒却还不足以体现他们的轻蔑，便又加上了一个“子”字。

于是，“洋鬼子”就成了中国对入侵者的恶称。

我们不得不惊叹祖国文字的精深和祖先对文字运用的非凡才能。翻开词典，与“鬼”字组成的词语，大凡都带有令人深恶痛绝的贬义。“鬼魅”，比喻邪恶势力，“鬼混”，泛指不正当的生活，“鬼祟”，形容不光明正大；“鬼胎”，专指心怀不可告人的念头……

可见，我们民族对入侵者的仇恨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至于“假洋鬼子”一词的出现，当然得感谢阿q在“洋鬼子”一词基础上的非凡创造与发明。阿q仅凭此举就可以“辉煌”一生。而在他“辉煌”的一生中最厌恶的就是未庄钱太爷的大儿子。“他先前跑上城里去上洋学堂，不知怎么又跑到东洋去了，半年之后他又回到了家里来，腿也直了，辫子也不见了，他的母亲大骂了十几场，他的老婆跳了三回井……”阿q给他起了个名儿叫“假洋鬼子”，以示他的愤怒和轻视。“假洋鬼子”按照他的解释，则是“里通外国的人”……

我们说阿q了不得，决不是胡诌，仅这一发明创造就权威十足地延绵了大半个世纪。我们说阿q是悲哀的，也是真话，因为大半个世纪过去之后，“假洋鬼子”已从贬义词中脱胎换骨，被当今大胆的国人修改得“面貌全非”，而假洋鬼子的地位则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兴趣与注目……

有一次，笔者和一群小青年走进一家中外合资舞厅，那豪华得让人惊叹的装潢，似乎并不十分地引起他们的关注，却指着几个穿戴得笔挺与神气的中国聘员感叹道：“你看，这群假洋鬼子真叫人羡慕！”

他们的语调中无不充满了深深的向往之情。

后来，笔者遇到了一位三年不见的朋友。三年前，他曾向笔者感叹：办公室的工作整个儿枯燥无味，没刺激少动荡，总有一天会把我闷个半死。其实，那时的他已是一名正科级干部，只有三十多岁的年龄。按中国国情推演，他应是仕途通达、前途光明的那一拨人了……那天，他走时背着蓦然而亮的路灯。他衣着不整、歪歪斜斜的背影，曾给以爬方格度日的笔者一些莫名的感叹。但三年之后的今天，笔者再次与他不期而遇时，他表现出的那种亢奋的精神状态，委实叫人感到人世间充满了不尽的希望。当笔者问他高就何方时，他洒脱一笑：“假洋鬼子的干活。”这当然很笼统，交谈久了，便知道他在一家外国财团驻华代办里任首席代表，标准的“白领阶层”……

由此看来，假洋鬼子不仅被局外人所称谓，也被身在其中的人所接受。

时代带来观念的嬗变，同时也带来了汉字意义的修正。

这无疑体现了一种时代风貌。但可以想象到，这一“风貌”的出现，必有一个非常的动因和一个异常痛苦的过程。

然而，这又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漫长而浩瀚的史书孵化出来的民族精神、个性意志与千古一辙的传统观念以及近代史上百年积弱而垒筑起来的极度贫困，似乎已决定了我们这一代炎黄子孙，就非得经历一次超乎寻常的阵痛不可，和由此派生出的对中国未来担负起的神圣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因为未来的中国应当是富裕的、强大的、不可战胜的。拿破仑一世不是预言过：“中国吗？那是巨人在沉睡。由他睡去吧！因为他一旦醒来，势必震撼天下。”问题是中国不可能再沉睡下去，世界将中国推到了奋起与振兴的时空极至，中国亦骄傲地拥有了一代伟大的政治家和领袖。这倒不是宣称领袖的“心理之动进稍易其轨而全部历史可以改观”或“人类的历史是伟人的传记”，而恰恰相反地在强调着把领袖的意志与灵魂转化为实际存在的一代自主探索和躁动不安的十亿民众的气势。

毫无疑问，“自主探索”，曲折地传递着中国人对生存现状的不满和对历史沉重反思的心态，而“躁动不安”，又多少凸现着国人的大胆与冒险精神。无论泱泱大社会还是微微小人生，概莫能外。

自然，没有冒险，便没有希望。社会失却冒险，那将是一个被死水淹没文明的世界；人生中失却冒险，那将是一个被黑暗充塞尽头的小巷。但是冒险的诞生，需要绝对的“氛围”。

“氛围”终于出现了。

历史如一个幽灵，无声无息中在这块黄土地上徜徉蹀躞了近两千个圈子的时候，突然以其积聚起来的伟力，把封闭的国门撞开了一个硕大的洞穴，于是，秦砖汉瓦砌成的或安宁静谧或沉闷闭锁或形同虚无或风雨飘摇的社会与人生所赖以维系的形形色色的篱笆开始崩溃了，其音韵足令世界瞩目。

人们从这个洞穴中，震惊地窥视到了整个世界的“奇妙”与“精彩”：

——婚姻大裂变；

——情感大崩溃；

——城乡大流动；

——知识大爆炸……

可是，也许是被贫穷的幽灵窒息太久太久的缘故，比起任何嬗变更能直接激荡人心的还是人类依附着才能生生不息的物质：经济实体构成的财富和享受资料。

于是，当当今伟大的领导者果敢地悬挂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旗帜时，大胆的中国人便开始了他们不拘一格的奋勇征战：乡村的农民把城市当成黄金彼岸，拼尽一搏地往霓虹灯的光晕里挤去；城市的公民则把特区的海水气息，看成是诱人的法国香水，不顾一切地开始了气势浩荡的南徙；腰缠万贯的开公司，小本经营的设摊点；无钱的想法设法招财进宝，有钱的玩花招儿纵欲骄奢……

且不论，大江东去，泥沙俱下，但必须承认的是国人的“钱意识”在这个历史的氛围中，得到了石破天惊的体现。

然而，在这个空前的氛围中，还有一个特殊的洞穴，它如高悬中空的明月，居高临下中吐出眩目的清辉，既令千面神往，又令万人仰止，那便是中国的资本主义企业，或曰三资企业以及能成为这一企业中的中国的假洋鬼子。

经历了漫长年代痛苦挣扎的中国国民，对“资本主义”一词已失却了那份永远的神经过敏般的畏惧与恐慌，这并非只是因为中国新时代再版的《政治经济学》以其史无前例的气魄，堂而皇之地把它称之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形式，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一起垒起了公有制经济的坚实的墙脚，并将其托上金字塔的尖顶，还在于”墙脚“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墙脚“发出呼啦啦的溃塌之声，“尖顶”也将不复存在……

这当然只是政治家与经济学家的思维方阵。

那么，国民呢？将“实惠”推到了生存第一位的普通国民呢？

他们的思维方阵也许简单得多。

在他们看来，“三资企业”的幽灵，在东方这块黄土地上毫无羞涩而大胆地徘徊，折射出的是一种希望之光——民族进步的希望，个人富裕与享受再生的希望。这也许是不可阻挡的了，因为历史提供的氛围，从表层上来看似乎是一批时代英杰的意志，而实际上则是民族心灵深处的根本动机。

这一根本动机，给“三资企业”的滋生蔓延带来了亘古无例的机遇。

于是，它便魔方般地以其形形色色的形式出现了——

——开发公司；

——贸易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大酒店；

——商社……

一家，两家，三家……一百家，两百家……据有关资料统计，自1979年英国米德兰银行试探性地在北京建立起来第一家外商常驻机构以来，全图各地区的“三资企业”已发展了17万余家，而且随着时间的不断向前推进，其数量的递增速度足可以用“惊人”二字来概括。

而“三资企业”的发展，却又强化着中华民族的血肉里蛰伏着的“根本动机”。

于是，一如城市的夜生活，再不是堕落的象征，一如移居海外，再不桥烟拥拇——室谎——疑碛凇叭-势笠怠钡纳-婵占洌-殉晌-艘恢肿砸晕-堑姆欠驳娜僖-因为，这是一个充满五光十色的迷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