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编潜规则还是钱规则：怪诞行为背后的经济学诡计

◆死刑问题：为什么监狱不能阻止犯罪◆草地荒漠：重复上演的公地悲剧

◆分粥智慧：为什么不患贫而患不公

第一章死刑问题：为什么监狱不能阻止犯罪

为什么苏比会做监狱梦

苏比躺在麦迪生广场他那条长凳上，辗转反侧。每当雁群在夜空引吭高鸣，每当没有海豹皮大衣的女人跟丈夫亲热起来，每当苏比躺在街心公园长凳上辗转反侧，这时候，你就知道冬天迫在眉睫了。

苏比明白，为了抵御寒冬，布莱克威尔岛监狱是他衷心企求的。在那整整3个月不愁食宿，伙伴们意气相投，也没有“北风”老儿和警察老爷来纠缠不清。在苏比看来，人生的乐趣也莫过于此了。

于是，苏比打定主意实施自己的“入狱计划”。

他先是想在哪家豪华的餐馆饱餐一顿，然后声明自己身无分文，这样就可以把自己交到警察手里。然而，侍者嫌弃他裤子和皮鞋过于破旧，没让他进门。

在马路拐角处有一家铺子，灯火通明，大玻璃橱窗很惹眼。苏比捡起块鹅卵石往大玻璃上砸去。苏比站定了不动，笑着等警察抓他走。警察认为他连个证人都算不上，没人会这么蠢，转而去追一个赶车的人了。

接着，苏比想通过调戏一个衣着简朴颇为讨人喜欢的年轻女子来引起不远处的警察注意。

“啊哈，我说，贝蒂丽亚！你不是说要到我院子里去玩吗？”

“可不是吗，迈克。”她兴致勃勃地说，“不过你先得破费给我买杯‘猫尿’。要不是那巡警老盯着，我早就要跟你搭腔了。”

没想到她竟反过来勾引起了苏比。

看来他的自由是命中注定的了。情急之下，苏比拿了一位衣冠楚楚的绅士的一把绸伞。为了能让自己的罪名加重一些，苏比和上前要伞的绅士争执起来。没想到这位绅士倒心慌了，拱手把伞让给了苏比。原来这把伞来路不正。

最后，苏比受到从教堂飘出来的赞美诗的“感召”想从善。半路跳出来一个警察认为，一个流浪汉绝不会与教堂周围幽静的环境、柔和的灯光、动人的音乐有联系。苏比因为“闲荡”的罪名被捕了。

第二天早上，警察局法庭上的推事宣判道：“布莱克威尔岛，3个月。”

流浪汉苏比在冬季来临时，为了解决自己的温暖与食宿问题，才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实施自己的犯罪行为。

人们为什么要犯罪？如故事中的苏比一样，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物质激励在作怪。在物质激励的作用下，人们往往会有两种不同的反应：一种是非法的，即犯罪；另外一种是合法的，即在有效的激励制度安排下，通过自己超额的合法劳动以谋得更多的物质利益。

据媒体报道，日本在押犯人有10%是老年人，而大多数犯罪根源是对社会福利保障不满。可见，物质是人生存的基本前提，物质的短缺会直接诱发犯罪。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每天奔波劳累，目的只有一个，即最大限度地占有物质资料。犯罪，不过是人在物质资料短缺情况下的一种极端表现。

从1954年第一次入狱起，孙来有先后5次因盗窃被判入狱，他在监狱里先后度过了43年。2009年10月24日，86岁的孙来有刑满释放。但已经适应监狱生活的他非但不高兴，反而担心出狱后会因无人照管，死在街头，哭着不愿出狱。而当得知监狱领导已帮他安排好出狱后的生活后，老人再次激动地哭了。

孙来有生于1923年10月，家住漯河市天桥街。根据档案显示：老人在1954年，因盗窃罪入狱一年；1964年，因盗窃罪被判无期徒刑；1985年被假释后，1988年，又因盗窃罪被判刑8年；1993年，因盗窃罪被判刑10年，随后其因病被保外就医，正保外期间，老人又于1996年7月因强奸，被判有期徒刑17年。服刑期间，由于表现较好，老人先后被减刑3次。

“领导，我不走了！”2009年9月，当监狱干警向孙来有宣布刑满释放后，老人的情绪激动。

由于孙来有年纪较大，患有高血压后遗症。几年前，因脑血栓病又出现行走不便、小便失禁症状。但监狱照管让他非常满意，监狱在给孙来有看病的同时，还专门派两个人照顾他。这两人专门为他叠被子，打饭，换洗衣服，推着他到医院打针治疗。为保证孙来有的营养，监狱领导专门要求，除正常伙食外，每天必须保证孙来有吃两个鸡蛋，喝一碗鸡蛋汤、一杯牛奶。

由于细心照料，孙的身体好转很快。目前，除行走不便外，他能吃能喝、身体硬朗，已具备出狱条件。但随着出狱日子的临近，老人的情绪却日渐烦躁。几次找到分管干警哭诉，表示不愿出狱。而干警调查后得知，老人不愿出狱的原因是，担心出狱后无人照顾，会死在大街上。

这位老人不愿意出狱是担心出狱之后，他享受不到他人对他的照顾，他的物质生活没有保障。其实很多人在常年坐牢之后都不愿意出狱。我们在看电影《肖申克的救赎》的时候可以发现：在监狱里服刑越久，就越不愿意出狱，甚至出狱后会选择自杀。

一个人愿意坐牢，一个人不愿意出狱，选择坐牢在于牢狱里有保障的生活，这就是坐牢的物质激励。

虽然物质激励对人们有着显著的作用，但是人们很快发现在制定激励制度时，物质激励并不是万能的。霍桑试验后人们有了“经济人”和“自动人”等更深刻的认识，较好地解释了“物质激励万能”的怪圈。如过分迷信物质刺激，干好了就给钱，干不好就扣钱，组织与成员的关系被简化成劳资关系，会削弱成员的“主人公”意识，客观上诱发“多给钱多干活，少给钱少干活，不给钱不干活”的思想。因此，人们在进行物质激励时又会进行一定的精神奖励，这样就收到了事半功倍之效。

综上可见，物质资料在整个社会民众的生活中，占有第一位的前提地位。而如果我们在进行物质资料分配时，能尽量实现社会公平，并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激励制度，就会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安定，也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实现。

为什么坏人总是欺凌弱小

太空中，a星球与b星球之间有一条贸易通道。每月往返10次的贸易运输船都在此通过。不知从何时起，这里来了一群宇宙海盗团，他们常常在中途把货物劫持。由于缺乏有效的打击，海盗越来越猖獗，导致每月有将近一半的船货落入其手。对此，a、b两星球非常苦恼。因为船只如果都配备武器和加大人力，那么装备武器的成本和增加的人力成本之和会使贸易的利润丧失。况且装满货物的船只很难在与海盗的太空大战中取胜。

后来有个太空船员想到一个办法——a、b两国可以将用于运输的10艘太空船中的3艘，改成全副武装的战斗型太空船，随机地在10艘中出现。如此一来，每月10艘20次的航行中，就会随机有6次是战斗太空船。这样，在海盗抢劫时，必然有6次被沉重打击的几率。而只要有一次打击，就能够让海盗损失惨重。

果然，伴随着一两次被打击的经历，海盗们逐渐放弃了这条通道，劫持的事件再也没有发生。

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出，罪犯是充分理性的，即希望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收益。因此，理性的海盗就开始斟酌，自己持续下去面临的风险会很大，犯罪成本也会很高。

所以，理智的罪犯都会尽量降低自己所承受的风险。据有关调查显示，90%以上的暴力犯罪均是针对妇女、儿童、老人等弱小个体的，很少有罪犯专门针对五大三粗的大汉下手。

出于犯罪风险这一点考虑，反对实施枪支管制的人经常在这上面做文章。他们认为，虽然枪支管制的实施可以让犯罪分子得不到武器，但是同时也剥夺了人们利用枪支进行自卫的权利。实际上，犯罪分子从黑市上可以买到枪，而遵纪守法的公民却手无寸铁。如果放开枪支管制，则罪犯的犯罪风险会大大提高，这有利于整个社会犯罪率的下降。

设想一下，一位瘦弱的老太太晚上出门买菜，并随身携带一把手枪，在遇到歹徒抢劫的时候，开枪自卫。如果按照10名歹徒就有一个被打死的比例算的话，显然拦路抢劫是一笔“赔本的买卖”，那么做的人就会慢慢少起来。

孩童时代，我们认识了各种不同的动物。在我们的脑海里，这些动物之间存在严格的等级，凶猛的动物必然会吃掉比它弱小的动物，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狮子可以打败豹，但一头经常与豹搏斗的狮子肯定活不长久。因为豹也是很凶猛的动物，狮子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豹杀死。即便每次获胜，也免不了伤痕累累。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狮子不会把豹作为捕食对象，这也是它选择更弱的斑马作为食物的原因。

抢劫一个老太太可能获得300元，抢劫一个青年男士可能获得500元，一个理性的罪犯大多会选择前者。因为很可能在跟青年男士动武后抢劫不到钱，反而被抓进警察局。这就是他的犯罪行为的所得小于犯罪的预期成本时的抉择。

近年来生活在国外的华人华侨频频成为犯罪分子们的“猎物”，这跟华人的“弱小”不无关系。

一名华人中年男子从银行取出1.5万欧元，刚走出银行大门，两名身穿便衣、自称是“警察”的人掏出带有照片和警徽的“证件”，强行对他的手提包进行“检查”。该男子交出手提包后，“警察”命令他在原地等候，然后上了停在路边的汽车。瞬间，“警察”将空包从车窗扔出，迅速驾车逃离现场。华人男子连车牌号码都没有看清。这是发生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市中心维多里奥地区的惊人一幕。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罪犯敢对华人华侨频频作案并每次都能轻易得手呢？从形体上来看，华人华侨一般没有西方人体格强壮。而一般华人华侨被抢后通常以“自认倒霉”的心态面对抢劫，这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犯罪分子选择华人华侨作为目标猎物，显然风险较小。

西方经济学家道格拉斯·米勒说：“人们可以像分析经济活动一样分析犯罪行为，潜在的罪犯‘在他或她对犯罪行为及其法律后果’所做的‘成本——利益’分析中作出经济决策。”罪犯之所以犯罪，原因在于他是一个理性的精于计算价值最大化者。在他权衡犯罪所得大于犯罪预期成本损失时，追求利益的动机就会刺激他实施犯罪。

同样的逻辑，也为我们考虑如何预防犯罪提供了契机。由于大多数罪犯都希望自己不被逮住，即使被逮住以后判刑不重也没关系。那么，遏制犯罪最有效的办法是增大犯罪成本。若想达到这样的效果，有两条主要途径：

一是增大犯罪分子被抓获的概率。加大执法力度，是一种提高犯罪成本的高明手段。警察多了，反扒凶，自然出没的小偷会少很多。或者说小偷要想偷个钱包，至少比以前需要更多的技术和胆量。

二是对犯罪分子实施更有效的惩罚。经济学家更关注预期的刑罚成本。刑罚的作用在于对犯罪行为施加额外的成本，因为一般的惩罚不足以起到有效的威慑作用。这样也可以预防社会上类似犯罪行为的发生。如果小偷平均一个月能偷10个钱包，平均每个钱包有500元，但是平均每个月10个小偷里有1个会被抓，每抓一次就得罚50000元。那么很大一部分小偷将会放弃偷窃的想法。

为什么犯罪分子会组成集团

2009年11月3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对谢才萍等22人涉黑案作出一审宣判，昔日坐庄重庆地下赌场的“黑赌教母”谢才萍被判刑18年，其余21人分别被判处1年至13年不等有期徒刑。这个犯下聚赌、“放水”、“嗑药”、伤人等累累罪恶的黑赌团伙，终于被依法铲除。

2004年以来，在重庆主城的高新区、渝中区、九龙坡区、南岸区等地，谢才萍开设赌场有10余处，而这些赌场更有“重庆最安全的赌场”之称。其他人开赌场都是越隐蔽、越低调越好，而谢才萍开赌场却是“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什么地方豪华就开到哪里”。谢才萍的赌场实行“股份制”，除谢才萍、刘井勇固定坐庄外，汤炳等10余名团伙成员临时坐庄，均带领各自网络的大批赌徒集资入股。为了控制团伙成员和赌客，谢才萍还制订了严格的“帮规”：赌场股东必须轮流坐庄参加赌博，输赢2万元左右才能下庄；赌客必须受邀约，才能参与赌博；在赌客少的情况下，股东还必须无条件充当闲家参与赌博；进入赌场的赌客，必须确认身份后才能进场，“放水”人员进入赌场，必须经过股东同意或其他赌客介绍。

在谢才萍的黑赌组织中层级分明、分工明确：股东负责选择赌场地点、坐庄和组织赌徒，领导并管理赌场经营活动；放哨者分为“外围”和“内保”，“外围”负责打通关节，联络相关部门，确保赌场经营期间不被查处；“内保”则在门外放哨，应对纠纷、吵架等意外情况；还有人专门在赌场“放水”。此外，还有专人提供后勤保障，负责赌客的一日三餐，同时安排住宿，负责赌场的清洁整理。

读完这个故事，我们或许已经知道了为什么犯罪分子要结伙作案了。因为西方经济学家指出集团作案可以分工合作。犯罪集团成员在分工过程中，专职做好自己的工作，在多次重复作案中，也就熟悉了自己的工作环节，作案会更加有效率。这里又涉及了经济学中的两个概念——科层组织和规模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