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二）
凌虚台记
国1于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饮食与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于终南2；而都邑之丽3山者，莫近于扶风。以至近求最高，其势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尝知有山焉。虽非事之所以损益，而物理有不当然者，此凌虚之所为筑也。
方其未筑也，太守陈公杖履4逍遥于其下。见山之出于林木之上者，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髻5也。曰：“是必有异。”使工凿其前为方池，以其土筑台，高出于屋之檐而止。然后人之至于其上者，恍然不知台之高，而以为山之踊跃奋迅6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虚。”以告其从事7苏轼，而求文以为记。
轼复于公曰：“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8，狐虺9之所窜伏；方是时，岂知有凌虚台邪？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则台之复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尝试与公登台而望：其东则秦穆之祈年、橐泉10也，其南则汉武之长杨、五柞{11}，而其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也{12}。计其一时之盛，宏杰诡{13}丽，坚固而不可动者，岂特{14}百倍于台而已哉！然而数世之后，欲求其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而况于此台欤？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
既已言于公，退而为之记。
【注】
1国：本来指州或者府，此处作动词用，意思是建立都城。2终南：山名，亦名南山，在西安市南。3丽：附着，靠近。4杖履：持杖着履外出游玩。5髻：古时男女都留发，把头发绾在头顶上，叫做髻。6奋迅：本来是形容鸟飞或者兽跑迅疾的气势，此处指山形突然隆起。7从事：汉以后的官名，宋代已废除，此处指下属。8翳：遮蔽，覆盖。9虺（hui悔）：毒蛇。10祈年、橐（tuo托）泉：秦时修建的两个宫殿的名称。{11}长杨、五柞（zuo作）：汉朝二宫名。长杨本秦旧宫，至汉代又加以修饰。{12}仁寿：隋代宫名。九成：唐朝时改仁寿宫为九成宫。{13}诡：怪异。{14}岂特：哪里只是。
扶风太守陈某为登高眺远建筑了一座土台，并请苏轼为他写了这篇记文。文中在记叙土台修建的经过时，联系到古往今来的废兴成毁的历史，感叹人事万物的变化无常，指出不能稍有所得就“夸世而自足”，而应该去探求真正可以永久依靠的东西。这种毫不满足、勇于探求的精神，反映了苏轼思想中对生活积极乐观和对理想执着追求的一面。与当时一些士大夫的消极颓废、吊古伤今的思想相比，更显得可贵。
第一段交代撰写本文的缘起。顾名思义，以“凌虚”名台，无非是强调此台之极高，高到可升高空，即凌空。作者说：“世上万物都在不断变化中，包括生命也不例外。比如说这个凌虚台，在建筑之前，这里是一片废墟，凌虚台周围曾经有好多比凌虚台气派几百倍、几千倍的亭台楼阁，现在都成了废墟。所以，这个凌虚台将来也会是一片废墟。”写到这里话题一转，“有些人也是一样，现在以为自己有些权势，就可以左右别人，其实，这个社会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交代写作本文缘起的角度看，行文至此，似应有些话，而作者却没有说，尚需要继续探析，才知原委。
接着叙写建筑凌虚台的经过。太守陈公拄杖着履，悠闲地游览于山下，见到附近高出于林木的山峦、重重叠叠，仿佛人在墙外行走，墙内只能看到发髻一样，便说：“此地必有奇异之处。”于是派工匠在山前开凿一个方池，用挖出的土夯成一座高台，但因土方极有限，台子仅高出屋檐就停止加高了。陈公把这座高台起名“凌虚台”，还把这番意思告诉从事苏轼，请他写一篇记文。
陈太守放着终南山四季的奇景不观，而要以土筑台眺望近处的山。这在苏轼看来，似乎是多此一举。再者，高台既然筑成，也就算了，竟然还起名叫“凌虚”，凌虚者，升入高空也，凌空也。一方池的土怎能夯出“凌虚”的高台？显然是夸大其辞了。苏轼对此更是不以为然。遗憾的是，太守并未就此罢手，而是还要委托苏轼写一篇记叙文字，纪念这桩风流雅事。由此可以看出，苏轼作此文的心态，一方面是凌虚台本身确乎没有什么可记的，另一方是太守交给自己的任务，不好推辞，可谓是矛盾不已。
第三段主要围绕凌虚台抒发感慨，发表议论。既然凌虚台没有什么可写的，那就打破时空的限制，开始天马行空。苏轼遥想，从前此处是荒草野地，被霜露覆盖，狐狸、毒蛇出没其间，那时哪里知晓会有今天的凌虚台呢!于是从过去的废毁，论到今日的兴成，最终得出“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的论点，这是有哲理内涵和哲理高度的观点，也是全段感慨的核心、议论的关键。接着，又引出“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的结论。意思是由兴到废，再由废到兴，周而复始，交互回环，永无穷尽。这个结论在前文的立论基础上更深入一步，合情合理。
行至此处，不得不钦佩作者巧妙的构思，弃眼前之物，从虚处下笔。既不违背太守的意思，又展示出自己横溢的才华。作者能由一方土台，联想到古今废兴成毁的历史，这既不同于凭借“宏杰瑰丽”的建筑来耀世的世俗之见，也有别于黄老逃避现实的虚无思想，体现出苏轼积极追求“世有足恃者”的理想和对生活的热爱，难能可贵。
后人评论
当代有学者评本文说：“议论文字虽占全文一半略强，仅为二百二十余字，却张弛有度，收放自如，跌宕起伏，抑扬顿挫，极尽纵横捭阖之能事，是最不受文章程式化约束的散文佳作。”
石钟山记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1。”郦元2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3，枹4止响腾，馀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元丰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齐安舟行适临汝，而长子迈将赴饶之德兴尉5，送之至湖口，因得观所谓石钟者。寺僧使小童持斧，于乱石间择其一二，扣之，硿硿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暮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6，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又有若老人咳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鹤也。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噌吰7如钟鼓不绝，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则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涵澹8澎湃而为此也。舟回至两山间，将入港口，有大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有窾坎9镗鞳之声，与向之噌吰者相应，如乐作焉。因笑谓迈曰：“汝识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无射10也；窾坎镗鞳者，魏献子{11}之歌钟也。古之人不余欺也！”
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郦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传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余是以记之，盖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
【注】
1《水经》：一部记载水道的书，据说是汉代的桑钦撰写的。彭蠡：即鄱阳湖。石钟山在湖北端，属湖口县。2郦元：即郦道元，地理学家，著《水经注》。3函胡：含糊，模糊。清越：清彻激扬。4枹（fu扶）：鼓槌。5齐安：指黄州。临汝：今河南临汝。德兴：今江西德兴，当时属饶州。6鹘（hu胡）：一种猛禽。磔（zhé哲）磔：鹘鸣声。7噌吰（chēnghong撑洪）：洪大沉重的钟声。8涵澹：水动荡的样子。9窾（kuǎn款）坎：击物声。镗鞳（tāngtà汤塔）：钟鼓声。10无射（yi亦）：古代十二律之一。{11}魏献子：春秋时魏国大夫。
石钟山在今天的江西湖口鄱阳湖东岸，奇险秀丽，风景如画。本文作于元丰七年（1084）六月，当时苏轼正由黄州团练副使调任汝州团练副使。此时作者经历了被人弹劾下狱而后获释的波波折折，一则将要北上履新，一则在送子赴任途中，心中的畅快之意，自是不言而喻。
《石钟山记》的结构不同于一般的记游性散文，它不是先记游，然后议论，而是先议论，由议论带出记叙，最后又以议论作结。作者以“疑—察—结论”三个步骤展开全文。全文首尾呼应，逻辑严密，浑然一体，以石钟山得名由来作为线索。先“疑”，后“探”，再“断”，最后是“叹”。文章结构严谨，脉胳清楚，记叙、写景、议论紧密结合，是宋人游记常用的写作方法。本文的特点是记叙内容容量大而条理分明，写景奇特，真切动人，而通过对石钟山命名的探索，阐明了“臆断”有害于人们对事物的正确认识，“臆断”的方式又是多么谬误和浅陋可笑。这种议论，确能给人以启发。
第一段主要叙述关于“石钟山”命名由来的两种说法，然后分别提出质疑，为下文作者亲临其境进行探究提供了依据。这也为文章的第二段中作者所见的两处声源——石穴罅和大石当中流作铺垫，从而发出“古之人不余欺也”的慨叹。
接着写作者亲临石钟山和探究石钟山得名原因的经过，作者在这段里生动细致地叙写了亲自探究过程中的所见所闻，对“石钟山”命名的原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寺僧使小童持斧扣石，作者对此种验证方法仍是“笑而不信”。待实地考察，才能得出真相。
最后，作者回扣前文“笑李渤之陋”，抒发自己探访后的感想——凡事须亲历而不可主观臆断，并点明了作者写作本文的目的。此处可以分为三层。第一层，“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这句话，语气强烈，以反问的方式表示充分肯定的意思，点明了全篇的主旨，是作者探明石钟山得名由来后所得出的结论、所总结的事理，是作者的心得。第二层分析世人不能准确知道石钟山得名由来的原因，“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第三层分承上面所说的两个方面，点明写这篇游记的目的。“叹郦元之简”是肯定郦道元的观点，而又叹其太简略。
《石钟山记》贵在由名质实，实地考察，表明了苏轼不泥古而崇实的精神。全文由思而行，由感而发，夹叙夹议，记叙、描写、议论、抒情环环相扣，浑然一体。文章不虚耗笔墨，不为写景而写景，而是结合记叙，即事明理，深入浅出地议论，能给人以深刻的启示。至于写景，作者又紧紧抓住景物的特色，作气氛的点染，写出自己的感受，如写暮夜乘舟探绝壁一段，绘形绘声，情景事例，描写十分细腻，丝丝入扣而毫无旁骛，这些至今仍值得借鉴。
后人评论
刘克庄《坡公石钟山记》：“坡公此记，议论，天下名言也；笔力，天下之至文也。”
张君1墨宝堂记
世人之所共嗜2者，美饮食，华衣服，好声色而已。有人焉，自以为高而笑之，弹琴奕棋，蓄古法书图画。客至，出而夸观之，自以为至矣。则又有笑之者曰：“古之人所以自表见于后世者，以有言语文章也，是恶足好？”而豪杰之士，又相与笑之，以为士当以功名闻于世，若乃施之空言，而不见于行事，此不得已者之所为也。而其所谓功名者，自知效一官，等而上之，至于伊、吕、稷、契3之所营，刘、项、汤、武4之所争，极矣。而或者犹未免乎笑，曰：“是区区者曾何足言，而许由5辞之以为难，孔丘知之以为博。”由此言之，世之相笑，岂有既乎？
士方志于其所欲得，虽小物，有弃躯忘亲而驰之者。故有好书而不得其法，则椎心呕血几死而仅存，至于剖冢斫棺而求之6。是岂声、色、臭、味足以移人哉。方其乐之也，虽其口，不能自言，而况他人乎？人特以己之不好，笑人之好，则过矣。
毗陵7人张君希元，家世好书，所蓄古今人遗迹至多，尽刻诸石，筑室而藏之，属余为记。余，蜀人也。蜀之谚曰：“学书者纸费，学医者人费。”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世有好功名者，以其未试之学，而骤出之于政，其费人岂特医者之比乎？今张君以兼人之能，而位不称其才，优游终岁，无所役其心智，则以书自娱。然以余观之，君岂久闲者，蓄极而通，必将大发之于政。君知政之费人也甚于医，则愿以余之所言者为鉴。
【注】
1张君：张次山，字希元，苏轼友人。2嗜：爱好，喜好。3伊、吕、稷、契：指政治上建立了卓越功勋的古代高官。4刘、项、汤、武：指建立了卓越霸业的古代帝王。5许由：上古高士，相传曾拒绝尧的禅让逃入山中。6“故有”三句：事见唐人韦续所撰《墨薮》：“魏仲繇见蔡邕笔法于韦诞，自槌三日，胸尽青，因呕血。魏世祖以五灵丹救之得活。繇求之，不与。及诞死，繇令人盗掘其墓而得之。”斫，砍。7毗陵：治所在今天的江苏常州。
墨宝堂，系北宋毗陵（今江苏常州市）人张希元珍藏古书法墨迹的地方。熙宁五年（1072）苏轼任杭州通判时，应张希元之请作《墨宝堂记》。文章从批评世人以己之所好而骄人、笑人的陋习，层层演进，引出对张希元爱好书法却怀才不遇寄予同情，并相信他会以自己的才能在仕途上发挥经世济民的作用，表现了苏轼积极用世的人生观。全文共分三段。
第一段一上来就阔发议论。紧紧围绕着一个“笑”字生发开去，描述了世人的种种偏见与短识。琴棋书画爱好者们嘲笑那些喜好声色的平庸之辈，但他们自己又被喜好文章的人嘲笑；而喜好功名的人对好文者同样不以为然，认为他们的文章不过是些酸腐“空言”而已；而这些追求功名的人们，即使能够像刘、项、汤、武一样掌管天下，但是他们竟依然不免被人嘲笑。为何？在大隐士许由和大圣人孔子看来，这些功名不过都是过眼烟云，不值一提。最后以“世之相笑，岂有既乎”为结，说明世间人们的相互嘲笑已经成为规律，没完没了，无始无终。对这些嘲笑统统给予了否定。
第二段紧承第一段对收藏者的痴情、痴态、痴行进行了进一步的延展和刻画。他们为书画“弃躯忘亲”，心无旁骛，专心致志；他们为书画“椎心呕血”，可以抛弃一切，甚至生命；他们为书画“剖冢斫棺”，可谓不择手段，用尽心思。但是作者苏轼理解他们，说人世间人们所看重的声色享乐都不足以吸引他们，转移他们的志趣。他们在书画中所得到的精神享受是连他们自己都无以言表的，其他人就更无法理解他们内心的那份痴情了。作者强调，不理解并不能成为嘲笑他们的理由，更不能成为否定他们的根据。他总结说：“人特以己之不好，笑人之好，则过矣。”这不仅批评了那些嘲笑琴棋书画爱好者的人们，更将所有的同类嘲笑给予了归纳否定，依然用“笑”字串连，与上文呼应，文气贯通一气。
从“毗陵人”到“属余为记”为第三段的开端，介绍作记的缘起。本来这里应该详细地记述、描绘张希元如何爱好书画典籍，珍藏了什么，规模如何。但是作者仅寥寥数笔，便戛然而止。张希元“家世好书”，其风可追；“所蓄古今人之遗迹至多”，多善可陈；“尽刻诸石，筑室而藏之”，精神之嘉，可予彰表。苏轼以“蜀人”“蜀言”为转接承续，引出对人生道路设计、从业选择的看法。
谚语“学书者纸费，学医者人费”的意思是：学习书法绘画的人，会耗费很多的纸张笔墨；从医的人初始阶段会耗费很多人的性命和健康。为什么？庸医误人。谚语虽非名人名言，但是因为其在民间口头传播，有很大影响力。
文末，苏轼特别郑重地谆谆告诫张希元：“君知政之费人也甚于医，则愿以余之所言者为鉴。”那么苏轼到底希望不希望张希元从政呢？文章并没有明确道出，只是提出了期望和警示——从政非同藏书等个人爱好，关乎芸芸众生的生死祸福，因而需要如履薄冰、小心翼翼。
表面上看，苏轼对行业、职业的评价不甚明确，观点有些含糊，但这恰恰是对张君明确的提醒，是苏轼的高明之处。因为从政到底好还是不好，因人而异，关键是个人能否把握掌控问题。提出原则，而不给具体结论，其实是最好的答案。
本文以“记”的本色而论，不拘成法，如行云流水，本应该写人、写堂，而本篇文章表面看从头到尾全是议论声；但是细品之下，却是无一字不是写人、写堂，无一字不是记其所应记。文章借对世人嘲笑的议论，记述了建堂所遇到的压力、阻挠和困难；借对堂主苦恼劝解的议论，记述了堂主为收藏付出的种种代价、牺牲和精神压力。可谓是层次清晰，节奏鲜明，句句写堂，句句写人。
后人评论
杨慎《三苏文范》卷十四：“此记全学韩文。韩文公序高闲上人，而称张旭之神于书；苏文忠公记宝墨堂，而引钟繇之溺于书；皆含讽刺意。”
超然台记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糟啜醨1，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
夫所为求福而辞祸者，以福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福。夫求祸而辞福，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盖2之矣。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复，如隙中之观斗，又焉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
余自钱塘移守胶西3，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蔽采椽4之居；背湖山之观，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岁比不登5，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乐也。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余之拙也。
于是治其园囿，洁其庭宇，伐安邱、高密之木，以修补破败，为苟完之计。而园之北，因城以为台者旧矣，稍葺而新之。时相与登览，放意肆志焉。南望马耳、常山6，出没隐见，若近若远，庶几有隐君子乎？而其东则卢山，秦人卢敖7之所从遁也。西望穆陵，隐然如城郭，师尚父、齐桓公之遗烈，犹有存者。北俯潍水，慨然太息，思淮阴之功，而吊其不终。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余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撷园疏，取池鱼，酿秫酒8，瀹脱粟而食之9。曰：乐哉游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