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节选）

臣愚不肖，蒙恩备使一路。今又蒙恩召还阙廷，有所任属，而当以使事归报陛下。不自知其无以称职，而敢缘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详思而择处其中，幸甚。

……

然则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诚能使天下人才众多，然后在位之才可以择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后稍视时势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变更天下之弊法，以趋1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时，人才尝众矣，何至于今而独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

……

所谓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养之取之任之2有其道而已。

所谓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诸侯，自国至于乡党3，皆有学，博置教导之官而严其选，朝廷礼乐政刑之事，皆在于学。士所观而习者，皆先王之法言4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苟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则不教也；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则无不在于学。此教之之道也。

所谓养之之道，何也？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也。

何谓饶之以财5？人之情，不足于财，则贪鄙苟得，无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禄，自庶人之在官者6，其禄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养廉耻而离于贪鄙之行。犹以为未也，又推其禄以及其子孙，谓之世禄7，使其生也。既于父母兄弟妻子之养，婚姻朋友之接，皆无憾矣；其死也，又于子孙无不足之忧焉。何谓约之以礼？人情足于财而无礼以节之，则又放僻邪侈8，无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为之制度。婚丧祭养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数为之节，而齐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为之而财不足以具，则弗具也；其财可以具而命不得为之者，不使有铢两分寸之加焉。何谓裁之以法？先王于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艺矣，不帅9教，则待之以屏弃远方终身不齿之法；约之以礼矣，不循礼，则待之以流、杀之法。《王制》曰：变衣服者其君流。《酒诰》10曰：厥或诰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夫群饮、变衣服，小罪也，流、杀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为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约之以礼，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从无抵冒{11}者，又非独其禁严而治察{12}之所能致也，盖亦以吾至诚恳恻之心力行而为之倡。凡在左右通贵之人，皆顺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帅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诚行之，而贵者知避上之所恶矣，则天下之不罚而止者众矣。故曰：此养之之道也。

所谓取之之道者，何也？

先王之取人也，必于乡党，必于庠序，使众人推其所谓贤能，书之以告于上而察之，诚贤能也，然后随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13}。所谓察之者，非专用耳目之聪明，而听私于一人之口也，欲审知其德问以行，欲审知其才问以言，得其言行，则试之以事，所谓察之者，试之以事是也。虽尧之用舜，不过如此而已，又况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远，万官亿丑之贱{14}，所须士夫之才则众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之也，又不可偏属于一人而使之于一日二日之间试其能行而进退之也。盖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为大官矣，因使之取其类，以持久试之，而考其能者以告于上，而后以爵命禄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

所谓任之之道者何也？

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农者以为后稷{15}，知工者以为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为之长，德薄而才下者以为之佐属。又以久于其职，则上狃习{16}而知其事，下服驯而安其教，贤者则其功可以至于成，不肖者则其罪可以至于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绩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则得尽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终、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虽欲取容于一时，而僇辱{17}在其后，安敢不勉乎；若夫无能之人，固知辞避而去矣，居职任事之日久，不胜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辞避矣，尚何有比周{18}谗谄争进之人乎？取之既已详，使之既已当，处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专焉，而不一一以法束缚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尧、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众工者，以此而已。《书》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19}。此之谓也。

然尧、舜之时，其所黜者则闻之矣，盖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则皋陶{20}、稷、契，皆终身一官而不徙。盖其所谓陟者，特加之爵命禄赐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

夫教之养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当时人君，又能与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诚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无疑，而于天下国家之事，无所欲为而不得也。

【注】

1趋：遵循，趋求。2教：教育。养：培养。取：选拔。任：任用。3乡党：古代地方组织。周制，五百家为党，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乡。4法言：合乎法律和礼仪的言论。5饶之以财：指俸禄丰厚。饶，使丰厚。6庶人之在官者：指够不上“王臣”的府、史、胥、徒等下级吏役，出自《周礼?春官》中。7世禄：世代享有的爵禄。8放僻邪侈：肆意为非作歹。9帅：遵循。10《酒诰》：周初禁酒的文告，《尚书》篇名。{11}抵冒：抗拒和冒犯。{12}治察：管理细密。{13}官使之：任以官职。官，此处动词，意味授予官职。{14}万官亿丑之贱：指广大的下层官吏。丑，类。{15}后稷：尧时农官，此泛指农业。{16}狃习：习以为常、熟悉。{17}僇（lu路）辱：侮辱。{18}比周：结党营私。{19}黜陟幽明：罢免糊涂无知的官吏，提升明智有才的官吏。{20}皋陶：舜时管刑法的官，后世用以泛指。契：舜时司徒，掌文化教育。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又称《上皇帝万言书》。此文作于宋仁宗嘉祐三年（1058），是王安石任提点江东刑狱任满返京述职时，写给仁宗皇帝赵祯的上书。本书节选了其中一部分，也是文中正面论述人才的教育、培养、选拔、任用之道的核心部分。可以说，这封上书，实际上不仅是王安石要求革新变法的具有纲领性的政治论文，而且也是他的人才政策和方案的基本设想。

文章开头先明确提出“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这个论断，尖锐地揭示北宋王朝内外交困、财匮俗衰的深重危机，指出其原因在不知法度，从而提出根据“所遭之变，所遇之势……改易更革天下之事”的因时改革纲领。接着又强调指出，当前要进行变法，其势必不能，关键原因在于人才的严重缺乏。而人才的缺乏，又由于“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

然后逐一论述人才与变法的关系，指出如果人才众多，在位的官吏就有充足的选择余地；在位者得其才，方能因时势、人情而变更“天下之弊法”。最后指出，人才不足是由于“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点明了这部分的中心观点。以下便从正面分别论述教之、养之、取之、任之之道。

先论“教之之道”。作者首先指出“朝廷礼乐刑政之事，皆在于学”，即古代各级均有学，学校教育的内容和朝廷的政事是密切结合、完全一致的。“苟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则不教也；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则无不在于学”，从正反两个方面明确提出学校教育的内容必须紧密结合朝廷礼乐刑政的建设，为其服务。实际上提出了改革单纯讲说章句、教以课试之文章、与天下国家之事相脱离的教学内容和教育制度的主张。

再说“养之之道”。“养”是针对物质待遇和管理而言的。在严格管理的条件下，保障必要的物质生活待遇，是人才得以正常生活、安心工作和顺利成长的前提条件。因此，必须抓好这一环节。王安石对人才的待遇和管理，提出了三条具体措施。一是“饶之以财”，即“制禄养廉”，使知识分子出身的人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使其没有身前身后之忧。二是“约之以礼”。王安石认为，当人有了生活保障之后，如果不加以严格的制约，“则又放僻邪侈，无所不至”，成为腐败的祸根，人就会“以奢为荣、以俭为耻。”因此，必须按照人的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对其生活、社会交往、礼仪等方面，加以严格的限制和管理。三是“裁之以法”即“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为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

接下来说“取之之道”，即人才的选拔。无论是由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还是从实际工作中成长起来的人才，都需要有一个认定的过程，即合理的选拔；否则，真假难辨、优劣不分，人才的培养、管理和使用都会失去根据。

最后论“任之之道”，主要是针对人才的使用而言。在王安石的思想中，人才的使用是人才陶冶的最后一步。使用得当，就能发挥人才的作用，人才的价值才算实现；使用不当，人才就难以发挥作用，甚而会对人才的培养、教育起反作用。为此，他提出了人才使用的三个著名原则：“宜”“久”“专”。此外，还要做到“黜陟幽明”，才能形成完整合理的任职制度。

总之，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针砭时弊，论述了人才陶冶对于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并针对当时有关人才培养、使用等的一系列问题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人才思想，提出了教、养、取、任的一系列具体原则和措施，成为他后来执政时进行教育和科举改革的基本蓝图和方案。

后人评论

蔡上翔在《王荆公年谱考略》一书中认为，“秦汉而下，未有及此者”，“斯文之在天壤间，终不失为悬诸日月不刊也”，并认为“后安石当国，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书”。

本朝百年1无事札子2

臣前蒙陛下问及本朝所以享国百年、天下无事之故。臣以浅陋，误承圣问，迫于日晷3，不敢久留，语不及悉，遂辞而退。窃惟念圣问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无一言之献，非近臣4所以事君之义，故敢昧冒而粗有所陈。

伏惟太祖躬上智独见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伪，指挥付托必尽其材，变置施设必当其务。故能驾驭将帅，训齐{5}士卒，外以捍夷狄，内以平中国。于是除苛赋，止虐刑，废强横之藩镇，诛贪残之官吏，躬以简俭为天下先。其于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太宗承之以聪武，真宗守之以谦仁，以至仁宗、英宗，无有逸德6。此所以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也。

仁宗在位，历年最久。臣于时实备从官7，施为本末8，臣所亲见。尝试为陛下陈其一二，而陛下详择其可，亦足以申鉴于方今。伏惟仁宗之为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出于自然。而忠恕诚悫，终始如一，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断狱务在生之，而特恶吏之残扰。宁屈己弃财于夷狄，而终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赏重而信。纳用谏官御史，公听并观，而不蔽于偏至之谗。因任众人耳目，拔举疏远，而随之以相坐之法9。盖监司10之吏以至州县，无敢暴虐残酷，擅有调发，以伤百姓。自夏人顺服，蛮夷遂无大变，边人父子夫妇，得免于兵死，而中国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断狱务在生之，而特恶吏之残扰，宁屈己弃财于夷狄而不忍加兵之效也。大臣贵戚、左右近习{11}，莫敢强横犯法，其自重慎或甚于闾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效也。募天下骁雄横猾以为兵，几至百万，非有良将以御之，而谋变者辄败。聚天下财物，虽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钩考，而断盗者辄发。凶年饥岁，流者填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辄得。此赏重而信之效也。大臣贵戚、左右近习，莫能大擅威福，广私货赂，一有奸慝{12}，随辄上闻。贪邪横猾，虽间或见用，未尝得久。此纳用谏官、御史，公听并观，而不蔽于偏至之谗之效也。自县令京官以至监司台阁{13}，升擢之任，虽不皆得人，然一时之所谓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见收举者。此因任众人之耳目、拔举疏远而随之以相坐之法之效也。升遐之日，天下号恸，如丧考妣，此宽仁恭俭出于自然，忠恕诚悫，终始如一之效也。

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无亲友群臣之议。人君朝夕与处，不过宦官女子，出而视事，又不过有司之细故，未尝如古大有为之君，与学士大夫讨论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势，而精神之运有所不加，名实之间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见贵，然小人亦得厕其间。正论非不见容，然邪说亦有时而用。以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而无学校养成之法。以科名资历叙朝廷之位，而无官司课试之方。监司无检察之人，守将非选择之吏。转徙之亟既难于考绩，而游谈之众因得以乱真。交私养望者多得显官，独立营职者或见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虽有能者在职，亦无以异于庸人。农民坏于徭役，而未尝特见救恤，又不为之设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杂于疲老，而未尝申敕训练，又不为之择将，而久其疆埸{14}之权。宿卫则聚卒伍无赖之人，而未有以变五代姑息羁縻之俗。宗室则无教训选举之实，而未有以合先王亲疏隆杀之宜。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盖累圣相继，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忠恕诚悫，此其所以获天助也。

伏惟陛下躬上圣之质，承无穷之绪，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终，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臣不敢辄废将明{15}之义，而苟逃讳忌之诛。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则天下之福也。取进止。

【注】

1百年：自宋太祖建国（960）到写这通奏章的熙宁元年（1068），共百余年。2札子：奏章。3迫于日晷（gui轨）：时间限制。日晷：日影，此处指时间。4近臣：作者时任翰林学士，故自称“近臣”。5训齐：加以训练，使其整齐划一。6逸德：失德。逸，失。7备从官：备位侍从之官。指任知制诰。8施为本末：政治措施的始终。9相坐之法：牵连犯罪的法律。此指被举荐者犯罪，举荐者也连带犯罪。10监司：宋代各路分设安抚、转运、提点刑狱、提举常平四司，其中转运使、提点刑狱有监察本路官吏之责，称监司。{11}左右近习：指宦官。{12}慝（tè特）：邪恶。{13}台阁：指中央政府机构。{14}疆埸（yi易）：边界。{15}将明：奉行职责，阐明事理。出自《诗?大雅?燕民》：“肃肃王命，仲山甫将之；邦国若否，仲山甫明之。”

本篇作于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四月，当时王安石任翰林学士。神宗即位后锐意改革，对曾上万言书的王安石非常倚重，特将其从江宁召至汴京，任为翰林学士兼侍讲。一次召见，神宗向他询问“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以何道也”。王安石因此上了这篇奏章阐述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并顺势提出变法有为的主张，充分表现出王安石对北宋王朝命运的深切忧虑和要求改革的急切心情。

对于“本朝百年无事”这样一个论题，很多思想保守的人会做成一篇歌颂祖宗功德、主张遵循祖宗旧法的文章。而对王安石来说，既要巧妙回答神宗，又要表达揭露时弊、倡言改革之意，可以说回答这个问题破费了一番脑筋。一则不能避开皇帝问的问题不作正面回答，一则不能完全将奏章的内容限制在“百年无事”之因这一表象上。于是王安石巧妙构思，借“无事”打发议论，透过“无事”的表象揭露积弊，如此一来，既正面回应“百年无事”之因这个问题，又表达了自己倡言改革的一贯主张。

文章开头一段是个引子，说明承召入对时因时间匆促，未能详言，故作此奏章上陈。“迫于日晷”云云，恐非托辞，只是表明自己的奏章内容不是粉饰太平之词，而是揭露时弊、呼吁改革之词，表现了鲜明的政治责任感。

第二段正面回答“本朝百年无事”之因，历叙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朝之事。其中太祖是开国皇帝，作为重点详加论述分析，对太祖的颂扬，涉及其知人善任及除苛赋、止虐刑、废藩镇、诛贪吏等政治措施，“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的施政原则。而太宗、真宗，仅以“聪武”“谦仁”一语带过；仁宗、英宗，则径曰“无有逸德”，为下一段专论仁宗朝预留地步。

第三大段专门议论仁宗朝代各种政治措施及其成效，以回答“无事”的原因。此段笔墨加重，不是因为“仁宗在位，历年最久”，而是此时正是宋王朝从繁荣太平到积弊丛生、危机日深的转折期，而王安石又亲历了仁宗朝的“施为本末”，对情况了解得相当全面透彻，因而通过对仁宗朝“无事”表象的深入剖析，正可揭示仁宗在任用将帅官吏方面的失误和太平繁荣表象下的危机，从而提出自己变革的主张。此段采用先总提、后分论的形式，逐一阐述“刑平而公之效”，“赏重而信之效”，“纳用谏官御史，公听并观，而不蔽于偏至之谗之效”，“因任众人之耳目，拔举疏远，而随之以相坐之法之效”，“宽仁恭俭，出于自然，忠恕诚悫，终始如一之效”。总的来说，还是对仁宗在位期间施政的颂扬，批评与揭露是次要的。

在前文作了充分铺垫以后，作者在第四段才掉转笔锋，纵论“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看似有所离题，实则是在仁宗朝情况的论述中，已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无事”表象下的“有事”，“安逸蕃息”表象下的积弱，太平繁荣表象下的危机。因此这一段顺势对“累世因循末俗之弊”作集中的揭露，细数十大流弊，可谓是顺理成章。这些积弊，虽是百年来渐进形成的，但在位时间最长的仁宗统治时期，却是上述弊端加深加重的关键时期。对仁宗朝积弊深入揭露后，末段顺理成章提出“人事之不可怠终”，“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呼吁立刻进行改革。

后人评论

陈在《文则》中评本文：“文简而理周，斯得其简也。”

伯夷

事有出于千世之前，圣贤辩之甚详而明，然后世不深考之，因以偏见独识，遂以为说，既失其本，而学士大夫共守之不为变者，盖有之矣，伯夷是已。

夫伯夷1，古之论有孔子、孟子焉，以孔、孟之可信而又辩之反复不一，是愈益可信也。孔子曰：“不念旧恶，求仁而得仁，饿于首阳之下，逸民也。”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不立恶人之朝，避纣居北海2之滨，目不视恶色，不事不肖，百世之师也。”故孔、孟皆以伯夷遭纣之恶，不念以怨，不忍事之，以求其仁，饿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下之清，而号为圣人耳。然则司马迁以为武王伐纣，伯夷叩马而谏，天下宗周，而耻之，义不食周粟而为《采薇之歌》，韩子因之，亦为之颂，以为微二子3，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是大不然也。

夫商衰而纣以不仁残天下，天下孰不病纣？而尤者，伯夷也。尝与太公4闻西伯5善养老，则欲往归焉。当是之时，欲夷纣者，二人之心岂有异邪？及武王一奋，太公相之，遂出元元6于涂炭之中，伯夷乃不与，何哉？盖二老，所谓天下之大老，行年八十余，而春秋固已高矣。自海滨而趋文王之都，计亦数千里之远，文王之兴以至武王之世，岁亦不下十数，岂伯夷欲归西伯而志不遂，乃死于北海邪？抑来而死于道路邪？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邪？如是而言伯夷，其亦理有不存者也。

且武王倡大义于天下，太公相而成之，而独以为非，岂伯夷乎？天下之道二，仁与不仁也。纣之为君，不仁也；武王之为君，仁也。伯夷固不事不仁之纣，以待仁而后出。武王之仁焉，又不事之，则伯夷何处乎？余故曰圣贤辩之甚明，而后世偏见独识者之失其本也。呜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时，其烈岂减太公哉！

【注】

1伯夷：商末孤竹君长子，孤竹君欲以次子叔齐为继承人。他死后，叔齐让位于伯夷，伯夷以为逆父命，遂逃之，而叔齐亦不肯立，亦逃之。2北海：指渤海。3二子：指伯夷及其弟叔齐。4太公：即太公望，姓姜，名尚，字子牙。5西伯：西伯侯姬昌。6元元：百姓，平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