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上册》（13）
毒刑滥施尸横天街囚禁拷拶朝士黑狱
刘瑾掌握大权之后，采取了两大措施：一是紧紧控制行政系统，改组和架空内阁，驱逐刘健和谢迁，留用李东阳，但插入焦芳来钳制他。当时群臣奏事，不分巨细，必须先关白上报刘瑾，然后奏闻。特别是矫旨命吏、兵二部，凡进退文武官，在外边关镇将有关军情机密，六部有关主管的政事，都要写成两份，先用红纸写成揭本送呈刘瑾，叫作红本；知道无碍后，再照常规用白纸写成奏疏，交由通政使司转内阁的渠道送奏，叫作白本。所以，不论内阁还是皇帝所收到的讯息，其实都是过滤后的第二手材料，都是经过刘瑾裁定了的成案。人们暗底下称呼朱厚照为“朱皇帝”，又称“坐着的皇帝”；而称呼刘瑾为“刘皇帝”，又称“站着的皇帝”。刘瑾深知，光抓住行政系统的权柄是很不够的，还必须牢牢掌握作为特种缉捕系统的厂卫。
什么叫厂卫？它是由皇宫内廷直接指挥，负责侦缉逮捕和刑狱的部门。起源于明朝第三个皇帝太宗朱棣在位时期。朱棣借“靖难”“清君侧”的名义，起兵抢夺了自己侄儿建文帝朱允炆的帝位，建立永乐年号。但是，臣民们明里暗里反对他杀侄篡位的呼声甚高，抨击之声不断，也有结成盟党，组织武装以谋颠覆的。朱棣为了镇压这些异端势力，防范外朝官僚互相纵容包庇，在政府系属特务镇压机关锦衣卫之外，另委任亲信宦官主管名为东厂的特种缉捕机关，设在东安门北边。东厂有权监视一切衙门的运作和自藩王之下所有朝野人士的活动，可以随时就近密送情报，有权随时奉旨拘捕囚禁甚至杀戮被认为可疑的人物，凶狠地扑灭一切反对势力。朱棣为了保住自己的“永乐”，特别颁给主持人以“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关防”。这是一颗凌驾于一切文武衙门之上具有极大权威的印章，拥有侦查、密告、监视、拘捕、施刑等凌辱文武官僚士庶、决定他们生死荣辱的权限。
东厂内部有自己特殊的等级森严的组织系列，被任命为总督校事太监的人，多由司礼太监担任，是最受皇帝宠信、关系最密切的宦官，厂内称他为督主，或称厂公。在督主底下设有掌刑千户一员，理刑百户一员，这两个人被称为“贴刑”，都是从锦衣卫精选而来，被认为是最阴狠狡黠、精于办案的人物。在贴刑底下，又分别有“掌班”“领班”“司房”等四五十人，这些中级头目头戴圆帽，脚蹬皂靴，身穿束袖过膝长袍。实际在京内外和官民各界担任侦查缉访的人叫作“役长”和“番役”。役长又叫“档头”，共有一百余人，分为十多班办案。这些人一律戴尖帽，着白皮靴，穿着青色或灰色带褶贴身衣服，腰束布带，便于随时执行缉捕。每一役长的手下，又各有番役数名至十数名，这些人被称为“番子”，又叫“干事”，是随同该管役长属下的“马仔”，也都是从锦衣卫中“最轻黠狷巧”的兵痞中挑选充当的。有些番子还在社会中招徕一些流氓恶棍，充当自己的线人狗腿，遇有破灭大案或讹索得财，分一些余润喂养他们。由东厂组成的特务网络遍及社会各部门、各行业、各阶层，官民无不受到震慑。
每日辰时，自校事太监至役长以上的大中小头目都聚会于厂，按级分配当日工作，有时也在庭中按事项抽签以分定任务。他们分别前往各个官府，而又特别注意政府中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等所谓“三法司”的会审大案，以及锦衣卫北镇抚司拷讯重犯的情况，对审讯过程进行认真监督和记录，名叫“听记”；对于其他官府或各城门的访缉，则称为“坐记”；对一些部门和官员以及某一城门发生什么事，由担任坐记的人一一登录，立即上报给厂，称为“打事件”。
所谓听记，实质上是对重大刑狱案件的司法监督，记的是负责审讯部门和官员的执法态度，刑讯拶打的数目，犯人的口供。坐记的重点内容是兵部的军机信息和户部的财政收支，以及皇城、京城的安全，士人的活动等情报。明朝的皇帝认为，只要通过东厂抓住军事、司法、财政和京畿治安的要害，皇权便可巩同，皇位便可安稳。
但是，实际上东厂的各级特务却恃势要挟官民，挟仇诓财，炮制各种假案冤案。特务们的嗅觉最灵敏，采用的诬陷手段亦最狠恶。他们广布线索，搜罗情报，不惜以重金收买社会中的流氓无赖密报，以奖励告发。有人侦得或伪造某一事件告密，档头们便称此一事件为“起数”，花的奖金称为“买起数”。有了这样的由头，他们便可以率领番子们到被控告有犯事嫌疑的人家监视侦查，名叫“打桩”。打桩之后，往往进行抄家搜捕，不必有什么证人证物，也无须正式的衙符官牒等文件，便可以将有关人员拘捕入东厂狱。对已入狱的囚徒，更是可以随意讹诈勒索。如果贿款得偿所欲，也可以不动重刑，或予释放结案；如果未满所欲，便对之施用毒刑，名叫“干酢酒”，也叫“搬冒儿”，其惨毒痛楚十倍于官府采用的笞、杖等刑。更恶毒的是，在刑讯之下，迫令牵连有地位或有财力的人物，广事株连。受株连的人又再被迫牵引其他人，一案翻成数案，小案变成大案，一人牵及数十人、数百人。有关人之中能付出重金的便可以赎命；如不肯纳贿或纳贿未足的，便以刑讯所得的口供作为证据奏报给皇帝，从严法办，不少人因此家破人亡。
皇权专制需要依靠特务，但又不会完全相信单一的特务部门和人员，因此往往另设特种侦查缉捕机关，以牵制原有的特务部门。正德皇帝登极，刘瑾任司礼监后，便怂恿朱厚照将早已停闭、原设在北京西城灰厂，被称为西厂的特务机关恢复过来，并请委派“八虎”中的丘聚提督东厂，谷大用提督西厂。西厂的内部人员架构略同于东厂。由于职能和权责并没有划分清楚，有油水的案件，两厂都抢着插手；因受贿多少不同，对案件的评估和对犯人的处置也各有不同意见。由于权力利益冲突，争执倾轧不休，丘聚和谷大用也分别向刘瑾和正德皇帝告状，指斥对方纳贿徇私、卖放重囚。狗咬狗，一嘴毛。刘瑾对丘、谷二人和东、西两厂的运作都不放心，于是又奏请在两厂之上再设立一个内厂，亦称内行厂，由自己亲领，连东、西两厂亦列入内行厂的伺察范围，在两厂任职宦官的活动也归由内行厂侦缉，这是以特治特，在特字号之上再加上权势更大的特字号。刘瑾擅政时期，三厂并立，既反映着由宫廷宦官主持特务机关的极盛，又反映出其内在的严重矛盾。
除了集三厂大权于一身外，刘瑾也紧密控制着负责皇帝安全的贴身警卫，在政府系统内本来已没有主管对全国官民进行缉捕的特种监狱——诏狱，以及重要特务机关——锦衣指挥卫。他奏请任用自己“内相府”中“四大金刚”之一的田文义为锦衣卫指挥使。于是，厂卫两大系列的特务机关都紧攥在手中，刘瑾沾沾自喜，自认为宠不会替，权不会倾，势不会移了。
正德元年十二月底，正是急景残年，岁聿云暮，又正是数九寒天、滴水成冰的日子，寒气袭人。连日下了大雪，雪后刮起凛冽的北风，吹得积雪飞扬，扑人脸面。北京承天门外的天街路上，结起厚厚的一层冰。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今日天未曙明，顺天府的府尹、府丞等地方官便一律冒着严寒，亲自来到午门广场前，下轿步行，率领着两百多个夫役，手持铁铲和扫帚、箩筐，赶着一队各在车架上围着荆条蒲席的骡马车，有些就是平日在北京各城载运渣土的车子。夫役们先沿街遍洒盐水，再一路铲除冰碴，清扫积雪，将冰碴堆雪满满盛放在骡马车上，吆喝着牲口朝西口运卸。府尹和府丞等人忙碌地涨红着脖子指挥检查，生怕遗留一点残碴剩雪。这些官老爷们不辞辛苦，不怕官靴湿透，喉咙因大声叫嚷变得沙哑，额头上也渗出了层层汗珠。
辰时刚过，午门外广场已经被打扫得光洁干净，最后一班骡马车被驱赶撤出广场。一匹黄色的公马迈蹄前行，边走边喘着粗气，打着响鼻，突然仰首长啸一声，划破了阴冷凝重的长空。
今日的午门外广场，难道要出现什么特别事件吗？
辰末巳初，便见锦衣卫指挥使田文义亲自率领五百名锦衣卫卒，列队进入广场。卫卒都是侍卫亲军，又称为缇骑，是从京军精壮的士兵中挑选入卫的，是明军中地位最高、装备最好的特种卫队。兵卒们戴着镂金头巾，外罩杏黄色头盔，身披飞鱼胸服，甲胄齐全，脚蹬黑色皮靴。骑兵先导，步卒紧随，随身俱佩带着斧钺刀枪。他们入场后便迅速分列队形，其中骠骑六十人高举旌旗，手持长枪巨斧拱列在金水桥两侧。其余的卫卒身佩绣春刀，沿着东西长安街，在正阳门以里设岗立哨，真是百步一岗，五十步一哨，宣布戒严，不准路人通过。田文义更是耀武扬威，披戴着只特许锦衣卫官才准穿用的绣有麒麟的二品武官公服，腰缠犀带，金盔银甲，骑着白色骏马，从东到西，又由西到东巡视一周，锦衣卫众副指挥、佥指挥等人亦骑马相随。所到之处，岗哨的官兵无不持械握刀高声敬礼。田文义认为警戒已经森严，于是飞骑回到承天门前，在金水桥旁滚鞍下马，领着副指挥、佥指挥等七八人正步进入午门。
原来在午门内五凤楼前，已临时垒起一座横宽六丈、纵深三丈的高台，台前台后俱由内行厂番役部署警戒，最内端有四品衔太监一员，六品衔太监两员，领着十余个小内侍恭立伺候，负责传宣谕命。高台之上，摆放着三把虎皮大交椅，端坐当中的便是司礼监太监兼领钦差总督内行厂官校的刘瑾，左边是东厂提督太监丘聚，右边是西厂提督太监谷大用。三个相貌猥琐，下巴光秃的半老头儿，内着官服，外披狐裘大氅，在寒风中仍然闪缩，但神情严峻，眼闪凶光。
田文义正步走到台前，躬身抱拳向上行了军礼，稍息，放开嗓门禀告：“钦派锦衣卫指挥使，刘太监门下沐恩小的田文义敬谨向刘公公及丘公公、谷公公三位厂公禀告：天街广场内外戒严严密，午门之内施刑场所以及人手刑具等俱已安排妥当，经小的等检查并无疏虞，恭候钧旨！”
刘瑾点头，左右看了丘聚和谷大用一眼，也不等二人反应，便高声命令说：“传谕六部尚书、侍郎以下，各寺正卿以下各官、六科给事中、十三道御史、翰林院等众官员一概进入午门内观刑。”
田文义闻命，立即转身出午门，站在金水桥上，高声传呼：“奉司礼监刘太监钧旨，命众官员进入午门内观刑！”
明代中央政府各部门，大多设在承天门对面，即天街南侧，坐南向北。吏、户、礼、兵、工五部在东边；刑部和大理寺、都察院等所谓三法司，以及太常、光禄、鸿胪各寺、翰林院等衙署在西边。田文义传达命令后，锦衣卫各官校立即分赴各衙门传令催促，不得有违，不许借故规避。各衙门的官吏们无可奈何地放下公事，走出办公值房。他们面面相觑，不知又发生了什么不测的事，按捺不住内心的惶恐。
随后，又有一小队由一名锦衣卫百户率领的卫卒开进各衙门，凶神恶煞般地遍查各办公值房，喝令所有官员一律到本衙门门前集中，像赶鸭子一样把他们驱赶出去，再按官阶大小分别整队，通过广场进入午门。众官员看到广场内外戒备森严，又听到锦衣卫卒们擂起的军鼓轰鸣，声声震撼心弦；吹奏的唢呐和长柄宽口喇叭声更显得音调悲凉，气氛恐怖，令人心惊胆战。“百官观刑”的说法，是过去从未听说过的新名词，不知道这句黑话里卖的是什么毒药。大多数官员蹙眉垂头地挪动脚步，少数人嘴角挂着一丝冷笑，面有怒容。
百官齐集后，田文义又昂头大步走向高台前，大声禀告：“各衙署官员俱已齐集场内，列队肃立，听候刘公公钧旨！”
刘瑾起立，用眼光横扫了一遍寒风中瑟缩的百官，然后面向田文义，一字一顿地吩咐：“先将荷戴立枷的罪犯押解入场示众！”
枷本来就是一种残酷的刑具，它以特定的硬木制成，分左右两半，中留一孔，宽窄仅容犯人颈脖，将两半枷具锁合在犯人头颈之间，让犯人承荷着重大的压力。按照法律常规，枷作为刑具的重量是有限制的，仅分为十五斤、二十斤、三十斤数种；处罚荷戴枷具的人一般限于十日以内。犯人戴着这样的枷具勉强可以在室内起坐跪卧、饮食便溺。但由宦官掌管的厂卫，往往大大加重枷的重量，无限期延长犯人荷戴枷锁的日期，用以折磨罪犯，达到恫吓、取供、勒索重贿或宣泄宿怨的目的。
刘瑾掌权后，更创立了重量达一百斤、一百五十斤的大枷，专门施用于自己的政敌。犯人们以血肉之躯，承受着这样大枷的重压，往往在三数日内便告死亡。当时，对那些激切弹劾刘瑾等“八虎”或因索贿不足的官员，被判荷戴重枷的人为数众多。
内行厂还创立了一种更为残酷的刑具，叫作立枷，即将披戴枷锁的人圈禁在一个仅容挺直站立，不得屈伸的囚笼内，笼的四周，皆倒插有尖钉荆棘，更逼使犯人丝毫不能动弹，这是一种变相死刑。刘瑾经常命将戴枷的犯人锁置在所属衙门门前或三法司牌楼下，不论炎暑烈日、寒冬风雪，听任这些犯人呻吟哀号，以致僵死在囚笼内，还规定三日内不许收尸。当时，大多数官员出入衙门，莫不战栗丧气，疾步闪过，不敢近视。
今天，他命令将判处荷戴立枷的人押入午门内，在百官面前示众，是震撼京华官民的一件大暴行。起因是，自罢免刘健、谢迁两位顾命重臣后，群臣仍然上疏，请挽留弹劾刘瑾等人的舆论竟然一浪高于一浪，足见朝局大变而人心未变。刘瑾与丘聚、谷大用以及“内相府”的张文冕、徐正等私党密议，认为若非采取更残暴更血腥的措施，实难遏止这样一股风潮，“百官观刑”，立枷不众，无非是一系列迫害举措的序幕。
只听田文义一声号令，厂卫校尉以八人为一拨，从午门外推入上置囚笼的囚车四辆，笼内装着锁戴立枷的犯人。这是从众多人犯中挑选出来的抨击刘瑾等“八虎”最激烈的四人：湖广按察副使姚祥、尚宝卿崔璇、工部郎中张玮、给事中吉时。每辆囚车左右，各有手持出鞘绣春刀的校尉八人随车警戒。田文义命将四辆囚车一字排开停放在高台之下，距离三丈以外。又传刘瑾钧旨，命百官列队绕行囚车一周，好让这些官员们亲眼看到囚笼内戴着立枷的犯官们所身受的惨毒痛楚。
囚笼内披戴立枷的崔璇、姚祥等四人，显然在锦衣卫主管的诏狱中已受过拶打毒刑，躯体发鬓和衣裳冠履都沾染着大量血渍，头脸臃肿，伤痕斑斑，两眼半开半闭，喘着粗气，偶尔发出微弱的呻吟声。其实他们四个人都已是无力再站立起来了，只能躺靠着囚笼的侧壁，对刺进体内的铁钉和荆棘，好像也失去痛感。只有崔璇似乎还有一点感觉，当百官队伍绕经他的囚笼时，居然还能睁开充满血丝的眼睛，挣扎着搜寻这些昔日的同僚，偶然点头惨然一笑，口角颤动，想要说话，却又无力表达。囚车旁边一个锦衣校尉看到他异样的表情和直透人肺腑的眼神，壮着胆子高声喝骂：“崔璇，你死到临头，还看什么？”这一声喝骂，却又唤醒了崔璇的感觉和意志，他像回光返照一样，双目圆瞪，突然青筋暴裂，怒不可遏地鼓起毕生的力量作最后一搏，大“呸”一声吐出一口带着黑血的浓痰，透过囚笼的柱隙，直喷到校尉的脸上。校尉勃然大怒，挥刀刺向囚笼，却见崔璇口吐鲜血，已经瘫死在囚笼之内。
官员们似已木然，克制着极度的悲痛，不敢有丝毫表露。待恢复原来队列肃立之后，四辆囚车被推出午门，送回诏狱。众官员以为事毕，可以回衙署喘息一口气，想不到田文义又疾步走到队前，再次厉声宣布刘瑾的钧旨：“各衙署官员现在一律不许回转，仍要继续观刑！有不遵照钧旨者，校尉们督察拘办！”
众官员愕然，不知道勒令观看的又是什么刑？又有什么人要受到花样翻新的迫害？
午门外鼓声又起，唢呐和喇叭声勾魂摄魄。厂卫的校尉们在队前队后巡逻，密切监视着官员们的动态。众官员却如雕像般静默，似乎已忘了寒冷和恐惧。
忽然间，从午门外开进一长列奇特的队伍，先由锦衣卫卒三十人，内行厂宦官三十人前导和负责警戒，然后是每两个锦衣卫卒挟持着一个身穿赤色囚服，被指称为犯官的人，鱼贯入场。这些犯官有些还能在挟持中踉跄前行，有些人已是遍体鳞伤，是被拖拽着入场的。众官员偷眼一看，大多是认识的，原来是南京给事中戴铣、李光翰、徐蕃、杜相、任惠、徐逻，御史薄彦徽、陆昆、葛浩、贡安、王蕃、史良佐、李熙、任诺、姚学礼、张鸣凤、蒋钦、曹闵、黄昭道、王弘、萧干元等二十一人。这些人的身份都是给事中或御史，年纪都在三四十岁之间。
按照明朝的规章，给事中和御史的职责之一就是遇到皇帝有荒政失德时，可以上奏劝谏，还有权弹劾奸邪腐恶，可以闻风奏事、监察朝政。他们的官秩只有六、七品，但可以超越职级评议天下事，纠举天下官，所以被称为言官、察官、风宪之官。明朝设立这种职官的原意，是企图采用以小制大，以轻驭重的办法来维持君德臣纲官纪，监督国政。有些给事中和御史也视自己的职责为神圣，不惜冒犯君上和权势，不惜丢官殉身以直言，实践着儒家官僚以社稷安危为己任，有志“致君尧舜上”的素养。
戴铣等二十一人正是这类典型。他们每个人在正德元年以后，都曾单独或联衔，先后上过奏章，或切谏皇帝朱厚照不要“宠幸阉寺，颠复典型”，要求“广开言路，摒绝佚游放荡”；或指名弹劾刘瑾、马永成、谷大用等“八虎”“蒙蔽左右，有干天和”，要求“概予斥退，以绝祸端”。在刘健、谢迁被罢官后，这些人又连章挽留，极言“顾命元臣不可去，巨恶大憝不可用”，甚至声言，宁可“伏阙死谏”，不屑做权奸门前的走狗。所有这些言论和活动，不但严重开罪了刘瑾等人，也引起正德皇帝的极端憎恶。
今天要在午门内，在众官员面前狠狠整治戴铣等人，是由刘瑾等怂恿，又得到正德皇帝许可的。
整治的方法，是对他们每个人，都公开施用廷杖。
廷杖，就是在宫殿廷阶之上，对忤犯皇帝或权贵阉宦的官员施用杖刑。这样的杖刑一般是在午门外施行。这一次，由于刘瑾要亲自设台监督，也因为正德皇帝谕示要亲临午门以内的五凤楼上观看行刑的情况，故此破例改在午门之内举行。
戴铣等人被带入后，左边由内行厂，右边由锦衣卫人员持械森严警戒。一时，鼓声停顿，唢呐声竭，广场上鸦雀无声。刘瑾从虎皮大椅上徐徐站起，阔步走到台前，尖声宣布：“钦奉皇上圣旨，着将犯官戴铣等二十一员杖于阙下，人各三十，即刻用刑！”
田文义以下的旗校禁卒等齐声应诺，高呼“遵旨”，声震大内。
田文义转身下令：“押上犯官戴铣受刑！”
只见几个锦衣卫卒如狼似虎地将戴铣揪出，掀翻在地，一人手持麻布兜，将戴铣自肩脊以下用绳索捆绑，使他左右不能动弹；另一人则缚住他的两足，四面牵拽，俯卧场中，头面触地，扯下衣裤，只露出屁股受刑。
六个壮健卫卒手持木棍，等待动手。
一个内行厂的管事太监负责号令和监刑。他上前验明正身，踢了戴铣一脚，下令：“动刑，与俺着实打！”
第一个卫卒抡棍便打，有小宦官高声唱报数目。打了五棍，便换上第二个卫卒接着打，三十棍共换了六人。
戴铣受杖，开始时还能发出呼号，每一呼号，地上的尘土却扑满他的口鼻。十棍以后，呼号的声音渐渐低沉微弱，只听到短促的喘息声；最后几棍，竟然听不到声息，原来他已经气绝身亡了。施刑的卫卒目视监刑的宦官，请示如何处置。只听这员司礼监管事太监怒吼：“不管死活，必须按照圣旨规定数目足额施刑，再给俺着实打！”于是，重棍又落在戴铣的尸体上。
三十棍打毕，管事太监喝令卫卒将戴铣的尸体拖下去，将轮次的李光翰押上来受杖。
李光翰在刚受杖时，还奋力连声呼喊：“臣子忠诚，皇上明鉴！”他竟不知道被他认为神圣的皇上，正站在楼阁上兴高采烈欣赏他们如何受刑呢！
随即便连续听到行刑人的吼喝声和计算行杖的数目声，目睹这样的人间惨剧，众官员皆面如死灰，有的难以承受，昏倒在地。
将近两个时辰，总算将二十一人轮杖完毕，已死的被拖尸而下，还活着的仍由卫卒抬回诏狱。
忽听高台之上的刘瑾向台下的田文义发话，命令众官仍不可退，又尖声吼叫：“蒋钦还活着吗？把他带过来，俺要当众见识见识他！”
蒋钦字子修，南直隶常熟人，弘治九年进士，先在翰林院充庶吉士，再转为南京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