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上册》（5）
阉权高张刘瑾三迁气味相投群丑猬集
朱厚照登极，以刘瑾为首的“八虎”也一步登天了。以刘瑾来说，弘治末年，他在钟粹宫侍候皇太子，住在宫内的内侍宿舍，另在宫外鼓楼东大街以南沙井胡同租赁了一个小宅院，供他父亲谈荣和从陕西随来的亲眷居住，靠皇太子恩赏和禄米维持家计。一到新皇上嗣位，他权势地位突飞猛进，在冠服、居所、随从仪卫、宾客往来等方面，都大大变了样，真是风生水起。恶虎腾跃于山林，毒龙冲浪于湖海。刘瑾自认十多年来辱身降志，收敛野心，不惜奴颜婢态地承欢讨好，在这个名为储贰、实为荡子的人面前取巧卖乖，不外是为了攀缘这棵参天大树以换取未来的富贵。现下，可说夙愿得偿了。
半年之内，刘瑾三迁。
还在弘治皇帝治丧期间，刘瑾看准政治气候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动，久盼的机缘已经降临，为了在宫外有一个合适的场所便于联系各方，将住宅迁到东华门外的锡拉胡同，典进一处共有二十来间房子的两进四合院，院内每进正房五间坐北朝南，厢房东西相对各三间，另有耳房，抄手游廊相连。刘瑾将后进正房辟为雅室待客。这是刘瑾的首迁。
当时京城中已有一些官僚缙绅看准了刘瑾的权势和作用，赶着来烧热灶，往往于夜深人静时前来拜谒联络，分别送来家具、字画、古董，以及奴仆车轿，作为一种高利息的投资。刘瑾也酌情收受和注意物色有用的人物，一方面为了积聚党羽，另一方面为了了解、掌握各方面的朝政隐秘。只是当时恪于国丧和准备新君登极大典，互相都不敢过于张扬，但刘太监的新宅事实上已经成为京都政坛的热门。
果然，宦官权势急涨，“八虎”相继出山，分别掌握了京军、禁军和边军守备的实际兵权，刘瑾本人更被委任为内官监，兼领京军精锐的三千营。不久，又重上加重，被委任为提督十二营，神机营、练武营等俱归管辖，俨然是京军统帅。
顺天府尹陈良器是一个老于官场而又热衷利禄的人，他深知巴结刘瑾实际上就是献媚皇上，正是自己积极谋取高升的门槛。为了切中刘瑾的需要，他主动精选了一所新近没收入官的大宅院，即刚被撤职拘捕入狱的前礼部尚书崔志端的府第作为见面礼。这个崔志端原是道士出身，擅长步虚玄经，极能侈言人间天上的幻景，先后取得成化皇帝和弘治皇帝的宠信，居然以方外之人跻身官场，而且逐步升迁，历任掌管中央朝廷祭祀礼仪部门的太常寺少卿，又转为正卿。弘治末年，更赢得皇帝欢心，被敕任为礼部尚书仍掌太常寺事，朝官们纷纷反对，认为崔某以道士羽流之辈，不宜担任六部堂官之一的要职。且其人贪婪受贿，私占道观财产，高价出售道牒，朝官一致主张查办。但还在纷扰未定之际，弘治皇帝便告驾崩。吏部尚书马文升和左都御史张敷华立即疏请将崔志端免官论罪，所住大宅亦敕命顺天府没为官产。府尹陈良器当年奔走于崔府前后，自吹为崔尚书的入门弟子，一看势头不对，也带头揭发崔的秽行劣迹，亲自率领吏役，协同厂卫人员查抄崔府。现在他认定刘瑾气运大盛，急图攀上这个关系，给自己找到一个新的更硬实的后台。于是，他借办理地方公务为名，先命差役和保甲人等，将坐落在厂桥三座桥胡同原崔氏空宅打扫干净，装修完好，家具用物配备齐全，然后揣着全份产权房地契约，直奔锡拉胡同刘宅，请求谒见。
刘瑾酉时三刻出宫回宅，已是掌灯时分，在门前，看到有顺天府的牌扇灯笼，并不理会，径入宅内。
刚卸装坐下，贴身小太监刘炳进来送上名帖并禀告：“顺天府尹陈老爷请求面见公公。”
“这么晚了，改天吧！”刘瑾闭目养神。
刘炳因已受陈良器的门包重礼，替他说话：“人家从午时就来见，已等候了近三个时辰哩！听他说，有紧要的事请示哩！”
刘瑾睁开眼睛，看在地方官的情分，勉强地说：“那就请他进来吧！”
陈良器进入书房，趋前两步，要行叩拜礼，被刘瑾扶住，作揖坐下，刘炳送上茶来。
陈府尹躬身说话，腔调恭柔中听：“卑府早应来谒候刘公公，但因知道公公军机事忙，更要随皇伴驾，所以不敢冒渎，只是安排在东华门外贵宅到入宫沿道，每日加派人夫洒水清道，加班巡逻，不准有碍观瞻，影响公公大驾出入……”
刘瑾打断了他的唠叨：“足感贤尹盛意，还有什么公事吗？”
陈良器才转入正题：“卑府考虑到公公现在统领十二营京军，身领戎机，每日宫廷宣召的内侍来往不断，前来拜谒和受召见的将领官员又多，锡拉胡同往宅狭隘简陋，实在难容车马，有碍机务。故此，选择了一所宅邸，如果公公认为合适，便恭请公公荣迁。”
刘瑾也不客气，问：“坐落何处？”
陈良器从怀中取出契证，介绍道：“该宅坐落厂桥三座桥胡同，两进三院，共有房屋一百六十间。各院之间，都有小花园相隔。大门前左右各有精雕石狮子，有下马石、拴马桩，入门有影壁，穿过庭院才进入正院……”
“该宅原主是……”
“是前礼部尚书崔志端的物业，入官后已另立官契文书，手续是齐备的。”
刘瑾边听边说：“原来是崔业行的旧址，他道号玄机，当年在宅内办斋醮，我是进去看过的。房子是不错，地点也适中。”
“那就请公公笑纳契证，择吉迁入。卑府会事先做好一切准备，到时伺候的。”
陈良器双手将一封文契端放在几案上，后退两步，不再就座，请告退，谄媚之态可掬。
刘瑾微微点头，以示认可，带着赏识的眼光从头到脚瞄看了这个聪明的府尹一眼，略带笑容，端茶送客，还破例送到院前。陈良器再三揖请回院安歇，刘瑾才回身入内。陈良器满怀欢喜，当年巴结崔志端的伎俩完全适用于刘瑾，只是要更加揣摩和更加用心在意。
刘瑾二迁是在弘治十八年十一月，但只住了两个多月。正德元年正月，又作三迁。
刘瑾第三迁，是由正德皇帝做主的。为表示对这位贴身大太监的特殊宠信，正德以中旨谕令，将坐落在东单牌楼北边石大人胡同的一所大宅院赐给他作为府第。
这所大宅院的宽广高贵，在北京城是享有很大名声的。因为它与一段极不平常的政治历史密切相关。它原来的主人姓石名亨，军籍，明英宗朱祁镇正统初年，他不过是一个宽河卫的指挥佥事，一个普普通通的中级武官。但由于此人骁勇善战，屡立军功，又善于走上层路线，被破格升拔为都督同知，被视为明军镇守边关的名将，朝廷待如统帅。
正统十四年，正统皇帝听信大宦官王振的鼓动，御驾亲征蒙古也先部落，不幸在土木堡兵溃被俘。在京由张太后和众大臣议定，由正统皇帝的弟弟郕王朱祁钰出任监国，继而称帝，年号景泰。石亨受兵部尚书于谦命，设伏于北京德胜门外，击退了来犯之敌，论功封侯，加太子太师。景泰帝和于谦对石亨大加信任，命他统率京军，总揽军权。
但是，石亨在政治上却是一个大阴谋家和投机家。当时，因蒙古也先已将正统皇帝遣送回北京，景泰皇帝害怕他复辟帝位，便将自己的亲哥哥重门深锁在南宫之内，并依靠石亨的军力作为自己在位掌权的保障，石亨也一再表示愿竭血诚捍卫景泰的皇统地位。但到景泰八年，石亨眼见朱祁钰病重，便急忙转舵，与曹吉祥等发动兵变，拥立已退位的朱祁镇复辟，改年号为天顺。石亨高踞首功，得进爵为忠国公。他掌权后，竟因嫉忌和私憾，唆使天顺皇帝下旨杀害了当年荐引自己得到重用的于谦，又将两京大臣斥逐殆尽，任用自己的部属亲故四千余人为官，连群结党，势焰熏灼，垄断朝政。天顺皇帝在复辟改元初期，对石亨也是言听计从，特殊眷顾。在东单牌楼北侧的大府第，就是天顺命工部专门为石亨构建的。
建成后的房子却引起了天顺帝对石亨的戒心。因为它的宽广壮丽远远超过规制，京都人把它看成是仅次于皇宫的重要建筑，所在的街道也因石亨之名而被俗称为石大人胡同。有一次，天顺帝登上宫内翔凤楼，眺望到东边那座高阁崇楼，惊问：“是谁所居？”旁边的恭顺侯吴瑾故意挑动说：“这一定是王府。”天顺说：“不是吧？”吴瑾又进一步说：“如果不是王府，哪一个人敢斗胆僭越制度到这种样子？”一个贴身内侍领会吴瑾的用意，点明说：“启奏皇上，这是忠国公石亨的府邸。”天顺点头沉思，不说话，但已开始醒悟到，对石亨是蓄之不易，而养之又难驯，起意拔除他。这一座不祥的府第，是石亨从极盛走向衰败的标志。
果然，石亨在住进这座壮丽华美的府第的第二年，天顺帝即感觉到石亨恃着复辟有功，已露出不臣的迹象。在进见时，有些请求得不到同意，不满之态便形于颜色。其后，天顺帝更了解到石亨招权纳贿、肆行无忌的具体事实，尤其是与术士邹叔彝等私论天文，妄谈历朝成败气数；蓄养无赖，散播妖言，专门窥探朝廷动静，宅内屯聚敢死勇士；又在其亲族家中搜出绣蟒龙衣及仅准作为御用特别样式的寝床家具，显见他又在密谋搞另一次篡位的兵变。天顺帝听从群臣密议，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命锦衣卫逮捕了石亨及其党羽，抄了他们的家，在搜出御用袍服、大量军器和密信等物之后，按照谋叛律，将石亨等人判了斩刑。
石亨败死后，这座豪华冠京城的准王府，在成化和弘治期间一直空置，被视为凶宅，没有人敢住。到正德登极，他不礼天不信命，鄙视风水舆地之说，随便把石大人胡同的巨宅赐给刘瑾，完全是其特别宠爱的表示。
刘瑾身边也有人向他说到石亨故宅是不祥之物，是否入住宜加考虑。想不到刘瑾只是哈哈大笑，志得意满地高声说：“皇上隆恩，我岂敢辜负，吉人天相，福泽自天。况且石亨怙恩傲上，俺则小心侍候幼主，恪守恭顺谦卑。石亨是自‘夺门之役’，才获得英宗睿皇帝的深知，他骤兴旋败，为期仅历三年，我则与当今皇上相知相契，十多年来一直被倚为股肱，君臣如同鱼水，岂有他变？绝不能因一宅而有他想，迷妄之言，不可轻信。”
刘瑾兴冲冲地命工部和顺天府赶紧修葺石亨故宅，工部侍郎程国柱、顺天府尹陈良器等都是善于观察风色、随机应变的官场老油子，深知这是巴结讨好的极好机会，两人亲自拨款督工，召工募匠，进行大装修大改建，特意从御用大木库调来金丝楠木，从大石库取到太湖山石，破壁砌墙、栽花种树，但求尽善尽美。不到两月，便将这座荒废多年的府园整治得美轮美奂，雕梁画柱，金碧辉煌，好不气派。既便于刘太监安息休憩，又利于延见宾客、召集会议，运筹军国大事。京师不少人专门前来石大人胡同，在新宅门前瞻仰，称为屈指京华的第一豪宅。刘瑾迁入后，又因文武大臣们早参晚谒，轿马如流，冠盖云集，俨然军机重地。这里便逐渐被人称为“内相府”。
刘瑾的命运难道真的不同于石亨吗？
刘瑾和石亨确实有很大不同之处。
石亨是一介武夫，他是依靠一次特殊的军事政治投机，以阴谋夺门，为朱祁镇复辟帝位立有首功而跻上权位顶峰的。但此人浅薄鲁莽，喜怒形于颜色，他公开收纳重贿，势焰熏天，绝大多数文臣被其驱斥，对不同派系的武臣又尽夺兵权，重用私党旧属，一时内外将帅半出其门。家中又蓄养死士，公然以悍将权臣、“权侔人主”的面目出现，终于为天顺帝所疑惧，为群臣所侧目。故不到三年时间，便从首功重臣沦为阶下囚，坐谋叛律处斩。这个人的暴发暴败，有其必然。
刘瑾则不尽然。他本人有着复杂的经历，先是怀着不测的野心，冒刘姓宦官之姓入宫，但在弘治时，犯了死罪，通过多种关系和重金行贿幸得免死；其后，以曾被判死刑的人居然又能混入皇太子的侍从队伍，并取得最大的宠信，可见其有特殊心计，狡狠过人。他长期在宫中生活，和朝中勋贵大臣厮混，“颇涉猎文义，谙世故”，熟知宫廷和官场的形态奥秘，精心揣摩和巧为利用这些复杂关系和人物，认为最易于受操纵的人就是这一个先为皇太子，其后继位为帝的朱厚照。于是他把朱厚照的昏聩躁动作为自己能够发迹的莫大机遇，不断地勤进鹰犬，屡荐番僧，举办歌舞，以至陪同操练弓马击球，迎合和助长厚照亲率大军，扬威边塞的幻想，又引导他出宫微行，劝说不必临朝视政，等等，投其所好，骗取欢心。经过阉割的宦官，一般都注意柔和顺从，甘以奴才身份侍候皇帝和皇室，即使受到喝斥拷打等种种凌辱，俱不敢表露出任何异见、不满和反抗，这与石亨之类的武夫是截然不同的。刘瑾最善于将野心和贪婪深深隐藏在忠诚恭顺的面具之下，他嫉恨以儒生官僚为主体的统治架构，极力要掀翻这样的纲常秩序，把一切不顺己意的人都掀翻在地，尽情羞辱、蹂躏，把他们罢官、谪戍甚至锁拿杖枷，关押天牢直到杀害。刘瑾得志之后，其用心的残忍、手段的毒辣、无限揽权和贪婪的程度，都出人意表，是一般凡夫俗吏不敢为或不忍为的。正德皇帝的轻佻多欲和偏信，为以刘瑾为首的“八虎”的得势和造祸，提供了客观的可能。
果然，朱厚照继承帝位的头几个月，刘瑾即急不可耐地连续献计，奏置皇庄三百余所，引起京畿骚动；勒令镇守各地的内官多向皇帝贡献巨金，又由这些内官十倍百倍地榨取于百姓；挑动和扩大皇帝与朝臣的矛盾，拒绝任何诤谏，激发臣民愤懑。恶迹昭彰，顿使刘瑾臭名远扬，迅速成为千夫所指的人物。
刘瑾深知，要持久地保持和进一步扩大权位，除了极力满足和平衡其他各虎的利益外，还必须在朝中拉拢一些人物，收为己用；特别要加意蓄养一些文人谋士为自己出谋划策，承担文墨工作。他很快就建立了自己的班子，时人称之为阉党。其成员几乎都是一些精选而来的政治投机者，京师的人暗底下叫这些人为“人渣”。他们如同蛆蝇逐臭，相继投奔到刘瑾门下。
阉党成员中，地位最高，资格最老，依附“八虎”最深，而又最不择手段谋取富贵的人首推焦芳。
焦芳是天顺八年进士，因走大学士李贤的后门，得入翰林院，历任编修、侍讲、学士等职。翰林院是讲究学问的地方，但焦芳粗陋无知，亦无心治学，仅靠献写一些吹捧当道大官和得势宦官的文章奔走迎合，得以混迹官场四十年。此人阴狠有心计，能敏锐地随政治风向的变化而变色。故此，刚转入正德初年，他便窥测到政治气候已经大变，于是极其用心地侦刺朝中内阁大臣刘健、谢迁、李东阳及吏部尚书马文升、兵部尚书刘大夏、户部尚书韩文等人的言论动态，故意与这些人对立，甚至于公众场合放肆诟骂，目的是得到正德和刘瑾的赏识。
有两件事足见这个政治无赖的卑鄙龌龊。
第一件事是，正德上台后大肆挥霍，滥索不已，造成国库空虚，户部尚书韩文在廷议中力言财政入不敷出的窘况，并申述理财无奇术，唯一的办法是劝说皇上节俭。焦芳知道，每逢廷议，皇帝都会派人来窃听，于是故意装出爱君敬上的模样，开腔放言：“怎么能单责备皇上呢？庶民家居也有用度开支，更不用说州县官府了。古语说‘无钱去捡旧字纸’，沽卖旧字纸也是生财之道啊！现在全国积欠的租赋和匿交的税款多得不得了，为什么不去检查追索，反而只知道限制皇上呢！”
焦芳这段议论，显然是为了说给屏风后的窃听者听，让他们将自己“耿耿忠君”之心奏报给正德。果然，正德听闻密报后大喜，对焦芳有了极好的印象，认为他是大大的忠臣。不多久，就把他破格提拔为主管全国文官任免的吏部尚书。
第二件事是，正德元年十月，群臣看到正德皇帝荒诞日甚，国势朝政岌岌可危，都认为祸害之源来自以刘瑾为首的“八虎”，户部尚书韩文痛心啼泣，除单衔上疏外，还联合九卿等人共同采取行动，请诛“八虎”以谢天下。所谓九卿，是指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尚书，加上负责监察纠弹全国文武官员纲纪的都御史，主管中央司法审判的大理寺卿，以及负责传达旨意和宫内外文书讯息的通政司使，共九人，都是负责重要政务的官员。既然要联合九卿共同上疏，当然要将疏文通报给已升任吏部尚书的焦芳。想不到，这个焦芳表面上慨然附议，会后即星夜向刘瑾告密，出卖了九卿会议和疏文内容。还建议先发制人，并巧为筹谋用计，使刘瑾有所准备，对九卿以及内阁的揭发作出反击，从而导致一场由请诛逐阉宦的斗争急转为驱斥囚谪正人的政治大风暴。焦芳因此立了大功，升任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辅政，进入官僚架构的最高层。他入阁后，成为刘瑾在内阁的耳目和代理人，坚持迫害刘健、谢迁等人，反对一切澄清政治的措置，坚决贯彻推行正德皇帝的乱命。刘瑾的浊乱海内，变置成法，荼毒缙绅，大多是由焦芳出的点子。焦芳每去谒见刘瑾，必口称“千岁”，自称“门下”。裁阅章奏，全都根据刘瑾的意见，四方来赂刘瑾的官吏亦必先向焦芳行贿。
焦芳推荐其同伙刘宇给刘瑾。刘宇是一个极善于以贿开路，买通权要以谋升迁的官场老手。他是成化八年的进士，在官场沉浮了三十余年，熟谙奥诀。早在任大同巡抚时，一方面在边界茶马贸易上大发其财；另一方面，又专门挑选良驹骏马分赂当权达官。因而广结官缘，拉拢到不少关系。他极善于揣摩主要当权者的意向，然后顺其意而行之。刘瑾当权后，朝政斗争极端激烈，刘宇便以政坛打手的面目出现，故此被用为执掌监察官衙，督管众御史，掌有实权的左都御史一职。他深知刘瑾怀恨屡次弹劾自己的御史、给事中等言官，便极力对这些人挑剔打击，用各种借口对他们笞辱驱斥，贬官谪戍，以便于抑制舆论，同时也为刘瑾泄愤雪恨。当然，他也没有改变大行其贿的惯伎，而且手面极大。刘瑾初受贿，只望数百两，刘宇首先送以万两，刘瑾大喜曰：“刘先生为什么对我这样好啊！”随即升转他为兵部尚书。这万两白银实为“廉价”的买官之费。
刘宇在兵部，贿赂狼藉，赃声远播，边将纷纷对他贡献。以后转为吏部尚书，但用人的实权操在更受刘瑾宠信的文选司郎中张彩手里。而且文官的赠贿远不如武将的慷慨，因为武将在所属部队中吃空额已成定例，虚报战费已成惯常，来钱容易；而文官贫富不一，所任官缺的油水亦丰瘠不同，故有些人能用以行贿的金钱往往较少。刘宇认为这是自己在宦途上的大歉收，引为失意，愤愤不平地说：“兵部本来就不错，转为吏部真是失策！”
阉党中的高级谋士、才俊而兼有美男子之称的则推张彩。张彩比较年轻，弘治三年进士，是投入阉党后暴发起来的新贵。
张彩，安定人，字廷芳，其人少年早慧，有才气，遇事头脑清晰，反应敏捷，有口辩之才，议论有条理有见地，中进士后任吏部主事，曾取得尚书马文升的重视。焦芳知道刘瑾掌权后要极力网罗党羽，更重视起用陕西同乡，于是推荐张彩给刘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