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九十四章《李国文小说精选》（24）

当令——世态种种之七那天，报有雨，而不下，很闷热。徐炯敲门，不请自进。坐下，就讨茶喝。我对他的出现，颇意外。因为他是稀客，尤其是一位当令的人物。

何谓当令？适时走俏之意也，这是故去曹诤的话。他这样解释：譬如春季，掐花带剌的黄瓜，碧绿喷香的椿芽，在菜市上最走俏，这叫当令。过了节气，香菜不香，韭菜发臭，市场价值就没有了。徐炯，总当令，总卖出好价钱，曹诤才这样赞叹。

徐炯，曹诤两君，与我谊属同窗，但后来各走各路。曹诤教书，我写小说，老徐从政，算是最发达的一个，遂有在朝在野，或忙或闲之别。徐炯和我们，来往较少。尤其尽量避免与曹诤打交道，因为，夫子那张嘴刻薄。不过，如今，老曹安息了，老徐想听他的逆耳之言，也听不到了。

想不到，未打招呼，突然闯来，一进屋，嚷嚷。“倒茶来，要好的。”

一方面，表示热络，老同学，不见外；一方面，当官的，颐指气使，已成习惯。他这个人，在政治舞台上，手眼身法步，相当在行。别人到他这年纪，早赋闲了，至少，退到二线，他仍挑大梁，唱主角，可见其混得不错。我从写作的角度，曾向他讨教过当令的诀窍。他跟我打哈哈，介绍他的为官哲学，不求得意，但求如意。我笑了，“老兄，这是屁话，不得意，焉能如意？如意了，自然，也就得意。”

曹诤健在的时候，当着他的面，不知是奉承，还是揶揄。老兄，不知你哪来的本事，总能当令。徐炯一乐，宰相肚里能撑船，不予置评。但教授想出的这两个字。堪称史笔，准确得不能再准确。

“好久没见了！”我给他沏上茶。

“忙，昨天还陪同一位外国元首，在南方参观。

“非洲的？”

“真黑——”

我看他一脸得意之色，便说：“你大概也只能陪陪这样的。”

这个不服输的家伙反嘲我：“你还别小看，这就意味着够一个层次，到这个台阶上，对不起，我见到的人，你见不到；你见到的人，我不屑见。”

这一点，我绝对相信，不过，“徐炯，你见到的人，我不一定想见；我见到的人，人家也没有这个必要去见你。”

他笑了，“你在学死去的曹诤，嘴损！”

我说：“从同学开始，就爱斗嘴，要想改，老了，也不行了。”

贬了一通我的碧螺春以后，他问我：“你知我来找你干什么？”

我摇头。

他说：“就是为了老曹的事来找你的。”

我不解，他要在死人身上，搞什么名堂？因为，对这位先生来说，他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我一直想为这老夫子立个碑，尽管，他看不上我，我也看不上他，但同学一场……”

听到这里，我真的愣住了。

“你应该装个空调，看你满头汗。”

是有点闷热，但这汗却是因他的话而惊出来的，平白无故，立哪门子碑？“老曹走了快两年了，再说——”我把接下来的话，压在舌头底下。第一，夫子有妻有子，人家自会操心。第二，夫子跟你，生前不算知己，甚至还是情敌，你张罗个什么劲？又打什么如意算盘？

他说，“地买了，离十三陵不远，碑刻了，故历史学家曹诤先生之墓，找一位名书法家写的，每个字，看我面子，要一千元。但想不到出了麻烦。”

“怎么啦？”

“昨天一下飞机，秘书告诉我，家属不愿意。”

我明白了，“是要我去做说服工作啦！”

“就是这个意思罗！”他欣赏我说了他要说的话，然后，好像把任务交待完了，站起身来，要走。“对不起，我还要去部里汇报，那位黑元首，还有点要求——”话音未落，人已经消失在门外。

晚上，他来电话，“怎么样，妥了？”

其实，我还没去曹家，尽管住得不远。再说，我也没有太当回事，第一，我反对他心血来潮。第二，我也不赞成显他能。第三，怎么事先也不跟曹诤的太太，和在外省工作的儿子曹彬打个招呼？太越俎代庖了！

“明天，我听你的消息。”不管我是否愿意，或者是否应该替他办这件事？说完，把电话挂了。这人，就这派头！

曹诤早说过，这个家伙，当官当出一身臭毛病，除了比他官大的，全世界的人，他都认为是他的下属，见了他应该立正。

去你妈的！我才不为你跑腿。但第二天，我尽管心里骂娘，还是敲开曹诤家的门，因为，他立这块碑，太晚了点，但不是坏事。曹诤的遗孀刘莹，住得离我不远，中间隔着一座公园。若从园中穿过去，十分钟的路程。曹诤活着的时候，每逢他在大学里，挨批挨斗，连个说话人也没有的时候，就约我在这座公园的水榭里见面，解解心烦。其实，常常也没有什么话，该说的全说了，夫复何言。于是，唯一可谈的话题，就是徐炯了。因为，徐炯官做得不小，他要肯帮忙，曹诤的日子也许会好过些。但他，这个太政治化的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这我们也能理解，有时候，救一个溺水的人，要没有救生本领，会把自己的命也搭上的。或许，他如今感到有点内疚，给这位教了一辈子书，立德立言，学术有成就，而且桃李满天下的老同学立块碑，没有什么不好。

曹诤在世，就门庭冷落，死了，更无人问津。半天，他太太刘莹才出现，一见我，马上猜出来意。“李先生，谈碑的事，就免开尊口了吧！”

一听，不客气，我声明，“我不是必须说服你们，但这不是坏事。再说，徐炯，这个人，你们也知道，你想做什么，拦不住的。”

“麻烦你对他说，我们不承情！谢了！”

我知道她对徐炯不感兴趣，因为他是个挺叵测的家伙，熟知他的人，都得防着他三分。“不过，我也再三地想了，他会在立这块碑上，做出什么文章呢？”

“是嘛？”她半信半疑地反问我。

“老曹该有块碑！”

“那我们来立，用不着他。”她有些发火。

“可他，比我们谁都有办法。你看设计图——”

她差点跳起来：“我不要看，不要看！老头子就死在他手里！”

我望着激动的她，不知怎么办好。过了一会儿，天开始掉点，我看我该走了，她终于冷静下来，并向我解释，不是冲我这个说客而来。我也为我担当的角色，感到没劲，这大热天，在家歇着多好？替那个家伙，管这份闲事干什么？

刘莹的话，有点夸张，曹诤一辈子，从来也不曾顺利过，但不是徐炯的过错。历次运动都逃不脱挨整，毛病出在夫子钻到学问堆里，而对社会却十分茫然的书生气上。但凭良心讲，虽然他苦头没少吃。最后，还是看在他的学问上，放他一马，这就是所谓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让他继续从事突厥语，西夏文，鲜卑社会，氐羌风俗的研究。

每次获得自由，我都祝贺他：“因学问倒霉，也因学问沾光。这大概由于中华民族，到底文化古国的缘故，你才能幸免于难。”

曹诤坐在水榭的长椅上，自由了，也不轻快，一脸灰色，对我的调侃，略无反应。后来，听他太太刘莹说，每次运动，他都像生一场大病，一时半时缓不过来，等好容易复元了，下一次运动又要开始了。所以，他那部大著作，总是完成不了。

他承认，“我真没用——”

曹诤倒有先见之明，早就预言过，“上帝赏识的，是能够适应这个世界的聪明人。一个人才智有限，全用在专业上，那他在别处碰钉子，也就无可抱怨了。”他好像早知道他会倒霉，倒霉一辈子，而且早知道徐炯要发达，发达一辈子，所以，拜托过他，“春风得意以后，可别忘了老朋友呵！”

那是五十年代，二十出头年纪，刚参加工作时的笑谈。谁知后来，不幸而言中，徐炯官运，一直亨通，我成右派，每况愈下，教授更惨，连老婆，也跟他分手了。

这也是刘莹生气，不肯让徐炯立碑的原因。离婚倒也没什么大不了，问题在于，曹诤的前老伴，那位话剧演员，接着再嫁的丈夫，不是别人，正是徐炯。看来，老天存心跟他别扭，哪怕下一个雨点，也打在他这倒霉的头上。你说，她嫁谁不好？抬头不见低头见，偏要嫁他；他娶谁不行？哪壶不开提哪壶，一定娶她，这不是存心叫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