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七十二章《李国文小说精选》（2）
他是一棵常青树（代序）——我心目中的李国文崔道怡
一
最先见到的是一棵树，一棵高大粗壮而古老道劲的大槐树。枝叶茂密，浓荫匝地，笼罩了小羊宜宾胡同东头的整个街面。
树北边高台阶，屹立着大门楼，尽管红漆剥落，依然可见老北京阔人家四合院的威严气派。影壁墙上，挂着木牌，写有楷书——人民文学。
1956年夏天，我走进这四合院，从此开始编辑生涯。
或许因我毕业于北京大学，又有北大教授兼刊物编委吴组缃先生的举荐，我到任后，见习期间，就被派为京、津、华北地区小说责任编辑。
杂志社前院南房，是传达室、会客室。进垂花门，迎面五间前廊后厦大北房，是编辑部小说组。后花园新盖一排平房，西厢便是我的宿舍。
1957年5月，春光明媚，花树欣荣，院子里飘散着丁香花甜甜的幽香。我搬把椅子坐到前廊，探宝似地披阅来稿。披沙拣金半年有余，至今没能选中一篇理想之作，心中未免有些焦躁。
正当无奈之际，眼前豁然一亮，我在一摞自然来稿之中，发现一组令人醒目的作品。首先吸引我的是那字体：横平竖直，方正工整，仿佛在刻蜡版；更改处不涂抹，另剪稿纸，贴补起来。我头回见作者对自己的劳作恁般自重，而且自信：他是把五篇小说一块儿寄来的，想已修炼多年，如今即将出山。
这一位投稿者，就是我当编辑第一个发现的作家——李国文。
二
我之得以轻松自如地在花香中审阅来稿，是因那时中国文坛正当思想有所解放的早春天气。
自从1956年初，秦兆阳接任副主编以来，《人民文学》感受时代风气之先，多次在“编者的话”中表示：“支持作家们和批评家们在文学道路上作各种各样的探索”，“主张政治性与艺术性统一于艺术的真实性之中”。就在我上班后，刊物同期发出两篇文章——秦兆阳倡导艺术规律的专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王蒙揭示现实弊端的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引起强烈社会反响。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为文艺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天地。于是，一夜春风花千树，万方鼓舞现生机。《人民文学》走在前列，推出了一系列革新之作。
正是在这样的气候里，李国文以他那忧国忧民为核心的艺术良知，演化成为出手不凡的精美文字。我犹如探矿者寻找到丰富的宝藏，急切地要发掘更贵重的珍奇，当即写信请他把手头所有成稿悉数寄来，以求集束推出，取得轰动效应。
作为李国文第一批作品的第一个鉴赏人，我至今还记得那六篇小说的名字和大致的内容。它们是：《童心》、《出息》、《邻居》、《巧遇》、《初恋》、《改选》。其中最出色的《改选》，写一名老工人的性格与命运——
“按照工会法的规定，这一届工会委员会已经任满了，如果再不改选的话，除非工会法有了新的章程”。现任工会主席为了争取连任，要做一篇精彩报告，“提出两化一板的要求。条理化、数字化倒是容易的，要紧的是样板”。而工会委员老郝，只顾给过世的老工人“选一副好板子”，提供不出报告所需要的样板。
“起初他当工会主席，那份热心肠待人是极好的”，只因在大会上“照着现在的主席、当时是工会干事草拟的文稿做报告”，念错了词，“被改做了副主席”。后来又因做了这样那样有违上级意图却有利群众需求的事情，“只让他挂上个委员的名”。这一回，则干脆把他从候选人名单上取消了。但是，工人们不答应。
“会场像一堆干草着火似的，噼噼啪啪地到处冒火星”。于是，投票只得顺从民意，愿意选老郝的，就写上他的名字。结果，三千四百二十三张票，“第一名郝魁山同志，得票数为三千四百零五”，掌声雷动，人们要求老郝讲话，而他“不知道是高兴还是痛苦，萎然地垂下了头”。
“老郝死了！他静静地在人群的声浪里死去。全场沉静下来，静得连窗帘簌簌的飘响都听得见，寒风带来了春的气息……这次选举是有效的，新的工会委员会就要工作了。”
读过这篇小说，我也“沉静下来”，仿佛置身会场，跟那些工人一样，“脑海里波澜起伏，眼睛都湿润了”。不仅因“老郝”死去，更因为：我看到了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鲜活出世，我受到了一股感人警世的情与理的冲击和启迪。
建国初期，满目疮痍的社会机体亟待恢复与充实元气。而有人掌权后，视社会为私有，滋长权欲毒瘤，派生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种种赘疣。正是针对这些弊端，《改选》呼唤对人民，也就是对推进社会向前发展的生产力，呵护珍重。这呼唤当然是艺术的，李国文将所感进行了典型化的提炼加工。他的笔下激情洋溢，流露着对“样板”心计与势力的鄙薄憎恶，对“老郝”处境与遭遇的怜爱痛惜，以至采用看似极端、类似尸谏的方式结局，不如此不足以发聩振聋、骇俗惊世。
这不正是进行着的“整风”运动所需要的作品题旨么，这不就是我千淘万滤期盼已久的珍贵篇章么？它将如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那样引人瞩目，它将使我在编辑历程上迈出的第一步留下深深的印记！
三
1957年7月8日，《人民文学》革新特大号如期面世，这是创刊以来最丰盛的一期，篇幅增加了二分之一。沈从文、老舍、王统照、艾芜等名家荟萃，而赫然排列于前的，是李国文的《改选》。《改选》的终审、编辑部主任李清泉撰写了《编后记》，指出：
“我们这个时代最富有朝气的青年们，在各方面都不甘于沉寂和畏缩，在文学战线上也是如此。‘鸣’、‘放’同样鼓舞了新生力量，有不少人写出了比较好的作品。本期所刊载的《改选》、《红豆》，都是新人的作品，希望前辈作家和批评家们更多地关怀它们的创作。”“我们始终是处在一种所谓紧张状态里，一方面在整风，同时也是在尽一切力量研究和策划关于刊物改进问题。”
多么切实的业绩，多么美好的设想。可是，编辑和作家，没有关注到：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主席向党内干部发出了攸关数十万知识分子命运的重要指示——《事情正在起变化》。
6月8日，毛主席再次发出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7月1日，毛主席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表明——
“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
7月9日，毛主席又一次发号召：《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
同月，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确定了这一场斗争的性质：“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疾风暴雨横扫大地，“百花齐放”顷刻凋残。当初在“整风”中被鼓动提意见的作家、以揭示官僚主义等弊端为内涵的作品，遭遇到大劫难。反右派扩大化，把占总数百分之五的五十万知识分子，打下深渊。
四
迫于形势，《人民文学》不得不在八月号上刊出一封工会工作者的来信，对《改选》进行批评。但那意见却是这样的——
“无可否认，官僚主义的工会主席，在现实生活中是有的，甚至有的比《改选》中的更坏。作家有权力拿起犀利的笔，创造出生动的形象来刺一下这些官僚主义者和揭露批判这些工作中的缺点。能够击中要害，刺得狠点儿也完全应该。”但他觉得这篇小说不甚成功，因为那位“威风而又渺小的主席，一个扶摇直上的人物，除了他个人的因素而外，他所在的环境应该也是个重要因素，而作者对这一点却绝少叙述。”
这“批评”竟要求对官僚主义者“所在的环境”进行更多的揭露，岂不是跟当时所需要的“批判”背道而驰！于是，在反右时被看中、成为“左派金棍子”、后升为“四人帮”之一的姚文元，跳出来“批判”了。《人民文学》七月革新，被指斥为“毒草”专号。对《改选》，另有一位文学界内“懂艺术”的权威人士，“揭露”它思想上“隐含敌意”。在那个各单位按比例抓“右派”的特定年代，对于一名刚出世的年轻业余作者，如此“罪状”足以置他于死地了。
然而，这还不够，反右派扩大化的指向，并非仅限几位业余作者，而是殃及着一大批有知有识有才有志之士，包括当时主持《人民文学》的一些编辑和刊物所推出的一批作家。李国文只是这总体中的最后一名，他倒霉就倒在艺术的出类拔萃和际遇的恰逢其时。所以他受到了特殊待遇，一年之后又被专题讨伐。1958年9月号刊物上，发出一篇署名马前卒的文章《一株攻击党的领导的毒草》——
“作者是要告诉我们：‘你们瞧吧，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厂和工会，一个关心群众疾苦、有广泛的群众联系、并且得到群众爱戴的党员老工人，就是受到那种是非不分，一意奉承上级，专拿运动来整人，自己做错了事把责任推给别人的党的领导者的打击和排挤。这样，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还有活路吗？”“作者在这一篇小说里，塑造了一个拥有广大群众的党员老工人的形象，处处和所谓‘官僚主义者’闹对立，尽量丑化工会主席。这是用精心的结构和经过仔细推敲的语言，来装扮这株毒草，以致一眼看来，不是谁都可以看出作者的反动透顶、恶毒至极的创作企图的。我们看了这篇小说后，可以肯定地说，这只有是反革命分子才会这样来看待我们的工会领导和工会工作，才会这样仇恨我们党领导的各项运动的。”
四十年后我之所以旧事重提，不惜篇幅引述如此惊人妙语，也不仅仅只是为了向今日的读者介绍李国文一个人的遭遇，还希望能通过这一段伤心的回忆，有助于当代人更清醒地认识历史、正视现实。
毛主席在提出“百花齐放”时就曾预言：“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改选》的遭遇，就是明证之一。
如今看来，马前卒所“揭示”的李国文之创作意图，倒也所言不谬。他呼唤珍惜的，正是“关心群众疾苦、有广泛的群众联系、并且得到群众爱戴的党员老工人”；他暴露贬斥的，正是“那种是非不分，一意奉承上级，专拿运动来整人，自己做错了事把责任推给别人的党员领导者”。
这样的题旨，不仅在当时可谓用心良苦，而且至今仍然值得深长思之。
五
“黑影开始侵入了那晶莹玉洁的月亮，顿时间，群山暗淡了。”
“好了，到了七点一刻，虽然有点云彩遮住，月亮开始摆脱那些黑影。
“八点半钟，一轮更加明净，更加皎洁，更加佼俏动人的月亮，悬在半天。似水的月光，泻满了整个大地，整个山林……”
这是李国文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月食》结尾。《月食》所写那次月食，历时不过两个钟点。而李国文所经受的人生“月食”，长达二十二年。
“这二十多年，一言以蔽之，便是幸而不死。”“山之高，水之深，暑之热，冬之冷，加上比这一切总和还要苦痛的人间滋味，全领受个遍。”“想到这些一生中最好的岁月，最精华的，最能干出些事情的年代，就这样虚度过去，是不大容易笑得起来。这也是我不大愿意回过头去看的缘故，也是在我的作品里，不大愿意把结痂的创口，再撕裂一次的原因。”
1997年春，“月食”过后又二十年，李国文应邀撰写了一篇自传性的随笔，《如此这般》表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