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六十六章《李国文小说》（11）
妹妹的生日我，妹妹，还有妈妈，谁也料想不到一贯倒霉的爸爸，会有时来运转的一天，现在他确实到处受到人们的尊敬。
爸爸的面孔看上去有些晦气，从我记事的那天起，一直到现在，他总是皱着眉头，苦着脸子，好像谁欠他二百吊钱似的。我们家有本古老的相册，被我们姐妹俩翻来翻去多少年，已经破旧了。但里面保存的相片，凡是有爸爸的，包括他和妈妈的结婚照，也是这副不走运的样子。一位自称会看面相的老师，曾经说过，——半点也不带恶意：“高志实是个天生注定的失败角色！”也是如此，自从爸爸大学毕业，担任教师工作以后，命运就是这样给他安排的。但今天，这个预言好像不那么灵了，因此，妈妈说：“人，不能一辈子总倒霉。”
我从心底钦佩妈妈，她是个有远见的人，无论爸爸怎样倒霉，怎样失败，她从不后悔当初的选择。翻过结婚照，就是妈妈、爸爸和同班同学的合影，照片已经发黄了。不过还可以辨认出来，年青时代的妈妈，穿着连衣裙——还是20世纪50年代的式样，活泼潇洒，风姿翩翩，在所有女同学中是最出色的。但她却爱上在男同学里面最不出色的一个，那就是爸爸。他在最后排的边上，呆呆傻傻地站着，似乎想着什么，似乎又有些气恼。我问过爸爸：“你照相时也不会笑一笑？”
爸爸给我解释：“我在考虑毕业论文，一篇研究马卡连柯教育理论的文章。”
妈妈揭他的底：“他当时在生气，亚亚，你爸在扯谎。”
“生什么气？爸爸！”
爸爸不作声，妈妈替他回答：“因为有人建议他不要搞这种不时兴、不吃香的论文题目。”
“谁？”
妈妈指着照片上站在她身后的叶叔叔，这个一直和爸爸妈妈一起工作，前不久才调离开的校革委会主任，正在照片上兴高采烈地笑着，是那种很有感染力的笑。
据说，叶叔叔在大学里是个活跃人物，从这张合影上，还可以看到那张演员似的脸，确实是很漂亮。大学生文艺会演，他和妈妈一块演过秧歌剧《夫妻识字》。我记得早先相册上有一张剧照，头上都扎着羊肚子手巾，显得土里土气的样子。后来，妈妈把这张冒傻气的剧照揭掉了，现在填补那块空白的，是妈妈在五七干校好几年劳动中的唯一照片，多少有点珍贵文物似的留存在相册上。一片白漫漫的秧田里，妈妈和许多老师弯着腰插秧，必须仔细找，才能认出妈妈的背影。
“真缺德，干吗从背后照呀？”
“那还不是故意恶心我们。”
小妹问：“妈，你总弯腰，不累吗？”
妈妈说：“小妹，想起你爸还在那里坐喷气式，我也咽着眼泪忍了。”
听到这里，爸爸把学生作业推到一边，凄苦地一笑，说实在的，他那笑，比哭还让人难受。
简直无法想象，像爸爸这样一个和成功决不沾边的中学教员，在人们心目里，会一下子变得这样有分量起来，是不可思议的。当我从学院回家，走到这条再熟悉不过的僻静马路上，甚至能听到身后的窃窃私语：“高老师的女儿，这回她爸爸露脸了，应届毕业生高考成绩在全市又拔了尖……”
虽说叶叔叔调到区教育局去以后，爸爸接任校长职务，但人们仍旧习惯叫爸爸妈妈“高老师”、“王老师”，而且语调里敬重的成分多了，希求的成分多了。一所好的学校，一位好的教师受到社会尊敬的日子终于到了。我顿时觉得这条狭长的马路变得亲切起来，好像我从来也不曾这样轻松地在这条马路上走过。记得就在这同一条路上，我噙着眼泪在门缝里看到爸爸被他教过的学生押解着，朝他啐唾沫，用扎枪戳他，游斗示众。然后，我天天顺着这条狭长的路，去学校给关在地下室的爸爸送饭。也是在这条路上，我拖着才几岁的小妹，送妈妈去五七干校。哦，爸爸关了，妈妈走了，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凄风苦雨的日子，马路上飘满了落叶和大字报碎片，妈妈脸上也不知是泪水，还是雨水，一步一回头，望着我们，停停走走。撇下两个不丁点儿的孩子，撇下关在牛棚里的丈夫，真是生离死别地揪着她的心。那时候，我才十多岁，只觉得从来没有过的冷，而妈妈，她说过：“那滋味，亚亚，只有将来当你做母亲的时候，才能体会到呀！”那些年，在这条马路上，每一步都充满了屈辱、痛苦、泪水，可见不到今天那一张张亲切的笑脸。
真的，现在，我爸爸却像俗话所讲的那样走运了。去年高考，他们学校在全市名列前茅以后，他成了大家所需要的人。妈妈在电话里告诉我：“孩子们真争气，比上届考得还要好，我恨不能一个个亲他们。”说到这里，我听出妈妈声音有些激动，在哽咽着。
“你怎么啦？妈妈！”
“没有什么，亚亚，我是高兴的，你回来过礼拜，没忘了吧，小妹的生日，咱们要小小的热闹一下。这两年，她顶惨了，你考上大学住校了，我和你爸一心又扑在学生身上，就她一个小瘫子，总锁在屋里——”说到这里，妈妈实在讲不下去了，挂上了电话。
那还消说，一提和我相依为命的小妹，我马上赶回城里。是的，在这个世界上，在那个顶顶寒冷的日子里，只有她陪着我，脸对脸地无声地哭泣，度过一个又一个凄冷的夜晚。小妹特别懂事，她那毛茸茸的眼睛，永远那样温顺。对了，我想起来了，她还等着我校改她的作业呢！因为瘫痪，因为生病，一个教员的孩子，竟得不到在课堂读书学习的机会，这使我们，尤其是妈妈心里感到格外对不起她似的，无论如何，早就应该给她买把轮椅了。
我已经远远地看到我们的家了，那间终年潮湿发霉的小屋门前，赫然停着一辆闪光的漂亮轿车，使我眼睛为之一亮。而过去，连一辆三轮摩托，喊破了嗓子都不肯站下来。
小妹啊小妹，你原本不该瘫痪的呀……
现在，也许大学里繁重的课程，把那些阴沉的回忆都压在脑海里的最底层了，我也害怕回想怎么领着小妹度过那些灰暗岁月的？就是那一回，小妹发高烧，我深夜在马路上招了多少回手，没有一辆可怜我们的车停下来帮助，我只好背着小妹，踉踉跄跄地挣扎到了医院。哦！那年头人们的同情心，是少有的淡漠，甚至我们姐俩栽倒在医院台阶下的残雪里，竟没有人从门斗里跑出来拉一把。亏了一位打扫院子的爷爷——假如我现在见到他，还是要这样称呼他老人家的，他把我们搀扶起来，摸了摸小妹滚烫的额头，便问：“你们家大人呢？”
当他终于知道我们虽然有父有母，但实际上等于没爹没妈的孩子时，便默默地放下扫帚，抱着妹妹去挂号、候诊、化验、领药，几乎所有的人都可以呵斥他，他也默默地忍受着从这间屋走到那间屋。终于取出了药，他塞在我的口袋里，然后，又默默地抱着妹妹送我们回家，第二天，第三天，他又来背妹妹去医院打针，那化了雪又结层薄冰的路面好滑啊！他默默地走着，像罪人似的低着头。就这样，脊髓灰质炎没有夺去妹妹的生命，但下肢却瘫痪了。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位救了妹妹命的爷爷，根本不是医院的清洁工，而是一位著名的儿科专家。妈妈领着我去感谢过，他还是那样不多说话，只是懊悔：“孩子本来不致落到这样的结果，他们剥夺了我治疗的权利。”
“谢谢你，教授，你在那样的处境底下……”
他叹了口气：“没有办法，我爱孩子！”
如果让我本着良知去选举最伟大的人，我一定投儿科医生和教员的票，因为他们关怀孩子，假如没有他们，这世界该成个什么样子呢？
爸爸就是这样，他的心系在学生身上，甚至关押在地下室里，甚至在小将们的棍棒底下，他也忘不了履行一个教师的神圣职责，竟给几个看守他的学生补习功课，别的被关的老师都劝他：“算了吧，老高，还嫌没吃够苦头！”
“这世界还不至于那样绝望吧？”
“你呀你呀！真是恶习改不了。”
“有什么办法？”爸爸回答，也是教授说过的那句话：“我爱孩子。”学生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啊！
所以粉碎“四人帮”以后，他终于重登讲台，就和还担当革委会主任的叶叔叔，产生了更大的分歧，他赞成培养孩子们的集体感、荣誉感、责任感，不同意分快慢班、搞“小灶”、弄“营养钵”，他问：“剩下的孩子怎么办？手心是肉，手背就不是肉了么？我从来不相信，除了天生的愚痴以外，有绝对笨的孩子！”
一直总是跟上时代的叶叔叔说：“你呀你呀，老高，就是不领会上级精神，所以总倒霉，让我这个老同学都没法替你说话。”
其实爸爸在课堂上、在家庭里、在熟人中间，能够侃侃而谈，有时还是妙趣横生的。但对某些人，尤其他的这位老同学，就吭吭唧唧说不出句整话，甚至索性保持沉默。所以有关爸爸自己的问题，什么平反啊，落实政策啊，补发工资啊，等等，都得妈妈出面去张罗，申诉，告状，上访，把妈妈忙了个不亦乐乎。有一次，她忙中出错，将一篇学生作文，当作申诉材料塞在信封里，寄给了市教育局长。不知这位局长拆开信后，读到题名叫作《啊！春天！》的赞美文章，会是一副什么样的脸色？
然而，爸爸的春天虽说来得晚了一些，但终于来了。
爸爸妈妈送坐小轿车的客人出来了，我正好碰个当面，妈妈介绍说：“丁部长，这是我的女儿……”接着把我当过三年瓦工，自修完初高中课程，考上最高学府的全过程都讲了，弄得我怪窘的。部长握了握我的手：“祝贺你。”然后笑着对爸爸妈妈说：“有你们这样两位好老师，我也不觉得奇怪了，连丁峰，我已经不抱什么希望的，竟然也变好了，而且考上了大学，说实在的，要不是你们的教导——”
爸爸不大善于应酬，总是那句经常挂在他嘴边的话：“孩子，都是好的，每个大写的人，应该而且可能找到发光的金子。”过去，他讲高尔基的话，往往引起别人的哄笑，但今天，部长却认真地点头。妈妈害怕爸爸继续发挥他的教育观点，便打圆场地说：“还是丁峰自己努力，家长的配合，近两年进步确实快，我们不过尽到做教师的责任罢了！”
“不不，你们费了很大心血，这我完全知道，我在‘牛棚’里关了十年，没人管他，差一点就不可救药了。”部长确实发自内心地感激：“考上考不上是次要的，关键是丁峰被你们教育成人！”他紧紧地握住爸爸的手，久久地不放，看来，他是从家长，而不是从部长角度感谢的。
看热闹的邻居脸上都流露出惊羡的神色。尽管不了解他是什么部的部长，但漂亮轿车的分量却是心中有数的。汽车开走了，然而可以猜到，这件事在街坊中间，还要议论一阵子，是啊，一个谁也看不起的教书匠啊……
我和爸爸妈妈回到屋里，这个十几平方米的潮湿长霉、有股耗子皮味的房子，我们家已经生活了好几十个春秋了。正因为狭小拥挤，假期我也在学校宿舍里住。这掉皮而变得斑驳的墙壁，和爸爸那张晦气面孔一样，构成我脑海中永远也晴不了的阴霾天气。躺在床上、气色不大好的小妹，叫了一声姐姐，然后告诉我：“部长给我过生日的——”
这时，我才发现，敢情屋里这样亮堂，像出了大太阳似的，原来桌子上放着一块特大的巧克力蛋糕，上面用奶油和火红的樱桃肉堆出一个在花丛中跳舞的小女孩。我问妈妈：“这位部长怎么知道妹妹明天过生日呢？”
“还不是丁峰来看考分，听到我给你打电话。”这样一个使得蓬荜生辉的巨型蛋糕，让妈妈感到不安了：“看，这多不好！”
爸爸说：“怎么办？受之有愧，却之不恭，吃吧，小妹，既然送来了。”他把蛋糕捧到床边，或许她病得没有胃口，或许是怜悯那个跳舞的奶油做的女孩，一个瘫痪的孩子多么珍惜那两条能跳能蹦的腿啊！她摇了摇脑袋。不知为什么，妈妈突然捂住脸委屈地哭了，妹妹眨着长睫毛的大眼睛：“妈妈，你怎么啦？”
爸爸也觉得有点奇怪，捧着蛋糕呆立在那里：“诗白——”
妈妈泪汪汪地说：“小妹长这么大，做爸爸妈妈的，还没给过她一件像样的生日礼物呢！”妹妹的生日最容易记了，因为那是十年浩劫开始的日子，印象所以深刻，正是由于和辛酸、苦痛的回忆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她出生的那天，1966年8月18日，也正是赫赫扬扬的“红卫兵”杀向社会的那一天，而历史的惩罚首先落在教过这些“红卫兵”的老师头上。妹妹还没满月，爸爸就被关到学校的地下室去了。她刚刚学会走路、说话，略微懂点事的时候，妈妈无论怎样央告，也终于必须去五七干校。就这样，一场小儿麻痹症，没有夺走她的生命，却夺走了她的双腿。现在，爸爸妈妈在学校里那样忙，我又进了大学，只好终年把小妹一个人可怜巴巴地锁在屋里，想想也怪难过的。也许因为她过早地尝到生活的辛酸，小妹总是一个人悄悄地缩在床角，而且像小动物那样容易受惊和忧心忡忡。
“妈妈，别哭了！”懂事的妹妹安慰地说：“这蛋糕，蛋糕上的娃娃，不就是礼物么？”没想到妈妈哭得更凶了。也许爸爸意识到自己未能尽到丈夫的职责，使妻子陪他吃了这么多年的苦，以致现在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冬天，就更加寒酸了，尽管妈妈从来不曾埋怨过他，只是怪自己：“谁让没能耐呢？”教书匠本来被人瞧不大起，何况再加上没能耐。看着这样一个破破烂烂的家，这样一个豪华阔绰的大蛋糕，因此，不由得沉思起来，好一会，从他嘴里蹦出了两个字：“当初……”
妈妈止住了哭，惊惶地望着爸爸：“看你，想到哪儿去了？”那眼睛瞪得大大的。
我记得有一回，妈妈对她一位老同学也曾这样瞪大眼睛反驳过的。
也许相册上那张毕业合影，勾起了客人忆旧的情思，看到小屋里狼狈的样子，听说我爸爸还在“挂”着，关在学校里不准回家，而且妈妈短短的假期已满，马上要回干校去，不禁长叹一声：“要是当初，你跟小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