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七十八章《李国文读史》（47）

私刻明史案公元1644年，明清易代，实际上，清政权虽然征服并统治着这个国家，但是，在士人中间，夷夏之防仍在，有的抵抗，有的远遁，有的隐逸，有的潜沉。当然也有合作者，投诚者，效力者，帮凶者。这是任何一个大变革的时代里，必然要出现的在政治上的分野、对立。一直到敌对双方，一方占据绝对优势，一方已溃不成军，斗争才会结束。

对于新政权来讲，为巩固其统治，第一，要镇压武装反抗，第二，要肃清前朝流毒。于是，在意识形态领域，怎样修前朝的历史，是以清朝的观点来修明史，还是以明朝的观点来修明史，便是刚坐定江山的清政府，要抓住这起文字狱，大张挞伐，不依不饶的缘由。

平心而论，知识分子舞文弄墨，敢跟皇帝公开叫板，存心捣乱者极少极少。大多数，或是出于不通时务，不晓世事，不够检点，不知深浅，或是出于无心之失，偶然之错，行文不慎，落笔走火；或是出于不知好歹，秉笔直书，不知忌讳，碰上枪口而犯了错误。若遇到心胸宽容的领导人，放他一马，谅他一条砧板上的鱼，又能蹦得多高？但中国大多数皇帝，哪怕胸无点墨者，都患有意识形态恐惧症，哪怕是在行间的蛛丝马迹，也不能隐忍的。所以要收拾他认为是跟他捣乱，其实未必就是真敢捣乱的知识分子，常常采用文字狱的手段，杀一儆百，使士子们噤若寒蝉。

在封建社会里的文人，无论是优处廊庙，还是卑居林下，其中之优秀者，他的良知是不允许在民族存亡，家国危机；老百姓的疾苦，神州赤县的灾难前面，背过脸去的，因此，难免就要发出一些皇帝老子不爱听的声音。

可是，大多数皇帝，日理万机，忙得不可开交，未必有可能发现文人们“反动”、“恶攻”、“大不敬”、“推翻政权”的言论，这就给整文人的小人们，提供了一个立功邀赏，如鱼得水的广阔天地。经过他们的提醒、暗示、告发、揭露、大批判、小报告，咬耳朵，检举信，把皇帝这根神经挑动起来，于是，磨刀霍霍，知识分子的血光之灾，就降临而来。

小人之可恶，可恨，可怕，由此可见。

话说回来，文字狱，不是中国的特产，外国也有，统治者不大喜欢与他作对的文人，这一点，全世界都差不太多的。法国的作家左拉，为受诬陷的军官德莱福斯鸣不平，写了《我控诉》一文，被军事法庭定了罪。他在将要关进牢房服刑前，逃亡英国，隐名埋姓，这是很典型的外国文字狱。

自秦始皇起，统治者对于知识分子，从来采取敏感、在意、防范、警觉的态势，到了明，清，这根弦绷得更紧，疑惧，猜忌，排斥，仇视，形成了一种病态的过分反应。文网森严，文祸丛生，动辄就拿知识分子开刀。一谈文字狱，通常指明、清两代对于文人的迫害。所以，这两朝的知识分子，诚惶诚恐，抱戴罪之身，磕头捣蒜，唯求皇恩浩荡，一个个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日子特别不好过。不知道什么时候飞来天外横祸，即使死了，还会拖出棺材戮尸。所以，谁敢不夹着尾巴，低头做人呢？

崇祯

罪惟录

接着，他又铸下另一大错，把自己的大名印上去，还嫌不过瘾，买名以后，还要借名，在这部已是他领衔主编的《明史》上，“卷端罗列诸名士，盖欲借以自重。故老相传，二百余人中，多半不与编纂之役”。所以，《郎潜见闻》的作者陈康祺叹曰：“甚矣，盛名之为累也。”

这位告讦私刻《明史》案的主角，则是属于丧心病狂的败类了。

如果他拿到这部史书，明知不妥，也不想害人，懒得告密，看看，放在书橱里，也就拉倒。我想，皇帝不会跑到琉璃厂书肆去翻找违禁书籍，找不到口实，自然没法掀起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世事之恶，人心之坏，就在他存心挑起事端，好从中大捞一把。吴之荣是知识分子中的最歹毒的一类。不惜以他人的头颅和鲜血，来染红自己顶子；也是古往今来，屡见不鲜的升官发财之道。这个被罢了官的坏蛋，正愁找不到一个立功的机会，如今等于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他有什么理由不出卖同类呢？

凡是干这种卖人勾当的败类，下手时是一点也不抖的。

老实讲，当时的清政府，君临天下，统治着偌大的还未完全控制的国家，不能不对被统治者中的知识分子，保持着高度警惕；尤其对那些具有反清复明意识的精英人士，正愁找不到机会来个一网打尽呢！好，正中下怀，于是，皇帝拍板，第一，“之荣卒以此起用，并以所籍朱佑明之产给之，后官之右佥都。”这也是所有“作俑者”为之奋斗的原动力。第二，很简单，一个字：“杀！”大批人头落地。

这类小人，因为吃惯了人血馒头的缘故，上头一有动静，他们马上捋胳膊挽袖子，寻找吞噬对象，上头没有动静，他们也会挑事，让上头有动静，然后趁机好咬谁一口，所以，尽量躲得他们远些，也算是一种消极的保全方法。

清人龚自珍诗云：“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文字狱”一词，典出自何人何书，无从查考。但是，创造这个词汇的古人，大概没想到所谓康雍乾盛世的文人，要为这三个字，付出多少头颅和热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