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二十二章《李国文说清》（21）

可怜一曲长生殿

文人，是非多，也真是没有办法。其实，从古至今，文人，都是单干户、个体户。以常理而论，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你我之间，或你我与他之间，不会发生，也不应发生任何关系。虽然数千年来，某个文人与某个文人，某些文人与某些文人，会产生政治上的附庸关系，经济上的依靠关系，从而也就有了文学上的仆从关系。而一旦彼此之间构成老爷和随从的关系，倒不大容易有是非了。你是皇帝，我是你的御用文人，你是老板，我是你的雇佣笔杆，我敢跟你有是非吗？所以，是非的产生，必须是那些我写什么，无须你首肯，你写什么，无须我认可的文人们，才会互相不买账，互相较着劲，互相瞧不起，互相咬个没完没了。因此，无妨说，是非，乃文人的本性，基本上是不可救药的。而中国文人，尤其的“是非”，不但是非不断，不但是非成性，而且因是非以至于恩恩怨怨，爱爱仇仇，一辈子、两辈子，也不肯化解。

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十月间所发生的“《长生殿》案”，就是因文人的是非，而引发的一起文字狱案。

历来，都把这笔账算在清统治者的头上，其实，是有点冤哉枉也的。因为，大清王朝统治的268年间，确实发生过将近二百起文字狱，尤其在康、雍、乾这三朝所谓“盛世”的百多年间，大概平均每过半年，就要收拾文人一次。有把柄要收拾，没把柄也要收拾，清朝皇帝对文人，其镇压之不遗余力，其整肃之杀气腾腾，其处置之不稍宽贷，其刑狱之残忍惨毒，在中国思想钳制史上，堪称自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来，最为高压，最为恐怖的黑暗时期。不知有多少知识分子，因文字之累，或家破人亡，或株连三族。每案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因而坐牢杀头，充军发配，妻女童孺沦为八旗贵族之婢仆，丁壮男子远戍黑龙江、乌苏里江为披甲人奴。所以，这次“《长生殿》案”，说是文字狱案当无不可，无论如何，如此大张挞伐，如此声严色厉，以致一干人等，吓得魂不附体的，尿了裤子的，求爷告奶的，拼命撇清的，不一而足。案子压在刑部，等候发落期间，这班人犯，着实度日如年好一程子。大清王朝大兴文字狱，其目的就是要让汉民族文人夹着尾巴做人，从这个杀鸡儆猴，不杀鸡同样也儆猴的效果来看，正是康熙所想达到的。

本案当事人洪昇（1645—1704），正是春风得意，风华正茂之际，遭到太学除名的打击，遣返回乡，一蹶不振，以致这样一位大才子、大诗人、大戏曲家，蹭蹬一世，最后失足落水而亡。我也曾经认为，玄烨脱不了干系，但继而一想，第一，此案没有一个文人关进班房，也没有一个文人掉了脑袋，实在个别；第二，虽因国丧演出《长生殿传奇》而致祸，但并未因而禁演，相反，戏班却由此得便宜卖乖，获得更高的票房；第三，最可乐者，当事人洪昇虽然被开除学籍，不能再求功名，可他并没有被文坛抛弃，也没有被媒体封杀，一方面，在体制外写作，老子再也不受官府鸟气；一方面，受体制内认可，康熙点过头，鼓过掌，还有谁敢不买账？洪先生回到钱塘，虽败犹荣，被追捧，被尊崇，虽被打趴，却比站直的人还腰杆硬。从此过着优哉游哉的日子，享着众星捧月的风光。

大概任何时代，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这种按下葫芦起来瓢的反弹现象，是很让统治者伤脑筋的。越批越红，越整越火，越斗越风光，越收拾越牛的中国文人，是屡见不鲜的。官府不喜欢，百姓很待见，你说他臭，我说他香；你说他香，我说他臭，偏要逆反当局，恶心当局，实在让主管部门无可奈何。如果没有这场文人是非，惹出这起文字狱，洪昇混好了，顶多补上一个知县。恐怕康熙派驻在江南的特务头子、江宁织造曹寅，不会把他放在眼里。如今一介布衣，贾宝玉的爷爷却不得不礼敬三分。

关于这起清初的文人是非，坊间传有多种版本。

在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里，是这样说的：“钱塘洪太学昉思昇，著《长生殿传奇》初成，授内聚班演之。圣祖览之称善，赐优人白金二十两。于是诸亲王及阁部大臣，凡有宴会，必演此剧，而缠头之赏殆不赀。内聚班优人请开宴为洪君寿，而即演是剧以侑觞，名流之在都下者，悉为罗致，而不给某给谏。给谏奏谓，皇太后忌辰设宴乐，为大不敬，请按律治罪。上览其奏，命下刑部狱，凡士大夫及诸生除名者几五十人。益都赵赞善伸符，海宁查太学夏重，其最著者。后查改名慎行登第，赵竟废置终其身。”

在王应奎的《柳南随笔》里，说法大同小异：“康熙丁卯、戊辰间，京师梨园子弟以内聚班为第一。时钱塘洪太学昉思昇著《长生殿传奇》初成，授内聚班演之。圣祖览之称善，赐优人白金二十两，且向诸亲王称之。于是诸亲王及阁部大臣，凡有宴会，必演此剧而缠头之赏，其数悉如御赐，先后所获贻不赀。内聚班伶人因告于洪曰：‘赖君新制，吾辈获赏赐多矣！请开筵为君寿，而即演是剧以侑觞。凡君所交游，当延之俱来。’乃择日治具，大会于生公园，名流之在都下者，悉为罗致，而不及吾邑赵星瞻征介。时赵馆给谏王某所，乃言于王，促之入奏，谓是日系皇太后忌辰，设宴张乐，为大不敬，请按律治罪。上览其奏，命下刑部狱，凡士大夫及诸生，除名者几五十人，益都赵赞善伸符执信、海宁查太学夏重嗣琏其最著者也。后查改名慎行登第，而赵竟废置终其身。”

而查《康熙起居注》，关于此案，有如下的记载：“二十八年十月初十日癸酉。辰时，上御乾清门听政，部院各衙门官员面奏毕。大学士伊桑阿等以折本请旨：吏部题复，给事中黄六鸿所参赞善赵执信、候补知府翁世庸等，值皇后之丧未满百日，即在候选县丞洪昇寓所，与书办同席观剧饮酒，大玷官箴，俱应革职。上曰：‘赵执信着革职。’”

《起居注》是具权威性的官方文书，告发者黄六鸿，即上引两文中所谓的“某给谏”，当无疑义。至于他为什么像疯狗一样，狂咬赵执信和洪昇，而且咬住了就不撒嘴呢？从王培荀的《乡园忆旧录》，得知这场文人是非的由来。“赵秋谷先生（即赵执信）以演《长生殿》罢官，剧本虽洪昉思撰，而秋谷改定处特妙。劾之者为礼科给事中黄某，即著《福惠全书》者。前官山东郯城令有声，相传黄入都以土物及诗集馈秋谷，秋谷回帖云：‘土物拜登，大集敬璧。’因是衔之刺骨，盖修报也。里居时，尝见其奏疏，牵引多人，且有书办溷杂。末云：‘臣在礼言礼，于诸人宿无嫌怨。’其中多有名士。都人有口号云‘国服虽除未免丧，如何便入戏文场。自家原有三分错，莫把弹章怨老黄。’‘秋谷才华迥绝俦，少年科第尽风流。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

现在看起来，这场文人的是非，主角乃赵执信和黄六鸿，洪昇纯系无妄之灾，算是陪着吃挂落的倒霉蛋。怪只怪这个赵执信，一、自大；二、因自大而轻狂；三、因轻狂而高标自许，目空一切，因而得罪了黄六鸿这个文人中的小人，那他只有吃不了兜着走啦！赵执信（1662—1744），字伸符，号秋谷，青州府益都县人。七岁能文，十四岁为秀才，十七岁中举，十八岁殿试二甲进士。二十三岁山西乡考正试官，二十五岁升右春坊赞善兼翰林院检讨。春坊者何？乃太子府官，那是未来新朝的栋梁，谁敢不礼敬？谁敢不巴结？啊！赵秋谷此时不到三十岁，举业仕途，文名诗运，无不心想事成，唾手可得，这一份堂而皇之的履历，由不得他不狂。何况他玉树临风、潇洒脱俗、青春年少、倜傥不群，一时间里，文坛视为希望之星，官场看作后起之秀，当然不把一个土得掉渣的外省知县，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三流文人放在眼里。

黄叔琳的《赵执信墓表》说他得意之时：“朝贵皆愿纳交，而先生性傲岸，耻有所依附，落落如也。故才益著，望益高，忌者亦益多。”名士如朱彝尊、陈维崧、毛奇龄……据《清史稿》称：“尤相引重，订为忘年交。”试想一想，连这班前朝遗老，都放软身段，折节与交、心仪其人、张扬其才，那烘云托月的作用，岂不忽悠得赵先生不知自己吃几碗干饭？突然间，一筐柿饼，一篓红枣，也许还有胶县白菜、章丘大葱之类，出现在赞善府的门口，这就很让赵执信捏鼻子了，再加上一册自费出版的《黄六鸿诗文集》，以及恭请大师指正等等，立刻一脑门官司给喝退出去。这就是陈恭伊在《观海集序》所说的了：“士之诗文贽者，合则投分订交，不合则略视数行，挥手谢去，是以大得狂名于长安。”

在这个世界上，凡文人之狂，可分两种，一是无本事的狂，一是有本事的狂。无本事的狂，为狂之大多数，泛滥成灾；有本事的狂，为狂之极少数，难得一见。无本事的狂，又称傻狂、癫狂，由于具有装疯卖傻的戏剧性，往往因其观赏价值能被社会接纳。而有本事的狂，则表现为狂放，狂狷，这类在精神世界里高蹈睿哲，通脱不羁的智士，由于常常走前真理一步，不但没有戏剧性，相反倒会拆穿戏剧性，因而不被社会容纳。赵执信的狂，实质属于后者，表象近乎前者，这也是太容易成功的人士，总记住上帝那张慈祥的呵护他的脸，而记不住上帝也会将冰冷的后背对着他，百密一疏，失于检点的过错了。于是，才二十七岁的他，看了朋友的一场戏，一帆风顺、鹏程万里的幸运儿，顿成丢官卸职，嘛也不是的落水狗。

吃了闭门羹的黄六鸿，当然视作奇耻大辱。小人如蛇，赵秋谷诗写得不错，但应对蛇蝎，却书生意气。打蛇要打七寸，你打不死这条蛇，你就千万别惹他。他居然收下土产，退回文集，这就是分明的蔑视和挑战了。蛇在暗处，人在明处，蛇有足够的耐心等待，人却未必随时随地加以提防。好，内聚班觉得赚了不少银子，名优觉得挣了不少体面，那时候也无知识产权或版税这一说，也无潜规则或票房抽头这一说，于是说，洪太学，小的们颇承老爷这出戏，成了内聚班的摇钱树。这样吧，七月初一，您老的生日，咱们在您府上来一台堂会，全用a组演员，来演您的《长生殿》。顺便找东兴楼或者丰泽园来办几桌席，客尽管你请，菜尽管你点，只当小的们尽一分心意。洪昇说，此事甚佳，赵秋谷先生乃文坛祭酒，主宾席万万不能少了他。

其实，黄六鸿等着这一天，初初，倒是希望能得到洪昇洪太学的邀请，怎么说，这位年青才子的新戏，他是捧过场，叫过好的。可他不了解，都下文人这个圈子，第一看名气，第二看分量，你虽有名气而不响，你虽有分量而不重，人家不将你放在眼里，这也是文坛势利的必然。因此等到这一天，怎么也盼不来这张请柬，不禁有点郁闷，更有点气恼。

在中国，大概也不光是中国，所有的三流文人，从来不肯承认自己三流；而偏偏所有的三流评论家，最拿手的好戏，就是把一流文人的桂冠，给三流文人加冕成“大师”。

黄六鸿，字思湖，福建侯官人，曾为郯城、东光知县，擅笔墨，有政声，遂调为京官，为工部给事中，应该要比三流文人略高一筹。因为他所著述的《福惠全书》，集其为州县一级首长如何施政的经验体会，颇具实用价值。《清史稿·艺文志》还曾将这部书列入官箴类读物，这部当时“大清王朝干部必读”，所有为县令者无不人手一册。为此，他觉得自己是块料，还是块不错的料，当然应该被邀，绝对应该列席，而居然被拒之门外，这真是岂有此理？更听说当晚那个赵执信，坐在主桌上座，一方面，指手画脚、高谈阔论；一方面，扒海参、烩鱼翅、烤羊腿、炙鹿肉，吃得不亦乐乎，这都让他血压升高，气得牙痒。王夫之说过：“君子之道，有必不为，无必为；小人之道，有必为，无必不为。”这个文人中的小人，有必为者，就是报复，无必不为者，就是要往死里整这个赵秋谷。怒从心头起，恶从胆边生的黄六鸿，控之以皇后丧期未满百日，开锣演戏为大不敬罪，写下这封检举信。其实这本是文人的是非，他无限上纲，往康熙刚死不久的佟皇后的丧仪上挂，就成了政治上的大是非。隔日，赵秋谷、洪昉思因昨夜酒喝高了，尚在美梦之中，那黄六鸿以他给谏（相当于纪检委）的身份，已将状纸递到刑部衙门。

史家说，洪昇是朝廷中南派和北派党争，或满洲官僚与汉人官僚一次政治较量的牺牲品，这当然也有道理。但是，康熙要给知识分子一点颜色看看，也是他的一贯方针。不过，要没有黄六鸿扮演这个始作俑者的角色，官不追，民不究，也就偃旗息鼓了事。别说党争不兴，皇帝老子想找事端，也是挑不起来的。

中国文人，基本上都是银样镴枪头，全是嘴把式。得意时膨胀，气壮如牛；失意时收缩，瘪皮臭虫；能请神，而送不了神；能惹事，而不能了事。至此，也就只好抻长了脖子，等着开刀问斩了。最终，大出意外，太阳从西边出来，因文人是非而起的《长生殿》案，却以削职罢官、革除学籍而宣告了结。如果这也算是文字狱的话，也许是大清王朝唯一的一次从轻发落，少之又少见的网开一面，因此，难能可贵。心怀叵测的黄六鸿，本想题奏上去，激起龙颜大怒，估计那些大吃特吃海参、鱼翅、羊腿、鹿肉的与会者，尤其那个收下柿饼、大枣、白菜、大葱而不认账的赵秋谷，脑袋也许不一定掉，皮肯定要剥去一层的。谁知康熙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某给谏却从此“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很长时间足不出户，怕人家背后戳脊梁骨。不久，黄六鸿到底找了个致仕的理由，灰头土脸回到原籍去了。

无官一身轻的赵秋谷，从此山南海北，周游四方，在诗的写作路线上，追求现实，纾民众心曲，反映生活，为社会呐喊。与其妻舅王士禛主张的“神韵说”唱反调，认为文人不能关在都城的小圈子，而应该走出象牙之塔，进入百姓乡土的大范畴，沉积多年以后，诗词写得更有骨力，文章写得更有内涵，自成清初一家。这大概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算得上有一个差强人意的收获。

至于那位吃挂落的洪昉思，公元1691年（康熙三十年）回到家乡。江南父老对这位没落才子，敞开怀抱，热烈欢迎。据他友人金埴所著的《巾箱说》记载，这位剧作家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往予杭州寄亭，去昉思咫尺。每风动春朝，月明秋夜，未尝到不彼此相过。偕步于东园。游鱼水曲，欲去还留；啼鸟花间，将行且竚。昉思辄向予诵‘明朝未必春风在，更为梨花立少时’之句。且曰：‘吾侪可弗及时行乐耶？’”

看来，这起轰动一时的案件，对他这个当事人来讲，并无什么挂碍。第一，书照样出；第二，戏照样演；第三，他照样受到官方、半官方、民间人士的高规格接待；第四，最主要的，就是尤侗为其《长生殿传奇》一书出版时所作序文中，所描写的那不变的狂，也就是他这个文人的精气神犹在：“狂态复发，解衣箕踞，纵饮如故。”

应该这样说，洪昇不狂，还是洪昇吗？要是黄六鸿知道这一点，就该撒泡尿把自己淹死。

虽然，洪昉思的结局，令人扼腕，从南京返回杭州，路过乌镇，不幸因醉酒失足落水而亡，但在这场极其光鲜、极其繁华、极其隆重、极其礼遇的盛大演出之后，得大风头，得大满足，得大解脱，得大欢喜，也可死而无憾了。

大清王朝热衷于搞文字狱，为史之最，不过，这一次例外。《长生殿传奇》案中赵执信、洪昉思与黄六鸿的角力，说到底，只是一场文人的是非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