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六十三章《李国文说宋》（22）
“细雨骑驴入剑门”南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十一月，陆游由南郑赴成都，经剑门关，写了这首无人不知的小诗。
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销魂。
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
虽只四句，但剑门之美、羁旅之情、战士之心、诗人之思，跃然纸上。古往今来，堪称绝唱。
蜀道天险，剑门关隘，历来都是名流雅士、骚人墨客，忍不住要赋诗一首的地方。这种中国式的表现欲，也是中国文人说来颇有些可怕的职业病。好像过剑门关，不诌出两句诗来，对不起自己似的。心就抓挠，手就技痒。但有唐人卢照邻、李白、杜甫的诗在前，更有宋人陆游的这首诗在上，知道难以超越，通常也就罢手。与其丢丑，无如藏拙，这就是聪明人了。
不过，在中国，能够明白自己吃几碗干饭者，好像不多。
近人某氏，居高位，享盛誉，著书立说，其作等身，好不风光。因而具有强烈自信，终其一生，保持着极其良好的自我感觉，不愧为一种本事。此公游兴高，诗情盛，我琢磨他在世时，不把中国的名山、名水、名景、名胜，走遍、写遍，是不肯罢手的。大有生命不止、题词不已的壮烈。所以，在神州大地，他的墨宝，比比皆是。无论什么事物，再好，多了就要贬值，多了就会令人起腻。
他在剑门，也曾留下过一首五律：
剑门天失险，如砥坦途通。
秦道栈无迹，汉砖土欲融。
群峰齿尽黑，万砾色皆红。
主席思潮壮，人民天下雄。
对这首纲举目张、无懈可击的诗，好就好在政治上，“思潮壮”的“主席”，“天下雄”的“人民”，比肩并立，谁敢摇头说个不字？但应景文章的弊端在于应景，一旦走出剑门关外，在旗亭里喝杯茶，也就会忘个干干净净。在人们的记忆里，还是陆游那句神来之笔，“细雨骑驴入剑门”，那是怎么也磨灭不了的。
好诗，是心田里流出来的，这是陆游的诗歌得以不朽的缘故。
身居要位，官列枢机的某公，与报国无门、屡遭窜逐的陆游，不尽相同。同过剑门，同赋辞章，一位临池砚墨，挥笔龙蛇，掌声雷动，笑脸殷勤；一位霏霏细雨，驴蹄橐橐，形单影只，茕茕独行，岂能同日而语？一位，如此大幸，一位，如此大不幸，正是这幸与不幸之分，写出来的诗，也就有了天壤之别。
这是谁也不能违背的文学规律：一个太快活的人，太满足的人，太神气飞扬的人，太想达到政治目的，达到了还嫌不够，还想锦上添花的人，心田里塞满了欲望、野心、金钱，以及恶，即使有诗，通道堵塞，也流不出来了。古人云，“穷而后工”，还是很有道理的。
脑满肠肥、肉食者鄙之辈，声色犬马、蝇营狗苟之徒，尽管在文坛招摇过市，在儒林张牙舞爪，在市场签名售书，在报纸抛头露面，但那些不是自心田流出来的，而是从腋窝、从肛门，或从其他什么部位排泄出来的文学，无论怎么炒作、怎么畅销，那来路不正的味道，总是遮掩不住的。
陆游早年，就声名鹊起，被时人目之为“中兴之冠”，为南宋诗坛的领袖人物。这位爱国诗人，不仅写不来那类形迹可疑的作品，连敞开大嘴，自吹自擂，或拿大，或倚老，或卖乖，或作秀，也不符合他的诚实做人原则。所以，他的一生，除了文学的辉煌成就外，个人事业、官场业绩、爱国情怀、杀敌抱负，可谓不甚得意。这一次，过剑门，折翅断羽，尤为沮丧。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出生那年，适逢北宋亡国的“靖康之耻”，从此，这种“准亡国奴”的身份，对诗人来讲，是他终生摆脱不了的厄运。据说，他死前三呼“渡河”而后气绝，说明他一生就以“横扫虏廷，雪我国耻”为其终身的奋斗目标。
诗人还在幼年，就蒙异族侵略之害，不得不由原籍淮北，辗转逃难至江浙。成年后，又“亲见当时士大夫，相与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滋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诩戴王室，虽丑裔方张，视之蔑如”（《跋傅给事帖》），“未尝不相与流涕哀恸，虽设食，率不下咽引去”（《跋周侍郎奏》）。在如此深刻的抵抗潮流影响下，以雪耻报国、抗敌御侮为其生命基调的诗人，想让他具有当代文人的那些苟且勾当、下流做派，是学不来，更做不到的。
精神时代，出精神斗士；物质时代，出物质庸奴，这就是时代赋予文化群体的总体特色。
乾道七年（1171）他在夔州任上，分管教育、农业，甚不如意。正好，枢密使王炎宣抚四川，聘他为幕宾。他终于如愿以偿，到了南郑幕府。并有机会巡行汉中一带，在接壤金兵的最前线，施展其军事才能。栉风沐雨，驰骋沙场，霜凝铠甲，奔走边关，终于实现其“恨不以此劳，为国戍玉关”（《雪后苦寒，行饶抚道中有感》）的理想。
然而，这个世界，是个绝对偏心眼儿的世界。好人想做好事不成，坏人想做坏事必成，已是一种规律。在王炎幕下，任干办公事兼检法官的这位诗人，主张抵抗，也在说服长官抵抗。“为炎陈进取之术，以为经略中原，必自长安始，取长安必自陇右始。当积粟练兵，有衅则攻，无则守”（《宋史》）。
这当然是给主张不抵抗的皇帝添堵，是给主张不抵抗的投降派好看。于是，两者沆瀣一气，联手出来镇压。第一着，将王炎调回临安，闲置起来；第二着，长官一走，幕宾自然也就只好作鸟兽散，各谋出路。我们这位诗人，灰溜溜地离开南郑，经剑门到成都去，再豁达，再想得开，这心情也好不起来。
在中国历史上，凡统治者对外孬种之际，必是对内凶恶之时，对金人，他们称臣称侄，忍辱蒙羞，纳币强虏，苟且偷安；对抗金将士，他们排挤之、打击之，排挤、打击还不行的话，则杀戮之、屠灭之。中国人这种在狼前为懦弱之羊、在羊前为狠毒之狼的劣根性，是不是我们这个民族，在人种基因上出了什么问题？否则，为什么几千年来，始终不断出汉奸、出卖国贼、出假洋鬼子、出民族败类呢？
从南宋当局与北方强敌金国所签订的“和议”，便可知道当其时也的诗人陆游，该是怎样地义愤填膺了。
公元1141年，宋金签订的“绍兴和议”，南宋向金称臣，每年要向金输纳“岁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
公元1164年，宋孝宗又和金世宗重新签订了“隆兴和议”，规定南宋皇帝对金朝皇帝不再称臣，改称侄皇帝。
公元1208年，宋宁宗和金章宗再次签订“嘉定和议”，双方规定，金宋的“叔侄之国”改为“伯侄之国”，“岁币”由原来的银、绢各20万两、匹增加到银、绢各30万两、匹。
一腔热血，换来一盆凉水的陆游，在郁闷中、在惆怅中，无法写出那“思潮壮”“天下雄”的时代最强音。爱国有罪，何“壮”之有？抗敌有过，“雄”从何来？一直到乾道九年（1173），他的一首《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仍可读出诗人被剥夺了爱国权利的愤懑，失去了杀敌机会的激愤。
当年脍鲸东海上，白浪如山寄豪壮。去年射虎南山秋，夜归急雪满貂裘。今年摧颓最堪笑，华发苍颜羞自照。谁知得酒尚能狂，脱帽向人时大叫。逆胡未灭心未平，孤剑床头铿有声。破驿梦回灯欲死，打窗风雨正三更。
不过，从这首诗看，时在成都任参议官的他，仍是壮志未泯，仍是精神不死。屡遭挫折，收复山河之心不变，远离前线，憧憬鼙鼓之声依旧。可是，生在这个极不争气的王朝，碰上这些极不争气的皇帝，他一生历经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一个比一个窝囊废，又能有什么作为？
不是他不想为国效劳，而是这个国家说，谢谢你，你不必效劳，你最好的方式，就是不作为，你要不识相，非要作为不可，那我就要收拾你。诗人不由得对天大呼，“至今磊落人，泪尽以血续”（《闻虏乱次前辈韵》），手脚被捆绑起来的陆游，任由心头滴着鲜血，那岁月也太痛苦了。
有时，我替这位诗人想：他怎么就不可能像今天的文人，稍稍灵活圆转一些呢？
如果相信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如果相信外国的菩萨比中国灵，如果见到洋人来临，马上立正，骨头收紧，如果听到老外讲话，立刻敬礼，如聆纶音；倾倒之而数典忘祖，膜拜之而手舞足蹈，信仰之如醍醐灌顶，陶醉之如狐魅附体，也许陆游就不存在这些爱国烦恼了。
说不定解脱了、觉悟了以后，在新“左”派刊物或非主流网站上，发表《试论金兀术的绝对霸主权威及不可惹论》《谈女直国的绝对军事优势，以及绝对打不过，既然打不过，莫如趁早归顺》等文章或帖子，也可增加一些到大金帝国设在淮、泗边上的领事馆，办理出国签证的资本。
然而，古人多古道心肠，而古道心肠之人，多古板，古板的性格，难免认死理，难免一根筋，陆游，对于这个破碎的半壁河山，那根深蒂固的爱，对于异族侵略者，那斩钉截铁的恨，倒也不是说变就变，说改就改的。“逆胡未灭心未平，孤剑床头铿有声”（《三月十七日醉中作》），他是很把这个不怎么样的国家，当回事的。
不像我的某些作家同行，前脚到得外洋，后脚回脸骂娘，转眼忘掉曾经遮过风雨的老屋，唾弃之，敝屐之，也未免势利得太快。所以，像陆游这样与处于生死存亡关头的这个民族，血脉相连，心气相通，而对那些与自己所认知的文化传统精神相悖的“妖氛”“胡尘”“夷音”“逆虏”之类，格格不入，难以认同；那些努力使自己眼珠绿起来、头发黄起来、皮肤白起来的朋友，是无法理解的。
这就是两千三百年前那位漆园吏所说的了。
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庄子·秋水》）
那些同行，甚至还会将一顶“爱国贼”的帽子，加诸陆游头上的。这有什么办法呢？其实想想也就不奇怪了，端谁的碗，服谁的管，啖饭，本难，啖洋饭，尤其难，而啖外国主子嗟来之食，更是难上加难。在人家需要他讲什么，而必须讲什么的时候，不这样也难以生存。于是，也就谅解这种讨好主子的谋生之道了。
如果读一读陆游乾道九年（1173）写的一首《金错刀行》，就知道两种不同价值观点的差异了。
黄金错刀白玉装，夜穿窗扉出光芒。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顾八荒。京华结交尽奇士，意气相期共生死。千年史策耻无名，一片丹心报天子。尔来从军天汉滨，南山晓雪玉嶙刚。呜呼，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
一个心中有中国的中国人，和一个心中只有外国的中国人，是没有共同语言的。
饮恨一生，爱国不成，这八个字，便是诗人的生平概略，这也是中国历来士大夫说不尽的哀史。谁教他偏偏生在鼻涕虫统治的时代，偏偏赶上不是奸佞当道、小人得势，就是脓包蛋掌权的时代？于是，空有满腹韬略，万卷兵书，徒有爱国热忱，杀敌壮志，也只能在无可奈何的岁月里，销蚀殆尽，付诸东流。
尽管如此，悲壮的诗人仍旧将自己的命运，与这个衰微的王朝维系在一起。因为这是他的国家，也是他父母亲和他儿女的国家，母亲是不可替代的，祖国是不可更迭的。甚至到了开禧二年（1206），他82岁时，还把自己喻为一匹老马，等待着祖国的征召。
老马虺聩依晚照，自计岂堪三品料？玉鞭金络付梦想，瘦稗枯萁空咀噍。中原蝗旱胡运衰，王师北伐方传诏。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老马行》）
如果，再读他写于嘉定三年（1210）春天的绝笔诗：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示儿》）
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份痴心孤诣，你也不由得不动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