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三十四章《李国文说唐》（23）

“王杨卢骆”——中国文学排行榜的滥觞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这是唐代诗人杜甫《戏为六绝句》中的一首。后两句在“文革”期间，常被造反派的才子，用来批判对手。第一，解气。第二，顺口。第三，显得有学问。所以，很流行。可杜甫的原意，却没有什么政治倾向，倒是很文学的，目的在于探讨诗歌的创作理论。

因此，后人也称这六首诗为“论诗诗”。

杜甫认为，这四位初唐诗人的作品，是那个特定的文学环境下的产物，也只能在那样一个社会转型的初期出现。后人在研究这些方兴未艾的作品时，切不可以背离时代背景，罔顾客观条件，而“轻薄为文”，来哂笑前人的。

王杨卢骆这四个字，谁前谁后，不是杜甫排的，估计他对此不感什么兴趣。只有那些没出息的，没起子的，很无聊的，很猥琐的，已经混不出什么名堂，但又不安于位的三流或四流文人，才掂斤播两于名次前后、座位高低，才偷偷摸摸于暗箱操作，塞进私货。杜甫论李白，“白也诗无敌”，一句话就完了。要放在这班货色手里，肯定还要加上一句，“稍稍逊色我”。所以，凡文学排行榜，都是一种小人行为。

因为，好与坏，不用比，好与好，无法比。李白和杜甫，谁更好些？《蜀道难》《将进酒》和《三吏》《三别》，焉分高低？宋人严羽在其《沧浪诗话》一书中，说得再透彻不过。“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太白《梦游天姥吟》《远别离》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车行》《垂老别》等，太白不能作。”所以，那些企图在排行榜上来月旦，来雌黄者，无不怀一己之私，有不可告人之目的。

王杨卢骆，大概是中国最早的文学排行榜。据《旧唐书·杨炯传》：“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炯闻之，谓人曰：‘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当时议者，亦以为然。其后崔融、李峤、张说俱重四杰之文。崔融曰：‘王勃文章宏逸，有绝尘之迹，固非常流所及。炯与照邻可以企之，盈川之言信矣。’说曰：‘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耻居王后，信然；愧在卢前，谦也。’”

若没有这个排行榜，这哥儿四个，心无挂碍，一块儿下个饭馆，一块儿泡个酒吧，应该不会有什么隔阂，可王杨卢骆这么一排，就免不了平添几许瓜葛。所以，一心认为自己是金牌得主的杨炯，便酸不溜丢的，说他排在卢照邻的前面，有点愧不敢当，而排在王勃的后面，有点感到不服。

这种太过露骨的计较，遂成为文学史上的一个有名的典故。

文人是敏感的，而文人又是小心眼的，当过盈川令的杨炯，如此计较排位的说法，有人听了，很不是味。卢照邻跳出来，难道你觉得理所应当地在骆宾王之前吗？于是，打抱不平的他，故意跟杨炯唱反调地说：我倒是“喜居王后，耻于骆前”呢！觉得他们都比我要强得多，显然是对杨炯的这种小人心结，进行反讽了。

看来，文坛之上，在意发表在头条或者二条之区别者，在意是著名作家还是知名作家之不同者，在意作品目录见诸封面或用不用黑体字标出之待遇者，在意媒体宣传是大张旗鼓，还是小张旗鼓，还是偃旗息鼓之声势者，都是在文学上不怎么自信，创作力不怎么振作的文人，才会热衷地搞排行榜，才会由衷地信排行榜。

杨炯一生，有两憾，一是这王杨卢骆的排行榜，给他的文学地位定了性，众口铄金，一时半时很难翻身，因此他的诗名，未达到他期待的那样响亮。二是他“神童举，拜校书郎，为崇文馆学士”以后，指望在仕途上更进一步的想法，也不容易兑现，这当然很尴尬。大家觉得他应该发达，他自己也相信应该发达，然而，就是发达不起来。换个人，也许就拉倒了，他缺乏这种自我宽解的能力，故而很烦恼，很郁闷，很失落。

杨炯（650-692），华阴人，因曾经当过一阵盈川令，世称杨盈川。当李白、杜甫、王维、陈子昂、王昌龄、高适等盛唐诗人还没有登台亮相之前，他，加上英年早逝的王勃，加上投河自杀的卢照邻，加上那位对武则天大不敬的骆宾王，构成唐诗发展史上“初唐四杰”的发轫期。

那时的文坛，和今天也差不多，面临着整个社会由乱而治，由衰而兴的转型期。宋祁著《新唐书·文艺列传·序论》中说：“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高祖、太宗，大难始夷，沿江左余风，□句绘章，揣合低昂，故王（勃）杨（炯）为之伯。”隋陈的绮丽风格，已经过时了，盛唐的雄大气象，还没有开始，在这青黄不接之际，初领潮流，唱出先声，蜕变文风，耳目一新的王杨卢骆，便成了风靡朝野，上下追捧的明星。

据元人辛文房的《唐才子传》说，初唐四杰之才华、之能量、之德行、之风操，一个个也是相当人五人六，牛气哄哄，觉得自己有两把刷子，很不把各色人等放在眼里的。宋祁说“故王杨为之伯”，这个“伯”字，即“霸”的意思，在唐初，也是称霸文坛的人物。

勃，字子安，太原人，王通之诸孙也。六岁善辞章。麟德初，刘祥道表其才，对策高第。未及冠，授朝散郎。沛王召署府修撰。时诸王斗鸡，会勃戏为文檄英王鸡，高宗闻之，怒，斥出府。勃既废，客剑南，登山眺望，慨然思诸葛之功。赋诗见情。又尝匿死罪官奴，恐事泄，辄杀之，事觉当诛，会赦除名。

炯，华阴人。显庆六年举神童，授校书郎。永隆二年，皇太子舍奠，表俊豪，充崇文馆学士。后为婺州盈川令。卒。炯恃才凭傲，每耻朝士矫饰，呼为“麒麟楦”。或问之，曰：“今假弄麒麟戏者，必刻画其形覆驴上，宛然异物，及去其皮，还是驴耳。”闻者甚不平，故为时所忌。

照邻，字升之，范阳人。调邓王府典签，王爱重，谓人曰：“此吾之相如也。”后迁新都尉，婴病去官。自以为当高宗时尚吏，己独儒；武后尚法，己独黄老；后封嵩山，屡聘贤士，己已废；著《五悲文》以自明。

宾王，义乌人，七岁能赋诗。武后时，数上书言事，得罪贬临海丞，怏怏不得志，弃官去。文明中，徐敬业起兵欲反正，往投之，署为部属。为敬业作檄传天下，暴斥武后罪。后见读之，矍然曰：“谁为之？”或以宾王对，后曰：“有如此才不用，宰相过也。”及败亡命，不知所之。

人，红得太快，名，来得太易，钱，来得太多，电视、报纸、网络、媒体，露得太多，其浅薄的方面，其负面的因素，其阴暗的心理，其卑劣的本质，也就加快突显出来。这些当代文人加速度的衰败过程，在初唐四杰身上，也程度不同地存在过的。

所以，在新、旧唐书里，这哥儿四个的口碑，也是颇不见佳的：

王勃恃才傲物，为同僚所嫉。有官奴曹达犯罪，勃匿之。又惧事泄，乃杀达以塞口。事发，当诛，会赦除名。

杨炯词学优长，恃才简倨，不容于时。至官为盈川县令，为政残酷，人吏动不如意，辄搒杀之。

卢照邻寓居洛阳，因横祸入狱，经友人救护得免。后为益州新都县尉，秩满，婆娑于蜀中，放旷诗酒。

骆宾王，落魄无行，好与博徒游。高宗末，为长安主簿，坐赃，左迁临海丞，怏怏失志，弃官而去。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了，文人就怕得意，一到春风满面的时候，曹丕所说“类不护细行”的毛病，就会暴露出来。当时，吏部尚书裴行俭，是主持遴选、推用、铨叙、升黜工作的朝廷大员，这位专管干部的负责人，对王杨卢骆的看法，相当负面。

《旧唐书》载：“时有后进杨炯、王勃、卢照邻、骆宾王并以文章见称，吏部侍郎李敬玄盛为延誉。引以示行俭，行俭曰：‘才名有之，爵禄盖寡。杨应至令长，余并鲜能令终。’”

最后一句，翻译成白话，不免刻薄了些。“令”即“好”，“终”即“死”，“鲜能令终”，也就是不得好死的意思。我想这位大唐王朝的组织部长会对他的同事李敬玄说，老兄啊，你推荐的这四位年轻才子，诗写得不错，人却做得很差劲啊，据我估计，他们很少能得到一个好下场的。

我不知道，裴在发表“鲜能令终”看法的时候，这四位是否在场？听了以后，面部是个什么表情？倘若只是裴与李的私下交换意见，我不知道，传到这四位的耳朵里，脸上会有怎样反应？

后来，王勃是往交趾探亲省父，在北部湾渡海时遇风浪船沉而死；骆宾王因从徐敬业举义兵，反武复唐失败而被镇压了的；卢照邻因患风疾久治不愈，苦痛难忍而跳水自溺的，果然，皆未得好死。杨炯当了一阵盈川令长，卒于任，不幸而言中，一一证实了裴的预见。

真是很可怕，这判词之一言九鼎，简直成了他们四人终生宿命的谶言。不能不对这位有“人伦之鉴”美誉的裴行俭，其知人之明表示钦服了。

也许文学家看人，和政治家看人，是大不相同的。搞文学的人，很在意那些倜傥风流，拔擢不群，辞章华彩，才思捷涌，比较外在的那些方面。搞政治的人，则着眼于大节，诸如品德啊，能力啊，识见啊，气度啊，比较内在的那些方面。形于外的东西，往往不能反映个中的本质，文人，犹如一个玻璃杯，热得快，冷得也快。但忽然的热，忽然的冷，往往禁受不住，就要爆裂。

裴行俭的厉害，就在于他一下子抓住这些浮浪子弟的最基本的因素，暴得大名，成功太快的文人，就像一会儿盛开水，一会儿盛冰水的玻璃杯，常常是浅薄而欠稳重，侥幸而少实干，浮躁而不深沉，行险而难谨慎，便很容易滑向傻狂，嚣张，任性，妄为，不知天高地厚的错误道路上去，最后粉身碎骨。

当然，过去一千年以后，再回过头看初唐四杰，当时那些计较啊，意气啊，高低啊，长短啊，这些人格上的弱点，对后世的读者而言，已经毫无值得介意的感情色彩，没有人再把这些狗屁倒灶的东西，放在心上。随着时光的流逝，会继续淡化下去，直到不过是文学史上录以备忘的文字符号而已。

说了归齐，最后能剩得下来的，还是作品，还是文学本身。

好的，留存着，次的，淘汰着，孬的，消失着。如今，实事求是地看，王勃与他后面的杨、卢、骆，在文学实力上，显然不是一个等量级的。经过一千多年的筛选，证明了王的作品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而杨、卢、骆三位之相形见绌，也是客观事实。

因此，杨炯“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的牢骚，第一，浅薄，第二，无聊，纯粹是那卞躁的个性难以自控的结果。首先，排行榜这东西就那么靠得住吗？其次，既然不是那么靠得住，你还用得着当回事和在意它吗？

没拿到桂冠诗人、头牌大奖的杨炯，因此好像受了多大委屈和不公平待遇似的牢骚满腹，其实没有多大道理。老实说，他不但写不出王勃“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的诗，写不出王勃“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王勃《滕王阁序》）的文；像卢照邻“北堂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骑似云”的《长安古意》，像骆宾王“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的《在狱咏蝉》，也是杨炯难以企及的。至于骆宾王为之送命的那篇“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气势磅礴，声威雷霆，使得那位被声讨的女皇也不得不叫好，更是这位杨诗人或杨作家所望尘莫及的了。

因此我总怀疑，唐初的文学爱好者，不至于如此不识货，给他一个银牌位置。也许，这样排列组合，不一定有什么名次上的过多考虑，只不过念来比较合乎平仄罢了。杨炯忒自作多情了一些，也太在乎排名先后了一些，于是说出令人酸得倒牙的“愧在卢前，耻居王后”了。

嫉妒，是一种能够煽动起仇恨的情绪，而文学上的嫉妒，更是一把双刃剑，害人之外，还害自己。因为一个诗人、一个作家，开始感到别人比自己强了，感到受到威胁了，感到中气不足了，感到好日子无多了，感到要退出历史舞台了，那一把嫉妒之火，就会在心中燃烧起来。中外古今，凡文学家的妒火出现之时，也是他创作衰弱之时，这是一个铁的定律。

会咬人的狗不叫，汪汪不已的狗是咬不了人的，作家也是如此。

如果此人还算明智，尚属清醒，不老朽，不混账，或急起直追，或面壁磨剑，或埋头奋斗，或充电加油，来日再在文学的竞技场上一赛短长，这才是正道。然而，一患上这种文学红眼病，通常很难理智。抓耳挠腮，心痒难禁，既坐不下来写诗，也定不下心来做小说，于是就求诸于文学以外的手段，来达到张扬于文学的目的。

前几年拍摄的获奥斯卡奖的《莫扎特传》，就有许多这样惊心动魄的描写。但结果呢？莫扎特是永远的，而那位宫廷乐师呢？谁还记得？

据《旧唐书》，这个杨炯十一岁就举神童了。看来神童不好当，十个神童有九个要被美誉所捧杀，被声名所扼杀。过早的成功，过度的吹嘘，和过分的自我感觉良好，其实是一剂毒药，把他坑了。于是这位神童醉心于虚名的追求，甚于艺术的完善。只知道终日眼红他人的才能，而不明了自己的每况愈下。

杨炯嫌当时文坛对他不够热烈，排名在王勃的后面，是对他的冷落。神童当惯了，当出一身毛病，没有人簇拥着他，没有人给他唱赞歌，一天也过不下去。在这种病态心理的支配下，这位先生居然自己动手，抬爱自己，如时下有人总爱在报章上自吹自擂一样。《旧唐书》说他：“又所居府舍多进士，亭台皆书榜额为之美名，大为远近所笑。”那时候，要是有各类媒体为之炒作的话，就省得杨炯这么费事了。

所以，他特别恨那个姓王的，放在他的名字前面，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老实讲，此公诗的造诣，在四杰中是最缺乏创见的了。辞藻虽然华丽，内容却很贫乏，由于贫乏，不得不令人讨厌地重复自己。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里选了他两首五言，很遗憾，意旨、手法都差不离。论者评他跳不出陈、隋遗风，拿今天的话说，也就是老一套，没有什么新鲜气息吧？

我想，他大概被这种嫉妒心折磨得够痛苦的。

他在《从军行》里写道：“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那意思是说，哪怕到部队去当个连长，也不再写作了。这大概是在文学的竞争中，屡屡败北的感慨吧？写不出东西，尤其写不出好东西，硬要人家承认你是诗人，是作家，是大诗人，是大作家，那是枉费心机的事。即使当时主持文学事务的上官婉儿，给武则天奏上一本，封他一个种子作家的名号，难道读者就会买账吗？

后来，求名成疾的杨炯，还真有一点变态，一写文章，来不及地拉名人陪绑。唐人张□在《朝野佥载》里，说“杨之为文，好以古人姓名连用，如张平子之略谈，陆士衡之所记，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长统何足知之。号为‘点鬼簿’”。

现在已无法找到他这种热求名位的性格，如何闹到为人所诟病的地步。但有一条是可以肯定，凡执着于成就的大小长短者，凡计较于名声的高低前后者，而又写不出什么东西，或虽还不停炮制，却再也写不出什么令人眼前一亮的东西，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者，这样的文人，必折腾，必生事，必裹乱，必闹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