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二十九章《李国文说唐》（18）
锦瑟无端五十弦按西方传说，天鹅在生命终结的时刻，总是要发出动听的哀鸣，人们遂将文人的最后作品，喻之为“天鹅之歌”。
公元858年（宣宗大中十二年），晚唐诗人李商隐，被罢盐铁推官，回到郑州荥阳后不久，忧郁而卒。诗人在临终前的这段时间里，曾经写了一首七律《锦瑟》。清代编《全唐诗》，将此诗列于《李商隐卷》的卷首。看来这首天鹅之歌，显然是公认的诗人代表作。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这首诗人的绝唱，写得美妙绝伦，意境无穷，堪称之为中国诗歌的天籁。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人为之动情、为之倾倒。然而，迄今为止，没有谁能完全读懂它、弄通它。可它的艺术魅力，在心灵上造成的震撼，却是每个读者绝对真实具体的感受，不能不认为是诗的一种奇迹。
在那影影绰绰、朦朦胧胧、依稀仿佛、似有似无的诗境里，人们所读出来的：那浪漫神秘的恋情，那温馨甜蜜的思念，那绮丽美艳的伊人，那音韵犹存的锦瑟，那讳莫如深的往事，那难能自拔的伤感，那既嗟且怨的命运，那怅然若失的梦幻……所有的这一切，读者忍不住掬心自问，诗人到底想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于是，宋以后，至明，至清，至民国，至当代，一千多年间，中国文人中间好玉溪生者，无一不在费尽心思，破解这首诗一样的谜、谜一样的诗。
谜，要是一猜即破，也就没有什么意味了；要是总猜不开，也就没有什么兴味了。他让你猜，又不让你猜透，这就是李商隐《锦瑟》的妙处所在。中国有很多探求这首诗究竟的人，一上手，都认为这是不难剖析的谜，但深入堂奥，如堕五里雾中，其歧义性、多解性、隔膜处、存疑处，纷至沓来。愈解愈迷惑，愈破愈茫然，终于不得门径，无功而返。结果，就成现在这种样子，瞎子摸象，各执一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很难形成一致公论。
你不能不赞叹，不佩服，一首56个字的七律，历经千年春秋，不但有人拜读，有人赞赏，还有人研究，有人写文章，企图破解李商隐的这首《锦瑟》，企图揭开中国诗歌史上最美丽、最引人入胜的谜，这大概便是真正的不朽了。
实际上，这首约作于公元858年的绝唱，虽只八句，恰是诗人“坎壈终身”（《旧唐书·本传》）的命运写照。他没有料到，在写作这首诗的时候，死神已经在门外恭候着了。
那年，他47岁，被罢盐铁推官。其实丢掉这芝麻绿豆大的官，约相当于如今县政府里税务局长，或者党委书记一职，应该不至于当一回事的。可他，曾经做过侍御史，至少是局级干部，曾经补过太常博士，说不定享受副部级待遇，最后，职位剥夺，俸禄取消，成了无所傍倚的平头百姓，对诗人来说，实在够郁闷的。回到郑州的荥阳老家不久，心劳成疾，凄苦辞世，中国文人的命，也真是脆弱啊！
47岁身亡，死得也太早了些，《全唐诗》中，我们还能看到崔珏的《哭李商隐》，“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为他抱屈。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按照托尔斯泰“情场得意，赌场失意；赌场得意，情场失意”的事无双赢定律，文人太得意了，通常就写不出什么好东西的。相反，所谓“穷而后工”，所谓“文章憎命达”，对诗人作家而言，倒是想写出好东西的一条绝对真理。古人且不去说他了，就我认识的、知道的、听说的那些同行，一旦屁股冒烟，有了座驾，文思也就跟着肠梗阻，连想放个响屁，也是难上加难的。
因此，休看李商隐活得痛苦，死得惨怛。但是，文学史记住了他，读者记住了他。那些当时神气活现过的、不可一世过的，将他踩在脚下的衮衮诸公，那些侯门深似海、豪族目无人的达官高宦，将他晾在大门外干着过的，如今再也无人提起。可我们这位诗人和他的诗，却永远鲜活地存在着，这或许就是历史的公平。
说起来，很失敬，我对这位大诗人，是在我成为人所共辱的贱民以后，才熟悉起来的。以前读玉溪生的诗，觉得离我很远。直到1958年的春天，戴上右派帽子，手里捏着户口粮食关系，被逐出北京，发配到新线铁路工地，才有可能重读大师。
怎么也想不到，第一个落脚的地点，适在河南省的博爱县。而据当地文史资料，这里正是诗人的原籍故里。
这种鬼使神差地安排，一下子拉近了我与大师的距离，想不出来究竟是偶然呢，还是必然？也许古往今来，为文人者，倒霉的多，不倒霉的少，“同是天涯沦落人”，抬头不见低头见，总有机会碰上的。尽管那时，对其知之甚少，统共也背不出他的十首诗。但我却知道他是个“坎壈终身”的人。因此，落魄的我，能有幸视他为同类，不禁感到鼓舞。尤其，一想到巨人尚且被侏儒踩在脚下，右派的我被人蹂躏，也就差可自安了。
博爱原属沁阳，从这个县名，大致可知民国年间，才设县另治的。《旧唐书》和《新唐书》均称：“李商隐，字义山，怀州河内人。”怀，即怀庆府，现为新乡专区。那年春天，我从北京坐火车到新乡，再转车焦作，然后又到博爱县的九府坟，编入刚招募来的当地民工队伍，沿着丹河，步步攀高，翻山越岭，往太行山深处的新线工地走去。
丹河逶迤出山处的平川地带，人烟稠密，物产富饶，自流灌溉，水肥地美，是著名的怀山药、怀地黄的中药产地。而顺着河谷，蜿蜒而进，到达只有大白天里公然出没的狼，只有夜里令人心悸的寒号鸟，只有一出门就撞鼻子的大山，只有超负荷的强体力劳动的新线工地。唯见山高坡陡，地寡人稀，荒芜贫瘠，一片凄凉，真是心寒透顶。也许春风得意的人，读不大进去李商隐。那几年里，随身携带的清人沈德潜的《唐诗别裁》，其中选他的40首诗，曾是我得以寄托的精神绿洲。
山里的春天来得晚，被山挡住的太阳，也得十点钟以后才露面，在这深山老林里，那些一无去处、二无消遣的民工们，劳动之余，也只有抽旱烟，喝闷酒，兴致上来，扯开嗓子，哼几句梆子腔消磨时间。久而久之，朝夕相处，耳濡目染，我也渐渐地听惯了乡民们所唱的，略不同于正宗豫剧的“怀梆”。
那时没有样板戏，因而唱过野台班的老于此道的李商隐乡党，工余之暇，断不了串上几出，作为消遣。若不去考究说雅不雅，说俗不俗的半吊子唱词，只是倾听、欣赏、品味其声调，这些业余演员，唱到投入时，来劲时，也是蛮能煽情的。怀梆苦戏较多，如泣如诉的悲哀，呜咽缠绵的伤心，一唱三叠的感叹，愁肠百结的情思，那苍凉、委婉、幽怨、深沉的唱腔，着实令我为之回肠荡气，胸臆共鸣。而且，最奇怪的，总能使我想起李商隐，想起他那首谜一般的《锦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我不也同样如此吗？那种失去了全部的追悔，那种流金岁月一去不复的怀念，那种像蹀躞而行的负重牲口，不知道前途，不知道目的地的命运……夜深人静，万籁俱寂，对着昏灯，守着寂寥，在古老的怀梆旋律里，真是忍不住为之潸然泪下。
戴上右派帽子的我，不是罪人，胜似罪人，这等无刑之刑的日子，相当难熬。但比起公元7世纪的唐朝晚期，被卷进朝廷党争旋涡之中的李商隐，我觉得他的际遇，可能要更糟糕些。因为，我是碧落黄泉，彻底完蛋，也就破罐破摔，听天由命了。而他，至少保持着罐子的表面完整，不得不勉为其难地做人。可是，在中国，在文人的群体中，谁块头最大，谁分量最重，绝对是那些妒火中烧的臭狗屎文人集中攻击的目标。李商隐为晚唐的首席诗人，岂能轻饶了他？
然而，李商隐的痛苦，在于他在当时的朋党之争中，始终扮演着一个两面不讨好的，被唾弃，被鄙视，被排斥，被打击的可怜角色，而不能自拔。
在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中，对李商隐的尴尬处境，有着深中肯綮的论述。
至于李商隐之出自新兴阶级，本应始终属于牛党，方合当时社会阶级之道德，乃忽结婚李党之王氏，以图仕进。不仅牛党目以为放利背恩，恐李党亦鄙其轻薄无操。斯义山所以虽秉负绝代之才，复经出入李牛之党，而终于锦瑟年华惘然梦觉者欤？此五十载词人之凄凉身世固极可哀伤，而数百年社会之压迫气流万为可畏者也。
牛，即牛僧孺，主角其实为李宗闵，史称牛党。李，即李德裕，史称李党。前者代表新贵阶层，属于浮薄潮流一派，后者门阀色彩较浓，维护旧族利益，很看不起暴发户。两派交锋的实质，说起来振振有词，似乎是思想意识形态之争，其实，纯系扯淡，归根结底，仍是官大官小，权力分配之争，吃肉喝汤，获益多寡之争。
这几位狗咬狗、一嘴毛的晚唐朋党主角，都曾是不大不小的文人，都曾是不香不臭的诗人。在《全唐诗》中，至今保存着他们在朝时酬应唱和，在野时失意牢骚的诗篇。中国旧时文人，说句不当的话，其实是顶没起子的。第一，无一不是削尖脑袋想当官，第二，无一不是拉帮结伙搞圈子。
这种劣根性，也仍是今日许多文人的痼疾。
文坛文坛，其实没有这个坛，只有大大小小的文学圈子。这种或暂时的、或长远的、或松散的、或紧密的文人集群，与黑社会的拜把兄弟，与青洪帮的契结金兰，在本质上并无区别，不过没有杀公鸡歃血为盟，没有摆香案磕头发誓，稍为斯文一点罢了。
但只要形成圈子，第一抱团，第二护短，第三排外，第四利益共沾，这四大纲领，便是铁的纪律。因此，当李德裕、李宗闵、牛僧孺这班小人式的文人，文人式的小人，官做到节度使、兵部尚书、翰林学士、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高位，顶戴花翎，进入政坛，握有权柄，吆五喝六，原来的圈子，就会发展成为同进同退，同枯同荣，同声共气，一致对外的宗派主义政治集团，也就是朋党。
文人不能弄权，凡弄权的文人，不是制造别人的悲剧，就是制造自己的悲剧，自古以来，莫不如此。据宋司马光《资治通鉴》：“自是德裕、宗闵各分朋党，互相倾轧，垂四十年。”我们看到，知识分子要是恶斗起来，那也是相当下作、无所不用其极的。后来，弄得皇帝也受不了，叫苦连天：“上（唐文宗李昂）患之，每叹曰：‘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
于是，本是天平节度使令狐楚门生的李商隐，忽然跑到泾原节度使王茂元那里，成为上门女婿。而令狐为牛党，王为李党，党同伐异，是人性恶本质的必然，皇帝都摆不平这帮打红了眼的朋党斗士，像他这样虽然声名籍甚，但仍须仰求乞食的诗人，为自己走错的这一步，当然，也未必就是完全错的这一步，不付出代价，行吗？
陈寅恪出于对诗人的同情，说出“此五十载词人之凄凉身世固极可哀伤，而数百年社会之压迫气流万为可畏者也”的话来，为其诿过于当时之社会风气。其实，我觉得很正常，诗人也是人，也是饮食男女，也是性情中人，也是人间烟火之一员，也是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的供求者。何况，作为一个中国文人，他能免了没起子的时候，能免了做没起子的事情吗？我是怀疑的。
因此，如果他有些卑鄙龌龊，有些投机取巧，有些急功近利，有些小人心肠，也是大可不必求全责备的。所以，诗人在错误的时间，在错误的地点，所选择的这门错误婚姻，以及随后所付出的一生，我同情，也能原谅，但也无须乎为贤者讳。
顶多，为其惋惜，大师啊大师，前辈啊前辈，您的诗写得美妙绝伦，您的人却做得怎么如此一塌糊涂呢！
也许，大师未必时时刻刻都大师，未必没有不地道的时候，未必不做不地道的事情。我在文坛厮混大半辈子，目睹那些大师、亚大师、准大师、候补大师，有时比小人还要小人、比败类还败类的。因此，李商隐的苦果，很大程度上是他自找。俗话说得好，脚上的泡，是自己走出来的，也是不必为之回避的。
现在弄不清楚李商隐为何要离开令狐楚家，投奔王茂元？
商隐幼而能文，令狐楚镇河阳，以所业文干之，年才及弱冠。楚以其少俊，深礼之，令与诸子游。楚镇天平、汴州，从为巡官，岁给资装，令随计上都。开成二年，方登进士第，释褐秘书省校书郎，调补弘农尉，会昌二年，又以书判拔萃。（《旧唐书》）
也许历史，只是让人看到一半，那是字面上的东西，另一半，隐藏在字面背后，是谁都看不到的。因此，前人所言“史无信史”，“尽信书不如无书”，绝对为腐儒所深恶痛绝的看法，是有其道理的。而且，即使字面上的那一半，还有很大的存疑成分，更何况未知的，允许后人猜测、推断、想象的那一半自由空间呢？所以，新、旧《唐书·文苑传》里的《本传》，不过是诗人表面现象的描写，那首《锦瑟》，其中的暧昧情节，才是几百年来的文人学者搜索枯肠、费尽思量的所在。
李商隐，字义山，号玉溪生，生于公元812年，死于公元858年，是个很不顺的晚唐诗人。中国文人，自古以来，顺者少，不顺者多，也是无争的事实。但如李商隐这样“坎壈终身”（《旧唐书·本传》）的不顺者，而且不顺到只在世上活了47年，就一命呜呼，还是不太多的。
“坎壈”，以字义来解，当有老百姓口头上常说的，沟沟坎坎，坑坑洼洼，不很平坦的意思。李商隐的一生，十岁丧父，三十岁丧母，四十岁丧妻，三次考场败北，五次幕府下岗，七次转业另就，这条实在太艰难的人生道路，真够我们这位诗人在其短促一生中，跌跌撞撞、踉踉跄跄地熬过来。
因此，这首在最后岁月里写成的《锦瑟》，凝固着他的全部人生历程，缩微着他的全部感情体验，如同贝多芬那部《命运交响乐》，每读每新，总能敲动着人们的心扉，与之共鸣。
这种以千年为单位衡量出来的不朽，才是货真价实的不朽。
唯其不朽，一千多年来，李商隐，成为关注之焦点，研究之重点，大有成为一门显学之势。谈唐诗，首推三李，他是压轴的一位。虽然，他的作品，其费解、深奥、晦涩、隐喻之处，往往人言人殊，不得要领。但美不可言之处，对整个唐诗而言，可谓枇杷晚翠，异峰突起，形成闭幕前的高潮，结束一代盛事。尤其他的这首“天鹅之歌”，从宋之苏东坡起，一直到近人钱锺书，或注或释，或议或评，无不竞为时尚，显示高见卓识。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文人学者，把功夫用在《锦瑟》上，这在中国诗歌史上，也是颇为罕见的现象。
所有琳琅满目的名人解读，概括起来，无非两类，一类认为诗中有人，一类认为诗中有物。认为有人者，又各有所指，或情人，或恋人，或爱人，或亡人，或诗人本人。于是，这首诗的热烈精彩，就都从这方面着力，也都从这方面出戏。
诗中有人，有一个极曼妙的女子，为最早出现的说法，也是最有影响的说法。
李商隐有《锦瑟》诗，人莫晓其意，或谓是令狐楚家青衣名也。（宋·刘攽《中山诗话》）
刘贡父云：“锦瑟，令狐绹家青衣。”亦莫能考。（宋·张邦基《墨庄漫录》）
或云，锦瑟，令狐楚之妾。（宋·计有功《唐诗记事》）
适怨清和，昔令狐楚侍人能弹此四曲，诗中四句，状此四曲也。（宋·许恺《彦周诗话》）
当然，最早的说法，不一定是最具权威的说法。但刘贡父，即刘攽（1023-1089），北宋史学家，是最接近李商隐《锦瑟》写作年代的北宋文人。姑且说他的传闻，很大程度是道听途说，但应该比他年代稍后的那些所浮想、所附会的说法，可信性要高。其次，刘攽参与过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编撰工作，应该有着历史学家治学的严谨。所以他在行文口气中，加了“或谓”两字，以示存疑。然而，他的“青衣说”，对这首诗，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
《锦瑟》是青衣名，见唐人小说。宋人认作咏物，以适怨清和字面附会穿凿，遂令本意懵然。且至“此情可待成追忆”处，更说不通。学者试尽屏此等议论，只将题面作青衣，诗意作追忆，读之当自踊跃。（明·胡应麟《诗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