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四十七章《李国文说三国演义.上.世事成败》（77）

第一位永远是实力

第三十八回（下）：战长江孙氏报仇

《三国志·鲁肃传》载他建议孙权：“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这是早于“隆中对”七年的“江都对”，说明东吴也是把荆州看成是立国生命线的。因此，诸葛亮以荆州为根据地的隆中决策，也就种下了吴蜀不和的因子。诸葛亮的隆中对，至少犯下了分散军力的错误。集中优势兵力，本是克敌制胜之道，荆州要守，入蜀须攻，无论攻守，都得兵马，伸出两个拳头，对付一个敌人，总比同时对付两个敌人，来得从容。从《三国志·庞统传》裴注引《九州春秋》来看，至少庞统是持不同看法的：“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孙吴，北有曹氏，鼎足方针，难以得志。”曹操的谋士蒋济也说过：“刘备孙权，外亲内疏，羽之得意，权所不愿也。”所以，对于诸葛亮的隆中对，从以后实际状况来评断，先取荆州为家，势必和东吴翻脸，就未必是最佳方案了。

三顾草庐，隆中对三分天下说敲定，时为公元207年（建安十二年），但早在公元200年（建安五年），东吴鲁肃经周瑜引见于孙权时，先就提出来：“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这是“江都对”三分天下说。裴松之在注《三国志》时，认为“三分说”的著作权，应该归于鲁肃。他说：“刘备与权并力，共拒中国，皆肃之本谋。又语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则亮已亟闻肃言矣。”子瑜，即诸葛瑾，诸葛亮之兄，事吴，为大臣，其子诸葛恪，孙权死后，曾一度掌控东吴军政大权。诸葛一门，分别于魏、蜀、吴任职，各事其主，在当时，不以为奇。

《三国志》过于简略，南朝宋人裴松之（372—451），历史学家，为此书加注，“引经部廿二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成为正史中别具一格的品类，很多史料史籍，因其书而存世未遭湮没。罗贯中编写《三国演义》，以其七实三虚的笔法，也成为说历史却为小说，说小说却为历史的传记文学品种，裴注《三国志》，罗著《三国演义》，各具特色，交相辉映，为中国文化奇观。接下来的“建安七年，曹操破袁绍，遣使往江东，命孙权遣子入朝随驾”。未见于《三国志》的《太祖传》《吴主传》，只见于《资治通鉴》汉纪五十六“曹操下书责孙权任子”。

质子，是一种古老然而常新的谋术，春秋战国时多行之。曹操是个大政治家，当不屑为之。因为他刚赢了官渡之战，又远征乌桓，聪明的他，不可能，也没有力量重启战端。不过，大人物不见得不会犯低级错误，上帝都非万能，何况凡人乎？他对于东吴，如果一开始采取怀柔政策，建立情感，使得吴、蜀没有联盟的基础，先除掉刘备，再来对付孙权，就不至于赤壁大败了。

据《三国志·吴主传》，好像东吴方面，对付黄祖，尚自顾不暇，更不会挑战更强者了。“建安四年，从策征庐江太守刘勋。勋破，进讨黄祖于沙羡。五年，策薨。七年，权母吴氏薨。”看来，孙权继其兄位后，一为其兄复仇，二除胸腋之患，乃其首务。但他的首席谋士张昭，是个绝无建树的形式主义者，他说：“居丧未及期年，不可动兵。”另一位首席谋士周瑜则持相反意见：“报仇雪恨，何待期年？”期年，古代丧制，人死后必苫块服丧一年。看来周瑜是个敢想敢干的务实主义者，不束缚于规矩道理，不拘泥于传统习惯。此人，识见胆气，文武韬略，都非一般。可惜英年早逝，否则，东吴的形势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但就这样一个黄祖，让东吴伤透脑筋，从孙权之兄孙策在汉献帝建安四年（200）打起，一直到汉献帝建安十二年（207），再度“西征黄祖。虏其人民而还”，到“十三年春，权复征（这是第三度了）黄祖，祖先遣舟兵拒军，都尉吕蒙破其前锋。而凌统、董袭等尽锐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亡走，骑士冯则追枭其首，虏其男女数万口”。这也是后来曹操南征，孙权必须联合刘备的原因，国与国的斗争，实力永远是第一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