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他们上路了，在路上有这样的时刻：红砖房往后退去，为灰色的石头让路，灰色的石墙也渐渐出现在视线中。天空和草地的颜色也似乎随着这些灰色石块的改变而改变——在岩石映衬下，天空是更蓝的一种蓝色，草地是一种带有蓝色元素的绿色，而整个世界，在回返故土的那个北方人看来，变得那么丰盈，甚至有了液体般流淌的质感——但比液体更加严肃，也没有液体那么友善，只在真实性上没有减损。弗雷德丽卡与驾驶座上的约翰·奥托卡尔比肩而坐，约翰·奥托卡尔开着他深蓝色的车，不断吞噬着朝他们扑面而来的公路和风景。约翰惊讶的是，一个人对于回到原乡的感受竟然可以如此凶暴。沿路上看到的房舍都不是特别迷人，却有一种坚强固执的风骨，好在那些房子偶尔因蔓生植物和攀爬的玫瑰而软化了形象。“19世纪遗留下来的房子有一种气质，”弗雷德丽卡在心中说，“是一种公民性，却不墨守成规。”她把这种观感对约翰·奥托卡尔说了，他说自己来自米尔顿·奥尔弗雷佛斯，那是贵格会[1]的慈善家们规划修建的，位于埃塞克斯郡的一座20世纪花园风格的城市。“我们的房子像玩具街上的一座座玩具屋，”约翰笑道，“50年代的时候，我们那里的人都那么说。虽然坚固，也配有漂亮的小花园，但我们就是想逃出来。”弗雷德丽卡本就曾离开她北方的故乡，逃向伦敦。她一直喜欢着伦敦，喜欢她四处游走、居无定所的伦敦生活，她无法描述自己为何无法对那些灰色、蓝色和绿色产生归属感，所以沉默以对。他们正驶进约克郡谷地，灰绿色的小山坡倾斜着从路面边缘上开始升高，往天际探伸。将小山坡分割成不均匀的、如拼缀图一般的，是带有些许工业感和力量感的干砌石墙，是层层巧妙垒好的黑色平滑石块所组成的蛇行阵列，是摞压起来的一截又一截光秃秃的原木桩。“这全都是故乡的人的手艺。”弗雷德丽卡默默地想，紧接着又斥责自己这突如其来的多愁善感。不过那些墙是真的美。“这种技艺，这种精准。”约翰·奥托卡尔观看着这些规划整齐、修筑巧妙的岩石、礁石组成的壁垒，不由得发出感叹。“这也是我父亲常常赞叹的，用的是一模一样的词，”弗雷德丽卡说，“我以前总是下意识地等着他这么说，他竟然一次也不落。现在我看到这些墙，这竟然也是我的观感——如此高超的技术!”

他们两人没有直接去弗莱亚格斯，而是先在途中的戈特兰德找了一间小旅馆住下。他们到小旅馆的时候，夜色渐浓，回头望向远处荒野上的点点灯光，像潋滟动人的水光，又像是悬浮游弋的细雪。他们在小旅馆登记的时候，在住客单据上写的是：约翰·奥托卡尔夫妇。这是一个幻想、一个虚构，弗雷德丽卡有一种被释放的感觉。尽管她并不是奥托卡尔太太，但没有人知道她真实的身份。他们顺着嘎吱作响的黑木楼梯走上一间吊灯垂得很低的卧房，卧房里的壁纸上满是小树枝，连床单也是同样的图案。他们在小房间里情不自禁地相拥，约翰·奥托卡尔精壮的身体对弗雷德丽卡而言，依然是有趣又陌生的，但有温热的触感，也能与她的身体契合和沟通。他们走出房间，目送最后一道微弱的天光，那道天光就在他们眼前由小山峰围成的碗里消失。初升的星光映进他们眼中，褴褛的云絮在星星的群落间纠缠穿梭。他们牵着手，他连手指都是温热的，弗雷德丽卡感到他的手指在与她的相碰时，有微微的震颤。

小旅馆里有一间兔子洞大小的黑漆漆的酒吧，酒吧里混合着啤酒、红酒和石蜡的气味。他们在小旅馆的餐厅里吃饭，餐厅的墙是桃红色的粗糙的泥墙，餐桌上钴蓝色的烛台上，点着一支盈盈的蜡烛。他们晚餐吃的是烤牛肉和约克郡布丁，餐桌上两人突然有点拘谨，对彼此客气。他们分享着彼此的身世，或者说部分的身世。弗雷德丽卡描述自己的父亲比尔、母亲温妮弗雷德时，用的形容词是：不因循守旧，教书匠，尊重常识；描述姐姐斯蒂芬妮时，用的词是：闪亮，聪颖，入土为安；说弟弟马库斯有数学头脑，灵敏，不好相处；她也介绍了自己：在布莱斯福德·赖德长大，在布莱斯福德女子文法学校读中学，学校风气自由，但学习内容无聊到令人窒息。约翰·奥托卡尔向她讲述的是一个在和平主义思维浓厚的贵格会社区长大的童年，他的父亲现在已经退休了，当年在一家巧克力工厂担任生产部门经理，二战期间因为提出良心上的反对意见而被抛入监狱，直到战争结束才获释。他也说起了他的母亲，但弗雷德丽卡想象不出他母亲的面目，不过她清楚：他母亲应该是一个贵格会教徒，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和平主义者。“我和我的双胞胎兄弟在米尔顿·奥尔弗雷佛斯的文法学校念书，”约翰·奥托卡尔说，“那段就学经历还挺平顺的，我们后来去了布里斯托尔专门读数学。父母亲一开始认为我们这对双胞胎应该被分开，所以我们一个被送去了布里斯托尔，另一个被送去利物浦，但是这种强行分离并没有成功，后来我们两人都留在布里斯托尔上学。”

“你是其中哪一个？”

“我是一开始就被送去布里斯托尔的那个。”

“你觉得你们两人应该被分开吗？”

弗雷德丽卡在延续话题。

“应该也不应该，”约翰·奥托卡尔口气平和地说，“我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想要把我们俩分开，但结果事与愿违。”

弗雷德丽卡本想要问：“为什么说事与愿违呢？”又觉得问不出口，她进行着“自我审查”。于是，餐桌上一阵冷清，约翰在思考着怎么把话说下去。

“一开始，我们在布里斯托尔读的并不是同样的学科，后来读着读着就读成一样的学科了，我们读的都是纯粹的数学学科。”他说完这一段又停顿了，不一会儿，话茬被接上了，“活在同一个数学世界里，用相同的思路和方法，解决着同样的数学难题。”

“你那时候快乐吗？”弗雷德丽卡问道，随后意识到不管问什么，约翰的童年经历好像都是一个有点危险的话题。接着，是一阵更长的悄然无语。约翰·奥托卡尔边吃东西，边无法抑制地皱紧了眉头。弗雷德丽卡想起约翰曾经说过，来上校外文学课是为了学习语言，便疑惑他此刻是不是遇到了语言组织或表达上的问题。

“某种程度上是非常快乐的，”他终于开口说话了，“我是说，情况是我们对彼此异常熟悉，你知道的。但这也是我们兄弟俩唯一了解的一件事。也因为——我们俩总是在一起，所以，我们接触不到其他的人事物。我们没有——没有各自的朋友。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有一些朋友，是我们两人共同的朋友，我们喜欢那些朋友。这是因为一种相似性，朋友们和我们都是同一类人，但是我们两兄弟需要……或者说我需要……真的需要……我自己的人生，可以那么说。”他用鼻子发出一阵自嘲的痛苦的笑声，“比如说，一个属于我的女孩，还有，一种属于我自己的想法，尽管我有时候会想，一个想法就是一个想法，如果你明明就和别人抱持同样的想法，你也不必伪装成特立独行，不然就太傻了。我们兄弟俩都很热衷地参加反核游行——就是在奥尔德玛斯顿村[2]的那些游行。我们和父母亲一起游行，参加的还有从米尔顿·奥尔弗雷佛斯赶来的贵格会教徒们。我们投入的是比我们的人生更重要的一件事，这件事很有意义。”他思忖了一小会儿，“有时候，恐惧也是件好事。”

“恐惧？”

“你在那里一直游行着，你走啊，唱啊，和旁边的人勾挽起胳膊，体现出人类的团结，但是你在做这些事情时，是心怀恐惧的。你会担忧有些傻瓜不知会对这个世界做出什么愚蠢的事情来，担忧一些你根本无法去想象的事情，但是你必须戒慎，必须去努力想象那些令你恐惧的事情，时时刻刻都要心怀恐惧。你知道吗？游行是你唯一能做的，不过你脑中时不时地会涌入一种认知：自己所参加的游行，最终可能无法成事，没有实效。”

弗雷德丽卡的确考虑过核弹对人类的影响。但她的思虑不是来自自保的麻木不仁，就是来自一种人类应该守护住唯一一块栖身之地的残缺信仰。她审视核弹威力时，甚至带有个人主义的愚智和盲勇，她每次只要一想到入迷，就会赶紧抽离。她对人类的群体情感是作呕的，即使她情绪中偶尔流露出共性情感这种倾向，她对此相当不以为然，极不认同也从不欣赏自己这一点。她绝对没有任何耗费个人时间参加示威游行的念头，她对示威游行的作用也持怀疑态度。她不认为自己想被牵涉进公民运动中去，但好像也并不介意去讨论抗争、抗议这些事。她迟疑着，阻止了自己对约翰·奥托卡尔的探问，只在餐桌一端，用眼神穿刺着他的外在。约翰·奥托卡尔眉头紧锁，当他感觉到她的眼神时，他抬起头来，投以微笑。他的笑容里充满柔光和明亮的暖意。弗雷德丽卡一阵目眩和悸动，她也欢笑以对，是特别爽朗的欢笑。

她想问他的不过是他是否在某一时间，以某个方式，设法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个女孩，但她没胆量问。

夜间，他们的做爱像是兴致勃勃的发明创造，也像是费尽心机的合力绸缪，但少了最初的那种惊吓感，比如昨天晚上。他很快掌握到什么是弗雷德丽卡喜欢的和不喜欢的，他唤醒着弗雷德丽卡的身体，让她的身体欢唱，他显然对自己的技艺感到满意，她低吟着，沉浸在欢悦中，一遍又一遍的欢悦，一遍又一遍的欢悦。他们同睡同醒，转身面对着彼此，轻抚着对方的手和脸。弗雷德丽卡苏醒在一阵懒洋洋的活力中，她呼吸着他的呼吸，这种亲密令她和颜悦色，通体舒畅。他在她耳边呢喃着“特什”“特然”“阿兹唛”等不具实意的音节。一次又一次地，擦过她的耳畔，那陌生、低沉的欢呼，最终是平和的收尾。他入睡很快，睡得很沉。弗雷德丽卡支起身体，凝望着他沐浴在月光下的脸庞，一张变得熟悉却依然有距离感的脸，静谧、空白、洁白、美丽。像雕塑一般，与她的脸有些神似。“这就是我想要的吗？”她脑中有一个固执的、回旋的声音。弗雷德丽卡再次躺下，她伸长自己纤细的身体，去与他的身体相比相触，肤贴着肤，骨碰着骨，让两人身上残存的欢悦的余温得以续延。

他们早上在旅馆那间桃红色的餐厅里吃早餐，坐的位置刚好能看见窗外的旷野。餐厅里有其他食客，一个家庭，一对夫妇，一个戴眼镜的男人——那个男人正在读《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弗雷德丽卡和约翰·奥托卡尔向餐厅要了几块三明治，就往旷野那边散步去了。他们信步闲游，形影相随。这步履的欢快节奏，这肌肤的真实温度，都让弗雷德丽卡头脑中诗意躁动。在她急切渴望着被触碰的年轻岁月里，有几首诗曾打动了她，其中有一首是这样写的：

爱，我真的在爱吗？

我走在另一个人思维的光亮里

就像存在于一种荣光之中

我曾经住在天昏地暗里

像维纳斯的小教堂

深夜中伫立在黑暗中

黑暗中却又有神圣之物

轻柔稀薄，不委身于寻常之处

连皎洁的月光都为之迷茫

无意识地慰藉了人心

尔后，爱情降临

如一颗被践踏过的星星

用余力散尽残焰……

她想把这首诗复诵给约翰·奥托卡尔听，但她却不敢。当她还是少女时，她曾对着镜子默念这首诗，像用咒语召唤一张并不存在的脸。尽管此刻她眼中全是约翰的脸——或多或少地在日光下闪着光，让她的少女情怀又上心头，只是，这首诗仍然是她的秘密，是成年弗雷德丽卡的秘密，只能被藏匿。“我一直在找你。”弗雷德丽卡想对他说，但最终，她说出口的是：“你找到她了吗，那个属于你的女孩？”

“哪个女孩？”

“没什么。”

“哦，那个属于我的女孩。嗯，是的，我找到了她。她是一个法国女孩，事情很复杂。”他说，“甚至可以说糟透了。”

其后是一段冗长的沉默。弗雷德丽卡对他说了抱歉。约翰·奥托卡尔说：“我不想，不想毁了我们正享有的一切，不想因提起往事扫了你的兴。毕竟都已过去，那不是多好的一个故事，滑稽而不堪。”

他接着说：“当我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看到玛丽-玛德莱娜时，我觉得她真美。她也住在我们寄住的人家。她是一所学校的导读员，她郁郁寡欢，不得其所。我没有向任何人透露我对她的感受——我是说任何人。我一直把她放在心里，我思考怎样才能跟她说得上话。最后，在她有一天下班后，我跟她说话了——是在她工作的学校附近，不是在我们住的地方——我就直接说：‘我想认识你，想跟你说说话。’她说：‘你是双胞胎中哪一个？’我永远记得，那是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原来，她也无法分辨我们。所以我告诉她‘我是约翰’，接着又约她去看电影。我想电影院里又阴暗又隐秘，这挺好的。我记得我们那天看的电影是让·谷克多的《美女与野兽》。看了一会儿，我有一个奇妙的感觉——我不是没有过这样的幻想——我幻想我看到我的双胞胎兄弟也走进了电影院，坐到玛丽-玛德莱娜身边的另一个位子上，我们就这样一边一个坐在她左右。当放映厅内灯光亮起，她看到了我们两人。她当然有很优雅的举止礼仪，她跟我们两人一起讨论着这部电影，我们三个同去了咖啡店，继续聊。聊反核运动，聊爵士乐，聊电影。她朝我们两个人微笑。”

约翰·奥托卡尔对弗雷德丽卡说开了：“我们出去过几次，三个人一起。我知道我的双胞胎兄弟心里想的是什么，他根本不用对我开口。他也知道我的心情：我想要玛丽-玛德莱娜，我想拥有她。我不觉得我的双胞胎兄弟也想占有玛丽-玛德莱娜，因为他只不过想占有我想要的。于是，我跟我的兄弟说：我必须单独跟玛丽-玛德莱娜相处。我告诉他：我们或许应该暂时分开，我们应该有各自独立的一部分人生，我们既然一生为二，就应该是两个个体。我也告诉玛丽-玛德莱娜我想要拥有她。她让我亲了她，还让我做了其他事情。我必须经由那些事情来对她倾诉，她很了解我的感受。但是，我的兄弟却不善罢甘休。”

弗雷德丽卡问：“他做了什么？”

“起先，他一直对我们纠缠不休。他总是知道我和玛丽-玛德莱娜会去哪里，然后他会在那个地方出现，装作巧遇的样子。有一天，玛丽-玛德莱娜对他说：‘我和约翰想独自相处，你应该去找一个属于你的女孩。’她态度很温和，但他却恨恨地惩罚了她。”

“怎样惩罚的？”

“他伪装成我，玛丽-玛德莱娜毕竟无法分清我们兄弟俩。他换上我的衣服，约玛丽-玛德莱娜出去，还与她发生性关系，然后再嘲笑她，笑她蠢到辨识能力低，笑她自食恶果。她在羞愤之下回到法国，她告知我，她实在无法承受这一切，她深受欺辱，也万般恐惧……”

约翰·奥托卡尔对弗雷德丽卡说：“我不应该告诉你这些的。”

弗雷德丽卡说：“我想要知道。”

弗雷德丽卡迫切地想要知道这些事情。她被这个故事深深地吸引住了，这是多么戏剧化的一个故事!她和约翰·奥托卡尔并肩走在羊肠小径上，她说：“你说过，当你来到我身边时，你带着你和自己的往昔。”

“那已经不是我一个人的往昔，是好几个人交错着的往昔。”

“你做了什么呢，当她离开之后，当玛丽-玛德莱娜离开之后？”

弗雷德丽卡的视觉中有了玛丽-玛德莱娜的形象，是一个毛发一缕一缕地卷曲着，又瘦又黑的法国女孩，眼神颓靡，嘴型小，像一个红色的小圆点，这更让她显得充满了隐秘感。当然，这仅仅是弗雷德丽卡的想象，真正的玛丽-玛德莱娜或许跟她想象中的样子毫无相似。

“我火冒三丈，我告诉我的分身：‘我和你别无选择，必须分离!’我还说：‘我要像别的独立个体一样，像其他独立自然人一样，去找一份普通工作，过一份平淡的生活，我要去创造属于我自己的生活。’他受不了，他……他恳求我，他向我道歉。我连夜收拾行李，他竟然在我收拾行李时钻进我的房间。我说：‘很显然你知道我会搭哪一列火车离开，但我不想让你也上车，你不能跟我一起来。’他说他会去把玛丽-玛德莱娜找回来。我说玛丽-玛德莱娜不是整件事情的重点。我夺门而出，拦下一辆计程车，飞奔到火车站，在火车站待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他来到了火车站，找到了我，要和我一起登上火车，他使尽力气，完全控制住了我。我站在大街上，朝他不断怒吼。我……我揍了他，就揍了他一拳。他瘫坐在人行道上，我飞快地离开了。”

约翰·奥托卡尔的叙述诡异中带着一种痛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