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管仲求变

第27章管仲求变

春秋时期，人们都非常重视等级和礼仪，迎接四方之贤才，当然要用高规格的礼仪接待。按当时的规定，邦国在朝觐、祭祀和商议军国大事时，都要在大庭中燃烧火炬，称之为“庭燎”，庭燎之数视爵位之高低而定，如天子为一百，公侯为五十或三十不等。为了招揽人才，齐桓公竟僭用天子之礼节来接待士人。然而，年余时间，招贤榜虽然更新了几次，贤士却一个也没来。齐桓公大惑不解，不知为何没有贤士来。临淄城东十里处，有个地方名叫十里墩，十里墩有个乡下人，姓石，名旺伢，其人天生善筹算，九九乘法算诀倒背如流。闻朝廷招贤纳士，动了应聘之念。这一天，他起了个大早来到临淄，找到有司，要求应试。齐桓公闻此人的技能太过平常，本不欲见，但转念一想，招贤榜出了很长时间无人前来应聘，善筹算、会背九九乘法算诀虽不算什么异能才士，但好歹也是来应聘的，若拒之不见，世人一定会说朝廷招贤纳士没有诚意。于是，他还是叫人将石旺伢请了进来。

石旺伢刚进来，齐桓公劈头盖脸地将了一军：“会九九之术，算不得什么大能耐，为何还要见寡人？”

石旺伢不卑不亢地说：“小民也不认为九九之术是什么大能耐，不过，小民听说朝廷设庭燎之礼以待贤士，但过了年余时间，未见贤士到来，主公想过是何原因？”石旺伢看着齐桓公茫然的神色，稍停一会继续说：“士人之所以不来，是因为主公乃天下闻名的大国之君，四方之士人都以为见解不及主公，所以，他们不是不想来，而是不敢来。九九之术确实微不足道，但如果主公连会九九之术的人都能重视，以礼待之，何愁天下才士不来呢？泰山不拒壤石，所以才那样高；江海不拒细流，所以才那么大。《诗》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意思就是要集思广益。”

“说得好！说得好！”齐桓公不由对这个乡下人肃然起敬，当即命令以礼优待石旺伢。

齐桓公优待会九九之术的乡下人的故事，很快传遍了临淄城，进而传遍中原地区，于是，四方仁人志士蜂拥而来，投靠齐桓公。齐桓公不但设立庭燎之礼，同时还在国内每三十里设一驿站，派专人管理，负责接待各诸侯国来齐的使臣。且还规定，凡国内官吏引荐诸侯国的士人来齐国做事，引荐得好，视所荐对象能力之大小，给予赏赐；引荐得不好，也不追究责任。正是由于齐桓公这样礼贤下士，广纳人才，为管仲的改革提供了人才基础，为改革的成功提供了巨大帮助。正是：

桓公治国果非常，庭燎之礼揽人才。

筹算小技礼犹厚，四方贤士蜂拥来。

管仲的内政改革和军政改革，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进展很顺利，只用了年余时间，改革便基本完成。内政改革是为经济改革做准备的，目的就是保证经济改革的各项政策、措施能得到贯彻执行。

管仲是商贾出身，善于理财。他既有商人审时度势、权衡轻重的灵活性，又有政治家注重大节、果敢坚毅的气魄。在内政改革和军政改革基本完成之后，便着手进行经济改革，他计划在最短的时间内，整顿和发展农业，完善赋税制度，发展工商业，走利民富民、富国强兵之路。

经济改革的主要政策就是相地衰征以调整农业生产关系；官山海以实行盐铁专卖，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开放边关以加强贸易往来，进而增加赋税之源。

管仲认为，欲“王天下”，必须“国富而粟多”，要做到“国富而粟多”，就必须发展农业生产。要发展农业生产，就必须改革现行的土地制度、农业赋税制度。改革的措施就是相地衰征。“相地”，是观测评估土地，以区分土地的肥瘠好坏；“衰征”是依土地等级征收赋税。

管仲为何要将农业改革放在改革的首位呢？这要从春秋时期齐国当时的土地制度、农业赋税制度和现状说起。

春秋时期，中国进入封建社会初建时期——封建领主制时期，作为东方大国的齐国，也是个封建领主国家。齐国的国君，是国中最大的领主。齐国公室直属的领地上，也还保留着“公田”。套用“借民之力助耕”的名义，实行劳役地租制度，对已有自己份地、自己家庭经济的新的农奴进行封建剥削。

封建的劳役地租代替奴隶制的实物地租，在一定时期内有它历史的进步性。经过若干代后，农民对公田的热情减弱甚至消失，他们在公田上敷衍、应付式的劳动，使公田的产量一年不如一年，与此相反，他们将更多的精力用在了自己的份地上，如果有了多余的时间，他们会去开垦荒地，增加私田。“公田”已经走上了穷途末路。

《诗经》的《齐风·甫田》是齐襄公时的作品，诗中描写：

无田甫田，维莠桀桀。

意即别想耕种那大田，密密麻麻稗长生。这是对齐襄公时（公元前697—前686年）齐国徭役田实况的真实描述。当时齐襄公是“九妃六嫔，陈妾数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绣”，大量的宫廷靡费都出自于对农奴的压榨。

齐桓公即位时，齐国不但“公田不治”的情况极为严重，贵族们侵吞国君的公田，掠夺农民的土地和国家山林川泽的情况也很严重。有些失去土地的农民纷纷进入城市，从事工商业。这些人称之为“民移”，这种情况带来的后果：一方面使齐国的农业生产陷入危机之中，另一方面又使国家的财政收入锐减。

齐桓公面对这一现实，束手无策，紧急召见管仲，焦虑地问：“如何对待五鄙的农人？”

管仲回答说：“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

“何谓相地而衰征？”齐桓公不解地问。

“相地衰征就是按土地的等级来征税。”管仲解释说。

齐桓公惊问道：“农民按土地等级纳税后，还种公田吗？”

“相地衰征以取消公田和私田的划分为前提条件，农民在自己的份地上劳动，按农作物的产量纳税，当然不种公田。”管仲回答。

齐桓公担心地说：“那公田谁来种？王室的费用从哪里来？”

管仲解释道：“实行‘均地分力’，‘均地’，就是将‘维莠桀桀’的公田分给各农户去耕种，具体方法是把公田和农民的私田集中起来平均分配，一般是每户分田一百亩。做到耕者有其田。‘分力’，就是打破公田和私田的界限，实行授田制下的一家一户小农经济的分散经营。”

齐桓公又问道：“这样做有何好处呢？”

管仲道：“土地分下去，实行分户经营，农民耕种的是自己的份地，其劳动的勤惰直接影响到收获的多寡，可以大大地激发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他们会知道季节的早晚，光阴的紧迫和饥寒的威胁。这样，他们就能够晚睡早起，父子兄弟、全家老幼齐上阵，不知疲倦并且不辞辛苦地经营。”

齐桓公赞许地说：“下一步该怎么办？”

“与之分货。”管仲进一步解释道，“就是按土地质量测定粮食的产量，生产者按规定缴纳赋税后，其余部分归自己支配（大体上主缴与留下各半），这就是地租实物分成制。实行分租制后，分租比例固定，多产多得，耕者就会为增加产量而尽力，就会起早贪黑，不惮劳苦。”

从这里可以看出，相地衰征是一项新的土地租税制度，这既是对农业的改革，也是对生产关系进行一次重大调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管仲把农业改革作为经济改革的首要任务，足见其对农业的重视程度。然而，经济改革没有行政改革进展顺利，特别是相地衰征的政策，在贯彻过程中遇到很大阻力。

这一天，管仲找来分管农业的大司田宁越，询问有关相地衰征的执行情况。

宁越叫苦道：“仲父，相地衰征的推行，难度确实很大。”

“不好办？”管仲反问道，“说具体些。”

“相地衰征分三个步骤，一是相地；二是均地分力；三是与之分货。相地又称‘正地’和‘相壤’，正地就是测量土地面积，相壤就是将土地按肥沃程度分等定级。仅在这个环节我就已经是焦头烂额了。”宁越叫苦不迭。

“主公招揽了一个叫石旺伢的人，善筹算，将此人派给你，对测量土地的计算可能有些帮助，测量的人手不够，可以办个培训班，叫石旺伢讲讲筹算、九九之术。”管仲道。

“除了正常耕种土地优劣标准难定之外，还有非耕地的问题。”宁越说，“如山林、水面等，该如何征税，也不好确定。”

管仲本有一套改革方案，见宁越开口一个困难，闭口一个难办，似乎少了些热情，多了些抱怨，一时没了兴趣，打消了继续谈下去的念头。他决定亲自再做些调查研究。

烈日炎炎，骄阳似火，路面晒得发烫。管仲顾不得天热难耐，一身便装，带着两名随从，出了城门，向田野走去。

田野上，有农夫正在犁地，管仲手一指道：“走，到那里去看看。”说罢，便向田野中的耕者走去。

原野里，散落着耕地的农民，大多三人、四人组成一组，一人扶犁，两到三人拉犁。少数是一人扶犁，一人拉耕。

管仲走近一个一人扶犁、一人拉犁的组合边，不由分说，上去解下缠在犁头上的绳索，搭在肩上，帮助拉犁。边拉犁边问扶犁的老者：“老人家，耕田呀？”

扶犁的老人惊问道：“你是谁，怎么帮俺拉犁呀？”

管仲的两名随从见相国帮人拉犁，连忙上前解开缠在犁头上的绳索搭在肩上，跟着一同拉犁。一名随从见老人询问，回答道：“老人家，他是管相国呀！”

“管相国？”老人惊惶地说，“快，停下来，小人怎么能让相国替俺拉犁呀？”

老人放下手中的犁把，连忙跪下叩头。

管仲看到犁是拉不成了，放下肩上的绳索，扶起老人道：“老人家，不必多礼。俺今天来，是有事要请教于你。”

“相国大人，请教可不敢当。有事俺们到前边树林里坐下来说。”老人道，“小人给相国多叫几个人来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