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5、我有亲人

二、童年

4、我有亲人

八岁那年，我入学成为一名小学生。

9月1日，我爸带我到大队的队委，我们的小学校就在那里，一共五个教室五个年级，五个老师一间办公室。我的老师姓高，她个子也是高高的，看着就和我们这里的农妇不同，用现在的话说，那是一种高贵的气质。后来我爸说，高老师是省城来的下放知青，难怪与众不同。

高老师把我带到教室。教室里摆了三排课桌，每排大约三四张。所谓的课桌，是大两号的长条凳，有的桌子下面还加了一块木板，就成了可以放书包的的抽屉。高老师让我坐在第二张桌子，和我同桌的是一个拖着鼻涕的男同学。这个男同学像只调皮的猴子，他在桌子中间刻了一条线，警告我若超过这条线，他就会打我。后来有几次写作业的时候忘记了这条三八线，结果他就给我吃了几个胳膊肘。

不久转来了一个新同学：他姓夏，白白净净的好清秀，比医院的那些小朋友们还漂亮。高老师给他换过来和我同桌。我的心怦怦跳，这么干净的人居然坐在我的旁边。

我对读书这件事还是很上心的，每天早上早早起来让我妈给我梳辫子。我妈有时候还想再睡会儿，有时候起床了却在忙着做别的事情，让我等着。我等不及了，就决定不求人自己动手。我回想着我妈给我梳头的步骤，拿梳子先把长发梳通顺，再分成三股，交叉麻花，还有那么点样子，就是一边似乎反了。反了也不管，以后就可以给自己梳头了。

天渐渐凉下来，我还是早早起床，拿起梳子，打开房门。唔，门上挂着什么？我这一看，魂飞魄散：那是一条大白蛇，挂在门上，半条在门外，半条在门内。我跌跌撞撞跑到大门外吓得乱喊。我爸早出门去地里了，我妈也蓬头散发地跑出来，不知如何是好。

路过的人看看说：“好大的蛇！”有的说不能打，等它自己游走就好。后来蛇是游走了，但我不敢回到房间去，这天我就蓬着头去上学。中午放学回来，我还是不敢靠近房间。

那年冬天好冷。

年前几天，我家旁边的池塘开始抽水。一臂粗的水管哗哗的向外排水。我们已经放假了，以前我总带着弟弟不时地在池塘边转悠，但现在我是学生了。吃过中午饭我带着弟弟来看，水塘边已经围了些大大小小的孩子，水好像没有浅下去。水塘边的荆棘已经黑簇簇刺棱棱的，原先春天它们会开出白色的小花，塘边有些贝类的壳，我捡几个干净的给弟弟。我要带弟弟回家，弟弟不肯；我只好蹲在水边看着清澈的水从水管里喷出来是白花花的，我想这里面会不会喷出鱼来呢？于是很专注的盯着看了好一阵。

吃了晚饭，我爸妈也来水塘边站了会儿，我爸和其他人在讨论水抽空的时间，最后一个魁梧的男人敲了敲水管，很权威的给出最终结论：“明天下午水会抽干，小队里会来抓鱼，晚上到小队仓库分鱼。”大家如奉纶音，不再争论，脸上满是向往的欢喜。

第二天上午，母亲让我去捡螺蛳。“清明螺，抵只鹅。”那是说清明时节螺蛳的肥美；眼下隆冬，没有人会用一杆长长的螺蛳网去水底捞螺蛳了，但现在水塘应该抽调一半的水量，水塘四周堤岸的石头缝里的螺丝一定暴露出来了，从那些缝里可以抓下来很多。我提着篮子，水塘里水抽掉了一半多，露出近岸的池塘底部，黑黢黢的淤泥上有些河蚌螺丝。有一个穿着高筒到大腿的套鞋的男人在巡查，可能是怕有人到浅水区抓鱼，也可能是看护抽水机器的。一个女人穿着雨鞋已下到水塘里，在捡河蚌螺丝。但是淤泥深，她的雨鞋只到脚踝，她也只能在浅处捡。我没有雨鞋，我爸有一双补了好几个暗红色补丁的黑色雨鞋，但是太大了，大得可以把我装进去躲猫猫。我穿不了。我在池塘岸上，脱下棉鞋，放在石头上。

很冷，冷到痛，比螺蛳壳扎脚还痛。还好，石头缝里的螺蛳给了我希望。我听到女人在喊：“那个河蚌，你把它给我吧。”我回头看，穿着高筒套鞋的男人下到深淤泥里，他捡起一个河蚌扔给在浅淤泥里的女人。我看看自己的篮子，应该有两碗了。

吃过午饭，水塘边的人多起来闹起来。水管已经不再抽水排水了，诺大的池塘就像一个巨大的朝天放置的碗，只剩下碗底那丁点儿水了。那点水几乎盖不住淤泥，不断有大鱼甩着尾巴跳起来，人群就一阵阵骚动。这时五六个穿着黑色雨裤的男人推着大竹筐下到塘底，他们随手一捞，就是一条大鱼，熟练地趁手一扔，鱼就进了竹筐，这时惊叫声，招呼声喧嚣成一片，把寒冷的西北风都吓退了。有的鱼从男人手里挣脱了，泥水年了男人一脸一身，岸上的人就哄笑起来。

一筐一筐的鱼抬到岸上，大家聚过来指着说着调笑着，然后有人或两人一筐抬，或一人两筐挑走了。池塘边的人渐渐散去。有几个男人这时下池塘了，他们也穿着高帮的套鞋，他们在水里翻捞，岸上有人惊呼：“黑里头！”大家看去，果然有个男人两手竟死死握着一条不停扭动身躯的黑里头——大名可能是黑鱼，它有大腿粗呢。男人笑着裂开嘴往岸上来，大家的目光里满是羡慕——这落网之鱼不用交给生产队，就归他了！于是又有人下去翻捞。我爸说，黑鲤头会钻进泥土里，所以才会让那个人得了这么大的一个便宜。

晚上就到生产队里去分鱼。

房子里都是人，透过密密麻麻粗粗细细的裤腿缝隙，我看到围在中间的鱼，它们现在已经不蹦跶了。一张桌子里面坐的人是记账的，他还报名字，报到的人挤进去，然后有两个人负责称重。重了，换一条小的，叫到名字的人不住的说“才差多少呀？就这么点，不要换了吧！”轻了，换一条重的，那人就兴高采烈，指着自己早看中的鱼叫：“这条，换这条，大的这条呀！”有的已经分到了鱼，但还是不离开——其实离开干嘛？这里有那么多人，多热闹，回到家就家又不像现在有手机有电视。

我们小孩子最盼过年。我年年盼望有一条棉裤，我妈也答应过我，但是一直没有实现。没有棉裤我也盼望过年。过年我妈会烧一钵的油豆腐烧肉，放在米缸里冻起来了。客人来的时候挖一碗热一下，是一道大菜。但是我爸我妈说这是招待客人的，我最多只能吃一个油豆腐。我好想一口咬下去都是咸咸的特有味道。不让我吃热的，我偷偷打开米缸盖子，捞起一个油豆腐就往嘴里塞。冻起来的油豆腐味道更好，我无法忍住，又挖了一个，第三次伸手的时候我愣住了，吓呆了：那钵子的油豆腐留出来两个小洞，像两只黑生生的眼睛看着我问：你把我们吃了，现在看你怎么不这俩窟窿？

过了年，我就九岁了。

我看到比我大的学生，手臂上带一个红袖章，还有“红卫兵”三个字，我很羡慕。但是我爸说要先当了红小兵，在长大了才能当红卫兵。红小兵只有到六一儿童节才能评，我就天天盼六一儿童节。

高老师说，红卫兵不是每个人都能评上的，读书成绩要好，要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才能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就很听话的，特别听高老师的话，我想将来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就像听高老师的话一样。上课的时候，高老师让我们认真听，我从不开小差。我喜欢做数学题，我的算数做得很好。

六一儿童节还没到，但是我爸又病了。这次。他去省城治病。

我妈陪着我爸一起去了，把我和我弟托给我奶奶——我还睡在自己家，但是三餐到奶奶家里吃。

但是没几天就出事了。

早上奶奶烧了稀饭，能照得见人的稀饭汤。我着急上学，弟弟着急要吃，我们俩都挤在奶奶旁边。奶奶叨叨着：“急什么急？你们是饿死鬼投胎吗？”嘴里说着，手里并不停歇，她盛出一碗，放在灶头上，再去盛一碗。我不敢自己去拿盛满稀饭的碗，很烫，弟弟等不及，他的个头还没有灶头高，他伸手去抓碗，碗倒翻了，碗里的稀饭汤冒着热气倾泻下来。

我立即去接翻倒的碗，但太烫了，我松了手，手掌被烫的哇哇叫；我弟直接大哭起来，他的小手臂被烫的发白，还挂着米汤。

奶奶放下饭勺弯下腰查看弟弟的手臂，她舀了一勺水给弟弟轻轻擦洗了一下，就对着弟弟的手臂一边吹气，一边说：“好了好了，吹一吹就不痛了。”弟弟还是哭，手臂的颜色由白转红，还起了皱。奶奶看看，不住的吹气说不要哭了。我也把手伸给奶奶看，奶奶瞥了眼说：“你这点有什么要紧？赶紧去读书。”我学着奶奶的样子给自己吹气，火辣辣的疼。

中午放学回来，我看到弟弟的手上涂了紫药水，我有点羡慕，我把手给奶奶看，手掌还绯红的。奶奶不耐烦的说：“你们这两个讨债鬼，涂药水要钱的，你妈没给我钱，等你妈回来再说。”

第二天，家里来了两个陌生人，他们到奶奶房里，围着奶奶的两把暗红色太师椅、一对暗红色箱笼柜子和那张大床转来转去，这里敲敲，那里拍拍，我好奇地问奶奶这些人是干嘛的，奶奶不耐烦地把我赶到外面，要我去割猪草。

后来我觉得奶奶屋里和以前有点不同。但是哪里不同呢？奶奶又把我轰了出来，我很快就忘了这事。

又是几天，我爸我妈回来了。我爸戴着帽子，脖子上又是白纱布包着。我妈她一眼就看到弟弟的吐了紫药水的手臂，就跑到奶奶屋里去问我奶奶怎么回事，说着说着不知怎么的又吵了起来，骂的好凶好凶，一个拍大腿，一个拍屁股，一个拍巴掌，一个跺着脚。

我不知道她们骂什么，只听得奶奶在对邻居说：“我儿子的病医不医得好也不知道，要是我儿子死了，媳妇是要嫁人的，我的这些老家具是我养老的本，我不卖了留给她带走嫁人吗？”我恍然大悟，是奶奶屋里的那些死沉死沉的暗红色木头家具变成薄薄的木头家具了，而太师椅变成了一把藤椅。

我妈把我爸从屋里拉到屋外，拍着手掌说：“你看看，你还没死，你妈已经把你的家卖空了！你孝顺，要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妈用，现在看到了吧，是你妈在咒你死！这日子怎么过？我给你拼了！我死给你们看……”

我爸只是叹气。

我妈和我奶奶不知怎么的冲到了一起，她们互相揪着对方的头发，我爸使劲也没把她们分开，我小姑冲过来踢我妈，我妈松手去抓我小姑，我奶奶抄起手就是两耳光；我妈冲过去被我爸挡住了。这时邻居也来劝架。

我妈被劝回家就躺在床上哭着骂我爸，骂完我爸又骂我没管好弟弟。我说我的手痛，我妈说“活该！”然后又骂我爸。我爸一声不吭，我不知道她骂到几点，因为后来我和我弟都睡着了。

后来我弟的手上紫药水淡下去后结了疤，直到他很大以后才完全可以看不出疤痕；我的手掌烫伤的面积小，好在手掌皮实，但也过了很久才正常起来，只是后来对冒烟的、管烫的东西都比较敏感了。

六一儿童节到了，我们有三个同学可以挂上红领巾成为红小兵了，我是其中之一。那天我妈竟给我买一双黄球鞋，穿上一件白衬衫，虽然很大，我妈说要穿好几年，让裁缝师傅得做的大一点，可我已经觉得太幸福了。我挂着红领巾回家给我妈看，我妈没说什么，我爸摸摸我的头。我想，我一定要好好读书。

那年，我家的稻草房换成了瓦片房。我们生产队，我们家是最后一个盖瓦片的，但墙还是土墙。父亲和邻居站在垒高的墙上，两人抬起一个很大的木头桩子，用力搡在墙上，一下一下，还“嘿哟嘿哟”地喊着口号。对新房子，我充满期待。但是晚上，我妈在责问我爸：“你哥造房子，你天天去帮忙，你妈也去，我们造房子，你哥你姐你妈为什么一次都不来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