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蛇显凶兆

3、蛇显凶兆

又一年，天气特别闷热，有一天，我家草棚屋顶中央竟盘踞了一条蛇！那是一条有我手臂粗的白蛇，比我的个头还长好多，就在离我们有两人多高的人字形屋顶横梁上一动不动。我和我妈都吓坏了，我吓得直哆嗦，我怕它调转蛇头向我扑过来。

奶奶来了。

奶奶跪在蛇下面的堂屋，她手里拿了一把米，白花花的米洒向空中，又抓了一把黑乎乎的茶叶，也撒向空中。奶奶磕了几个头，嘴里念念叨叨，再接着拜，又轻轻地扬扬手：“走吧，走吧！”不一会儿，那条蛇竟慢慢地游走了。奶奶说，那是白娘娘，家蛇，不能动它。

可是后来不久，我妈说在家里的米缸里也发现了蛇，我爸听到了，立刻过来把蛇打死了，还说可以吃蛇肉。

奶奶知道，赶了过来，她责骂我爸怎么能把蛇打死，打死家蛇是有灾难的，要遭报应的。她要我爸把蛇埋了，我爸后来是把蛇埋了还是扔了，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很害怕，家里怎么突然间一次次出现蛇呢？它会不会哪天在我睡觉的时候游到我身边咬我？这么一想，晚上我都不敢闭眼。

那时没有电扇，夏天也这么热。

没有电视，连收音机也没有。燠闷的夏夜，我们全家就把竹椅子搬到院子外面乘凉。路边有棵孤零零的铁梨树，会结出几个梨，又涩又硬，一点不照顾我们小孩子漫长的期盼。但我们还是会围坐在它四周，父亲还会点燃艾草，烟很浓，熏得我呛呛，父亲说能驱蚊，不过我还是被蚊子咬的不停地挠；母亲的蒲扇在给弟弟扇凉驱蚊；弟弟有时会跑到奶奶的躺椅上，奶奶有一把竹躺椅，光滑沁凉，已经透出暗红色，那是奶奶的龙椅，大伯的孩子和我弟弟可以坐，奶奶不许我坐，我只能羡慕又嫉妒的看着。但是我更多的是看天上的星星。星星真多啊。我爸有时候就指着月亮给我们讲月亮里有个仙女，叫嫦娥，可漂亮了，嫦娥养了一只小白兔，她还在月亮里种了一株很大很大的桂花树，有个叫吴刚的，在桂花树的树杈上挂了一个饭篮，然后他抡起斧头砍树。他砍得饿了就去吃饭篮里的饭，吃完回来，树又长回去了。父亲让我看月亮，问我有没有看到月亮上的桂花树，还有那只小兔子。我歪着脑袋使劲的看，使劲的看，怎么也看不到。我就纳闷：吴刚为什么要砍树呢？他就不能砍完了再吃饭吗？嫦娥不管吗？桂花树是怎么样的？我盯着月亮看，没找到答案，哈欠来了。

半夜热醒了，发现已经在床上了。四个人挤在一张床上，我都是汗。翻个身，不知什么时候又睡着了。

夏天也有特殊的福利，就是看电影。

电影是在公社的露天空地上放映的。空地一边有两棵大树，大树中间挂起白色幕布，就向方圆十里八乡宣布今晚将在此放电影了。通常一年也只有夏秋季节几次的放映机会，电影一般就是《地道战》、《地雷战》、《铁道游击队》之类的，一张电影票需要一毛钱，那是一笔很大的数额，好在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一个成年大人可以带一个小孩子。每当知道要放电影了，吃过午饭，我就会迫不及待的搬一条长凳子去露天空地占个位置。一旦占了位，我就得守在凳子旁边，不然别人来了会把我站的位置抢去。有时跑出去玩了一会儿回来，经找不到自己占位的长条凳了，后来才发现凳子被人移到旁边了。这可怎么办？放回原先的地方，一个黑脸男孩凶巴巴的吼我，还作势要打我，吓得我哭都不敢哭，只好把凳子移到后面的位置。

吃晚饭的时候最容易被人家抢了位置，三口两口扒拉下就飞快地跑到露天广场，不想更有早行人，门口开始凭票如此了。我是肯定没有钱买票的，只能眼巴巴站在墙根，期待哪个认识的叔叔伯伯阿姨奶奶能带我进去。运气好很快就能带进场，我就坐在长凳子上等我爸妈，运气不好的时候，从太阳还没落山，一直等到天黑，我急得快哭了，我担心凳子又被人挪走了。远远地看到空地上空的一盏白炽灯亮起来，知道电影快开始了，看有些男孩子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冲了进去，可是我不敢。有时还带着我弟弟，只能寄希望于他——这么小的孩子，容易被人带进场。等我爸妈到的时候，电影差不多要开始了，长条凳上，爸妈各抱我们姐弟，有时我们中有一个站在他们中间——通常是我弟弟，我站在凳子上，后面的人会说：“坐下坐下，看不见了！”

那一次看电影是就在我家发现蛇后，那年是我上学读书前一年，我七岁，我弟弟五岁，但是我忘了放什么电影。那天白天家里就有些反常，医院里有几个医生来我家，不知道和我爸妈说些什么，我只听到一个陌生又熟悉的名字，是月娥孃孃的儿子，在省城大医院里当医生。省城，那是怎样的地方呢？我想象不出来。月娥孃孃的儿子怎么会去省城呢？省城的医生长得和我们一样吗？我想了一下，没有答案就不再想。我得想想什么时候去公社露天占位置。

那天我妈让我早早带着我弟弟去公社占位置，但是不让我拿家里的长条凳。没有凳子，我拿什么去占座？我爸问我奶奶借了一条凳子——我奶奶和我小姑住在隔壁的两间草房里，7字形的两间房围成一个小院子。奶奶破天荒答应让我拿走一个短凳子。

那天吃了晚饭，我妈就催我带着我弟弟去看电影。我们到公社露天电影场，日头还明晃晃，和电影银幕一样的白。场地上只有几个和我一样大小的孩子。慢慢地，场上的孩子多起来了，天色也渐渐浑浊起来。这时由远而近来了几个面相凶巴巴的男人，我知道他们要把我们赶出了放映场地了。我依依不舍的看看那一排排长短高矮参差不齐的凳子椅子，不想离开；其中一个看看我弟弟说，我弟弟小可以留下。我心生感激，嘱咐弟弟坐着等我。

我在门口等着，门口有个大池塘，月亮已经掉进池塘里了，还不时的抖动一下；来看电影的人多起来，我央求他们带我，大伯伯大妈妈叫了好几个，终于有个阿姨带我进去了。

天已经全黑了，电影开始了，吵吵嚷嚷的露天放映场只有银幕上的声音。可是我爸妈还没来。我焦急地回头望，一遍又一遍，还是没有。后来我小姑来了，找到了我们姐弟。我忘了我有没有问她我爸妈怎么还没来，我也忘了电影放什么，我弟弟要睡觉了，怎么办呢？我就学着我妈的样子抱他，才一会儿，我抱不动了，我求小姑抱一会儿，小姑也觉得累，就使劲把我弟弟摇晃醒来：“看，快看，春平，醒醒，春平，日本鬼子进村了，打起来了！”

电影换胶卷的时间似乎特别漫长，讲话声音，蒲扇拍蚊子的声音此起彼伏，我和弟弟站在凳子上，和其他孩子一样伸出手，想在银幕上看到自己手的影子。好不容易换好了继续放映，银幕上终于又出现晃动的人影。

电影结束，随着人流，扛着条凳回到家，家里亮着灯，虞文斌医生伯伯、邻居伯伯坐在家里聊天，妈妈在旁边，爸爸不在，妈妈说我爸睡了，让我们不要吵他；医生伯伯和邻居说回家了，他们走后，我总觉得家里哪儿不对：桌子洗得干干净净，能看出木头原来的颜色了，黑黑的地面也好像冲洗过，我妈一直舍不得开灯，说费电，这回灯开得煞亮晃眼，还有……空气里还是有些怪异。我去看我爸，帐子垂着，我妈不让我打开。那我们睡哪里呢？我妈让我弟弟去和奶奶睡，我和我妈睡地上，地上铺了一床席子。我很瞌睡，来不及想明白原因就睡着了。

后来我才从我妈和邻居以及奶奶小姑断断续续的话语里，拼出来大概：那天晚上，月娥孃孃的儿子从省城回来给我爸开刀。手术台是两张吃饭的桌子，一张是我家的，一张问邻居借的；我家的灯是15瓦不够亮，从医院接了电线拉了一盏灯，我忘了是50瓦还是多少瓦，虞文斌医生伯伯做助手，我爸躺在吃饭的桌子上就把刀开了。把脖子割开，痛不痛呢？我打了个寒颤；地面湿哒哒的，是冲洗血迹吗？就像过年的时候杀年猪，院子里的猪毛猪血，都得打扫干净是一样的吧！只是，只是哪儿还是不对，为什么要开刀呢？我只看到我爸脖子上包扎了一圈纱布。后来父亲说他脖子上长了个东西，不挖掉，会一直疼。去省城要很多钱，是虞文斌伯伯帮忙请省城大医生回来帮忙的。

那为什么不在医院里开刀呢？就那么近，但是父亲没说。

后来我还在想，刀子割下去，痛不痛呢？我去割草的时候，拿起镰刀在自己手上割了一下，好痛！我扔下镰刀跳起来。流血了。我怕妈妈问我，我知道有一种草，长在水边，叶子圆圆的平平的，我我们叫它复活草。有时候我们抓青蛙可都玩，青蛙蝌蚪死了，我们就把这种叶子盖在它们身上，不一会儿，青蛙会活过来跳走了，蝌蚪能不能复活，我倒时记不清了。我想我在手指上盖上几片复活草就不会流血了，我妈就看不出来了。

没几天父亲就又下地干活了。我只是发现他的头发白了很多，他还不到三十。母亲说，父亲小伙子的时候就有白头发。

天气凉下来，晚上吃了饭，父亲就去装毛竹，他的双轮车上装满了一车毛竹，我妈也给他准备好吃剩的饭，有一个搪瓷杯装着，放在一个条纹的脏兮兮的布袋子里。父亲把它放在双轮车上，肩上斜跨拉车背带，双手把车前两根横杆略略一压，迈开大步就走了。我和我妈看着我爸和邻居几个男人拉着双轮车的背影在转角处消失。从我家旁边的竹器厂装一车毛竹，拉到省城指定的地方，来回一百多公里，必须晚上出发，天亮前返回，可以得到一块钱。那时的一块钱，有现在100元吗？我不清楚，我只是想，一晚上不睡觉，在黑夜里拉着千把斤重的重物，走啊走啊，走啊走啊，好漫长啊。那是没有想过搪瓷杯里的冷饭够不够吃，饿得双眼冒星的父亲就是为了这一元钱。

但就是这活，也还不是常有的，这辛苦钱也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可以挣得的。父亲的头发一天天的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