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金克木人苦不自知》(1)
第十五章《金克木人苦不自知》(1)闲话生活
老师讲得很清楚,我们全明白,
也提不出问题,可就是我们自己不会做。会照老师的样子解决老师所解决的问题,可是不会换个样子,也不会解决老师没有提出过的问题。考试只考教过的,我们不担心。不过担心将来离开了老师自己工作时会不会碰上没学过的问题。最好老师再讲得全面一些,再多联系实际,把实际上可能出现的问题多讲些,多告诉些解决的办法。
八旗女儿心
中国女作家可能要从《诗经》中的无名女作者算起。汉朝“私奔”司马相如的寡妇卓文君也会作诗。这位司马才子曾接受“千金”稿费为陈皇后作了一篇《长门赋》,劝皇帝不要抛弃“原配”。卓文君年纪大了,作了一篇《白头吟》。“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她主动提出离婚,要求司马相如不要“移情别恋”。两篇作品都起了好作用,挽回了男人对女人的“二心”,是“良性循环”。可是那“第三者”呢?只好去演《贵妃醉酒》或《梅妃》了。三角恋爱要一角不冷,不容易。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起,由冰心女士、庐隐女士、淦女士(冯沅君)开始,署名“女士”的作品而不是冒牌的,有了。
不署“女士”的有陈衡哲、凌叔华。以丁玲笔名写出更新一代的“莎菲女士”以后,“女士”的署名和开玩笑的“男士”一同灭亡了。差不多从同时期起,女作家也不以“女儿心”为主题而和男作家“并肩战斗”不分你我了。到七八十年代,女作家愈来愈多。香港、台湾的有称霸文坛之势。大陆的也不落后,不但和男作家“并驾齐驱”,而且又以女性写女性,开拓了淦女士和丁玲还没有展开的领域。对比起冰心的《超人》和庐隐的《海滨故人》来,大有超短裙和百褶裙的差别了。不过好像是台、港的显出女儿心,大陆的多有男子气。像台湾李昂的《杀夫》等等那样写女写男怀探索新境之意的好像不多,而用外国化现代化电影化写法的不少。
三十年代上海曾有杂志出过一本“女作家号”,引起纷纷议论,以后再不“男女有别”了。现在春风文艺出版社刊出《大陆女作家爱情系列丛书》五本。第一本是赵玫的《我们家族的女人》已见到。还有黑孩、杨泥、陈丹燕、盛祥兰各一本尚未见。据说这一系列都是女的用第一人称“我”写爱情。这五位作者,我一个也不认识,且从未拜读作品,又只见一本,何妨信口开河,闲谈一番!没有“评论”嫌疑,料想不致得罪。
赵玫的小说一开头就说,女主角“我”“要写一部杜拉式的小说”,随后又多次说杜拉。看样子是法国七十多岁的“马丹”
(夫人)玛?杜拉的“风”吹过来了。这使我回想三十年代初《现代》杂志刊出的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人的小说,现在被戴上“都市小说”、“心理分析小说”帽子了。新感觉派、超现实主义,《现代》也有介绍,但未起“风”。那时欧洲已经有了卡夫卡、《追忆逝水年华》、《尤里西斯》,中国读过原作的不少,也有介绍,更“不见些儿风影”。原因除中国情况外,可能是这些小说当时在欧洲以至于今天在世界也还是解说纷纭,未必有多少人感到“适获我心”,“心领神会”。中国和欧洲都正在大战前夕,身且不保,哪顾得心呢?只有等到战后了。法国的杜拉,我未拜读,先看到中国的杜拉,不免感觉到,我不是三十年代的青年,中国却依旧有青年迎着海洋上的季候风开襟呼吸。但不知何时能吹出强烈的中国风。
作家依性别分,决非“两大阵营”,也是一种分类法。有些看法,特别是对“爱情”的看法,说不定从来男女不完全一样。
只是女的常顺着男的思路想,以致常出内心矛盾而不自知。觉悟以后,到二十一世纪,女作家会更多,会在不止一方面超出甚至越过男作家,以致不再以“女”标榜,反倒可能是“男”
处下风而要奋力挣扎当“堂堂男子汉”了。这与外国的所谓“女权主义”毫无关系,根本不同。这是几千几百年来中国特别压抑女性的反作用。物理学中的牛顿定律同样适用于文艺界。
裹小脚,闭深闺,不许识字,可是仍然有从传说中的卓文君到幻化出孟丽君的陈端生(《再生缘》)。今天“大脚婆娘”公然出世,岂能不有一番作为?身体先解放,有了连得世界冠军的中国女排。今年奥运会一开张,为中国队连得金牌的是一群女将。
林黛玉、薛宝钗哪里去了?我感觉到,现代中国男子背上的精神包袱,无论识字的不识字的,都不比女子的轻,甚至更重些。
男子是自缚而女子多半是被缚。从秋瑾算起,“妇女解放”呼声虽时断时续,实际上各种各样的“女强人”发挥出潜在的和表面化的,好的和坏的,翻江倒海力量的不能算少。现在识字的和不识字的女性绝大多数还受到男性的种种欺压,但已有不少女人大展“雄”风,毫无疑问,到下一世纪这“风”会更加强烈。这也是世界性的,女总统、女总理、女总裁接二连三。社会结构不是照性别分的,也不是照种族和宗教分的。然而这些分别确实存在,若视而不见或讳而不言,结果会出意想不到的大乱子。此时隐隐觉到这一点的人中男的比女的多,所以男的更力求女的“就范”,用暴力和欺骗,打骂和买卖,不知道也不相信,在这里作用和反作用仍成正比例。反之,男受女气也是一样。赵玫的这本小说中,尽管女的命苦,难道没有透露出女性的强和男性的弱吗?强中之强不是那位老奶奶吗?女性仍弱,弱在不知自己内力之强。男性仍强,强在依靠社会外力。女对男,找依附不行,求和男的一样也不行,压下男的更不行,唯有独立,精神独立,发挥自己长处而避开短处,才能与男平等。
我不希望出现《醒世姻缘传》中薛素姐对狄希陈那样“一见他,我心中就有气”,成批再现“河东狮子”。但是在文学领域中“阴盛”已迅速出现,是不是“阳衰”,那只有看男性自己。《易经》流行,六十四卦中,“天地否”,“地天泰”,为什么阴在阳上反而通泰呢?
“爱”、“情”两字分开,中国固有,墨子“兼爱”,“人情”
之常,合为一词是外来的,国际性的。书本中的和书本外的也不一样。几千年来中国有独特情况。将近一千年前,日本出现著作《源氏物语》的紫式部时,随即中国有了词人李清照。两人都是女的,著作中都涉及“爱”和“情”,又不像是欧洲文学中古代起源而近代发展的爱情。中国文学中有爱情格式,少爱情本身。例如:《孔雀东南飞》式,包括《钗头凤》式,也是《西厢》后期式,都是老一辈作梗。“梁祝”式,《天仙配》式,卓文君、红拂式,女慧男痴,女强男弱,或败或成,自定嫁娶,不是正宗。罗敷式,“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南山有乌,北山张罗”,今名“婚外恋”,一直受谴责。古有义无情,今有情无义。转化为秋胡戏妻式,《武家坡》、《汾河湾》,是男子无情无义了。宝玉黛玉式,加薛宝钗,今名“三角恋爱”。实际上,宝玉是“多角”钟情,所谓“多情种子”,而且不分男女,对秦钟、蒋玉菡如对袭人、晴雯。《牡丹亭》或《玉梨魂》式,月老作媒,机缘偶合,暗中想象,恋人自恋。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时代,未见或偶见或梦见而情系终身,又多半由不成婚或成婚而幻影长留或破灭,或如牛郎织女隔河相望,极为常有。何止“人面桃花”,“御沟红叶”?汤显祖的理想化艺术化使之永恒,但事实已灭亡快一百年了。青年男女古时极难会面,今日极易相逢,古之格式已不适用。古之爱情是否也随之而去?欧式爱情是否即随之而来?“爱”之必欲得,不得即成仇,这是什么“爱”?束缚解除,真面是否立即显露?古式不存,欧式、美式如何?爱情能像发型?港、台、大陆的“爱情”小说已成系列,出现了什么现代中国式?我看赵玫这本小说中,写“爱”之“心”的“我”是文章,“他”是无“心”的影像,反而其他女人是“爱”的故事,可惜又没有写“心”。以女写女写出家族,未写好爱情,只怕是杜拉害了那个“我”。
用第一人称的自言自语写小说,在中国无此传统,我觉得非常难。源泉有而堤坝多。一见“我”便认为自传,看小说如猜谜,处处想落实。习惯如此,无可奈何。这且不说。中国人和欧洲人有一区别可能和基督教有关。我们不信“原罪”,也不懂耶稣代人类赎罪。信教的不少,信“爱”的不多。不懂“忏悔”(自白不是悔过),不习惯内心自我解剖,更不擅长将“反思”表达出来。多少年多少人写过“检讨”,有多少“触及灵魂”?我们以为“激情”就是大哭大笑而不是卡门、高龙巴那样冷。能欣赏类似中国格式的罗密欧和朱丽叶而不大欣赏哈姆莱特的内心矛盾,只把他当作“王子复仇”。我们懂仇恨过于懂爱情。麦克白是不忠。李尔王的女儿是不孝。奥塞罗是贞和妒。
对剧中那些独白中由内心矛盾而爆发的“激情”不容易“动心”,对其中的“人际关系”伦理道德却一望而知。中国古时的爱情阻碍总是外来而非内心。“惊艳”之后的“相思病”不过为了“酬简”,有肉无灵,不信灵魂。以为“相思”就是相爱,不知“思”的是什么。所以自剖难,自白难,读别人自白也难。把艺术只看作“加工”,有实无虚,非“影射”不可。越写得真切,越会被当作真实。声明“虚构”,毫无用处。不知这女性第一人称爱情系列小说能开创多少。
这本小说一再提到《巴黎圣母院》中的那个希腊字,本义是“必然”,可以当作“命运”,其实中外解说不同。中国解为外来,容易“含冤”,“怀恨”,“不忘血泪仇”,虽“命该如此”,仍“仇深似海”。外国常着重内心,解为性格本身矛盾而不得不这样。外国以内解外。中国以外解内,重条件而轻内心。我们说,“天命之谓性”(《中庸》)。外国人,特别是现代的,认为“性之谓天命”。这个“性”,无论广义狭义,中外习惯想法不同,同“爱”一样,说不清楚。
《我们家族的女人》中一再解题为共同苦难命运。个个婚姻不顺,全由外力,无关内心。这是中国人心态,不是一家一族的,但艺术品中的民族心态很难摆脱干净。汉族以外的各自有特色。例如沈从文,我先读其文,知语言;后到其地,识人情;又交其人,见风格;总忘不了三者之间的同一性。经历过讲血统出身查三代祖宗的洪流的人不会忘记自己是谁的“子孙”。沈从文在小说中不说民族。赵玫在小说中明说满族,倾慕骑马的长腿和挽弓的长臂。这个“我”不忘“八旗”“英武”,想得到一位“英雄”,可惜第一个碰到的,第二个又碰到的,都像是无心无灵魂的鬼影蒙躯壳。这是一个女人的心,也是一个民族的心吧?盼强得弱,始合终离,女人是弱者,但灵魂仍是强者。“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马太福音》)为爱受苦的人有福了,因为未来是她们的。老奶奶信基督教,这才是她说的“爱是永恒的忍耐”的意义。“忍”不是汉语中的常义,是约伯后代的“爱”和信,和佛教的“忍辱波罗蜜”
同是强,不是弱。弱者受屈辱“逆来顺受”不是“忍”。也不是“忍心”,不是恨,是“爱”。“忍者”是“强人”。
这小说写的“爱情”仍是古典新貌。男对女:你不爱我,我死给你看。女对男:你不爱我,我终身不嫁。男对女:你不依从,我杀了你。女对男:你不听话,我休了你,滚!这像恶霸抢亲。爱情是欺骗。婚姻是讹诈。有我无人,非主即奴,何来平等?肉体结合,不见灵魂所在。作者费力写爱,不知青年读者如何反应。
由“我”叙述,致使奶奶、大娘、婶婶、姑奶奶、大姑、姑妈、小姑、嫂子等人的生动形象只成剪影,说故事成为陪衬,很可惜。也许是作者有意分主从,突出主观的心、“我”、爱情、命运。假如采多元结构、“平行投影”以显出“家族”,会不会比“中心投影”的效果好些?
作者是好人,心太软。写小说还得学坏些。软心肠能写散文。心不狠,写不成悲剧。狠不下心把“他”写成活人,以致“他”成了道具、无心肝的木偶、机器人。雨果心若不狠,写不出《巴黎圣母院》。传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口述小说时,记录者泪流满面记不下去了,他还不知道。他写爱情的少作《穷人》,心不硬也写不出。这样又苦又甜的爱心,中国人有,但极少写。
为什么?习惯是重点在外,不写内心,不能写。外在条件重于内心感受。
评论者常从个别中看出一般。创作者常从一般中看出个别。古往今来,写出中国各族人的心和爱的,写出作为平等活人的女人的,太少了。男和女是对立统一。爱和恨也是对立统一。只顾一方消灭另一方,有一无二,仍逃不出牛顿定律。
“爱情系列”五位的大作中,我只见到第一本赵玫的,以上所说无非闲话。
对于书,我以为,有些标点错乱和忽有忽无,不论有意无意,并不重要,错字还是少一点好。
东拉西扯闲话已了,戏题一绝:
铁马金戈曲已终,燕支化作夕阳红。
海滨人去涛声寂,不见须眉乘朔风。
和尚
“和尚”一词本是尊称,后来成为通称了。堪称为大和尚,使我见一面而不忘的有一位,法名太虚。
那是一九四六年,我从印度回到上海。离印时法舫法师交给我一封信,托我面交玉佛寺的太虚法师。我看过太虚主编的《海潮音》杂志,知道他是佛教学者,办过佛学院,提倡佛教改革,曾周游列国,也到过印度。法舫是他的大弟子之一,和我在缅甸认识,又在印度多次相见,托我带信,我不能拒绝,但实在有点怕见大名人。那一天去玉佛寺,心里想着交了信就走。
那时玉佛寺冷冷清清,大殿上也没有什么香火。我转到殿后找到一位僧人说明来意。他引我到禅房,通报后带我进去。
不料这位大和尚一见我竟站了起来,还向前走了几步。我连忙合十为礼,交上信件。在他看信时我打量一下室内,已有僧俗几人,见大师站起,也都站了起来。我心中不安,打算立即告辞。又不料大和尚已看完了信,笑嘻嘻对我说一声“请坐”。我只好随大众一起坐下。和他谈了没有多少句话,我又想起身告辞,更不料大和尚笑嘻嘻对我说,今天正好有几位居士布施斋饭,希望我“随缘”参加。我明白这是不能拒绝的,好比放“焰口”时向饿鬼施食。我突然回国奉母,毫无联系,说不定会成为饿鬼,也有受斋的资格。于是分享了玉佛寺的一顿素斋。
再也料不到太虚和尚结合周游列国的见闻和改革佛教旧习的宏愿,在吃斋时忽然向我提出要我当众讲几句话。突然袭击之下幸而我有防身法宝。我便将西藏保存大量佛典梵本已经证实之事说出,并说若能照欧洲人刊行巴利语佛典之例刊行梵语佛典,将中国所藏数里多而质量高的印度古典公开给世人,合成梵、藏、汉三大藏经,这不仅是对佛教,对印度,而且对世界文化思想的推动也会是一大贡献,因为除中国人和日本人以外,世界上其他国人读汉译及藏译佛典总是比读巴利语和梵语原文更吃力得多,有四种语本对照更好。二次大战后欧美哲学思想若得印度和中国的直接交流,必将有突飞进步。这可以说是“功德无量”。我还想提一下由汉译和藏译校勘梵本的捷径的试验,忽然想到,当着佛教大师讲佛学岂非江边卖水,圣人门前卖字,便立刻打住,忙称谢斋,几乎说出“回向”惯语“愿以此功德,利乐诸有情”,没有出口,只因那样一来难免要合掌同宣佛号了。斋后我出了禅房,又到大殿,四顾如来和罗汉、菩萨,只有我一个人面对他们的慈眉善目。出庙后,我心中留下的太虚大和尚的笑嘻嘻的面孔至今未忘。
这样的笑嘻嘻和尚面孔在我心中还有一个,那是在印度鹿野苑募化修建中国庙宇自任“住持”的德玉老和尚。他一口湖南话,在印度多年只会讲印度话的“请坐”和“好”两个字,不懂任何外国话。他只读《法华》、《楞严》两部经和早晚做功课诵的《心经》,手头还有一本《禅门日诵》。他是信徒,不是学者。太虚和德玉两位和尚有一个明显共同点是那副笑嘻嘻的面孔。佛教若仅仅是讲苦行,讲出世,怎么能那么长久得到那么多人的信仰呢?真心信佛修行的人是懂得“随喜”,向往“极乐”,持“慈、悲、喜、舍”四“无量”,而且能体会达摩祖师“西来大意”获得“面壁九年”的恬静的。像宋朝人记的唐朝和尚那样擅长口舌机锋的又有几人?不过是供教外文人学士谈助吧?
将军
现在见过清朝的“将军”的人是绝无仅有了。见过民国初年的将军的人恐怕也为数不多。我少年时望见过辛亥革命时任安徽都督的柏文蔚将军,听到他演讲。那时他已经是北伐军的将军了。见过无产阶级的革命将军和元帅的人就多了。可是抗日战争时见到国民党将军的人除军人和新闻记者外,未必多。
我在无意中会见过一位,那是去世一年多的郑洞国将军。四十年代初他是在印度的中国远征军的副司令,是军长,驻扎在印度的训练基地兰姆加。五十年代以后他成为政协委员,就不是将军了。多年来我在会议上见到他招呼时都没有谈起旧事。直到几年前才偶然对他说到。他当然想不起来。他说记得我在“反右”时说过,望远镜可以从两头看,一头看去变大变近,另一头看去变小变远。这话我也记不得了。老人的记忆是靠不住的。这次回忆旧事是我和他的最后一次谈话。
说来很有趣,大约是一九四二年,我从乡间回到加尔各答。
那时的中央通讯社记者李君一见我就说,“你来得巧,同我一起去远征军基地看看怎么样?”原来他的一位上司姓沈的经印度去美国,不能不去基地望一眼,可是他急于赶路,只想蜻蜓点水,便要这位记者同去,以便他立即脱身。李君想拉几个人陪同,只找到一位电影制片厂的汪君,凑上我正好三人。于是我刚离佛地又去军营,坐上了汽车兵团的交通车。
营地在印度东北部的一处荒野。一到,沈就带着李君直奔一所营房。我和汪君只好跟随在后。沈跑得飞快,当先进棚,我们赶到时他正和一位大个子美国军官讲话。我只听到最后的话是,沈说马上去美国,问他有什么话带去,那位站在桌子后面的上校大笑,用手比方了一个“飞吻”,沈转身便走。我见他对李君交代了几句,随即上了另一部车子如飞驶去。原来他是专为见美国军官来的。访问中国军官就由部下李君代劳了。我第一次见到美国军官,全不像个官,没个官样子。上校是这样,我想将军也差不多,怪不得同中国将领合不来。
我们三人见到了郑洞国将军。他的话很少,眉宇间隐隐有忧色,显得憔悴,说是一切事情可以和秘书及参谋长谈。于是汪君解下了照相机。这一来,郑军长笑了,说是对摄影很感兴趣。会拍电影的汪君成了谈话的主要角色。照例的事已毕,便同吃便饭。舒参谋长和两位秘书也来了。舒的谈锋很健,又毫无顾忌,发泄对美国军官的不满。原来那时美国的史迪威将军是中美英联合的中国战区的参谋长,驻印军归他指挥。他不在这里,白上校便代表了他。于是中将司令要听上校参谋的话,郑军长便不上前线视察,免得要先通报那位外国参谋,只好守在基地管他的“八大处”了。郑不肯说。饭后舒却在自己房里对我们滔滔不绝。我们三人不约而同都想到,原先怪郑不上前线,原来内有隐情。后来两位秘书先后分别陪我们到处走。中文秘书是北京大学毕业的,表示没想到这样没意思,打算走开。
英文秘书是一所教会大学毕业的,说,现在帮助我们抗日的盟军只有美国人,不能不靠他们。言下是受点委屈也只好认了。
参观坦克以后又看丛林打游击的训练。我们都觉得美国兵打游击还要这么讲究吃喝,怎么能打败日本兵?应当请八路军来教教这些美国军人游击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