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蔡东藩及其《中国历代演义》(2)
第3章蔡东藩及其《中国历代演义》(2)
宋代小说，亦不一而足，大约荒唐者多，确凿者少。龙虎争雄，并无其事；狸猫换主，尤属子虚。狄青本面涅之徒，貌何足羡？庞籍非怀奸之相，毁出不经。岳氏后人，不闻朝中选帅；金邦太子，曷尝胯下丧身？种种谬谈，不胜枚举。而后世则以讹传讹，将无作有，劝善不足，导欺有余。为问先民之辑诸书者，亦何苦为此凭虚捏造，以诬古而欺今乎？
从这里可以看出蔡东藩是注重历史的真实性，极力反对杜撰的。小说可以出于虚构，旧小说中有涉及历史人物故事的，往往无中生有，故弄玄虚，无非引人入胜，达到它宣传讽喻的目的。这是小说的特定体裁所决定的，即使是所谓历史小说，也不能纯粹以历史的角度来要求。蔡东藩写《中国历代演义》，是当作通俗的历史读本来写的，这就和旧的演义小说有很大的不同。
他的全书中体现最强烈的是忠实于史料，这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第一，是考证异同。他这些“演义”都是根据旧有史书的记载写的，史料彼此舛互时，他必须决定采取一种说法。大概一般的问题，他只是根据比较可信的史书来写，不作说明。有时他觉得非要说明不可，那就在正文或批注中加点考证，注明出处。像《后汉演义》八十二回，讲到刘备请到了诸葛亮，与关、张同至新野，由徐庶接入，故人聚首，注云：
“徐庶走马荐诸葛，出自罗氏‘演义’，按‘蜀志’诸葛传中，庶尚留新野，未曾诣操，今从之。”
八十四回徐庶辞刘备归曹操，注云：
《三国志》诸葛亮传详载此事，庶归曹操，系在备当阳败后，且庶毋亦不闻自杀，与罗氏“演义”不同。
《唐史演义》十七回吐谷浑伏允自经死，注云：“从李靖传文，不从《通鉴》。”《宋史演义》三十七回知广德军朱寿昌弃官寻母条注云：
《宋史》寿昌本传谓刘氏方娠即出，寿昌生数岁还家。但据王偁《东都事略》、苏轼《志林》皆云寿昌三岁出母，今从之。
这些考证办法，大致是学《通鉴考异》的，以演义而加考证功夫，他不以一般演义自视可想而知。
第二，是大力辟妄。这里所谓辟妄，主要是指史书上没有记载，而由演义小说虚构出来的事情，他怕读者把这种虚构当作实有其事，故在正文或批注中大力驳斥。如《宋史演义》十六回写陈抟之死，有云：
陈抟系一隐君子，独行高蹈，不受尘埃。若目他为仙怪一流，实属未当。俗小说中或称为陈抟老祖，捏造许多仙法，作为证据，其实是荒唐无稽，请看官勿为所惑哩！
第三，是存疑。如《宋史演义》十二回中说：
小子遍考稗官野乘，也没有一定的确证。或说是太祖生一背疽，苦痛得了不得，光义入视，突见有一女鬼，用手捶背，他便执着柱斧，向鬼劈去。不意鬼竟闪避，那斧反落在疽上，疽破肉裂，太祖忍痛不住，遂致晕厥，一命呜呼。或说由光义谋害太祖，特地屏去左右，以便下手。致如何致死，旁人无从窥见，因此不得证实。独《宋史》太祖本纪只云：“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把太祖所有遗命及烛影斧声诸传闻，概屏不录。小子也不便臆断，只好将正史野乘，酌录数则，任凭后人评论罢了。
从这三种情况看来，蔡东藩对史料的选择和运用是经过一番审慎考核的，这不是小说家的任务，而是历史学家的工作。他这十一部“演义”可取之处和可贵之处就在这里。当然，他是一个旧知识分子，没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选用史料不可能完全正确，解释史料更有他的局限性。何况史料本身还有很多问题，他亦不可能一一加以考核和辨别。像明建文帝这个人，当“靖难”之师入南京后，他是死了呢？还是做和尚去了？这个问题，明朝人谈得很热闹，像《致身录》等书，写从亡诸臣及飘泊经过，绘影绘声，究竟可信程度有多少，这是很成为问题的。但蔡东藩却相信它，他在《明史演义》廿五回中大写特写，在总批中又说：
建文出亡，剃度为僧，未必无据。就王鏊、陆树声、薛应旗、郑晓、朱国桢诸人所载各书，皆历历可稽。即有舛讹，亦未必尽由附会。
这种说法，仿佛能自圆其说。其实，他所举这几个人，都不是明初人，他们也是传闻而来，蔡东藩这种看法，未免有点武断了。
不过，总的说来，蔡东藩是个史学湛深的学者，他对待史料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即使个别地方取舍未必尽当，也不能不承认他是尽了相当的力量的。特别是《元史演义》的前十回，他从蒙古先世写起，包括西征和四大汗国的建立，事情是极复杂的。蔡东藩嫌《元史》记得太简单，从《元秘史》、《蒙鞑备录》、《蒙古源流》、《元史译文证补》，旁搜东西洋有关蒙古史籍译本，源源本本地写。这段历史今天我们读来还觉得费力，他写这些事情所费的力量更可想见。这个人也可以说是有历史考证癖的。
正因为他有考证癖，我们觉得他有些注中的考证还可精简。如辽、金、元各族的人名，原来史书是根据当时实际用的名字写的，到清乾隆时有意把它改译一次，这种改译，只有引起混乱，毫无意义。清代历史学者如钱大昕、赵翼等都避免用它，而蔡东藩于《宋史演义》和《元史演义》内经常将人名注明一作某某，如阿保机一作安巴坚之类，实在无此必要。他怕不注读者不知道，不知注了更易引起混淆，这是他所意识不到的。
三、本书的历史观点
蔡东藩是个旧知识分子，受封建思想影响很深。但同时他又受到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洗礼，曾醉心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以为经过革命一切都可以好了。不想辛亥革命以后，军阀割据，政客朝三暮四，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一步步加紧，这种情况，使他感到苦闷，以致愤慨。在他编的《中等新论说文范》中就有“国耻论”一篇云：
革命以后，耳目一新，若可与谋雪耻矣。乃二三雄桀，偶一得志，或且营宫室，拥妻妾，但顾行乐，不顾雪耻。……嗟乎！寇深矣。可若何？而环顾吾国，仍无一誓雪国耻者。夫无一誓雪国耻之人，是终于无耻者也。我不敢谓此终于无耻者其国即亡也，我亦不敢谓此终于无耻者其国不即亡也。惟外族方张，鉴吾国民之不复知耻，将奴我辱我，我国民乃真万劫不复矣！
蔡东藩这种议论，一方面反映辛亥革命本身的不彻底，一方面也反映这一时期头脑比较清醒的知识分子的苦闷。随着时势的发展，这种苦闷越来越深，愤慨也越来越甚。他在《民国演义》自序中说：
回忆辛亥革命，全国人心，方以为推翻清室，永除专制，此后得享共和之幸福。而不意狐埋狐搰，迄未有成。……所幸《临时约法》，绝而复苏，人民之言论自由，著作自由，尚得蒙“约法”上之保障，草茅下士、就见闻之所及，援笔直陈，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此则犹是受共和之赐，而我民国之不绝如缕，未始非赖是保存也！
本此宗旨，他在《民国演义》中，对当时军阀政客冷讽热嘲，对汉奸卖国贼如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贬斥不遗余力，而对“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则予以大力赞扬。他在《五代史演义》第一回中说：
照此看来，欲要内讧不致蔓延，除非是国家统一；欲要外人不来问鼎，亦除非是国家统一。若彼争此夺，上替下凌，礼教衰微，人伦灭绝，无论什么朝局，什么政体，总是支撑不住。眼见得神州板荡，四夷交侵，好好一个大中国，变做了盗贼世界，夷虏奴隶，岂不是可悲可痛吗！
他这种爱国忧民的思想，在他的“演义”中常常可以看到。不过他的思想仅止于此，没有再向前发展了。
蔡东藩对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正直廉洁的人物，表示尊敬，加以表扬，但也不是盲目崇拜。像陆秀夫这样的人，他当然是崇拜的，但对陆在□山患难之中，“尚日书大学章句，训导嗣君”，他批了一句：“其行甚迂，其志可哀！”像方孝孺这种硬汉，他也为之歌咏赞叹，但他对孝孺当军事紧急时向建文帝的屡次奏语，一则批曰：“此老又出迂谋”；再则批曰：“还是迂说”；三则批曰：“迂腐极矣”。这可以说他是有自己见解的，不随人短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