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4章明皇不作苞桑计（12）
第674章明皇不作苞桑计（12）正说着，忽然，便听到街上传来一阵喧嚣之声，潘照临便停口不语，叫“叔高”的青年快步走到窗前，往外探望，却见自安平门方向，有一队骑兵护着数辆马车，逶迤而来。似乎是为了给这队人马清道，一群大名府的公差也出现在街上，不断驱赶着行人。
叫“叔高”的青年在窗边看了良久，却是“噫”了一声，转过头来，对潘照临说道：“先生，似乎有点不对——这不是李邦直参政的车驾。”
潘照临似乎也有些惊讶，缓缓起身，凑过身子到窗外眺望了一会，才点了点头，道：“这的确不是李邦直的车驾，随行这么多内侍，应该是庞天寿……”又凝神看了一会，也是“噫”了一声，脸色忽然变得严肃起来，低声道：“那几人我见过，竟然是职方司的……”
“职方司？”两名黑衣青年都是脸色一变。
却听潘照临皱着眉自言自语的说道：“为何庞天寿会先李邦直一步回京？两人既然是一同出使，就理当一同返京。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不得不如此安排。”说话之间，街上庞天寿一行已经走远，潘照临回到座位，轻声说道：“看来，我们多半不必再去河间府了。”
“啊？！”两名黑衣青年都是张大了嘴巴，一人说道：“石丞相回京，这是不北伐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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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只是现在所有的北伐派，还未能真正说服他，让他感到安心而已。
因此，在北伐的问题上，范纯仁也非常重视枢密会议的建议，可惜的是，枢密会议对于北伐也是意见分歧。针对北伐出现的种种可能性，枢密会议向范纯仁提交了数十份报告，也就是说，在枢密会议的推演中，北伐可并不如汴京军民想像的那么乐观，而是至少有数十种可能性，其中固然有可能一鼓作气攻克析津府，收复山前山后诸州，甚至直接攻灭辽国，但也同样有可能乐极生悲，重蹈太宗皇帝北伐失利的覆辙。
虽然在大宋的都城汴京都有数以万计的难民衣食无着，其中许多人更是在死亡线上挣扎，但是，便连范纯仁也并不否认，安平大捷似乎预示着大宋正在步入她最鼎盛的时期！所以，接下来趁势北伐，收复燕云，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在这一点上，范纯仁其实很理解皇帝赵煦的心思，甚至若扪心自问，范纯仁其实也未必反对北伐。
即便是负责难民问题的曾布，虽然耳闻目睹，对难民的遭遇充满了同情，还写了几首很有杜诗风范的七律，抒发自己的同情与无力，甚至他在给朝廷宰执们的书信中，也时时流露出对难民的同情，帮他们说了不少话，可是，一但涉及到北伐的问题，他便立马将一众难民忘得一干二净。而且，他还振振有辞——辽人才是难民悲惨境遇的罪魁祸首，朝廷已经倾尽全力，为大臣者，必须从国家社稷的大局出发考虑，不能为了妇人之仁，而错失良机，使国家将来付出更大的代价。
但这两桩案件，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犯案的人，都是御史中丞刘挚的姻亲！赵仁恕一案，刘挚一直是抱持回避的态度，这本来也没什么不对，他并未包庇赵仁恕，而且事后刘挚也上表请罪了。如果只是这么一件事，那也不算什么。就算自己立身再正，谁又能保证自己的亲戚个个不犯法呢？何况那赵仁恕说到底是赵家的人，既不是刘家的人，也不是刘挚的女婿，刘挚就算想管，也管不到。
然而，在这个问题，范纯仁是绝对的少数派。
这就是今日的汴京，街面上随时可以见到乘坐着装饰得富丽堂皇的马车、连随行的小厮都是锦衣丝鞋，动不动就一掷千金的富商豪客；也随时可以见到衣衫褴缕面黄肌瘦奄奄一息的躺在街边的乞丐。
对于北伐，他的内心深处的想法，其实远比他表露出来的要复杂、矛盾。
范纯仁无法判断哪一份报告会成为现实，但是，他再比对下石越对于北伐的暖昧态度，便觉得不能简单的将石越至今为止的暖昧，当成一种急流勇退的明哲保身之举。
而且，出现何种结果，有些取决于大宋，有些则取决于辽国的应对。
北伐并非不可以，但应当谋定而后动，做好充足的准备，宁可错失战机，不去追求兵贵神速，也要尽可能的不犯冒险急进的错误。这也是范纯仁极力的主张五年后再北伐的另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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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纯仁现在的态度，除了部分原因考虑到那些难民的命运外，他主要还是出于一贯的谨慎，反对速战，反对冒险。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因此，范纯仁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在北伐的问题，应当更加谨慎一点。
说到这里，潘照临顿了一下，又说道：“不过咱们也不必在这里妄自揣测，只要打听一下便知端倪。”他转过头，对二人吩咐道：“永文，咱们便先在大名府多停一天，你去安排住宿；叔高，你去大名府各衙门打听一下，庞天寿已到了大名府，若是子明丞相回京，他们必然会知道消息。”
即使是他自己，要说夜半之时，他对自己的判断没有过怀疑，那也只是自欺欺人。
每次乘着马车经过汴京的街坊，范纯仁都忍不住会在心里发出这样的感叹。但是，面对这样的现实，即使他贵为大宋的枢密使，却也无可奈何。据在河北安置难民的曾布的说法，河北的情况更加糟糕，自从进入冬季，难民普遍缺少冬衣，虽然辽人已被赶出河北，但许多人很可能会熬不过这个冬天，再也没有机会回到自己的故乡。
二人对刘挚的弹劾主要围绕两件事情，一是知登闻鼓院王巩任扬州通判时滥用私刑，却未被严惩，反而竟然可以出任知登闻鼓院这样的重要职务；一是阳翟知县赵仁恕贪赃枉法、私用酷刑、迫害无辜案。
“啊？”两名黑衣青年都大吃一惊，“先生不是已给石丞相去信说好了么？”难民中的青壮，大抵都被征募为厢兵或者替朝廷服有尝劳役，稍次一等的，要么已被南海诸侯征募，要么被汴京、大名等地的商人雇佣，勉强也能生存，靠着朝廷施粥救济的难民，基本都是老弱病残，再加上民众愤恨的情绪也多是针对入侵的辽人，而不是宋廷本身，因此，在绝大多数朝廷大臣的心里，这些难民的问题，不免都被有意无意的忽视了。
范纯仁在心里面，也隐隐的感觉到，他反对北伐，其实未必是出于理性，毕竟枢密会议的报告中，认为北伐最终可能获胜的报告还是要占多数的，石越至今也不曾以北伐就一定会失败为理由来明确反对北伐。许多的军中宿将，也都对北伐能够获胜持乐观态度。他之所以觉得应该谨慎，一小部分可能的确是因为同情那些难民，更多的，可能只是一种直觉，或者说是一种行事的本能。
这也是范纯仁无法自欺欺人的。
因为他知道自己能力的局限，所以，范纯仁也非常乐意了解有能力者的观点。在范纯仁的眼中，现在大宋所谓的“有能力者”，在宰执中，自然就是石越。而除此以外，则是枢密院的枢密会议。对于枢密会议这个机构，自从做到枢密使后，范纯仁就深觉这个机构设置得极有必要，是非常好的一个机构。由年迈或不再领兵的军中宿将、曾经编撰精研兵法的文官、以及担任过诸如“走马承受”等职务或曾在职方馆立有大功的情报官员等等人员组成的枢密会议及其下属机构，给了范纯仁这个几乎完全不懂军事的枢密使极大的帮助。
6汴京。
事情的起因是前几天殿中侍御史杨畏、翰林侍读刑恕，利用皇帝在琼林苑召见的机会，突然弹劾御史中丞刘挚。
而更加让范纯仁感到悲哀的是，曾布的想法，正是绝大部分朝廷公卿的想法——这甚至是不分旧党、新党、石党的，即使是反对北伐或者对北伐持保留态度的人，绝大部分考虑的，也不是那些难民的命运。这一点，甚至连他自己，也不能例外。
而王巩的案件，就更加简单，时间也更久远。平心而论，王巩的确是犯法了，但他的情节远没有赵仁恕这么恶劣，而且当时也被调离扬州，并且罚俸、增加磨勘年数，也算是被惩罚了。一般官员犯同样的法，也就是这样处理了。
这两桩案子，其实都是已经结案了的旧案子。赵仁恕的案子发生不久，这位阳翟知县，仗着自己父亲赵彦若是翰林学士，在任上胡作非为，贪赃枉法什么都是小事，关键是他私制酷刑，创造了诸如木蒸饼、木驴、木挟、木架子、石匣等等酷刑，以拷打犯人，简直是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结果被本路提刑官查悉告发，本来这案子没什么说的，但他父亲赵彦若却说那提刑官是王安礼的门生，而他曾经弹劾过王安礼，对方是故意报复。于是当时的高太后就下令这个案子，交由异地审判。谁知异地审判的推勘官，也就是主审官误会了高太后的意思，因为赵彦若是司马光推荐的旧党大佬，便以为高太后想保全赵家，故意轻判——但有宋一代，司法制度到了州一级以上，就比较完善，在主审的推勘官以外，还有独立的法官参预此案，这桩案子就被独立于主审官之外的录问官感觉到了不对，录问官不认可，朝廷只好另派法官审问，最终异地审判完结，赵仁恕罪证确凿，毫无疑问被司马光下令严惩。御史们也纷纷上表弹劾赵彦若，赵彦若也被罢官。
这段时间以来关于北伐与否的争论，让范纯仁对于这个国家的未来，充满了忐忑与迷惘。而几天前发生的户部尚书参知政事苏辙、御史中丞刘挚请辞事件，则更是让范纯仁心里产生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忧虑与不安。
范纯仁知道自己虽然是枢密使，却远远谈不上知兵善战，但是，他知道自己的短处，并且，乐于学习。与当时的其他文人一样，范纯仁也非常推崇蜀汉的丞相诸葛亮。他知道自己并没有诸葛亮的才能，但是，既然如诸葛亮那样的聪明人都一生谨慎，那么，才华远远不如他的自己，就没有理由不更加谨慎。
一个亲家犯法是偶然，两个亲家犯法算什么？身为御史中丞，你结的亲家，个个都如此行为不检，你自己好意思说自己没责任么？
汴京的现实是上至皇帝，下至普通军民，绝大部分人都认为北伐势在必行，而且人人都相信现在正是收复燕云的良机！
除此以外，还有其他的理由支持他的主张。
潘照临却是摇了摇头，“我的确是去了信，但庞天寿竟然没有与李清臣一道回京，那这两人如此安排行程，唯一的原因，只可能是子明丞相也要回京了！”
在战争的过程中，枢密会议制作沙盘，进行各种推演，制定各种计划，提出各种建议，让范纯仁这个纯粹得不能再纯粹的文官，能够直观的了解战局的进展，理解各种军事行动的意义，做到了对于战局真正的了解，并且，枢密会议还不止一次的成功预测了战局的发展，更给了范纯仁极大的信心。
“那倒不见得。”潘照临眯起了眼睛，说道：“现在本来也不适合用兵，子明丞相回京，可能是为了与皇帝当面沟通，而且，如此战争已经告一段落，太皇太后也应当归葬山陵了，子明丞相也是必须回京参加太皇太后葬礼的。”
这也是范纯仁今日决定抛开一切事务，也要去拜会一直卧病在家的左丞相韩维的原因。
问题是，赵仁恕的案子，大家还记忆犹新，却又被翻出了王巩的案子。王巩的案子的确是小，如果单独这么一桩案子，谁都不好意思去说刘挚什么，可联系起赵仁恕的案子来，却就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对于这样的局面，宋朝并非没有办法解决，在河北的大名、东光、河间等地，有堆积如山的军资，只要放弃一两年内乘胜北伐的想法，就可以用这些军资来救济难民，帮助他们返回家乡，重建家园——这也是范纯仁努力想要说服皇帝赵煦五年后再北伐的原因之一。但是，不要说皇帝赵煦，朝中从宰执到普通官员，真正旗帜鲜明的支持范纯仁的人，可以说是屈指可数。
这是谁都不曾预料的意外事件，可以说是在大宋朝野中投入了一颗巨大的震天雷也不为过。
范纯仁甚至时不时冒出这样的念头——如果再进一步完善枢密会议这个机构，也许本朝的“将从中御”，可能就并非如以前许多人所批评的那样，仅仅是一种不可取的弊政了。虽然在这场战争中，枢密会议其实没有发挥太多的作用，主要只是他这个枢密使的智囊机构，但范纯仁有一种感觉，对于将“以文御武”视为基本国策的宋朝来说，枢密会议，很可能就是真正的正确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