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你看鹿的眼睛
那天，我们一行人离开挪威中部的峡湾小镇金沙维克，返回首都奥斯陆。一路上，高山火车在栈道般的轨道上缓缓地开行，出没于隧道和山谷之间，把村庄、森林和牧场联结成一条变幻无穷的风光带，让我们大饱眼福。由于同车厢的日本旅行团没赶上发车时间，他们预定的座位全都空着，更给我们提供了观景的便利，大伙儿个个大呼小叫，一会儿跑到车厢左侧，一会儿跑到车厢右侧，想把沿途的美妙风光，统统装进照相机、摄像机。在夏天的挪威旅行，给人印象最深的正是这个国家的森林。绵绵不绝的松树和冷杉林，寂静而安详地生长在峡谷中，合抱的大树随处可见，让来自中国的旅人，很容易联想起“封山育林”这样毫无浪漫色彩的词来。只不过以其森林之广，树木之大，你完全能够猜测到，这样的林子恐怕不是在人的意志下生长起来的，说不定当欧洲人的足迹还未曾踏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之前，它们已经站立在那儿了。到了世界几乎每个角落都被人侵扰的今天，它们还能安然无恙地生长着，其国人对它们的保护定然令人称道。
我们常常相信，一个国家的生态环境，从某种意义上反映着这个国家的主流生态观，以及对大自然是否具有切实的保护措施。北欧各国的生态环境和人们的生活态度，也一直是被人们口口相传赞赏有加。置身于挪威的海岸和森林，到处是正在享受夏天长假的挪威人，他们多半拖家带口，开车到某个自然风景优美的野地，在帐篷里安营扎寨，举炊造饭，绝不像我们的同胞把大部分度假时间，消磨在餐桌或者麻将台上。这样的情形让我们一行人赞不绝口：瞧瞧人家！有多热爱大自然。在挪威的旅途中，我们还时常可以看到，公路边以鹿头图案为标识的警示牌。当地人告诉我们，这些路段常有野生驯鹿出没，警示牌旨在提醒司机们注意车速，以保证它们横穿马路的安全。
然而，面对着挪威令人羡慕的高峡林海，面对沉醉在大自然中的挪威人，面对温馨的鹿头警示牌，我总是一次次想到他们的捕鲸船，正在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巡游在公海远洋，近似疯狂地宰杀鲸鱼。蓝鲸、长须鲸、小须鲸、抹香鲸、座头鲸……无论现存数量多少，种类是否濒危，都逃不过他们的射叉和射网。在奥斯陆国家博物馆每天流水播放的电视短片中，我们看见装备先进的捕鲸船，拖着被射中的海洋巨兽，一路飞驰染红海水，再把像小山一样的身体吊上甲板，大卸八块之后迅速冷冻，会马上联想起展厅里那些炫耀着维京人——也就是古代海盗尚武传统的展品。若不是维京人的强悍和执着鼓舞着他们，为何20世纪60年代参与捕鲸的国家，只剩下日本和挪威还在坚守这份血腥产业之际，日本人都不得不打出科研捕鲸的幌子来蒙混过关了，挪威人还敢公开嘲笑阻止商业捕鲸是痴人说梦？以至于带动近邻冰岛，也在禁止捕鲸多年之后重操旧业。除此之外，对世界动物保护团体曾发起的大规模反猎杀海豹运动，挪威人的态度也强硬得出格，不光与加拿大共担着屠杀白毛小海豹的恶名，还在美国和多数欧洲国家纷纷禁止进口海豹皮之后，和丹麦搭伙照样进口，并且尤甚一筹。
是什么原因让挪威人的保护和杀戮反差如此强烈？因为斯堪的纳维亚是圣诞老人的故乡，每年圣诞全世界人都在热切期盼驯鹿拉着雪橇，带着圣诞老人和他的礼物现身，松树和驯鹿代表着他们最美好的记忆和想象？抑或因为远在他方的鲸鱼和海豹与他们的情感无涉，厚此薄彼不可避免？我不能断定，挪威人的表现是否体现了感情至上主义，但感情至上的直接后果会导致理性盲区的产生，却不会有什么歧义。就好比有些人只关心身边的宠物，不关心野生动物，有些人对自家的猫狗爱若己出，对流浪猫狗不屑一顾。前两年，北京的一个女中学生，为了邻家爷爷开玩笑，怂恿他的小狗冲着自己的爱犬大叫，竟然纠集几个男同学，闯进邻居家将小狗的脑袋砍得稀烂，为自家的狗出一口窝囊气。
回想初读《动物解放》的时候，我非常不理解彼得·辛格作为动物解放的代言人，为何要声明他并不爱动物。按他的说法，反对虐待动物的依据不是情感，而是基本的道德原则，是出自于理性而非感性。动物保护人士常被人们形容为多愁善感的“动物宠爱者”，这种形容使得动物的待遇问题，难以成为严肃的政治与道德议题，仅靠诉诸同情与善心，也不能说服大多数人放弃物种歧视，如果有人认为关怀这些事情的人必定是“动物宠爱者”，则正表示他没有把对人的道德标准用在动物身上。并且辛格一再重申，他所希望的是人类把动物视为独立的有情生命看待，而不是把它们当工具或手段。他写作《动物解放》这本书的目的，也是为了读者认知人类对其他物种的态度是一种偏见，不是为了让他们对可爱的动物做多愁善感的同情。
辛格的理论显然继承了柏拉图的理性主义传统。柏拉图的伦理学从人的灵魂中区分出三种能力，即理性的能力、意志的能力和激情的能力，其中理性的能力是占据主流地位的能力，好比一驾有翅膀的车，理性作为御者，驾着意志和激情这两匹马。也许是基于这种认识，辛格认为动物解放这一目标的实现，要靠理性来完成。诚然，历史上包括族群解放在内的一切人类进步之车，都似乎在激情燃烧的发动之后，有赖于理性来辨明方向。但我同时相信，激情与同情在其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19世纪中叶，美国小妇人斯陀夫人的一部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引发了一场战争”，左右了美国历史甚至于人类文明的方向。一些非议这本书的人说，书里边描写的细节完全是对美国南方奴隶生活的杜撰，不过是黑皮肤奴隶吃喝拉撒日常生活的流水账，完全不具备理性认识价值。
的确，人们在这本书里看到的，几乎全是对当时黑奴生活的悲惨场景和细节的描写，即使在全书最后的总结性的篇章，作者所作出的呼吁也旨在动之以情：“我诚挚地请你们为那些可怜的母亲施予一些怜悯吧。她们也深爱着自己的孩子，可是却被法律制度剥夺了爱护、教导自己骨肉的权利。所有的母亲们，想想你们的孩子病痛时的痛苦吧，想想他们面对死亡时的眼睛，想想他们去世时绝望的哭声吧，这一切使你们心肠欲碎，却无力挽留他们的生命。当你们站在空荡荡的婴儿室中，看到他生前的用具和酣睡过的摇篮时，那种切骨的痛楚将终生浸透在你们的心魂中。我恳请你们——伟大的母亲，给那些可怜的母亲一些怜悯吧。万恶的奴隶制导演了一幕幕惨剧，难道你们能够容忍这样的罪恶，并且维护它的存在与蔓延吗？”偏偏是这种近乎絮叨近乎哭诉的吁求，用真切的感情唤取了许多自由人对黑奴的同情，如同给废奴运动的思想火种浇上助燃的油料，为最终烧毁罪孽深重的奴隶制牢笼助了一臂之力。
难道不可以说，同情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吗？
我不能接受辛格对人们多愁善感的警告，还因为我接触到的许多为救助动物，不惜牺牲毕生精力的人士，几乎无一不对动物个体生命抱有深切同情。我认为，一个真能如辛格所愿，将动物视为独立的有情生命的人，不可能为了议题的严肃性，为了避免论敌用“动物宠爱者”的可疑形象玷污动物解放运动，去把这些生灵的血肉抽空，制作成政治与道德问题的模型或者标本。恰恰是他本人的著作《动物解放》在读者中激起的对动物的同情心，强烈到足以把一切理智的考量都推到次要地位。不少读过这本书的人们，在了解了动物受虐的残酷真相之后，才开始以深切的同情去关怀动物，进而反省人类。这使得我有理由相信，强烈的同情心是动物解放运动最持久最可能的动力，也将是它上升为严肃政治与道德议题的经验基础。我非常怀疑道德理念和他者关怀的生长完全不需要感性土壤的推论。
20世纪中期动物权利运动倡导者汤姆·睿根教授是个反战人士。有一天，他在家中举行了一次“北卡反战者”聚会，反对美国出兵越南，他的妻子特地烤了一只猪腿来款待与会者。不久，他读到了圣雄甘地的自传，觉得书中的许多话几乎就是冲着自己来的，甚至看到这位杰出的和平主义者正用挖苦的口气问他：教授，你怎么可以把反战人士们聚在你家，吃另一种战争——人类对动物不宣而战的战争——的牺牲者？恰在此时，他家的一条陪伴了他们十三年之久的狗死了，全家人在情感上表现出的极大悲伤，使他对动物权利的思考前先未有地深入，悄悄下决心做一个素食者。
几年后，汤姆·睿根到英国剑桥大学参加一次动物保护学术会议，主题是人类与动物间的伦理问题。然而他惊讶地发现，会议的餐桌上，早餐摆着火腿、熏鱼和肉肠，晚餐更是花样翻新地供应着鹿肉、烤小羊腿以及一流名厨烹制的小牛肉。汤姆·睿根联合几个与会者，要求会议改变食谱，他们说：如果我们打算整日谈论我们对动物的义务，那我们宁愿不吃肉类。结果他们的要求被视为异端，会议组织者也就是声称最关心动物的人们，把这些素食者的餐桌移到了餐厅的角落里。从剑桥回来后，汤姆·睿根发现自己的立场变得更坚定了，他和妻子不再去动物园和马戏团，不再使用动物试验检测的化妆品，家中所有的渔具也放进储藏室。经验使他明了，一个人要相信动物不应被变成食物或者制成衣物，并不需要信仰作为哲学概念的动物权利，只要有使你脱胎换骨的经历就足够了。
或许真的是这样的经历，把汤姆·睿根造就成了激进的动物权利倡导者。他在专著《打开牢笼》里，甚至对动物福利主义提出了挑战，认为人类要做的事情，不是要把囚禁动物的笼子扩大，而是要把笼子彻底打开，指出“人道对待”和“负责地照顾”一类含糊其辞的说法，很有可能成为躲藏在修辞后面的虐待动物者所做的虚饰。
且不评论汤姆·睿根的说法是否超出了当下人们接受的底线，但他的自我反省和付诸行动的自律，至少使他的著作具有真诚的力量。同时，我觉得作为一个强调经历和感情的哲学家，他提出的有关动物生命的观念，更能让我们普通人接受。他认为动物都是独一无二的生命，都各有其历史和生平，有家族，有故事，很容易让人想象这些貂或者熊，大象或者海豚，猪和鸡，猫和狗，都有妈妈爸爸，有兄弟姐妹，有朋友伙伴，也经历着童年、青年、成年的生命循环。
汤姆·睿根的观念跟他的盟友彼得·辛格所提倡的理性至上，显然有很大的不同。而在挪威购买鹿皮的体会，使我对辛格理论的怀疑有增无减。
在柏根火车站等车，天下起了小雨，迷蒙的山谷里荡起了夏天不可想象的寒意，一下子把我们送入了深秋。虽然雨中的山色更叫人迷恋，但衣裳单薄的旅人们还是纷纷躲进了车站的商店。就是在那个商店里，我看见一大沓柔软温和，让人恨不得一头扎进去的驯鹿皮，正以便宜到只合六百元人民币一张的价值出售。我当即决定买上一张，并且动手一张张翻看起来。
鹿皮是整张的，上边的毛有的硬而粗，有的软而细，就算我这个外行，也能大致猜出它们活着的时候，有的可能是成年的父亲，有的可能是幼年的女儿。这个念头一闪而过，像有什么尖锐的东西，在我心里某个温润的角落刺了一下，让我显出贪婪欲望的手指迟疑了。我抬起头，发现鹿皮垛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只鹿头标本，长着美丽大犄角的公鹿，正睁着忧伤的眼睛看着我。这一眼正中我内心被刺激的地方，促使我彻底停下手来，并转身离开了曾经强烈引诱我的货架。我觉得这牵涉到自己追求表里如一的努力，虽然我知道这种自觉是非常有限的。
在此后的旅程中，驯鹿忧伤的眼睛一直凝视着我，跟随我回到与挪威相距万里之遥的中国。后来我通过资讯得知，驯鹿的生存正面临比横穿马路严重得多的危险。早在2003年底，《新科学家》杂志就曾刊登过一份关于挪威野生驯鹿的考察报告，指出由于受到人类活动的侵扰，野生驯鹿的种群出现了大幅度锐减的情况。在过去五十年里，驯鹿在挪威南部的主要栖息地，已经缩小了一半，驯鹿总数也从六万头下降至三万头。人们在这些地区建造了为数不少的水坝和房屋，将驯鹿群的栖息领地分割成二十四个独立的区域，每个区域中的驯鹿群都被局限在方圆数公里的狭小范围，而且野生驯鹿生存依赖的地衣植物也在逐渐消失。专家警告说，这种人与鹿争夺地盘的结果，将导致驯鹿种群的进一步衰减和退化，预计到2020年，挪威这个世界主要驯鹿活动区内，最多只能容纳一万五千头驯鹿了。
我在一次聚会中说起了买鹿皮的事情，人人都说那么便宜，不买真可惜。我举出这条资料的数据来应对，但听到的回答是：你买不买对那些数字都不会有什么影响。我说：买与不买对我自己的心情和思考会有影响。
南非作家库切认为：怀有同情的想象是没有界限的，但绝大多数人在有关动物的问题上，并不发挥这样的想象力，以使我们在这方面无所用心为所欲为。他还指出：哲学滞后于我们的同情心，具有同情心的想象力，更多的是诗歌和小说的而非哲学的需求。假如文学能将我们的同情心延伸到动物身上，那么哲学也许会跟着做到。
我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能够赞成库切如此高估文学的功能，但文学的思维和语言，能够在一些纠缠不清的问题上，用鲜活的形象冲破概念的樊篱，是几乎不容置疑的。达·芬奇曾经用这样的意象来阐述他的素食观：动物们奉上自己的孩子来满足人的口腹之欲，人将口腹变成了动物的坟墓。假使我们发挥想象力，将这个意象进一步具体化，那么满桌的鸡鸭鱼肉，顷刻之间将化为动物尸体的碎块，让我们难于下咽甚至作呕。依我看，这大概要比当堂宣读一篇人如何在伦理上给动物以道德地位的论文，效果强烈得多。试想当时要是没有那个美丽的鹿头标本，没有公鹿忧伤的眼睛对我的注视，我肯定会买下那张鹿皮。它之所以被我放弃，是想象力唤醒的同情心在起作用。据我所知，有过我这种体验的人并不在少数。
时下文学被人们一遍遍宣布已经寿终正寝，很多作家也对文学被大众抛弃后的冷落怨声载道，库切的说法应该值得文学业内人士感到兴奋。倘若我们能够保有富于同情心的想象力，文学无论是对人类，还是对动物，对植物，对微生物，以及地球生物圈里的一切被我们认知或未曾认知的存生，都将是福音。而对我们自己的好处，那就更不用说了。
一只美利奴绵羊孤身躲进深山，直到六年之后被发现，重新回到人的世界。对于这只羊为何逃走，人们一致认为是为了躲避羊毛剪子。新西兰电视台的报道这样说：
美利奴羊向来以厚实而细致的卷毛闻名于世，贡献出一身长毛是它们的义务。但今年九岁的史莱克想法不同，早在三岁那年，它为了保住自己那身漂亮的羊毛，躲入了深山，在密林中悠闲地生活了六年。（人们为它举行了一场隆重的剪羊毛秀。）史莱克在“理发”过程中表现温顺，没有挣扎。当它身上二十七公斤的羊毛终于剪完后，一只雪白而苗条的全新史莱克出现在人们面前。
在这条报道中，史莱克差不多被当成了一个人，从躲入深山的自恋心理，到密林生活的悠闲状况，以及接受“理发”的温顺态度和剪去羊毛后的苗条身体，都被文学语言刻画得很人性。可是，当我们接受了这个形象，对这只“动物白毛女”会怎么看呢？一只羊为了保住美丽的长毛逃避了自己的义务，跑到深山里去休闲，值得我们同情吗？这种站在人类中心立场的文学渲染，效果只会适得其反。
本小说最新章节在6@9书#吧首发，请您到六九书吧去看！
羊是被人驯养的群居动物，一只羊脱离了群体，在深山里苟活了六年，本身就有点不可思议，因为它要面临猛兽的袭击，要度过新西兰冬季的严寒，离开了主人的饲养，它还可能遭受到饥饿的威胁，它的日子如何“悠闲”得了？再说，把剪羊毛的过程，形容为“理发”，听起来很有趣，可实际上剪羊毛的过程，远不如人们理发那样是一件惬意的事。剪毛的绵羊总是被狠狠摔倒在地，剃刀割破皮肉是经常的事，假如剪毛工人粗心大意，伤及它们的乳头、阴茎以及韧带，也是有可能的，还有的羊因为工人的动作过猛，挫伤其内脏而死亡。羊被剃了毛后，赤裸裸被放回草地，又可能被阳光或者寒冷伤害。这一切都跟报道中的浪漫描写相去甚远。
文学要对动物展开富有同情心的想象，还得摒弃我们习以为常的人类立场，对动物的处境感同身受。不难判断，作为一只传奇的羊，史莱克肯定是不堪忍受剪毛的痛苦，才选择了逃亡之路，并且在深山侥幸度过了种种危难存活下来。倘若电视台的报道从这个角度切入，大概会更具感染力，因为只有以真实生活作为依据的想象，才能强有力地调动我们的同情心。
假如有一天，我能够像汤姆·睿根那样，做一个全方位言行一致的素食人，一个理性与感情高度统一的言论者，挪威驯鹿的眼睛定当功不可没。而且我相信，前方的文学之路纵使崎岖蜿蜒，需要用毕生精力去攀缘，途中有那样的忧郁目光跟随，心就有了无言的旅伴，我将不会孤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