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书系：毕业式1》（7）
杀死吴一林某个幽暗念头的悄然萌生，竟是源于一次失眠。
失眠者的夜晚没有时间与完整的概念，长长久久的混沌，在感觉中却支离破碎。我紧紧闭着眼，哄骗自己还在梦中，但耳朵却替代眼睛警醒地睁着，监督这液体般荡漾的黑暗。从那大地深处传来焦灼的心跳声，废弃的时间在一滴一滴降落，而我依然无法入睡。
当天明的一丝光线忽然刺痛我紧闭的眼睛，那个声音也跳了出来：
“杀死吴一林！”
像命令也像乞求，而我顾不得体面奋力挣脱了噩梦，在一片鲜红的辉煌中喜极而泣。
我爸说：“你生下来的时候哭声大得吓人。”
杀死吴一林，像是我与生俱来的使命。没有人知道我悄然受领的原始任务，它成了我的本能、我的呼吸、我的dna符号。
其实我有那么多次可以杀死他。他有各种各样的死法。
剑刺
丰收的时候要写丰收的作文。这是丰收的副产品。
为此我已经在牛皮纸封面、印着大红“工作笔记”字样的32开小本子上抄下了许多金光闪闪的词语和句子，比如“硕果累累”、“五谷丰登”，比如“看啊，苹果树快乐地提着满树红彤彤的灯笼”。本子是爸爸给的，我讨好卖乖地在本子上放下这类抒情词句，以此换取他克制的赞许。
但这年我们没能写成丰收的作文。我那“工作笔记”本上的丰收积累像堆在墙角卖不出去的土豆，迅速爬满耻辱的霉斑。
全村的玉米都哑了。头年底，一个怀揣各种介绍信、产品合格证的外地人，开着一辆小卡车来到村里，用他咧着玉米黄牙的憨厚笑容轻易获得了乡亲的信任，又用比农机站便宜三成的价格把一卡车玉米种子卖给了大家。整场交易是个愉快的过程，而来年的玉米播种、出芽、拔节等自然环节都如约而至，充满健康的成长欢歌。偏偏到最后，青纱帐里本应理直气壮地举起支支绿色小火炬时，所有人才发现，结出的只是一个个空壳，像穷人干瘪的钱袋。
女人们开始在玉米地里号哭、叫骂、诅咒贩卖假种子的外地骗子，她们用想象让骗子全家及后代都死于各种恶毒的刑罚——然而是不够的，她们还是只有哭。男人们在青烟般四起的哭声中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抽烟叶、出主意，乌鸦似的吵吵闹闹。
我只知道丰收的作文写不成了。在乡中心小学读书的孩子都知道我们村买了假玉米种，因为我们村的小学生全都交了空白的作文本。
语文老师是个长相枯瘦、十八九岁的初中毕业生，他用严肃的态度指出我们在作文上的偷懒行为。我们村的小孩由此领到了一个新的作文题目：“如果我是……”，出题背景正是假种子骗局。
“郑中华，”第二周语文老师在课堂上说，“你来念一下你的作文呢。”
我的作文一向出众，当作范本给全班借鉴学习也是常事。我走向讲台，打开作文本开始念：“假如我是国家主席——本来应该是五谷丰登、硕果累累的季节，我们村却因为买到了假种子，全部玉米都长成了废品，所有人的心血都白流了。假如我是国家主席，一定要让警察把骗子抓起来，让他再也不能害人，让神洲大地重现生机……”
脚下的土坯讲台开始上升，一片金光笼罩着声情并茂的朗读者，我好像到达了歌里所唱的北京的金山上。作为国家主席，我在作文中令人羡慕地扮演了伟大领袖的角色，以这样的高度遥遥俯瞰满教室的同学，他们目瞪口呆的模样像尘埃般黯淡无光。
念完了，语文老师带着一丝神秘的微笑让我回到座位，他没有点评我的作文，而是狡黠地说：“我这里有另一个学生的作文，他不在我们学校读书，但也是这个村的，名叫吴一林。”
这个名字如电流般闪过，记忆在曾经迷失的汪洋大海中迅速浮出水面。吴一林。是的，有这么个人。他一直都在，和我同年，住同一个村，用同一条河的水洗衣做饭。他和我的距离从未超过三里路，有时我能听到他带着稚气的声音，当我呼吸时，会感到空气里捎带着他的气息。从小到大，关于他的传说都漂亮得太像传说——
“人家吴一林，吃完饭就会洗碗。”
“人家吴一林，有空就去山上打柴草。”
“人家吴一林，晓得给他奶奶剪脚趾甲。”
……
出于自尊，我从不和他打照面，假装不知道他的存在，将他扮成一个隐身人。而他现在，却堂而皇之地降落在我生活中。
语文老师开始念吴一林的作文：“假如我是一名种子质检员……”太可笑了！他只想当个种子质检员！种子质检员吴一林一会儿出现在种子工厂，检查出厂的产品；一会儿出现在农贸市场，调查正在销售的种子有没有假货；最后，他还要帮助全村人，在买种时为他们鉴定种子质量。
只要稍微具备一点社会基础知识的人都会明白，国家主席的力量当然远远大于一个质检员。那是高度。那是层次。可我发现周围的同学都屏住呼吸，像小磁石般牢牢吸在质检员琐碎的宣言中。作文念完，老师没有让大家思考的意思，但教室里出现了令人费解的安静气氛。忽然一个女生说：“如果他现在就是种子质检员就好了！”全班哄笑起来，那笑声也许没有别的意思，可我的脸皮像被笑声们扒了下来。
“国家主席！哦哦！”放学时两个捣蛋鬼冲到我面前，眉开眼笑，“国家主席好厉害！”
笑声们又来了。我抓起书包，箭一般冲出教室，用啪啪啪的重重脚步把它们全部踩得像烂土稀泥。跑吧，跑，校园外的田埂跳跃着后退，一群麻雀忽地从草垛蹿上了天。过了不知多久，我还在跑，却越来越软，跑得像在飘。
当我停下时，正是在通往村子的石板桥上。桥那边有一个人影，遥遥地立在那里朝我看。面目模糊却眼神清亮，是认真地看。
我知道他是吴一林，这个打败了国家主席的质检员。
我们终于有了第一次正面交锋。
足足有五分钟，谁都没有动，但空气中滚动着闷雷，蓄势待发。我把手伸进印有红色“为人民服务”字样的军装绿书包中，在一堆卷角课本作业本之间慌张地探寻，很快，手指有了冷硬的触感。那是一柄苍老却依然刃利的短剑，一个盗墓贼送我的。它或许在很早以前就取走过无名人氏的性命，我为什么不顺应它的血性，来了结一个居然敢挑衅国家主席的种子质检员？
他可以死于我的剑刺。我想象他倒下的场面：如花的鲜血，缓缓软下的身体，脸色在夕照中由金黄转为苍白……
只是想象。我们没有短兵相接，只是在凉风四起的暮色里久久相互敌视。
窒息
我当兵那年吴一林也当兵了。我曾以为全国的新兵都会在天安门前列队集合、受到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然后像工厂的零件一样被分配到祖国需要的各个军事岗位。这样，我和吴一林就算是同胞兄弟也会被拆散，彼此相忘于江湖。直到军列把我们一堆人拉到一座荒凉的大山中，我才明白不是所有军人都能见到天安门，同村的新兵也往往会到同一支部队。
班长出现了。很快，名叫新兵的生物们就会领教“班长”这个种族的诸多特点。班长是不断进化的：当新兵们是羊，他就是牧羊犬；当兵们慢慢成长起来，有了骨骼出了尖牙，长成了幼狼，班长就展露更有力的肌肉，确保自己是群里的头狼。
适应环境是我们的生物属性。在群体里，空气中充盈着相同的体味，大家依偎相伴却又互相虎视眈眈，共同的荣誉之河中涌动着自私的暗流。复杂却现实的生态环境，可以助长我们迅速学会各种高明的生存技能。
第一批获得军营进步指南的，是很大的一批。包括我在内。我们都是一样的，在家就让当过兵的叔伯兄长预先上过课，最精髓的一条是：服从并讨好班长。
班长这个种族的优势凸显出来。他的所有生活用品像圣物一般在新兵中热烈地流传，总有人因为洗漱前抢不到班长的牙杯（好给他倒漱口水）、牙刷（好给他挤牙膏）和脸盆脚盆（好给他打洗脸洗脚水）而懊恼，总有人会被班长踢了一下屁股后报以一个感恩的、谦卑的讪笑，一个兵拿自己的津贴买了个热水袋，灌上热水后悄悄塞进班长的被窝，他虽然遭到了班长当场严厉的批评（最后还是拉着脸收下了），后来却因为队列训练中绷得比别人更直的脚尖当选为本周的训练标兵。
我像个陀螺旋转在其中，偶尔可以抢到扫帚在班长眼皮底下增加一些表演性的义务劳动，除此以外也没有更多表现的机会与创造机会的灵感。对班长盲目的顶礼膜拜与我们日渐增强的体质、越来越标准的军事素质相辅相承，这是从军之初的必然收获。
一天下午连长来我们班转了转，他倒是和气的人，看看内务有没有进步，捏捏小战士的胳膊有没有变结实，很随意地说：“三班有个叫吴一林的兵，可是块好料！有空可以去看看他整的被子，齐刷刷的豆腐块！每天训练完了，还给自己增加科目！”
兵们都站在连长面前，用虚伪的欣喜笑容附和连长的话。我心里明白，三班那个吴一林，已经在连长不住的赞赏中，变成了一股凛冽的寒风，刮过并刺痛了我们。
转眼到了周五晚上，气温降得厉害，在屋里都忍不住哆嗦。我本来想写家信，但手冻得握不住笔，只好在屋里走来走去，焦急地等着洗漱时间快点到来，好用热水泡泡脚，然后上床用被子把自己裹紧。
却来了个战友，说，郑中华，班长叫你。
班长叫我去的地方是军人服务社，那里被干部家属们承包下来，开了几个零星的小店、杂货铺、洗衣坊，还有小饭店。班长和另外几个班长聚在小饭店一个用简陋木板隔成的小包间里，围着热汽腾腾的一口火锅，说笑声也落到锅里咕咕冒泡。
“这就是跟吴一林同村的兵，”班长指着我向其他几个人介绍，“我带的，叫郑中华。”
我赶紧立正，向其他几位班长敬军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