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五十一章《成大事者的修养》（5）
笃学笃行
因为曾国藩的崛起和最后的功成名就与他筹建的湘军以及通过湘军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有关，所以我们大多对曾国藩的军功比较了解。对当时的清朝来说，他最大功劳是平定了太平天国运动。事实上，除了军功之外，曾国藩在文治方面同样成就斐然。单就读书治学来说，他也算得上是一代名臣。他在学术方面做出的一些成就，也给后人提供了很多读书治学的方法和经验。纵观曾国藩的一生会发现，他在读书治学方面也取得了不错的成就，提出了一些十分可贵的“经世致用”的新思想。他把儒家的传统思想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紧密结合起来，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加强东西方的交流。他带头兴办的洋务运动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但为中国打开了一扇认识世界的窗户。
在读书治学的方法上，他讲求一个“勤”字：勤看、勤读、勤写，以勤来修习学业。在读书治学的精神上，他讲求“有志”与“有恒”。他本人终身践行着这一条。
1.为经世治国而学史、用史、修史
在一般人的眼里，曾国藩是一位带兵打仗的人。他在当时的功绩主要与他领兵打仗有关，他创建了湘军并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是晚清“中兴第一名臣”。其实，在了解了曾国藩平生的经历后我们会发现，曾国藩的志向和追求并不在军事方面，他与中国的传统文人一样，始终以修身和治国为己任。可以说，曾国藩在骨子里仍是一位文人、学者。只不过是时势造英雄，时局让他与战火烽烟、行军打仗牵连到了一起。在那个国势衰颓、民族矛盾凸显的时代，他以天下太平、国家昌盛为己任。
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后，隐藏在曾国藩骨子里经世致用的抱负复苏了。当时，他为了国家的富强而四处奔走，大力整顿吏治，大力兴办洋务，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中国第一所兵工学堂，支持时人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他的这些努力虽然没能阻挡清王朝衰败的势头，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进步和变革。从曾国藩个人的角度来看，他兴办洋务运动，将自身长期治学的成果用于实践，都是他作为传统文人会有的理想。
曾国藩有经世致用的理想。这与他自小就开始接受儒家教育有关。在春秋时期，孔子看到了诸侯纷争、社会动乱和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为实现他心目中的理想，即建立一个安定、秩序井然的社会，他提出了入世为国家做贡献的主张。人活在世上，不要去关心前生或来世的事情，应该把主要的心思放到今生，学会修身塑德，以更好的状态融入社会，要把治国、平天下当作人生的最高目标。这就是儒家的政治主张。自从儒家思想被奉为正统思想以后，天下的读书人都受到了这种经世精神的影响，把关心时政、关注国事并积极投身于实践作为人生的必然使命。在曾国藩生活的家乡，有一种特有的学术氛围，即湖湘学派的学风。这种学风具有四个特点：重视程朱理学、经世务实、道德节操和兼收并蓄。曾国藩的一生都在践行这四点。
曾国藩自小接受的是儒家思想教育，可以说入世观念自小就深植于他的心灵之中。家人很注重对他的培养，对他寄予了深厚的期望。他的祖父教育他说：“作为一个正人君子，就应该为百姓解一方之难，为朝廷尽力，安定社会、平息动乱。”并且，他早年接受的学校教育让他自小就受到了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在少年时期，他阅读了“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以及《史记》等史学经典。据记载，他5岁“受学于庭，诵读颖悟”，6岁时入塾读书，8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5岁能成诵《周礼·仪礼》《史记》《文选》。在学习过程中，一些天资加个人的努力让他渐渐具有了效力君国天下的使命感、责任感和忠君报国、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就这样，受家庭环境、社会环境以及同时代学术环境的影响，经世致用的思想在曾国藩的身上深植和发展。为了不断地提升自己，他还时刻不忘从书籍中、从历史中汲取营养。这种自觉让他一生都与书本结缘，尤其是史学书籍。
道光十六年（1836年），曾国藩25岁，第一次参加会试没考中。回来时没路费了，就从一位做官的老乡那里借了100两银子——这在当时可是一个大数目。谁知，他竟然用这100两银子连带当衣服所得的钱买了一套《二十三史》。所幸的是，回家时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没责备他。随后，他就全身心地投入到阅读中，“侵晨起读，中夜而休，泛览百家，足不出庭户者几一年。”
要实现经世致用，在古人看来唯一的途径就是做官。曾国藩也没有免俗。他刻苦读史，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走上仕途并服务于朝廷。这可以说是曾国藩学史、用史和修史的动力所在。事实也表明，正是步入仕途让他有了将经世致用思想用于实践的机会。通过学习历史知识，他对经世致用有了越来越透彻的理解。
在当时社会，传统的中国文化在西方坚船利炮的打击下趋于瓦解。与此同时，西方的一些先进文化开始渗入中国，中国人开始开眼看世界。这种大趋势显然让曾国藩认识到自己已置身于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他清楚地看到，西方人坚船利炮后隐藏的是先进的技术（当然，文化层面的东西当时还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要想适应世界发展的潮流就必须放弃包袱和幻想，大胆向西方人学习。然而，在这种大变局中，中国的传统思想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面对西方列强所带来的各种影响，人们普遍的态度是：“无事则嗤外国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对此，曾国藩第一个站出来，变“开眼看世界”为“动手学世界”。由此，洋务运动兴起。在他的推动下，翻译西学的译馆设立，培养近代科技人才的学校成立，第一批留学生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开始向西方学习先进的造船技术……
这些做法在当时的传统社会里是不可想象的。曾国藩起到了一个带头作用，在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方面他功不可没。在曾国藩等人的引领下，中西方真正意义上的交往拉开了序幕，进而促使一大批有志之士走出国门，中国近代化也渐渐拉开了序幕。曾国藩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长期以来学史、用史。这使他具备了比较广阔的历史视野。在经世致用思想的鞭策下，他义无反顾地开始支持国人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
当然，曾国藩的史学知识主要集中在中国，这就注定了他的视野仍有一定的局限。因而，他的经世致用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以他兴办洋务一事为例，他并非太乐意向西方列强学习，也就是说他的行为是被动的。通俗来说，西方列强的大炮逼着他向他们学习先进的技术。不过，在向西方学习时，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很多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学得很不彻底。当时，中国最需要改变的是一些落后的思想文化、政治制度，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当时包括曾国藩在内的很多人都是在勉强修补旧制度。他们无法使中国彻底焕然一新。
一个人事业功绩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认识。如果一个人有开阔的视野、较高的境界，那么他的选择一定比常人更合理。对曾国藩来说，他的思想仍有很大的局限性。他在洋务运动上的举措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不过，他的经世致用和一心为国的思想无论放在哪个时代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2.武备兼文韬，勤学成大器
在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天下陷于空前动荡之际，曾国藩及时挺身而出，以忍辱负重的方式筹建湘军。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他成功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且不说这其中的是是非非，单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曾国藩可以说是当时最具魅力和最具特色的风云人物。他的成功让人们在惊叹的同时不得不承认他是个文可治国、武能安邦的奇才。那么，他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从他的经历中可以看出，他能同时拥有文韬和武备，既非天赋，亦非有捷径，而是长期勤学不辍的结果。
与天才不同，曾国藩在学习方面并无多少禀赋，他的智力甚至比普通人还要差一点。在他小时候，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一天晚上，他在家里读一篇文章，也不知读了多少遍，就是背不下来。这时，有个窃贼潜入他家，一看到他在背书吓得躲到了阴暗处，想等曾国藩熟睡后再下手。可是左等右等，等到的只是曾国藩反复读文章，一直背不下来。窃贼实在等不及了，就窜到曾国藩面前，气愤地数落到：“像你这样的笨蛋还读书！”数落完，窃贼十分流利地把那篇文章背诵了一遍，然后扬长而去。
如果说上面那个故事的真实性有待考证，那么曾国藩的科考经历则能让我们信服这一点。在乡试中，他共考了7次才得中秀才。道光十五年（1835年），他参加会考，没考中。次年参加恩科会试，亦没考中。他的这些考试经历充分说明了他的智商十分普通。既然他不是一个天才，那么他的成就就当归于他后天的勤奋。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曾国藩把“勤”字归为成就事业的根本原因。他说：“一勤天下无难事。”他指出，一个人最终能成多大的事，与他的勤奋程度密切相关。“勤奋之道，精力虽止八分，却要用到十分，权势虽有十分，只可使出五分。办大事者，在内贵有志气，在外贵得人心。由勤生明。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在他漫长的仕途生涯中，他始终把“勤”字作为“人生第一要义”，躬身践行，持之以恒。在治军、治吏、治学和治家等各个方面，他始终坚持以“勤”来律己。
与太平天国的军队作战时，曾国藩把自己早期形成的“多勤少食”的习惯用到了治军中。曾国藩曾说：“每日应办之事，积搁过多，当于清早单开本日应了之件，日内了之。如农家早起，分派本日之事，无本日不了者庶几积压较少。”按理说，曾国藩作为军队的统帅，身边应该幕僚云集，有什么事都可以安排他们去做，既省心又省力还能少出差错。但曾国藩还是选择了亲历亲为。当然，这并不是他不懂得授权，因为他所说的“勤”是介于个人职责范围之内的。也就是说，他强调以“勤”来做好分内的事，高效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尽量不要把今天的事务留到下一天。他指出：“天下事未有不由艰苦中得来，百种弊端皆由懒生。懒则弛缓，弛缓则治人不严，而趣功不敏，一处弛则百处懒矣。”同样，他在治军时也是以“勤”字为先：“身勤则强，逸则病；家勤则兴，懒则衰；国勤则治，怠则乱；军勤则胜，惰则败”“未有平日不早起，而临敌忽能早起者；未有平日不习劳，而临敌忽能习劳者；未有平日不能忍饥耐寒，而临敌忽能忍饥耐寒者。”
与此同时，曾国藩认为，工作中仅有“勤”还不行，还应该将其与“学”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有更大的提高。他在自己制定的《劝诫营官四条》第三条“勤训练以御寇”中提到了“学”的重要性：“为营官者，待兵勇如子弟，使人人学好，个个成名，则众勇感之矣。练技艺者，刀矛能保身，能刺人，枪炮能命中，能及远。练阵法者，进则同进，站则同站，登山不乱，越水不杂，总不外一熟字。技艺极熟，则一人可敌数十人，阵法极熟，则千万人可使如一人。”这段话的要义就是要求官兵们要勤学苦练，以让自己能够熟练地运用作战技法。这其中体现的就是曾国藩“勤学成才”的观念。
在治吏方面，曾国藩说：“勤政是居官首务。”在当时官场普遍腐败的大环境下，能提出这种观点并切实履行实属不易，这充分体现了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当时他在直隶总督任上面对成千上万的积案一事中可看出，那些地方官员十分怠惰，既不“勤”政，又不好“学”，工作做得不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当时的官员们能够以“勤”为念，以“学”为志，那么当时的社会状况一定会好很多，国家也不至于腐朽到那种层度。只是，当时能做到这一点的官吏太少了，到头来人们面对的只能是江河日下的国家形势。这也证明了“勤”与“学”是为官者提升自我、做好工作的必要条件。
在治家方面，曾国藩以“勤”字来劝导家人，可以说已经到了不厌其烦的程度。他在一封信中这样劝诫自己的弟弟们：“诸弟在家教子侄，总须有勤敬二字。无论治世乱世，凡一家之中能勤能敬，未有不兴，不勤不敬，未有不败者。”他指出，“家勤则兴，人勤则俭；能勤能俭，永不贫贱。”其实，除了治家，生活的其他方面何尝不是如此？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自古如此。
对曾国藩来说，“勤”也是他在治学方面的坚持的一种作风。在读书时，他决不会一目十行地去读，而是认真地做到精读。他说，读书要“先认其貌，后观其神”“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通明年再读”。正是靠着这种精读，他在五十六岁时，依然能够背诵出《离骚》和《上林赋》。他再也不是当初那个被窃贼讥讽的书生了。
在做学问方面，曾国藩将古人所说的“吟成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钻研劲和认真劲充分发挥了出来。他说：“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不以昨日耽搁而今日补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预做。”
中国古人把立功、立德和立言称为“三不朽”，认为这是人生意义中的最高境界。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曾国藩都做到了“不朽”。他组建湘军，打败和消灭了太平天国军队，保住了清朝的江山；他大力整顿吏治，清除官场积弊，大力兴办洋务。这些对清朝来说都是大功。另外，他弘扬道德、崇尚节俭、勤于职守、深孚众望，可谓是时代的道德楷模；他继承和发扬桐城派文风，文章兼收并蓄，卓有成就，留下了一大批具有指导、教育和规谏意义的箴言、警语，堪称一代师表。有人就将他当作继孔子、孟子和朱熹之后的又一个儒家大师，并且称他为“道德文章冠冕一代”。
不管后人怎样评价他，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曾国藩取得的一切成就与他一生的勤学有直接关系。从一定程度来说，是勤学让他文武双全，最终成为让人敬仰的人。
3.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有求深意是徇人
曾国藩平生最爱读书，常年不懈，每日不辍。他既把读书看作是一项每天必须例行的“公事”，又把它视作获取知识的最佳途径。在读书的同时，他既动脑又动手，力求每次看书都有心得体会。通常来说，他的读书过程可分为“看”“读”“写”“作”四个方面，并且面面俱到。
所谓“看”，就是泛读。曾国藩认为，“看者如商贾趋利，闻风既往，但求其多”“看者，涉猎宜多，宜速”“要不求甚解，今日看几篇，明日看几篇，久久自然有益”。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他所说的“看”，其实是对书的内容有一些大体上的了解。这样做的目的就是理清内容的头绪，知道哪些内容是重点和难点，方便自己合理安排时间。这样的“看”能够扩大自己的眼界和丰富自己的知识面。从做学问的角度来看，泛读能帮助人打开思路，以触类旁通的方式激发读者的灵感。因而我们可知，泛读在扩大个人的眼界和丰富其知识面上十分有用。此外，泛读还能改善人的心灵感知力，进而改善和提升个人的内在气质。
所谓“读”，指的是精读。曾国藩说：“读者如富人积钱，日夜摩挲，但求其久……读者讽咏宜熟、宜专。”他还说：“读书如煮饭然，歇火则冷。小火则不熟，须用大柴火乃易成也。”如果说泛读是外延上的扩展，那么精读就是内涵上的深耕。那么，什么样的书值得精读呢？曾国藩认为，读书就应该读经典书籍。因为其中的思想、智慧都是经过实践检验过的，被证明是值得后人学习和吸收的。曾国藩认为，读经典图书时要反复地读，一本书没读完，就不要去读其他的书。“读书不二：一书未看完，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徒务外为人，每日以十页为率。”只有这样，才能吃透书中的内容，才能从中获得有价值的东西。他认为，要想让自己成为学业精通的人，没有捷径可走，唯有每天坚持专心学习。在这方面，他曾谈到自己的一些过失：“我掘井多，但无泉水可饮，也是不专一的过错啊。”为此，他还写信给弟弟，检讨自己有过读书不专心的时候，希望弟弟们引以为戒。
我们知道，曾国藩深受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曾国藩认为，精读的目的，并不在于愉悦身心，而在于学有所得，得能所用。通过精读将他人的思想与智慧融入自己的思想之中，也就极大地提升了个人的知识体系和人格素养。这能为个人投身社会事务打下坚实的基础。
所谓“写”，指的是写读书心得。在这个方面，曾国藩堪称表率。不管是在带兵打仗，还是在担任总督，他始终坚持每天写读书心得。读书时，他会把自己内心生出的感想和疑惑不解的地方随手记下来，做成札记。他是这样要求自己的：“日知其所无：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有求深意是徇人。”意思是，每天读书都要将所感所想记录下来，从书中求得深意，做个专注的读书人。
俗话说，好脑袋抵不过烂笔头。人的精力终归有限，往往一时的所感所想很快就会随风而散。从做学问的角度来看，即使一时有所谓的灵感出现，如果不能被及时地记下来，那么其很快就会被忘记。反之，如果及时地将那些灵感记录下来，自己就能在需要时轻易地找到它们。
此外，每天坚持写心得也有很多好处。它可以让人回味过去，既能感受到岁月的美好，也能明了人生的得失，学会感恩生活。有些事当时是一种想法，事后会是另外一种想法。其既是对以往经验的累积，也是对某些教训的反思。因而，写心得能够帮助人学会反思，于反思中纠正过错，提升个人的思想境界，进而净化心灵，完善自我，重塑一个美好的人生。它还可以让人在坚持不辍的书写中锤炼过硬的文字功底，同时，勤写会为个人进行文学或学术创作提供大量的素材。另外，每天都从事同一项事务往往会让人感觉到枯燥乏味，有些人会选择中途放弃。所以，它最能考验一个人的意志力。这也是很多人坚持不下来的一个主要原因。因而，如果将写心得的习惯长期坚持下去，不仅能锻炼个人的意志力，还能让个人具备坚持不懈的优良品质。曾国藩除了武功，他在做学问方面能取得巨大成就，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他的这种良好的读书习惯。
所谓“作”，指的是创作文章或练笔。俗话说，三天不念口生，三天不写手生。那么，一个人该如何防止手生呢？曾国藩给自己立下规定：“月无亡所能：每月做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耽著，最易溺心丧志。”为了不让自己的文笔出现回生的情形，曾国藩让自己每个月必须写几首诗歌或短文，用来检验自己所掌握的理论是增多了还是减少了，所具有的文字底蕴是更充足了还是更匮乏了。在曾国藩看来，要让自己掌握的知识越来越多，让自己的文字底蕴更加深厚，自己就不能放弃或耽搁写作的时间，否则就会让自己沉溺于享乐，从而丧失志向。
曾国藩的“作”，还包括单纯的文字书写。他这样规定自己：“作字：早饭后做字半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课程。凡事不待明日，愈积愈难清。”他让自己每天早饭后用半个小时的时间练习书法，并且，还把每天文字方面的应酬都当作练习书法的好机会。在这方面，他给别人树立了一个极好的榜样，就是当日事当日完结，决不拖到第二天。
曾国藩在读书方面的这些做法并无什么过人之处，谁都可以做到。难就难在能始终如一地坚持下来。那么，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曾国藩能做到这一点与他的心志有关。他曾以自己的心志来勉励自己的弟弟：“盖士人读书，要有志、有识、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泊之观海，如井蛙之观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
读书须立志有恒，这是曾国藩对自己的严格要求，“盖真能读书者，良亦贵乎强有力也”。读书就应该有“旧雨三年精化碧，孤灯五夜眼常青”的精神。他给自己规定：每天必须用楷书写读书心得，读史书十页，记茶余偶谈一则。他是这么要求自己的，也是这么坚持的。这三件事他终身未曾中断。即使在晚年出现视力模糊的情况下，他还坚持读杜佑的《通典》。厚的每天读两卷，薄的读三卷。他坚持不辍地读书、写字、作文，就是为了让自己成为有知识的人，在时代发展面前不落伍。他曾说自己生平有三耻：“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涘，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识认，一耻也；每做一事，治一业，辄有始无终，二耻也；少时作字，不能临摹一家之体，遂致屡变而无所成，迟钝而不适于用，近岁在军，因作字太钝，废阁殊多，三耻也。”曾国藩说这番话是在咸丰八年（1858年）8月，当时他正领兵与太平天国作战。这番话中，最让人敬佩的就是曾国藩勇于反思的心态。不过，他把自己知识上的欠缺、少年时的选择失误都归于缺乏恒心，的确有些勉强。从中倒是能看出，他在求学、读书方面非常执着，并且有着十分清醒的认知。这对今天的人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6◇9◇书◇吧
曾国藩认为，读书是一项求知行为，不应该拘泥于场合。只要发奋，在家塾里也可以读书，在野外甚至人多的地方也能读书。他自己就是这么做的。正因如此，他才从读过的书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终至才华横溢，满腹经纶，成为一代大儒。
4.习学为行世之本：黎明即起，醒后勿粘恋
曾国藩自小就开始接受儒学教育，思想观念上完全接受了儒家学说的主张。其中，从立世角度来说，儒家格物致知的观点也成了他信奉和践行的原则。他认为，习学为行世之本。一个人要想自立于世，要成为一个有主见和勇于承担责任之人，就应该不断地学习，以“三人行必有吾师”的心态，虚心求教，以知识来武装自己。他本人就是这么要求自己的，并且将这种理念切实地用在了自己的日常行动之中。“黎明即起，醒后勿粘恋”，他把读书、求知当作立世、做人的头等大事，经年不懈。
曾国藩“习学为行事之本”的观点与现代人所说的“知识就是力量”的观点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每个人来到世间面对的都是一个充满神奇和未知的世界。要想在这个世界立足，活出精彩，就需要不断地汲取各种知识，活到老学到老，让自己成为一个活得明白的人，一个有作为的人，一个能对社会产生影响并做出贡献的人。
“人有知学，则有力矣。”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曾国藩将博学敏行的理念完全融入了自己的内心。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下，他在处事、做人以及治学等诸方面都做到了及时学习，并以学习上有不足为遗憾。例如，他将自己“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识认”的情况列为人生的“一耻”。可见，他是多么注重读书和学习。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曾国藩人生的成功，首先应当归功于他读书上的成功、做学问上的成功。那么，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根本原因在于他有明确的生活目标，有经世致用、施展抱负的动力。
曾国藩成长的时代是传统思想依然根深蒂固的时代。那时，人们读书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做官并以此来光宗耀祖。一个家族中如果有人做了官，那么这个家族就能博个“诗书继世”“耕读传家”之类的无上荣耀。受这种风气的影响，读书就成了一种能够实现家族和个人共同理想的必然途径和动力之源。作为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曾国藩自然不能免俗，更何况他的家族对脱掉农民家庭身份的愿望是那样地迫切。他的父亲在临终前念念不忘的就是希望儿孙们能够有人步入仕途，为此他还写了这样一副对联：“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
曾家人步入仕途之路可谓漫长而艰难。曾国藩的曾祖父曾竞希虽打下了一份不错的产业，但财富与身份的不对称让他对官职格外渴望。可他仅是个粗通文墨之人，最多只能算个土财主，与仕途并无多少缘分。于是，他把希望寄托在两个儿子身上。然而，儿子曾星冈很早就放弃了读书。到壮年之时，他才因自己无学问而感到羞耻，就把读书入仕的希望寄托在了曾国藩父辈们的身上。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虽有志于学，但源于时运等诸多因素而困于学，考了16次都没考中。他在42岁时第17次参加乡试，最终“补县学生员”，非常侥幸地考中了秀才。曾麟书如此辛苦地读书却只能望仕途而兴叹，最终，他也只得把希望寄托在儿子们身上。由此，曾国藩6岁时就进入了私塾，担负起了家族的期望。此后，他开始了向仕途冲击的漫长旅程。
曾国藩家族如此前赴后继地读书，在曾国藩之前却始终没人能圆了家族的仕途之梦，这实在让人感到既遗憾，同时他们的执着也让我们十分敬佩。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家因入仕愿望才有了读书的风气，这种读书的风气对后代的影响应该说是逐步加深的。缘于此，曾国藩才有了热爱读书的习惯。年岁稍长，“得益”于家族风气的影响，他的兴趣与家族的目标融合在了一起。此后，他就把全部的身心都投入到了求学之中，“侵晨起读，中夜而休，泛览百家，足不出庭户者几一年”。这种读书过程可谓是在切实践行“世间百事，唯有读书”的教诲。在读书的过程中，曾国藩的志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单纯的“学而优则仕”变为“学做圣贤”。此后，他的读书习惯与读书心得也深深影响了他的行事方式。
曾国藩写过这样的话：“坐右为联语，以自箴云：‘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这充分表明，为了效法圣贤，他已经把自己置身于世事之外，将读书为学与立德修身同步起来。他说：“盖人不读书则已，亦即自名曰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有志才能有恒，有恒才能有成功。这是他做学问的经验。他指出：“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这段话，可谓至理名言。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名言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他才能将勤学坚持下去，并最终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从曾国藩的谏言诫语中可以看出，世上本没有什么难事。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困难就是始终如一地去追求自己的目标，并付出坚持不懈的努力。读书做学问也是如此。早晨醒来后就起床，起床后就读书，其实是一项非常简单的生活行为。但如果没有了生活目标，没有了坚持的毅力，在一般人那里就会成为非常难的事情。床第的舒适温暖会让人产生强大的贪图享受的惰性。受这种惰性支配的人想在读书做学问上有什么进展和收获，实在是一种天大的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