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

[1月4日]

复胡汉民、廖仲恺书，筹虑援桂军事。附其复书节录

叠接函电，领悉一是。稽迟未报者，有以邮达迟误，及弟见时，他友已为我代答者；有以传闻不一，致滋误会，不敢冒昧陈复者；而疑窦丛生，易招恐怖，因成刺激触发牢骚者，又是一端。元冲来书，约我赴欧，引起我最初之兴趣，而徘徊今日之行者，是亦不无影响也。季陶造舍，详悉粤情，心始释然。本可摒挡一切力疾粤行，而季陶爱友过切，专横太甚，不容弟置一喙，因之激成愤怒，又起我不愿问世之心。事后思之，实堪自笑耳。总之弟对党对友，不敢存一分偷安之心，亦不敢作丝毫矜张之气，而于爱我诸公，更不愿有些敷衍客气之意，以自暴弃。即对仲兄之函，时形不逊之词，殆亦自居挚交，率性直书，无所隐饰，不敢效世俗泛浮之状，以自负良知。兄等爱我，谅能曲宥愚拙，不即以此见外乎。弟对粤事，终抱怀疑不安之态，孙先生督师，更不放心。如以此主张，由孙先生自动，以为将来改组军府地步……（后佚）

[1月10日]

在城舍拟就军事意见书，邮呈总理暨诸同志。

附军事意见书

（一）对时局之意见：平桂后先解决四川问题，对熊之用舍，当视其能否诚意归附为断。对于闽浙暂主怀柔，以为日后北伐之声援，如欲使其即行明白表示响义态度，则声势固大，而弊端亦不可不防。（二）对于军事准备之意见：四川非导入我势力范围不可，故军事准备，概以粤蜀相提并列。四川解决后，粤蜀二省除警备本省之军队不计外，三年内应各编四师六混成旅及湖南二师二混成旅，共练为十师与十四混成旅。（三）对于北方出师准备之意见：根本解决之计划，当以西北为第一根据地，东北为假定目的地，以后作战计划，虽因时而定，但不可不以此为大纲。吾意对北作战，以四川六旅先平西北，再由陕西出井陉之道，以其三师出湖北，上京汉铁路。以广东三师平定东南后，即由南京向津浦铁路前进，以其余六旅，由海道出秦皇岛，而以湖南二师二旅为总预备队，并为镇摄西南内部之用。（四）对于处置四川之意见：四川问题未决之前，当派遣三混成旅，以助川人治川，大则可以平定西北，镇摄西南；小亦可牵制川中北洋军队，解决川滇纷争。而广东之对东北东南二方面，仍照三年内练成四师六旅（除派遣四川之三旅外）计划进行。如四川不能对湖北出兵，则以湖南二师二旅，另加粤军若干，出湖北上京汉路，则西北问题，只可另谋进行。（五）军费之预算：以三年内编成四师六混成旅计算军费，每年约需二千五百万元，加之兵工厂及军事教育费等，共计当在三千万元左右，而省内警备军及海军费尚不在内。但三年之后，对外发展可不须此负担矣。（六）对于军制之意见：粤军除现在四师逐渐整顿外，凡新编各军，皆以旅为单位，至于军制，当参考劳农兵制，而适于中国军队性质者酌定之。（七）关于外交之意见：不宜以东北军阀为目的敌，须视中国东北之作战以为解决东方问题之导线，故我军作战计划，不能不慎重出之。（八）对兵工厂之筹备：当购备每日制枪百杆、每月制炮四门之机件。（九）对于粤汉铁路之建筑：赶造粤汉铁路，以二年为筑成期间。

[1月12日]

奉总理电催赴粤。即复之。

附孙中山电文

转介石兄鉴：援桂克日出师，请兄速来臂助，兄本允赴粤追随，勿再迟延为幸。盼复。孙文。阳印。

蒋介石电文

今莅粤五旬，未闻发一动员令，中是以有待。如果出师期定，当不俟召前来效力也。中正叩。侵。

[1月21日]

复陈炯明删电。

附蒋介石复陈炯明电

删电奉悉。川中乱兆已见，战端必启，吴军窥伺湘鄂，恐为吾国第一目的敌，然其患较迟，本军战略似宜先桂后川，再规长江，故援桂援川，动员时须相提并论，先授密令，不致战局停顿，且吴军较强，不宜轻视。师出长江，须先平蜀，得此则对鄂势成犄角，战局较稳。对人问题，当置缓谈，实因川祸急于吴患，对川易于对鄂，不得不尔，如为根本解决计划，则西北重于长江，而蜀为重心，尤不可不急图之。所虑者，援桂未成之前，吴军窥湘为难，故本军动员以分四部为当，以二部援桂，一部防湘，余为总预备队。中正决于10日内以个人名义前来驱驰，至所事委任子荫为宜，中正决不敢奉命，公知我者，请勿以此为推辞应有之虚文也。中正叩。马。并上书纵论全局战略。书曰：删电谨悉。中正决于2月2日搭中国号来粤，攻粤之计既定，以后关于全局战略，亦须确定，兹谨陈意见如左：蜀中消息纷传不一，唯其内讧必起，战机之发近在眉睫，无论其胜负谁属，终是西南之好音。吴军窥伺湘鄂，其心未死，彼与吾军联络，无论有否诚意，然终为吾国发展之障碍，故本军将来之目的敌，当假定为吴军也，唯蜀乱迫不及待，而吴患犹在酝酿之中，以时间论，则对蜀当先于对吴；以地势论，则当先图蜀而后可以统一长江。盖得此则对鄂豫（京汉路）作战，势成犄角，较易为力，若为根本解决中国计，尤当以西北为根据，四川为西北与西南之重心，更不可不争图之。如谓对人问题，则只求其于事实有济，以诚意与吾人之主张相接近，无论其为刘为熊，似无不可容纳也。至于以势而论，则吴军强于川军，对吴难而对川易，以兵力论，亦不可不有先后强弱及难易之别，由此言之，本军战略以平桂为第一期，平蜀为第二期，而以进取长江为第三期也。故此次动员令，对桂对蜀宜相提并论，不致于平桂之后，战机再演停顿也。如先出长江之计，则当于平桂后临时酌定，作为第二之考案也。唯中国情势变幻莫测，横于目前者，即有奉直冲突及宣统复辟二问题，又有直皖相联及直派内讧二问题，前二问题与后二问题，皆二而一也，如前二问题发生，则吴军无意于湘鄂，吾军或可进而图之，后二问题之发生，则对吾无甚利益也，总之对吴与出长江是同一问题。如吾军之力不足以制吴，则以鄂当置为缓图，盖出长江以引起全国战斗，惹人疑忌，不如借先决西南内部问题为名，暂避其锋，养足精力，以待时机也。未知公意以为何如。对桂作战与向来战略须稍变其方式，故本军兵力当分为四部，以二部援桂，一部防湘，恐吾军平桂未定之前，而吴军已入湘窥粤也。然以现在北方近况及财政观之，此时当不易办到，唯不可不防耳。其余一部乃作为总预备队，甚恐平桂之军滥兵多而精兵少，失一著而坏全局也。总帅名义，中正以为非吾公自任不可，否则号令不行，进退不一，将何以持其后耶。中路军指挥之职，中正自量材辁，谨谢不敏，务请另选贤能为宜。吾公知我甚深，想不以此为虚文也。

[2月6日]

抵广州。迭谒孙总理，晤陈总司令、许军长、邓师长，决定援桂作战计划，与第二军前进及攻取地点，觇知各方意见未趋一致。省署会议，铿避怨，炯明争地，又使余窘苦。

1月21日，蒋介石给陈炯明上书，纵论全局战略。后又经陈炯明来电催促，并在电报中要任蒋介石为援桂中路军总指挥，他才于2月6日抵达广州。可是在召开平定广西作战的军事会议上，陈炯明与许崇智为各自部队进攻地点而争吵起来，邓仲元又避不出席会议，这三位实力派人物意见不合，作为手中无一兵一卒的蒋介石，在其间无以置喙，感到地位异常窘迫，于是，2月14日又离开广州经香港回奉化老家去了。

[2月6日]

迳归至香港，写寄邓铿书。

附蒋介石复邓铿书

昨议作战计划，以兄不在座诸多未决，援桂之迟速，计划之当否，是兄一人之事，始终不能辞其责也。弟以为今日之局面，正兄任劳任怨之时，而非避难之日。兄以为避怨可以全交，殊不知适足以害事；兄以为避嫌可以远怨，殊不知适足以招怨，当言不言，应断不断，此习一长，小之足以障碍粤军之进行，大之足以败坏全局之基础，吾知上下同人皆将不能为兄恕也。吾辈天性质直，染俗未深，如能力矫世之所谓权术与手段者，则终有见谅于人之一日。弟此次来粤，拿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忠之主意以对上对友，又拿定不生内部纠纷不失个人情义之主意以待己待人。而兄之地位与弟不同，虽亦不可不以此为心，唯尤当不顾私交，不避私怨，开诚布公，遇事立决，而以顾全全局、调剂内部为今日唯一之责任也。粤军今日处于苟安保守地位，如不积极进行以谋发展，则三二月之后，大势一变，必悔今日准备之不早、迁延之误事也。盖目前粤军唯一之方针，乃在从速援桂，向外发展，则内部之团结则可坚强，广东之根据地即可巩固。激进一日，即得一日之利益，迟缓一日，即增一日之损失，如果能迅速出发，虽掷数十百万金之饷弹，亦不足惜，奈何不计其大而务其细，不谋其远而图其近也。吾只知于大处、远处帮竞公、吾只知以直接帮汝兄者，即所以间接帮竞公，亦即所以帮吾兄。吾又只知粤军局部之不安全，即为全部之不安全，如不为局部谋安全，即不为粤军全部谋安全也。吾以为千百琐微之务帮竞公，不如以一二重大之事帮竞公也。今日援桂，将来之靖国，谋粤军之展拓，策全军之安全，即重大问题也。至于局部之得失，锱铢之出入，是非兄今日之所急耳。吾甚恐兄终以保守为主义，则彼此界限太明，前途无进取之望耳。以兄今日之政策，非特妨碍孙先生之前途，亦所以限制竞公之事业，岂可不猛然改变乎？今日之言，兄必以为责兄太苛，或以弟为偏护汝兄而发，然弟对二兄之感情与关系不相上下，以私交言，则对兄或有过之无不及者，而汝兄之办事无绪，重内轻外，弟所素不满意。如为我个人计，固绝无有所希望汝为者，故弟为此言，毫无左袒之见，亦无自私之心。若二兄易地而处，则弟对汝兄亦不能无言矣。处此患难时期，所可共事者屈指能有几人，兄与弟更非泛泛之交可比，又岂忍隐默无言，自昧天良，故不得不为兄罄情一吐。是非美恶，信从与否，固非弟所计及也。援桂之计既定，准备之缓急，事实之能行与否，此责不在他人，而在吾兄之主张何如。弟此来面面受屈，处处见怪，徒伤固有之感情，而无益于事实，自悔来之太早行之太莽，如动员下令而后来粤，则当此难题者固不在我而在兄也。

[3月5日]

自城舍邮上总理书，主张缓选总统。

正当孙中山在广州准备召开非常国会，选举总统前夕，蒋介石于3月5日从奉化给孙中山写信，建议缓选总统。因为他在私下里了解到，许崇智和陈炯明都主张缓选总统，怕因此引起分歧，难以俯顺各方，对孙中山不利。也表示他虽然韬养乡里，仍朝夕关注孙中山的行动和时局动向。

附蒋介石致孙中山书

正匆促言旋，途中稍有感冒，致回里后身婴微疾，呻吟床第间者四五日。现在热度虽退，而元气尚未全复，病体懒弛殊甚，唯对于本党进行计划仍日夕贯注全神，未尝须臾忘也。此次勾留广州旬日，决定援桂要纲，竞存、汝为均各赞同，心窃幸之。然目前为中正之所切忧，有一不忍言而又不能不言者，厥为选举总统问题是也。上次因此意见纷歧，致滋误会，嗣经商榷一再，始行解决。唯现在为期伊迩，根基尚虚，桂逆既未铲除，西南难望统一，议员又未足数。国会尚非正式。则选举总统一节，鄙见以俯顺各方舆论，从缓进行为是。此事前在粤时亦同汝为细加研究，彼言对党唯有服从，于此固无异议。然以事实上之利害关系而言，平桂之后首举大元帅，再选总统。则凡百进行较为稳当。此汝为对中正一人之私言，乃中正对先生亦一人之私言，谅勿以此视汝为亦反对先生之人也。先生之主张早选者，其目的在乎注重外交与对抗北京政府为最大关键，但由中正观察，或有未尽然也。回忆吾党失败之历史，无一次不失败于注重外交者。民国二年及五年二度之革命，先生皆借重日本以为我党之助，及日本反助袁、助岑以制我党之进行，吾党因以失利。逮乎民国七年，先生督率海军南下，声势不可谓不浩大，而又恃美国外交为之援助，宜乎不致失败，不料西南主张纷歧，内部不能统一，吾党又因以失势。英国从中妨碍，而美国反为壁上观，则外交之不足恃盖可知矣。近观俄国外交之近况，尤足借证。列强各国对于俄国之压迫，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兵力压制之不已。继之以封锁，及其封锁之无效，又利用波兰及反劳农军以捣乱俄国。而俄国卒不为其所固者，亦以其内部之团结坚强，实力充足，乃有所恃而无恐耳。吾党标榜显著，外人目中无不视吾党为劳农制之化身，故无论为美为法与吾党个人有极善之感情者，至一顾及其本国之政策，鲜有不为其所反对与阻梗者。故本党唯有团结内部，放弃外交，以苏俄自强自立为师法，以谭义金等反动军凭藉外交之失败为殷鉴，则内部巩固，实力充足，自有发展之余地也。将来桂逆一平，或顺长江而下，或自西北而进，直捣黄龙，统一中国固非难事。若以选举总统之后，党见随以歧异，内部因之不一，西南局势亦顿形涣散，仍蹈民国七年之覆辙，所谓对抗北京政府者，安在哉？近闻北京伺南方之选举总统，以海市蜃楼为倒孙之张本，此言虽未足深信，然亦可作一参考之材料，不无注意之价值也。至论广州现状，先生之于竞存只可望其宗旨相同，不越范围，若望其见危授命，尊党攘敌，则非其人，请先生善诱之而已。敢布腹心，幸垂鉴焉。

[3月17日]

随母上普陀山，施千僧斋，参观新纳受戒式，病其仪法繁酷，慨然有改革佛教之志。

蒋介石给孙中山写信不久，他的母亲王氏突然患病，3月17日，蒋介石就带着母亲上普陀山拜庙求佛，向上千的和尚施舍斋饭，祈祝蒋母康健。

[3月29日]

总理电催赴粤。

附孙中山致蒋介石电

介石兄鉴：西征关系重大，一切须在事前筹划，兄来更速进行，幸即趣装。孙文。艳。

然而，蒋介石不予理睬。

[4月4日]

复奉总理艳电。电陈炯明请速清桂孽。

附蒋介石复孙中山电

动员无期，来亦何益，且反多阻碍，暂为缓行。特复。中正叩。支。

给陈炯明电曰：默察时局，蒙乱日亟，复辟在即；伪政府财政陷于绝地；奉直战衅，箭在弦上，凡此种种，皆足制北方死命。桂孽如不速清，本军无起而乘之之机势。病中深念不置，乞赐明教，中正叩。支。

[4月19日]

老悖一至于此，不仅害我一生痛苦，而且阻我一生事业，徒以爱子孙之心，强欲破镜重圆，适足激我决绝而已。

蒋介石本是一个“生性冷酷，经常发脾气”、“非常固执己见的人”，“很难同别人共事”程宗锡等：《蒋介石将军：新中国的创造者》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早年他对发妻毛福梅就经常因事寻衅，动辄拳脚交加，抓住她的头发，把她“从楼上拖到楼下”蒋经国：《给母亲的一封信》。可是，当时毛福梅还能得到蒋母王采玉的庇护，王氏对毛福梅还是比较喜爱的，为此，蒋介石对他母亲甚为不满，说他母亲“日记”上的那些话。而姚怡诚却很少与蒋母住在一起，自然得不到蒋母的庇护，其所受痛苦是可想而知了。

[4月21日]

接奉总理巧电。而炯明亦连讯迫摧。余复电准于十日内应召粤。

是日，携次子纬国复为天童之游，薄暮由江东三眼桥放船，少焉月出震方，波平如镜，攒峰倒映，人在画中。夜憩小白天童中院，刚逢佛节，香客扰人。

4月21日孙中山又给蒋介石打电报，说出征广西已下动员令，许崇智病未痊愈，军事紧急，盼他接电速来。蒋介石在接到孙中山电报的同一天，却带上蒋纬国游天童山去了。

蒋介石这时迟迟不肯去广州帮助孙中山筹划平定广西的事情，原因一方面是他不愿意再和日趋骄横、以粤军为私产、视广州为领地的陈炯明共事，为陈“做嫁衣裳”；另一方面是他当时已另有打算：一是想赴欧洲考察。也想看看苏俄是怎样粉碎内外敌人的联合进攻而取得革命胜利的。后来这个赴欧计划因张人杰和戴季陶两个把兄弟的劝阻而告吹；另一个打算是想练成一支由他掌握的军队，因为这些年来，蒋介石深感到自己无一兵一卒之苦。因此他曾向孙中山表示不愿意带着别人的军队去打仗，愿意在后方练兵，“准备于半年之内，练成一支劲旅”，蒋介石还说他“已制有细密计划，不患其事之不能实行”。这个计划孙中山是赞成的。曾打算设立督练公所由蒋介石负责。蒋介石却不同意设立督练公所。他给胡汉民、廖仲恺写信说，设督练公所是“因人设官”，他不图这虚名，而最实际的是练出兵来。在蒋介石认为，只要自己有了部队，就会有一切。练兵时最好“不引起某部注意”、“招他人之疑忌”、“引起他人不安之状”。但终因孙中山初返广州，百事待举，枪械与军饷无法解决，而使练兵计划成为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