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

[1月6日]

上午，与赫尔利商谈对中共继续谈判方针，决定彼与子文、雪艇（王世杰）、文白（张治中）等飞延安协商，以为最后之诚谈。如其能有效，则军事乃可统一指挥；否则，其责在彼而不在我，且我已尽诚意，再无其他方法矣！

蒋介石口口声声要“自立自强”，可关于国共谈判问题，他却离不开美国人赫尔利，总是让他出面来处理。这不，他又“与赫尔利商谈对中共继续谈判方针”。难怪有南洋侨胞来信提问：“中国的内政问题，怕自己不能解决吗？为什么要请美国人来处理？”《解放日报》，1946年11月8日出版。这说明蒋介石实际上并没有独立主权国领导人所应具有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1944年8月，帕特里克·赫尔利，以罗斯福特使的身份来华。

美国政府给赫尔利的使命是：

一、防止国民政府的崩溃；

二、支持蒋介石作为中华民国的主席与军队的委员长；

三、使蒋委员长与美国司令官间的关系和谐；

四、增进中国境内战争物资的生产并防止经济崩溃；

五、为击败日本计，统一中国境内一切军事力量。

由此可见，赫尔利的使命完全是为了巩固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支持蒋介石“反共”，使国民政府置于美国卵翼之下，以维持和扩张其在中国的利益。

1944年11月7日，赫尔利以罗斯福总统私人代表和国共两党调解人身份，随中共代表林祖涵飞到延安，与中国共产党进行谈判，达成五项协议，其内容如下：

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及中国共产党应通力合作，为击败日本而统一国内所有的武力，并共同致力于中国的复兴工作。

二、国民政府应即改组为一联合政府，由一切抗日政党及无党派之政治团体所派代表构成之。

三、联合政府应遵照孙中山先生所倡原则，创设一民治、民享、民有之政府。联合政府所采政策，其目标应为：提倡进步与民主、主持公道及维护信仰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诉愿权、保障身体自由权、居住权，并使无所恐惧之自由，不虞匮乏之自由两种权利实行有效。

四、一切抗日武装力量，遵守并应实施联合政府及联合军事委员会之命令，并且政府及联合军事委员会予以承认，所有获自友邦之军事配备，应公平分配与各抗日武装力量。

五、中国的联合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一切抗日政党的合法地位。

这五项协议由毛泽东、赫尔利签字，由赫尔利带回重庆。临行前，赫尔利要求毛泽东派代表到重庆谈判。于是，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来到重庆。

这个协议虽然与共产党的基本要求有很大距离，但如能在当时兑现，还是有利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

为什么赫尔利能“慷慨”与中国共产党达成五项协议呢？是事先他认为对蒋介石更有利：按照协议中，让共产党参加政府，就可以使共产党把军队交出来，以获得对共产党军队的控制权。

但蒋介石对赫尔利从延安带回的五项协议，十分恼火，甚至称赫尔利为“大傻瓜”。蒋介石提出三点反建议，作为对五项协议的答复。其中心内容，还是老调重弹，要求共产党必须“竭诚”拥护国民政府；把中共的军队交出来；给予中共政治代表权。但是要在交出军权后方能给予。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问题只字未提。

赫尔利立刻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撕去“公正”的面纱，不顾延安签字的事实，说什么这三点建议有积极因素。周恩来不为所动，谈判暂时终止。

12月8日，周恩来返回延安，美国代表鲍瑞德同行。

毛泽东愤怒地指责美国为什么对已达成五项协议，又同意蒋的三点建议，并说延安不是傻瓜，也不是篮子，要靠人施舍。又对鲍瑞德说，如果美国不援助，还可以转向英国和苏联嘛！但毛泽东仍建议和美国进行军事合作鲍瑞德致魏德迈函，1948年12月10日。同时，毛泽东表示要公布五项协议，让公众看一下被蒋拒绝的赫尔利和毛泽东已签了字的五项协议的内容。

12月9日，鲍瑞德带着毛泽东的口信回重庆，告知赫尔利，赫尔利非常窘迫。其实中共并未公布五项协议，只是吓他一下，并不再理睬蒋的建议。

12月15日，鲍瑞德和美国军人使团代表威利斯·伯德飞到延安，两人各带一份与中共军事合作的方案。鲍瑞德方案是，美国派遣四五千名美国突击队员到中共地区。伯德方案是，美国向25000名中共官员提供美援，并建立联合情报网。

12月27日，鲍瑞德带着补充的应急计划再次到延安。

12月28日，周恩来向赫尔利发函，指出重庆谈判的五项条件，1.取消边区封锁；2.释放政治犯；3.停止镇压持不同政见者；4.特务警察停止活动；5.接受五项建议。如果不同意这些条件，中共便不与国民党重新谈判。

赫尔利决心再次到延安进行协调，便在1945年1月6日，与蒋“商谈”对策。并派员“试谈”，此行的目的，还是要坚持军事“统一指挥”，如果中共不答应，“其责在彼而不在我”。

1月7日，代理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世杰等随赫尔利飞赴延安。

赫尔利这项谈判露骨地指出，要中共俯首听命于蒋介石，并将军队调出去“统一指挥”。

1月23日，毛泽东通知赫尔利，周恩来将以中共代表身份前往重庆与国民党再行谈判。

[1月10日]

今后记事朝课（即体操十五分钟，读圣经一章，静默三十五分钟至一句钟，祷告约五分钟，记录与阅报各项）晚课（静默三十分钟，读《荒漠甘泉》一章）每日如未间断则不再记。

蒋介石在抗战后期感到内外煎逼，自己力竭声嘶，如何保持他心境平衡？首先任何猜测务必提出宗教力量与哲学思想绝不可少，本日记是他在此时课己的记录。

[1月24日]

（一）

中共周恩来此次来，以要求召开“国是会议”与改组“联合政府”及废除党治为其口号，绝无妥协之意。余告赫尔利——“吾人抗战革命，全为遵奉国父遗教、实现三民主义；如余一日不死，则必贯彻此旨。”对此破坏我国家法规与革命制度者，决不能再有迁就也。

1月24日，周恩来在前往重庆前，在延安发表声明：“须召开包括共产党及各党各派所参加的党派会议及国是会议，及正式协商联合政府的组织。”表明了共产党的一贯主张。

2月19日，蒋介石与即将回美国述职的赫尔利说：不管中国共产党是否同意，他决定1945年11月份召开国民大会，请转告罗斯福总统，并能得到其理解。

蒋介石顽固坚持一党专政，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要求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主张拒之千里之外的嘴脸不已暴露无遗了吗？

国民党在5月5日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陈果夫、陈立夫等党徒，联名提出“修改党章议案”，要求把党的总裁定为终身制，说领袖被选，殊非尊重之道。但是未被通过。鲁夏首先反对，他说：“总裁终身制，即等于君主专制”，孙科也说：“现在是什么时代，是民主时代，因此党章也要反映民主的精神”。还有不少人都反对总裁终身制。这次蒋介石丢尽了面子，便在大会上发言中牢骚满腹：“我的二三百万精锐的军队，力量足以消灭中共军队，我们的法币有十万万美金在准备，财政物价都不成问题。我所担心的倒是这个党！我和汪精卫不同！汪在武汉时只担当主席，而我则愿意当总裁。当总裁的任务，一为打日本，一为消灭中共！如此任务完成后我仍当总裁，则我不是人！”又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蒋家王朝》，第243页。）

蒋氏所作、所为、所说，哪里还可以看到他有“谈判”的半点诚意？！

蒋氏是在“全为遵奉国父遗教、实现三民主义”吗？请看事实吧。

还是在这次大会上，戴季陶提出：“总裁交议，大家应无保留地通过”。当场代表们大哗，提出反问：“既交众议，何不能讨论？”结果对议案还是修改通过。

5月14日，蒋介石宴请各代表，但到会者不足三分之一，蒋气极道：“要清查不到者的名单，予以相当处罚。”在这次大会上，蒋的处境相当难堪，语无伦次，把憋在心里的话都冒了出来，就连黄埔系的人都感到窘羞说：“我们真想不到，领袖讲话如此缺少分寸。”

哪是什么“缺少分寸”，不过是反共、反民主大暴露而已。

这次大会中心议题，就是反共问题。蒋在政治报告中指出，对中共，“在某一定情况下，我们必须灭之”。

（二）

决命名此路为“史迪威路”，以志其劳绩，以示余决不以其过而掩其功也。盖是非功过不能不分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