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会笑
〔捷克〕米兰·昆德拉
米兰·昆德拉(1929—),捷克作家。1975年移居法国,并获法国公民权。主要作品有短篇集《可笑的爱》,长篇小说《玩笑》、《生活在别处》、《为了告别的宴会》、《笑忘录》、《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1
“给我倒点儿白兰地,”克拉拉说,我也不反对。开一瓶酒对我们来说一点儿也没什么不寻常的,不过,这回倒真是有个借口喝酒。那一天我收到一笔数目可观的稿费,是付给我的一篇研究论文的最后一部分的。这部分正在一家专业性的《视觉艺术》杂志上连载。
这篇研究文章的发表可不是那么容易的,我写的是一篇论战性的、有争议性的文章。所以《视觉艺术》这个刊物先前拒绝发表它,那里都是些年纪大的、小心谨慎的编辑;后来文章只好发表在一家比较小的、有竞争性的刊物上,这里的编辑们更年轻些,也不那么保守。
邮递员把汇款带到学校来时还送来一封信,一封并不重要的信。早上,在最初的一阵狂喜中,我简直没看这封信。现在,在家里,时值午夜,酒也差不多喝完了,我从桌上拿起这封信来消遣消遣。
“尊敬的同志,如果您允许的话我要称呼您———我的同事!”
我大声对克拉拉念道。“请原谅我,一个与您从未谋面的人写信给您。我向您提出一个请求,请您一定读读信中所附的文章。的确,我并不了解您,但是我尊崇您这样的人,即其评价、思考的结论与我个人的研究成果有着令我大为惊异的一致的人;我对此惊讶不已。因而,例如,尽管我心悦诚服于您的结论和您卓越的比较分析,但我仍然希望着重提请您注意这一思想,即捷克艺术常常是密切接近人民的。我在阅读您的文章之前就说出了这一意见。我很容易证实这一点,就中,我甚至还有一些证据。然而,这只是题外话,因为您的论文……”接下去是对我的卓越见解的进一步夸奖,然后是一个请求。能否劳驾为他的文章写一个评论,这对于《视觉艺术》刊物是一个专家的评价;他们那些编辑低估了他的文章的价值,拒不发表它已达六个多月之久。他们曾经告诉他说我的意见是决定性的,所以现在我成了这位作家惟一的希望,是他在一片黑暗中惟一的一线光明。
我们取笑这位扎特里特斯基先生,他那贵族气派的名字迷住了我们。但这只是开玩笑,无害的玩笑,因为他对我的溢美之辞,还有那出色的梅子白兰地,令我温情脉脉。我满怀着温情,所以在那令人难忘的时刻,我热爱整个世界,而在整个世界之中,我尤其爱着克拉拉。因为她正坐在我对面,其余的世界则在我那弗肖维茨的顶楼间墙壁之后隐遁了。因为在那一刻,我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世界的,我就报答克拉拉;至少是用我的许诺。
克拉拉是一个二十岁的姑娘。出身上等家庭。我在说些什么,出身上等家庭?出身于一个了不起的家庭!她的父亲过去是一个银行经理,五十年代时,他作为上层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下放到契拉克维茨的乡村,那儿离布拉格很远。结果,他的女儿就有一个很糟糕的直系亲属记录在案,只好在布拉格一家大的成衣厂做女裁缝了。我不能忍受偏见。我不相信父亲财产的外延还能在他的孩子的基因中留下印记。我问你,今天谁是真正的老百姓,谁是贵族?一切都混杂在一起,一切都完全改变了位置,有时很难用社会学的概念来理解任何事情。我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正坐在一个阶级敌人对面;相反,我正坐在一位漂亮的缝衣女工对面。我竭力要让她更喜欢我,所以我就轻松愉快地告诉她我曾许诺过要通过关系帮她搞到的那份工作的好处。我要她确信,让这么一位漂亮姑娘在缝纫机上耗掉她的美,这是荒谬的。我坚决认为,她应该成为一名模特儿。
克拉拉毫不抗拒,我们在心满意足的理解中度过了这个夜晚。
2
人总是蒙住眼睛经历现在。他只是被允许感觉和猜测他实际上正在经历的事物。而要到后来,当蒙眼的布解开时,他才能瞥见过去并发现他所经历的是什么,这些事物有什么意义。
那个晚上我以为我是在为自己的成功干杯,一点也没想到这却是我的灾祸的前奏。
因为一点儿也没有怀疑任何事情,所以第二天我醒来时心情愉快。克拉拉这时还在我身边甜睡。我拿起那篇附在信里的文章,漫不经心地浏览起来。
文章题为《捷克绘画大师米克拉什·阿勒希》,它真是不值得我花费半小时,哪怕是不甚用心地读完了它。文章全是一大堆陈辞滥调,毫不连贯,一点儿也没有集中提出任何独创性的思想。
很清楚,这纯粹是一派胡言。就在这同一天《视觉艺术》的编辑卡洛塞克博士(在其他方面他是个非常不友善的人),在电话中进一步证实了我的意见。他打电话到学校告诉我说:“喂,你从扎特里特斯基那家伙那儿收到那篇文章了吗?……你要小心点儿。
有五位讲师已经严辞驳斥了他,可他还在不断地麻烦我们。他现在一心认定你是惟一的真正的权威了。用两句话告诉他,那文章是狗屁,你知道该怎么做,你知道怎么能做得心狠手辣;那样我们大家才会有点儿安宁。”
但是在我内心里却有某种东西在抗议:为什么我要成为斩杀扎特里特斯基先生的刽子手呢?难道我是个拿了编辑的工钱来干这个的人不成?此外我还清楚地记得,他们由于过分的小心谨慎,也曾拒绝在《视觉艺术》上发表我的文章。更重要的是,在我心目中,扎特里特斯基先生的名字和克拉拉、白兰地酒,还有那个美妙的夜晚牢牢地联系着。最后,我不可否认,这是人之常情———把我看作“真正的权威”的就他这么一位,为什么我要失去这惟一的一位。
我以某种聪明的含糊其辞结束了这场谈话,卡洛塞克以为那是我的允诺,其实我是谢绝。我挂上电话,确信自己决不会给扎特里特斯基先生写评论。
我从抽屉里拿出几张信纸,给扎特里特斯基先生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我避免对他的工作作任何评价;为了开脱自己我这么说,我对十九世纪的艺术的看法通常被认为是误入歧途、古怪偏执的,如果由我插手———尤其是对《视觉艺术》的编辑们———只会是有害而不是有益于他的事。同时,我友善地向扎特里特斯基先生海阔天空地扯谈一番,他从其中决不可能察觉不到我这方面的赞同。
把信一投入邮筒,我就把扎特里特斯基先生忘掉了。但是扎特里特斯基先生并没有忘记我。
3
一天,当我的课———我在学院时讲授艺术史这门课———差不多快结束时,有人敲门,是我们的秘书玛丽,一位慈祥的、上了年纪的太太,她有时为我准备咖啡,有时告诉我当我不在时电话里有不受欢迎的女士的声音。玛丽这时从门口探进头来,说有位先生正在找我。
我当然不怕什么先生,所以我向学生们告了假,心情愉快地走到走廊里,一个小个子男子,穿着一件寒酸的黑外套和白衬衣,他向我鞠躬致意。这人非常有礼貌地告诉我,他就是扎特里特斯基。
我把这位来访者邀到一个空着的房间,请他坐在扶手椅上,高兴地和他议论一切可以谈到的话题,诸如这个夏天多么糟啊,在布拉格有些什么展览等等。扎特里特斯基先生彬彬有礼,对我闲扯的一切都表示赞同,但很快他就力图把我的每一句议论都引向他的文章,这文章无形地摆在我们面前,就像一块不可抗拒的磁铁一般。
“没什么事比给你的研究写评论更令我感到荣幸了,”我终于说道:“不过,我在给您的信中就解释过了,我并不是公认的捷克十九世纪研究这方面的专家。此外,我和《视觉艺术》的编辑们关系不好,他们认为我是一个顽固的现代主义者,所以我为您写肯定的意见只会对您有害的。”
“偛,您太谦虚了,”扎特里特斯基先生说,“像您这样的一位专家,怎么能把您的地位说得这样一团漆黑呢!在编辑部,他们告诉我,一切都取决于您的评论了。如果您支持我的文章,他们就会发表它。您是我惟一的救星了。这是三年研究三年辛苦的作品啊。
一切现在都在您的掌握之中了。”
一个人何其草率地、而且从多么站不住脚的地方找到了他的借口!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扎特里特斯基先生了。
我无意中看了看他的面孔。注意到那上面不仅有一对正瞪着我看的小而古旧、天真无辜的眼睛,还有一道有力地竖立着的皱纹,这道皱纹深深地刻在他的前额。在透视对方的片刻之间,一个冷颤凉透我的脊骨。这道紧皱的僵直的皱纹,不仅显示了它的主人在研究米克拉什·阿勒希的绘画时所遭受的精神苦役,而且也显示了一种不寻常的强大的意志力。我沉不住气了,再也找不出任何聪明的借口。我知道我决不会写那评论,但我也同样知道我没有力量当着这个小个子哀婉动人的面孔说出这一点。
然后,我开始笑着,含含糊糊地应允了什么。扎特里特斯基先生向我道谢并说他不久会再来。我们含笑分手了。
没过几天他真的又来了。我巧妙地避开了他,但就在下一天我又听说他正在学校里找我。我意识到糟糕的时候开始了;我赶快到玛丽那儿去,以便采取适当的步骤。
“玛丽亲爱的,我求求你了,如果那个人还要来找我,就说我已经到德国去作研究工作了,要过一个月才回来。还有你得知道这一点:我的课,这你是了解的,全是在星期二和星期三上。我要悄悄地把课换到星期四和星期五来。只有学生们知道,别告诉任何人,也不要修改课表。我不得不违反规则了。”
4
的确,扎特里特斯基先生很快就又来探访我了,当秘书告诉他我突然动身前往德国去了,他十分沮丧。“但这是不可能的。克莱玛先生必须写一篇关于我的评论。他怎么能这样就走了呢?”“我可不知道,”玛丽说。“不过,他一月以后会回来的。”“又是一个月……”,扎特里特斯基先生悲叹道:“您不知道他在德国的地址吗?”“我不知道,”玛丽说。
于是,我有了一个月的安宁,可是这一个月比我所期望的过得快多了,扎特里特斯基先生再次站到办公室里。“不,他还没有回来,”玛丽说道。后来,她因为什么事来见我时用乞求的口气问我说:“您那位小个子又在这儿了,我究竟该告诉他什么才好?”“告诉他,玛丽,就说我得了病,在耶拿住院呢。”“在住院!”当玛丽几天后把这个故事告诉扎特里特斯基先生时,他叫了起来。“这不可能!你难道不知道克莱玛先生必须写关于我的评论吗!”“扎特里特斯基先生,”秘书谴责他说:“克莱玛先生正躺在国外的某个医院里,病情严重,而您却只想着您的评论。”扎特里特斯基先生不再坚持,走开了。两周以后他再次出现在办公室里:“我寄了一封挂号信到耶拿给克莱玛先生。那是个小城,只能有一所医院在当地,信退给我了!”“您的那位小个子要把我逼疯了”,第二天玛丽对我说,“您决不要生我的气,我还能跟他说什么呢?我告诉他,您已经回来了。现在您必须亲自去对付他了。”
我并不生玛丽的气,她已经尽力而为了。此外,我丝毫不以为自己已被击败了。我知道他逮不着我。我一直是暗藏着生活。在星期四和星期五我悄悄地去上课;每个星期二和星期三,我蜷缩在学校对面一座房子的门廊里,一看到扎特里特斯基先生又在监视着学校门口,等我从里面出来时,我就觉得很开心。我很想戴上一顶圆礼帽,粘上一撮小胡子。我觉得自己就像歇洛克·福尔摩斯或者是隐身人,他们走路悄没声响;我觉得自己就像个小男孩。
然而,有一天,扎特里特斯基先生终于厌倦了不断的监视,他在玛丽面前暴跳如雷。“克莱玛同志究竟在什么地方上课?”“这里有课表,”玛丽指着墙上对他说。那上面有一块划了格子的大黑板,所有课程讲授的时间都在上面得以显示。
“我看见了,”扎特里特斯基先生说,他不肯就此罢休。“只是克莱玛同志从来不在星期二或星期三上课。是不是说他又病了?”
“没有”,玛丽迟疑地说。接着这个小个子进一步紧逼玛丽,他指责她把课表搞混了。他嘲讽地质问她怎么竟然不知道每一位教师按规定时间在何处上课。他对她说他要去告她。他怒吼。他还说他也要去告助理教授克莱玛同志,告他并没有上课。尽管人们以为他在上课。他又问教务长在不在。
不幸的是,教务长在。扎特里特斯基先生敲了他的门,进了他的办公室。十分钟后他回到玛丽的办公室问她要我公寓的地址。
“利特米希尔的斯卡尼克大街廿号,”玛丽说,“在布拉格,克莱玛先生只有一个临时的住址,他不愿意泄露给别人……”“我要你给我助理教授克莱玛在布拉格的公寓的地址,”小个子用发抖的声音叫喊道。
不知如何是好的玛丽失去了她的镇静。她给他我的顶楼间、我那可怜的小避难所、我的安乐窝的地址,我将在那里被逮着。
5
是的,我的永久居住地址是在利特米希尔;那里有我的母亲,我的朋友们,我对父亲的记忆;我常在可能的情况下,从布拉格溜回去,在家里我母亲那小公寓的房间里写作。所以我也就把我母亲的公寓作为我自己的永久居住地,而在布拉格,我并未如你们所以为的那样,设法去为自己搞一个合适的单身汉公寓房间。我是在弗肖维茨租房间住,我租了一间小的、绝对僻静的顶楼间,我尽可能地隐蔽它的存在。我没去任何地方登记,为的是防止那些不受欢迎的客人与我那些变换不定的女室友或来访者之间不必要的会面;她们的来或去,我得承认,有时是最没有章法可循的。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我在住房方面声名不佳。再则,当我呆在利特米希尔时,有好几次我曾把这个舒适小巧的房间借给朋友们,他们在这里大哄大闹,不让这栋楼里的任何人打一会儿盹。所有这一切令一些居民们大为反感,他们发动了一场无声的战争来反对我,有时他们要居委会来表达不利于我的意见,他们甚至还向公寓办公室投书告我。
那时对克拉拉来说,从契拉克维茨那么远的地方出发去上班很不方便,这样她开始在我的住处过夜。最初,她怯生生地留下,把这当做例外,然后她留下一件衣服,以后是好几件衣服。没过多久我那两套衣服就被挤到了衣橱角落里,我的小房间变成了一位女性的闺房。
我真是喜欢克拉拉。她很美。我们一起出去时人们频频回首,令我大为开心。她至少比我小十三岁,还增加了学生们对我的尊敬;我有一千条理由要好好照顾她。但我并不希望别人知道我们同居。我害怕我们那栋房子里关于我俩的谣言和闲语。我怕有什么人会去攻击我那位好心的老房东,他一年里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布拉格住。房东是谨小慎微的,但他并不注意我。我怕有一天他会来找我,心情沉重很不高兴,要我为了他的好名声起见把这位年轻女士打发走。
克拉拉一直严守规定不给任何人开门。
一天,她一个人呆在房间里。这是个大太阳天,顶楼上非常窒闷。她几乎全裸地躺在我的睡椅里,专心致志地检查着天花板,这时突然响起了敲门声。
这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我没有装门铃,所以任何人来都必须敲门。因此克拉拉也不在意这闹声,她仍然继续检查天花板。可是嘭嘭的敲门声却不停。相反,它坚持不懈地继续着。克拉拉紧张起来。她开始想象,有一个男人正站在门背后,这个人慢慢地、意味深长地竖起夹克的翻领,然后他会猛抓住她质问为什么不开门,想要隐藏什么,登记注册过没有。一种犯罪感攫住了她;她将眼神从天花板上移下,试图想起刚才她把衣服扔在哪儿了。但那嘭嘭声如此顽固地继续着,在混乱中她什么也没找着,只找着我挂在门厅的雨衣。她穿上雨衣开了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