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八十五章《延安文学（2021年5期）》（28）

陕北党史回忆录(连载四)

赵通儒

榆林狱中回忆

编者按：本组文稿，均按子长县党史研究室保存的笔记本原稿刊印。标题与内文（一）标题是编者加的。其中（一）（二）载于《建国之初》笔记本，（三）（四）载于《毛泽东主义》笔记本，（五）系未完稿，载于《1955年自传》笔记本。（一）乌拉尔林事件

前一天晚间，老百姓，公家，不知是谁的牛，吃我们场上的秋禾，跌死在土沟里。我们决定吃肉还钱还牛。杨林、牛化东却来了。我们又决定宰羊欢迎。牛化东脸色不大好，杨林高高兴兴。我在让座时说：“为欢迎牛杨而宰牛羊！”牛化东便说：“我不去了！”都同意也没出声。杨林便约定不误十日、十一日要到奢利庙。我动身前，高增培问：“你怎么办？”我说：“三边的书记、专员都来开会，决定要我去！给西北局打个电报！”

到了奢利庙，杨林提出：“野司决定李友竹司令员，王悦丰副司令员，我的政委！”我说：“那么，我的总参谋长！”

我和王悦丰、赵玉山三人谈全国战争发展趋势，以红蓝铅笔在一张纸上画带箭头线表示之。且画且说（带箭头红线表示我军进退，蓝线带箭头表示国民党军事趋向），现在我们退了长春，张家口也可能要放弃一下，可能还要将承德也放弃一下；江南新四军撤到山东，将来反攻把东北肃清，华北、山东肃清，就以两大巨流，一向南拥，一向西北拥。西北，这次以陇东、三边、伊盟一路，南路由绥德一路，黄河那面有晋西北，榆林不难解决。将来胡宗南大举进攻，一路由关中来，一路由陇东来，延安一撤，过了黄河，支持一个时期，配合好了，从山西出兵，侧路有河南，有晋西北经绥远。战争必然获胜。此次任务，那泥河、海流兔庙，谁也没谈。我的准备，将乌审工委全部人员带走，在有利情况下，开展东乌工作。行至巴兔湾及那泥河，曾电西北局要一些干部向东工作。

出师之前，原决定宿营白城子，我先到。我到该地，一切准备好后，他们却到巴兔湾不前进了。只有王悦丰、赵玉山如约来。次晨我又到巴兔湾议，张景文来，报告那泥河情况。决定张景文先去，双方约好。我们于下午出发，沿途阻住向东行之人，半夜到达，离寨子约五里处，乘月色。杨林先进去，我和李友竹见到杨林的回话才进去。谈了些问题，谈时起义的杨某、西北局工作过的关中同志杨某在内。谈后，杨某率部去横山波罗建制。另遣几个人去海流兔庙取联系，以便内应。次晨，留乌审工委刘某某同志守那泥河寨子，并为前后转运一切。休兵半天，下午出发。第二天又动身较迟，黄昏攻海流兔庙，敌逃，胜利进占。

抵海流兔庙后，我看到离老百姓太远，动辄一去二十里，工事不坚，我骑兵驻下粮草两缺，步兵驻下，运粮太费力。我主张不驻庙，友竹不言，杨林不赞成。我提出：“我自己回去！”在布置工作之后，杨林又提出：“你走，军心动摇！”

骑兵团驻乌拉尔林一带，蒙骑与李团同驻庙。获得22军参谋主任郝幼臣。野司来电，送波罗。我意送延安，未提出，在野司来电前后。杨林带个参谋刘亚平要出风头，侦查乌审王府。我说，不必去侦查，王府地形一切，我也亲自走过不止一次，王悦丰比我走的住的更多。张景文又新走一次，云北峰的人又刚来，比从前多了些房子，几个岗哨倭楼。再三不听，议定去。连日两仗均有微获。我方数人带伤，阵亡一二人。有一人带上假死，哄过敌人还跑回来。

前线作战时，徐子猷送来材料，内有宗文耀自传，及宗文耀给徐万海信。徐万海连日神色不正。还有一些三边人士的线索。我要张景文起电稿，张起好后，我将徐万海名字去了，令重写，盖因徐连日到电台看电报，电台同志又不之阻故也。我单独找徐万海谈话，告以大势所趋，榆林亦无别的出路。

我给郝幼臣谈话时说：一，他给我方工作，只要是真日本士官学生，可任军区司令，现在可任某区参议员；二，榆林邓左大约是主和，少壮者主战。我又赴前线，亲至李友竹、杨林指挥阵地，约好如何撤兵，何时回庙，我即返回。亲见飞矢流弹数粒左右。

晚间返回，我将所有材料付之杨林，阅后，又转李友竹，阅后，将徐万海事交他二人处理。

野司来电，要我们进兵红石峡，复电“太远！王府不解决，不行。”又来电要解决王府，复以须增兵。先允八团炮兵营来，后改绥南独立旅新起义之王永清率所部来。高增培又转来西北局各种指示电，阅后，交杨林、李友竹、徐子猷、曹布诚传阅，焚之。

王部来，第一天由李团指导员及民运科长二同志前往慰劳，第二日杨李我三人同往，第三日派赵英、王悦丰同往，第四日派白汉成去。午间王悦丰来持王永清信，要王悦丰约我同往，李振华专面言王悦丰不当去。绥德分区、三边分区及野司参谋等带慰劳金同来。杨林被调去野司，带一排骑兵同往，李友竹因来电开回三边，下半夜也走了。我已移住王家峁，惠志高、李振海带骑兵到海流兔流大湾一带去驻。找惠志高，不来，二次派人催之始来。信件交子猷、布诚、志高传阅，谁也不提意见。气得我没办法，对陈乐山说：“你看，来信字还写得不错！保存起来！”陈亦不说别的。把行李一切交给陈乐山同志，要子猷去蒙骑，催布诚、云北峰等离开。柯仲平爱人来，准其速返回去。

上马，子猷问：“怎办？”我说：“一定回来！”

行数十步，马似打前绊，未理。

中途遇张德奎、王德义二人骑两马带两步枪，问之，答：“从王永清处来！”再问：“如何？对你们的态度？”答：“还好，初不大理，听我们绥远口音，让回去，还给吃饭！”王德义去白汉成处，张德奎给我们带路。

中途惟防东乌袭击，他不计，过一滩，急行，过后，下马稍息。途中尚遇王部所派送信者，从另一路返回去，未与同行。未计王部有变当如何。

（二）榆林应对实录

榆林囚室生活，在记忆中难以消灭者，有以下种种：

一为壁虱（臭虫）欺人。其数量之多，吓人。其威力之大，甚于机枪飞机。在囚室每闻炮声咚咚，枪声嗒嗒，机声隆隆，神情怡然，觉得反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受蒋介石卖国贼群之美式武器之吓，乃理之当然，亦光荣事，亦雄壮事，亦英勇事，受之怡然自得，只足以示吾人为主义不畏生死之决心。臭虫，则令人见而生畏，一因其吸人血之厉害，它不一定到人身上，在一定距离之外，来时干皮如死，去时庞大血水饱满。多年饿不死，遇一点活人血气，便又肥大，孽生起来。其大者如此，其种子亦然，连肉眼都看不见的小种子，经一定时间，便蠕蠕而动，又繁殖起来。白天不来，初晚不来，灯光一没，人一入睡，它便活动起来，天光渐亮，便走回老窝去。出动时瘦干，回去时胖大，在原来位置，仍能容下，而且增加后代，直至多到住所挤得不能容纳，然后被人发觉。灭之，留皮仍能活来；火之，火不干净种子活起来更厉害。壁缝为其盘踞之所，吸血比注射针还甚，见敌人刀枪之人，见了也觉恐怖；不过就是启发人一种“坚决消灭之”的决心。蜘蛛本为益虫，囚是有它，可以消灭一部分苍蝇，一部分臭虫，然其网其丝，扰人、累人异常烦琐。而且若去之不时，反去不胜去，越去越多。他使我记起一些幼年读过的中英文故事，某人在被难时，经蛛丝启发，冲破困难而奋斗，成就伟业。蛛丝之不断，蛛网之周密，启人不只知道蛛丝马迹之至理，法网密布之常识，且启人奋斗不息，终有所成。惟当其启发人之作用过后，妨害人之生存与自由，却使赤手空拳者劳心劳力，无所施展；惟有一扫帚，一扫光之。囚室而欲得帚，谈何容易。有帚，归谁？如何到自己手？求之？夺之？夺之，不行；求之，能用到何时？用后如何对物主回复？与其主人又保持如何关系？蜘蛛小物，不唯其本身害人，且须引起许多牵连。

一为尘埃、秽物、蝇、蚊及其它害虫。有的为前人所道，有的为前人所未知，防不胜防，除不胜除。不除不能忍受，除之必然又牵引许多无谓纠纷。家室、办公室，一日不打扫，甚至一定时间之内不打扫，便觉龌龊，囚室无扫除，更常消磨人之战斗意志。见监视我之特务，勤则勤矣，斗志无矣。由此一则知帚、刷之不贵，“家有敝帚，珍之千金”之理之所关所在。一则知前人发明此种工具之聪明。也由此所牵连古今来多少使用“帚”、“刷”、“拂尘”、“玉拂”、“拭布”、“蝇刷”者使用制度、风尚……从前到协和医院，见其打扫干净、细致，可爱又可恨。见其医生、护士，语必英文，用必美货，其洋奴化之深之可怜又可恨。及至读第一次世界大战记录，知道擦玻璃、开门窗犹可做侦探之信号，有时使人想及敌人如此之可恨可怖，思及我人不善此道之可耻可叹！

一为有人有计划之将蝎子放在袜子内，蜇我一次。谋害，则明知一蜇也伤不了多少。通知，意在何指？折磨？侮辱？从实际上是。又在一蜇后出现有人给“万金油”。

一为房檐下遇蜂蜇一下，真是受气受到阿猫阿狗还有阿蜂阿蝎！

一为见到西红柿之可爱而因其非为我有，不为之培植。菊花之可爱，不忍其受摧损，也不愿育之。

一为做饭者之菜饭中不洁……

人家的伤员来看守我，分外刺目刺心！重病兵在监守人员中，不移去，经庸医针灸（有西医医院，不给治，不送去，）致死，尸首摆在门口，摆在面前，传染疾病是另一回事，刺人千思万虑。

每次牵我去见他们的负责人，沿途或遇饿殍，或遇嫁娶，或遇哭声震惊之送葬或出丧。至于沿途武装警戒之森严，武装非武装监视者面目之狰狞，老百姓之有深情有同情而不敢表示，顺民思想者之熙熙攘攘，反我者之轻蔑神气，敬我者之惊奇神气，……入目生感，不啻千万政治工作者为我鼓勇于旁。

牵我去见面的下级军官，1947年6月以前，着美式衣服。路上我说：“国民党之何事干不成，由衣式可知之。”他们回答我的意思是我长个红色眼睛，到了他们地方，看见什么也是白的。有一个政工人员给我答复说：“穿衣服有什么关系，犹西装人人可着。”我说：“军服，官服，乃国家之制服也。你知道“制”字怎讲？”

我一眼便看出牛营清的穷相。当狗当到如此境地，何必？和我谈《人口论——节育》，我说那是帝国主义者要中国亡国灭种的御用学者理论。谈到中医，我说：“我们改造中医，中医科学化，西医结合，西医要中国化。”谈到风水，他说：“南京好！”我说：“北京三代安居将千年。西安周秦汉唐千余年。”他说“米脂东门外”如何如何，意为杜聿明吹。我说：“事涉迷信，吾人只信科学，不信此类荒诞不经。”

看到榆林，草衰不如前一年，知地气亦将要转。

北平被捕，曾有喜鹊。此次被捕前后亦然。往年北平回家，家中常遇喜鹊。榆林囚所，时有喜鹊飞来，有时甚至飞到身旁不远。我本不迷信，现亦不迷信，惟此鸟何故与我患难喜庆常相伴？幼时读私塾于外祖父处，遇一二次，皆很远。《论语》中有一句“三嗅而作”记雉。

1938年冬遇野鸡很多，得亦多。1939年乌素即尔汗回延，途经木肯淖南沙，得雁，放去。1946年夏从西官府附近得两小雁，带回城川，养，未如愿。去年延安一天早上偶去山上散步，便值一雄野鸡。1949年延安西北局山上遇雉。

中国人讲究一种为上尊号，一种为谥号，一种为谶语，一种为遗言。

1935年我写一次遗嘱，用碱水密写，又族弟带出交苏区负责同志。一次为1946年，写下三个遗嘱，公私都有了，前者只有公而无私。惜未得原物带出。1935年行前，知有失无成，故已将最不利情况下之办法亦已谋妥，但有决心，有信心仍然返回。明知危险却安然过去。出城后还搞金沙滩亦然。

1946年上马，徐子猷问：“怎办？”我答“一定回来！”担四个年头岁尾却果回来。行前并未计及危险，亦未知必有险。最有意思是年初在延安已神情不安，西北局要调周仁山，我不允，刘庚问：“为何不允调周仁山？”我答：“准备做我的后备人！”他反问：“你这样年轻，离死还早，忙啥？”我答：“天有不测风云，人有不测祸福！”出事却在阴历九月末，互相问答又在正月末。榆林28个月，不仅解放战争，全国政治局面双方皆大改变，却又遇一次“日蚀”，回延又遇一次“春霰”。连天的不测风云也和我的不测祸福也恰相配合。“日蚀”正是我饿得快死的时候，“春霰”是在我走西安之前的，虽冻一点陕北庄稼，却有很好夏雨。

1946年，我方已放所俘家属七八十人，（榆林报载，1935年我们放的还不算。）榆林还不放我。我说：“我们一共十来个人，平均一个人以七八人换，还不换，太不讲理。人命总是一个人一个命。美国步枪子弹只有一粒，放在轻机枪只用五粒，不论谁的命放在刀下枪下只是一个。现在一个人关下七八个了，而且我方所释放有母子、母女两代的，还不放我们是何道理？”监者语塞。

除夕，请我吃饭，亲引见邓友梅，以儿女私情相斗。邓友梅只说：“见过！”我说：“年轻人，做事的日子还在后头，好好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座中另有一位不知姓名的青年女子作陪。听广播上的“义勇军进行曲”，知枣庄胜利，心颇快慰，私下窃喜。饭后本允我回，翌年正月却又反悔。

榆林囚所，见墙上前一年草虽枯，很高，当年秋草尚不如前草高大，乃知榆林地气已不旺，非转变不可。

我军围城时，初不之知，仰视天空红云如龙贯南北，知为我军南北将打通。以后，包头解放，除榆林外，果南北通为解放区。

当蒋匪在南京大选任为总统时，我在囚室壁上以钉划写“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民国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总统不是东西。”以志之。

被囚之后，伪国民政府纸币日跌，乃写一短文吊孙中山，文曰：“可怜孙中山，到今不值钱！当年谁拿一孙中山相片，便要头被断！加上日德意飞机大炮印在票面，强迫老百姓当法币使唤！加上美帝飞机大炮还不算，中央银行垄断，独子坐大官，犹大掌大权，给美国出了纸钱，纳了关税，用之中国，还不如粪便！一挑粪，乡下人争着望城外担。一大堆印着中山像的钞票，一天不如一天。……”文为铅笔写，日久磨损，今记不全。

门被锁，南风吹门，锁栓响，因作诗云：

法西斯蒂太猖狂，爱国有罪不释放。

天怒人怨何处计？南风频吹栓锁响。

窗被钉木椿，难谋突破，西风吹窗，因作诗云：

囚人已不该，枷窗理更乖，

横暴谁能忍？西风欲吹开。

人之七情，随景而异，古今言七情者众。囚中七情，多悲哀者，余独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