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九十四章《延安文学（2021年5期）》（37）

从瓦窑堡到《延安文学》陈仓魏建国

2021年初，上海《青年报·生活周刊》推出了“中国著名文学期刊主编系列访谈”栏目。来自革命圣地延安的文学期刊《延安文学》，早早被列入了访谈计划，并作为《青年报·生活周刊》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献礼，特意安排在七一前夕发表。6月27日，作为系列访谈的第27期，《青年报·生活周刊》用四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著名作家、青年报记者陈仓对延安文学杂志社社长魏建国的专访。由于受到报纸版面的限制，《青年报·生活周刊》刊登的并不是访谈的全部内容。在此，本刊全文刊发访谈内容，以向读者全面介绍《延安文学》2010年至今的办刊历程。

——编者

陈仓：你是延安本地人吗？结合自己的经历，介绍一下你的家乡吧。

魏建国：我于1966年2月18日出生在陕北子长县城关公社，即现在的子长市瓦窑堡镇。子长市是陕北一个非常重要的县市，一直是延安地区13个县市中人口第一大县。现在的宝塔区那时叫延安市（县级市），因为是专署所在地，算城市，规格比县城高，人口才比子长多些。1968年北京知青来延安插队时，分配到延安13个县市中自然条件相对较好的11个，只有子长与吴起两个县没有去。吴起县是因为太偏远，子长县则是两个原因：一是自然条件太差，生活太苦。1973年周总理回延安为老区人民落泪，就是听说子长县三岔（李家岔、涧峪岔、南沟岔三个自然条件最差的公社）的群众生活极度困难后而流泪的；二是人口多，文化在延安各县又最发达，高中初中毕业生多，本县的插队知青和回乡知青就够多了，再难以容纳北京知青了。我是1973年春开始上学的，1984年高中毕业。读书时期，与延安其他各县同龄人相比，我们没有和北京知青接触的经历。所以，北京知青对延安人民在生活方式与思想文化方面的巨大影响，我们就始终缺乏切身感受。其他各县的很多同龄人，启蒙老师就是北京知青。

子长的历史非常悠久，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史记》记载的“黄帝崩，葬桥山”中的“桥山”，其实并不是现在延安南部黄陵县那个桥山，而是现在子长境内的高柏山。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子长县文化馆一位干部叫齐天谷，写过一篇《桥山黄帝陵考》的学术论文，被《北京大学学报》刊发。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开创者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权威著作，该书第二册《西汉并州、朔方刺史部》地图中的“桥山”，清楚地显示就在今延安北的子长，而不是延安南的黄陵。黄陵那个桥山，是在北宋建立后，因为陕北不在宋王朝控制下，而在北方游牧民族统治下。汉人为了祭祀祖先，才在当时的坊州，即现在的黄陵县，专门设置了一个机构，种树，祭祖，护陵，演变成现在的黄陵县。黄陵桥山的那些古柏，据林业部门测定，树龄大多在一千年上下，并不是传说中的三五千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划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陕北为上郡，郡治在今绥德。高柏山下就有秦上郡阳周县遗址，修长城的秦大将蒙恬就是被赵高囚禁在阳周狱中的。

子长县由安定县改称而来。陕北在漫长的历史上，长期处于中原王朝的边陲地带，是汉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反复拉锯的地方，历来战乱不休。陕北的许多县名，如定边、安边、靖边、保安、怀远、绥德、安定等，无不寄托着人们渴望安定、结束战乱的愿望。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将安定寨升格为安定堡，还是出于军事需要。元统一后，疆域扩大，天下安定，人口增加，陕北由边陲变为内地，原来主要作为军事存在的安定堡，军事功能减弱，行政功能增强，元宪宗二年（1252），升安定堡为安定县，明清沿用。1942年，为纪念西北革命领袖、西北红军创始人、西北革命根据地缔造者谢子长烈士，经陕甘宁边区政府批准，将烈士家乡安定县改名为子长县，县城由安定镇迁至瓦窑堡镇。2019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子长县，设立县级子长市，由陕西省直辖，延安市代管。

子长市最著名的人文景观是钟山石窟，系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列延安四大石窟之首，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成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其他三处直到前些年才升格为国家文保单位。钟山石窟又名万佛岩、石宫寺，始建于北宋，历经金、元、明、清至今。窟内有大小佛像万余尊，以佛祖释加牟尼的“横三世”为主体，形成三组大型立体石刻，是古代石刻艺术和彩绘艺术的一大珍宝，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钟山石窟与全国那些著名的石窟相比，规模固然比不上，但名声、地位却相差不大。为什么呢？二十年前我当新闻记者时，曾就此采访过文物专家。他告诉我，我国佛教石窟艺术在隋唐达到高峰后，就慢慢下来了，像敦煌、云冈、龙门那样大规模开凿的石窟基本上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安定钟山石窟这么大小的规模，就显得很突出，足以代表北宋时期石窟艺术的最高成就了。加之钟山石窟雕刻又十分精致，其声名远播也就毫不奇怪了。

陈仓：从资料中看到，你的家乡瓦窑堡被称为“红都瓦窑堡”。请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魏建国：瓦窑堡在陕北是一个著名地方，特别是近现代以来，比安定县城的名声要大得多，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商业繁华，粮食丰富，燃料方便（柴炭皆多），水土优良（水做酒、做豆腐、煎药、煎茶均好，土是标准黄土，可止血，可治病，可保存瓜果蔬菜），因此，很早就享有“天下堡，瓦窑堡”的美誉。同时，瓦窑堡又因地形险要，地当要冲，两河交汇，三川纵横，依山建城，里外三道城墙，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被称为“瓦窑堡，小北京！三道城，无与伦！”南北进兵，谁夺得此地，善于经营，谁即可获得发展或转败为胜。

瓦窑堡现在仅是全国两千多个县治中极普通的一个，只剩下在陕北还有点名气，在全国则藉藉无名了。历史上的瓦窑堡却是名声显赫，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被称为“红都瓦窑堡”。1935年11月10日至1936年6月21日，瓦窑堡是中国革命的中心，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继江西瑞金之后的第二个首都，也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之一，是国内外各派政治势力关注的焦点。中共中央在瓦窑堡期间，制定实施了一系列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方针政策，开展了许多工作，如纠正错误肃反，反对关门主义，领导东征西征，调整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和共产国际接通关系，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创办红军大学，恢复中华苏维埃的国家机关……所有这一切，促使中国革命发生了根本转折。在这些工作中，最重要是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瓦窑堡会议，确立了一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使中共由被动求生到政治上主动出击，高举抗日大旗，在全国格局中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话语权。毛泽东说：“没有陕北我们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是落脚点，一个是出发点。”瓦窑堡是当之无愧地可以同时承受这两点的地方。

历史上，陕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始终是以绥德、米脂为中心的无定河流域，安定及陕北各县甚至延安、榆林都并不显眼。但从1924年起，情况发生了变化。这年秋，共产主义思想首先在绥德师范出现并开始传播，先传到榆林，其次是瓦窑堡，再是延安，然后逐渐到陕北各地。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力量在绥德、榆林、延安这三个陕北最主要的城市都遭受重大损失，反而是以安定和瓦窑堡为中心的区域，开始变得突出激进，逐渐成为革命力量最雄厚的地方，瓦窑堡成为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的中心地区，斗争最激烈，武装斗争开展最早，参加者最多，革命最彻底，敌我双方付出的牺牲也最大。到1933年土地革命大爆发，安定成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核心，革命事业蓬勃发展。无论安定县城还是瓦窑堡，都成为红色的热土，英雄的土地，成就了与其漫长而苍白的历史并不相称的政治辉煌，涌现出一大批勇敢的革命者、领导者和战斗骨干。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辉煌军史上，西北红军一共有过五个军的番号，即红26军、27军、28军、29军、30军。红26军只有番号，始终没有设过军长。剩下四个军长中，除过红28军军长是保安人刘志丹外，红27军军长贺晋年，曾当过红29军军长的李仲英，既当过红30军军长又当过政委的阎红彦，清一色都是安定（子长）人，阎红彦和李仲英还都是土生土长的瓦窑堡人。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大授衔，陕西省只有20几名开国将军，子长县就有阎红彦上将和贺晋年、李赤然、高维嵩、贺吉祥、吴习智五位少将，名列全省第一，被称为陕西的“将军县”。其中，阎红彦是整个西北红军中的唯一上将，也是陕西省的三名上将之一。本来，如果按资历、战功、职位等客观条件，贺晋年完全可以授上将，但因为长期与高岗一起工作，高岗问题爆发后，无形中被牵扯进去，军衔被压低，只授了少将，是全军公认的第一少将。贺晋年的胞弟贺吉祥，战功、资历、职位远低于他，1955年也是少将。1988年恢复军衔制时，贺晋年的儿子贺毅，时任武警水电部队一号首长，与李鹏总理、邹家华副总理在莫斯科留学时都是学电力的同学，被授予武警少将。贺晋年一家两代三位少将，在全国也不多见。民国时期，安定县只是个四、五万人口的山区小县，但先后参加人民军队的就有7064人，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1149位，没有留下名姓的更多。子长大地确实是一片英雄的土地。

子长民风素称强悍，英雄辈出，从历史到现在，可谓一脉相承。很早就听过一个民间传说，说子长人是梁山好汉的后代，所以民风强悍，好抱打不平。我原以为是无稽之谈，后来才了解到，这个说法并不完全是空穴来风，而是确有来历，只不过不是北宋末年，没有那么早，而是清末左宗棠平定陕甘回民起义时，将一些投诚或被俘的起义人员，身强力壮者拔去从军，老幼妇孺则安置在瓦窑堡、安定周边。这些经历过残酷战争的幸存者们，无一不是从死人堆里爬滚出来的，性格强悍成为必然。瓦窑堡周边许多村名中带有屯、寨、堡一类字，充分证明了其屯兵驻军的历史。战乱频仍的社会环境，催生了子长民间的尚武精神，人们身上洋溢着强烈的英雄情结，敢于斗争，追求正义，崇尚公平。

根据我的观察与理解，与陕北各县相比，子长人还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就是敢为天下先，不迷信上级，有自己的行为准则和独立思考能力，哪怕是中央的政策，只要认为不符合基层实际，也不会无条件执行。这也是自古及今子长的地方官不好当、老百姓不好管的根本原因。最明显的例子是计划生育中的独生子女政策，子长人普遍不接受，认为一个孩子太少太孤，以后一对小夫妇要赡养双方四个老人，很不现实，无力承担。所以，干部职工想方设法生二胎，农村人一心要生个男孩，成为约定俗成的传统，人与人之间哪怕有再激烈的矛盾，如官场争斗，如民间诉讼，其他办法都可以用，唯有二胎问题，绝不能成为争斗的武器。如果谁敢用，大有“全县共诛之”的气势。事实上，也确实没听说过有这种事。官方对此无可奈何，事实上也只能心照不宣。我的那些在子长工作、生活的同学、朋友，几乎都是两个孩子。三十年后，在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反思子长人集体生二胎的行为，是不是一种集体的超前意识？颇值得研究。

陈仓：生活在瓦窑堡这样的红色热土上，从小是不是就能听到很多红色故事？你挑几个特别的故事讲给我们听听吧！

魏建国：在我生命的最初十八年，身边始终弥漫着历史的烟云和革命的氛围，只不过自己年少无知，感觉不到这个强大气场的存在。当我深入了解瓦窑堡的历史，特别是在负责《延安文学》，成为文学界一分子之后，终于明白，对于文学而言，家乡瓦窑堡，实在是文学创作的风水宝地。瓦窑堡的历史太丰富了，出了那么多的历史人物，土生土长的，外地到来的，数不胜数。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群体，新中国的缔造者们，都在瓦窑堡留下了他们的身影。瓦窑堡的每一个家族，每一个子民，都参与了那场陕北有史以来最为宏大的革命，创造了高度的政治辉煌，成为许多载入史册的重大事件的创造者、参与者。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都被革命的滔天巨浪裹挟进去了，没有能够置身事外的。这片热土上的每一个角落，每一寸土地，她的一砖一瓦甚至一草一木，都是这段辉煌历史的见证者。对于作家而言，生长在这里，真是一种莫大的幸运。在我自己身上，无意中就发生过无数次与重大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交汇的经历，略举一二：

我出生的大杂院，曾经是中央军委的被服厂、鞋袜厂。相邻的一个四合院，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部的原址。我小学时的操场，就是1936年刘志丹牺牲后召开追悼会的现场。

我从小的一个玩伴小毛，他父亲是一个操外地口音的小个子，我们跟着大人叫“汪小鬼”。后来才知道，他是陕西商洛山阳人，1935年随徐海东的红25军长征到陕北，后来安置落户到瓦窑堡，是真正的长征老红军、红小鬼，本名叫“汪学贵”。

上小学时，班里一个姓谢的同学，和我上下院住，他父亲谢绍彦是谢子长的亲侄子，与江青是中央党校同班同学。193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请毛主席为谢子长题词，谢绍彦作为家属去见毛主席，在主席窑洞里碰见江青。江青惊讶地问他：你来这里有啥事？谢绍彦年龄小，不懂事，反问江青：你在这里干啥？

我初二时的同桌，是西北红军著名战斗英雄郭立本的外孙女。郭立本堪称西北红军中的头号勇士，双手打枪，张手可打空中飞鸟，徒手可以攀爬城墙，给西北革命中的许多重要领导人如谢子长、刘志丹、贺晋年、赵通儒都当过警卫员，战场上救过王世泰的命，与阎红彦是生死弟兄，参加了西北红军战史上几乎所有的重要战役、战斗，并且每战必先登。打了那么多大仗、恶仗，竟然幸运地活了下来。后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了陕北，纪律严明，一片开国气象。郭立本自由惯了，受不了共产党的严明纪律，又遇到了一个十分漂亮、贤惠的好女人，娶了回来，守着老婆再不出去了，成了普通老百姓。子孙后代也都是普通人。

我的大舅张志廉，1932年的党员，1934年任区委书记。1935年11月党中央进驻瓦窑堡后，大范围扩红，给区委分来了任务指标，别人都看书记怎么办？大舅头一个报了名，随毛主席参加了东征，随彭德怀参加了西征，历任红一方面军总部通讯连班长，红四方面军4军政治部保卫部侦察员，八路军129师司令部侦察组长，陈赓386旅旅直特派员，太岳区专署公安处长，772团政治处保卫股长，太岳区五地委社会部长。1949年进西安后，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公安局政治部处长、副主任兼西北公安干校校长，行政十级。1957年5月病逝，葬于西安烈士陵园。大舅参军一个月多后，母亲才出生。嫡亲兄妹，一生没见上几次面。

母亲的表兄路文昌，西北红军中的著名烈士。1935年底，刘志丹任红28军军长时，下面有三个团，路文昌是红2团团长。1936年东征，红28军从瓦窑堡出发向北，计划从神府过黄河。红2团路过绥德田庄时，攻打附近的一个寨子，被救援的敌人抄了后路。路文昌命令部队撤退，自己断后。掩护部队撤走后，他又命令身边唯一的警卫员也撤。警卫员不肯，他用手枪指着头骂到：“你给老子撤不撤？不撤，枪毙了你！”警卫员只好含着泪撤了。路文昌和敌人对射许久，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壮烈牺牲后，头颅被敌人割下，在寨子上挂了三天，才被赎回。

这些与我有直接关系的人或事，在瓦窑堡是平常不过的了，但远不是这所古堡的全部。古堡里被载入史册的人和事，实在是数不胜数。

瓦窑堡城南的后桥村，有个叫惠蛮的歪脖子老者，是被国民党杀而未死的幸存者。1935年夏，驻瓦窑堡的国民党84师500团，在后桥村一次杀了十七个半老百姓，半个就是惠蛮，脖子上被砍了一刀。家人收尸时，发现还有气息，赶紧抬走，终于抢救过来。这就是子长革命史上著名的“后桥惨案”。

杨国栋，子长市玉家湾镇人，中共陕北特委首任组织部长，代特委书记、代军委书记。1925年榆中闹学潮，杨国栋与刘志丹一起被开除，一起到上海，到广州，考入黄埔4期，志丹在步兵一团二连，杨国栋在政治大队二队。毕业后，志丹被派回北方，在马鸿逵部工作。杨国栋则分配在北伐军叶挺独立团，当到连党代表兼连长，汀泗桥战役中带头冲锋身负重伤，部队准许返乡退养。经过战争血与火的生死考验后，这位曾经不怕牺牲的革命者彻底输了胆，丧失了战斗意志，再也舍不得拼命了。结果，大浪淘沙，脱离了革命。

与杨国栋一样脱离革命的瓦窑堡人还有营尔斌。营尔斌于1923年从榆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学费是安定全县人民在正常负担的赋税以外，每家每户额外多交二升粮，汇总起来折成银钱，供他上北大的。1924年经李大钊介绍入党，曾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1926年由北方局派赴苏联中山大学学习，与蒋经国同学。1931年回国，1932年回瓦窑堡，1934年到西安找省主席邵力子，幻想在教育界找一个职业，结果被送到南京留俄学生招待所自首了，离开了革命。后来，他一直为国民党效力。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营尔斌随胡部进了延安。蒋介石来延安时，营尔斌作为地方绅士，代表地方父老给蒋介石献了所谓的“万民伞”。1948年当了国民党的“国大”代表。1949年追随蒋家父子跑到了台湾。

不要说这些著名人物，在瓦窑堡街头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随便拉出来一个，外表普普通通，却大都有着不平凡的历史。你看到的那个铁匠，说不定就是周总理的警卫员，救过总理的命。1937年4月，周副主席去西安谈判，在延安南湫沿山遭到土匪袭击，牺牲了很多战士。那个铁匠当时是周副主席的警卫员，背着周恩来，突出了包围圈；街头一个蹒跚行走的小脚老太太，可能是某位省委书记或军长、师长的原配夫人，家庭妇女，因为没念过书，出不了门，一辈子守在老家，默默而终；市场上一位卖菜老农，可能是一位神枪手，抗日战场上打死过很多日本鬼子；一个担水的中年人，可能是当年那个被毛主席抱在怀里逗弄过的大胖小子；县医院老院长白光耀，曾经是白求恩大夫的勤务员，跟随他转战华北抗日前线，亲眼目睹了白求恩大夫病逝的全部过程……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

1987年我刚参加工作时，瓦窑堡流传过这样一个故事：那时，陕北城镇青年的出路，除过考学、招工、招干外，就是当兵服役、退伍安置。一个青年为当兵，他的爷爷，一个毫不起眼的瘦小老头，到北京去找老领导。很快，省军区来人直接把小伙子接走了。人们都很奇怪，后来才知道，爷爷是一位老红军，给一位首长当过警卫员。他去北京找到老首长，首长很高兴，帮他解决了问题。

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这些普通百姓的人生经历，都是极好的小说素材，到了高明的作家手里，足以写出鸿篇巨著。可惜，我自己缺乏文采，无法表达其中的万分之一，只能从事历史资料的挖掘，将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挖掘、整理出来，留给后人，不要让这些辉煌的历史，被时代的云烟所湮没。因此，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我把业余时间都投入到陕北早期党史的研究之中，挖掘出数百万字的第一手资料，编著出版了《陕北早期党史资料》《民族英雄谢子长》《焦维炽》《史唯然》《瓦窑堡时期中央文献选编》《陕北世事》等党史人物传记和历史资料，在党史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陈仓：能不能谈谈你的成长经历？你是如何走上文学道路的？

魏建国：前面说了，我是1973年春上学的，在子长县城关公社五七小学，以毛主席“五七”指示而命名。学校和家只有一墙之隔。那时虽然还在“文革”中，但已基本正规了。前三课是“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这些字学会后才是汉语拼音，从“a”“o”“e”开始，不到一个月，学到“zh”“ch”“sh”时，我就成了小老师，被语文老师叫到讲台上，拿着教鞭，领着同学们读拼音了。很快，留级下来的班长下了台，宣布我当了班长。班干部一直当到大学毕业，早早把官当完了。结果，成年后到社会上混，和官场再无缘分。拼音一学完，就开始对着拼音找书看了。从此就对读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直保持到到现在。二哥比我高两级，比我们多上一节自习。等他放学回来后我经常翻他的书包，找书。为此没少挨打，但忍不住还是要翻。我读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大刀记》，作者郭澄清，“文革”期间出版的浩然之外有限的几部长篇之一，写的是河北从义和团到抗日战争的历史，主人公梁永生，儿子梁小勇，三代人反抗从八国联军到日本鬼子的侵略，是在二年级寒假春节前看完的。小时候家里活多，柴，炭，水，扫院，推磨，压碾子，都要干，看书都是挤时间，为看书没少被大人责骂。二哥家务活比我多，他还没看完，我就看完了，反过来给他讲。三、四年级是求知欲最强的时候，可惜无书可读。只要能找到，什么书都读。大姐是1976年初中毕业，1978年高中毕业，那时尽管课外活动多，不重视文化课，毕竟有课本。我就找她的课本读，数学、物理看不懂，语文、历史、地理能看懂，逮住哪本读哪本，好些课文她们还没学，我就读过了。语文课印象最深的是不知哪一册上有一篇《考场上的反修斗争》，写我国留学生与苏联导师在考场上的交锋，内容是对肖洛霍夫一篇反映卫国战争的作品的理解，具体哪篇没记住，肯定不是《静静的顿河》，应该是《一个人的遭遇》吧。第一次知道“卫国战争”这个词，就是从这里看到的。课文中多次讲到卫国战争付出八百万人的牺牲，这个数字印象极深。后来才知道，二战中苏联的损失远不止八百万，而是两千多万。在大姐的历史课本上，第一次知道了太平天国和洪秀全、陈玉成，对陈玉成印象深，对李秀成、杨秀清印象浅。后来，还在“文革”前的一本中学语文课本上读到《岳飞枪挑小梁王》，选自钱彩的《说岳全传》。那册课本封面与前后几页扯得没有了，看内容应该是高中课本。这是我第一次读到岳飞，《说岳全传》是上初中后买了一套，完整读完的。那册课本上还有《鲁提辖拳打镇关西》，这篇我早就看过《水浒全传》了。一个同学的邻居是上海人，姓屠，支援陕北，在子长电厂当工程师。他女儿叫屠绚绚，和我二哥同班，很漂亮，很洋气。他家订有《少年文艺》，我看过不少。1977年后他们回上海了。后来，读到茅盾的《子夜》，里面有一个人物姓屠，马上想到是不是屠工的本家？

1976年十岁，上四年级，发生了很多大事，周总理逝世，天安门事件，唐山大地震，毛主席逝世，粉碎“四人帮”，都记得很清楚，只有朱老总逝世没啥印象。之后，社会就慢慢变了，第一个变化是学制延长，由春季入学改为秋季入学。本来1978年春该小学毕业了，多念了一个学期，秋季毕业。

小学五年半，乱七八糟读了些没名堂的书，因为没有书可读，时代的局限，耽搁了。真正的经典只读过一部《水浒全传》，120回本，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还是“四人帮”搞“评《水浒》，批宋江”，当反面教材出版的，简化字，横排本。是在1975年夏三年级的暑假期间。一位同学的爷爷是土地革命时期的老红军，退休了，家里有一套。我常到他家玩，逮住就看。老人被我感动，同意让我拿回家看。那真是废寝忘食，很快就把三本都看完了。一开始还想要批判，看到最后一回，吴用和花荣在宋江、李逵坟前自缢，不由地哭了。那时记忆力好，一遍过去，主要人物、故事情节都能记住。最喜欢鲁智深，拳打镇关西，大闹五台山，倒拔垂杨柳，大闹野猪林，抑强扶弱，仗义执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其次是武松、李逵，对林冲谈不上喜欢，宋江以下没感觉。试想，小学三年级的水平，就是看红火热闹，哪知道林冲才是最经典的文学形象？直到上大学后才为林冲浩叹。现在回头来看，《水浒传》对我的影响，更多是体现在性格塑造上。十岁左右的男孩子，正是性格形成的关键时期。我的性格被鲁智深、李逵塑造了很大的成份，抑强扶弱，抱打不平，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仗义执言，深入骨髓，以至走上社会到处碰壁，虽然有时不得不迎合，但内心依旧棱角分明，不愿低头。

1978年秋上初中，还在原来的学校，改办成初中，叫城关中学，我们是该校第二届中学生，第一届三年制初中和三年制高中。1978年后拨乱反正，形势越来越好，书多了，不再愁没书看，许多经典都出版了。初中三年读得书最多最杂，古代，现代，当代，读了不少。《三国演义》是初一读的，线装书，绣像本，第一幅图是张角，最后一幅貂蝉。繁体字，竖排，很多字不认识，繁体字“备”不认识，靠“蒙”。最喜欢常山赵子龙，长坂坡七进七出，夺得青釭宝剑，看了无数遍。专门搞了一个笔记本，摘录，就叫“青釭”。《红楼梦》《西游记》《封神演义》《说岳全传》《说唐》《儒林外史》《镜花缘》《三侠五义》都是省吃俭用买来，读完。《三言二拍》《今古传奇》能读懂，《聊斋志异》读的白话本。新中国十七年文学基本都读了，三红一创等，最喜欢打仗的书，《敌后武工队》《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梁斌的三部曲先读到的是《播火记》，小学时读的，还以为贾湘农是主人公。后来读到《红旗谱》，才知道主人公是朱老忠。初二时因阑尾炎住院一周，逮到一本当时正在流行的张扬《第二次握手》，大约30万字，一夜没睡就看完了，同病房的一个大人感到不可思议。但外国文学读得很少，只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倒是无意中看了一些外国文学连环画，如《茶花女》《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等。

1981年秋上高中，就很正规了。子长中学是延安地区重点中学，全地区排名第二，仅次于延安中学，1943年由陕甘宁边区政府创办。我们这届六个班，按成绩划了一、二两个重点班，我是一班的语文课代表。语文老师肖戈，陕师大中文系毕业，要求同学们记日记。我是课代表，自然要带头，坚持下来了。后来，大概全年级也只有我坚持最长，十年，共记了三十本，约300余万字，到1991年结婚后才停了。二十年后的2010年，负责《延安文学》后，又开始记日记，已经记到第二十册了。

高一还有一件有意义的事，就是订阅山西师范学院刚刚创办的《语文报》，受益匪浅，印象深刻的事至少有两件：一是《语文报》介绍了万国邮政联盟主办的“国际少年书信比赛”，新疆伊犁一名女生赵爽获得第一名，是中国人在国际上拿到的第一个写作金奖，其获奖作品“一个邮递员的一天”，发表在《语文报》上，导致我对文学的兴趣瞬间增大。赵爽和我们同一级，1984年高考，好像考了南京大学，后来出国，再没有听说。后来的“新概念作文大赛”“创新作文大赛”等，或多或少都受过赵爽获奖的启发，涌现出一批文学天赋过人的学生，真正走上了文学道路，代表人物是邱华栋。二是有一期《语文报》上介绍全国的中学生文学社团，有苏州中学的“沧浪文学社”，这成为促使我创办文学社的诱因之一。

子长中学有一个图书室，可以借阅。但课程负担重了，没时间看大部头，只完整读完一部《基督山伯爵》和《少年维特之烦恼》等有限几本，断断续续读了《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九三年》等，列入计划的《约翰克里斯多夫》始终没时间读，直到2017年那次发狠补课，一年读了一百余部外国经典文学名著，才补上了这课。《人民文学》《收获》《十月》《当代》等还是一直看，八十年代有影响的中短篇小说大都读过，当代作家也都了解，王蒙、刘绍棠、刘心武、蒋子龙、从维熙、李存葆、孔捷生、史铁生……陕西作家路遥、陈忠实、贾平凹更是关注对象，追着作品看。

高二分文理科，是我人生第一次面临选择。那时虽然爱读书爱文学，但心里依然做着从军梦。一个表兄在西安空军工程学院工作，我专门给他写信咨询，了解到考军校要符合入伍条件，主要招理科，文科很少，像他们学校只有外语系招文科。那时我已经戴上眼镜了，外语又是最弱的一门课，这才彻底死了从军的心，决定学文科。

到文科班后，本来还想当语文课代表，或历史课代表，没想到班主任乱点鸳鸯谱，让我当了地理课代表。这下好了，地理也得好好学。从此学会了读地图、用地图，受益至今。到文科班不久，1982年10月中旬，某期《语文报》介绍了苏州中学沧浪文学社，于是产生了办文学社的念头。那段时间，正好买到一本《青春诗选》，里面有普希金的名作《十月十九日》。普希金的中学是在皇村中学上的，十月十九日是皇村中学开学的日子。普希金在西伯利亚流放期间，皇村中学一位同学特意来看望，他写下了这首歌颂同学友谊的长诗。那时，马上就到10月19日了，也不懂俄历与公历是不同的。我把想法告诉了最要好的几个同学，大家一致赞成。1982年10月19日，子长中学历史上第一个文学社——野草文学社，正式成立，共七个人，出版了油印四开小报《野草》，双周刊。此举让我们受到了尊重，增进了友谊。后来读到刘绍棠怀念鲁迅的一篇文章，才知道10月19日本来就是文学史上的一个纪念日——1936年10月19日，伟大的鲁迅先生逝世。后来，每年这一天，文学界都要纪念先生，逐渐演变成一个专属于文学的节日。我们的《野草》问世，竟然也在这个日子，颇有霍去病用兵“暗与兵法合”的况味，可能也是一种天意吧！文学社坚持了整整一年，《野草》出版了20期。1983年上高三，要面对高考，把《野草》交给了七个学弟学妹。他们又办了一年，交不下去了，才结束了《野草》。

高中期间有一个意外收获。1981年，二哥考上了延安大学中文系，对我影响很大。我的学习自小比他好得多，他能考上延大，我怎么也在延安大学之上吧，对自己很有信心。现在想来真是盲目自负。因为二哥的原因，我在高中和大学期间，读了不少大学中文系本科的教材。因为自己的专业是历史，所以读中文系教材时，对中外文学史特别感兴趣，游国恩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都认真读过，有的还结合着读了作品。我在高中阶段学到的文学知识，实际上远远超出了中学范围。同时还读了不少作品，如《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选》《中国古典十大悲剧集》《中国古典十大喜剧集》等。

1984年高考，如果按正常情况报考中文，很有可能会走文学创作的路子。阴差阳错，后来被录取到历史系，学得还不错，完全钻进去了。史学与文学是两个体系，要求完全不同。文学需要想象力，不受拘束放开飞；史学要求“无一字无出处，无一语无来历”，扼杀想象力。历史越熟悉，越无法创作，生怕有硬伤，自己被绑死了。文学只是载体，并不体现本质，重在表达，是翅膀，其价值在于传播，所谓“言之无文，传之不远”是也。而史学则是揭示人类社会的本质属性，注定要深邃。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三国演义》和《三国志》。终于，我逐渐和文学创作断了缘分，好在文学阅读的习惯始终保持着。

1987年大学毕业后，在基层中学教书，一直没有放下书，读了不少外国经典，主要是《静静的顿河》《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等以及托尔斯泰的主要作品。那时，内心还是不甘心平庸，一直在努力，在拼搏，先后在15个单位尝试过不同的工作，当教师，经商，坐办公室，当了十年新闻记者，2006年正式调进《延安文学》编辑部，终于找到了最喜欢也最适合自己的工作，当了编辑、副主编到社长兼主编。编刊物之余，个人主要是写人物传，陕北党史人物，出版了几本书。虽然纯文学创作搞不成了，当个文学编辑还是可以的，为他人做嫁衣裳也是文学工作，也在为文学事业做贡献。爱好文学，不一定就要去创作，阅读和编辑，也是爱好的一种方式。阅读带给人的愉悦感觉，一点不亚于创作带来的愉悦感觉。而作为编辑，看到自己编发的作品被读者认可喜爱，也是一种享受。编刊过程中，我从文化视角关注文学，扶持作者，不是单一地就文学而文学。主持《延安文学》十二年来，树立起了自己的杂志风格，有了自己的办刊标准。

这些年，知道自己阅读经典少，一直在补课，读外国文学名著，目标是二百部经典名著。2017年最努力，读了近一百部，加上以前读的，现在已读了大约一百五六十部，苏俄、法国、美国、日本等的经典文学作品基本过了一遍，英国文学把莎士比亚的读过了，其他的还没读完。二百部的目标，不愁完不成。现在读书有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不盲目，不乱看了，选择性极强，读得都是公认的经典作品。终于明白，哪怕是获过诺贝尔奖的作品，真正流传下来的其实也就是很有限的那几部，大部分也被淘汰了。时间最公正，最严厉。

陈仓：2015年夏咱们在鲁迅文学院学习时，我记得在中国作协副主席、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老师的课堂上，师生互动时你谈到手头正有一部书稿，是从档案馆中挖到的，写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作者是陕北一位老革命，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的，是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当时大家听你说这个情况的时候，都是非常激动的。后来情况怎样？

魏建国：这部书稿叫《陕北各县早期党史资料》，作者赵通儒就是瓦窑堡人，是20世纪50年代撰写的党史资料，主要记述了1924年秋陕北建党到1935年秋党中央到达陕北这一时期的史实，记录了陕北早期共产党人的奋斗历程，对陕北乃至整个西北革命史、党史研究及有关人物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我是2007年1月从陕西省档案馆发现的，整理出来后，2011年到2012年在《延安文学》上连载了两年，共12期，发表后反响强烈，好评如潮，全国各地各界人士都是赞叹不已，没有听到一句非议的话，全部是赞叹、欣赏与迫不及待地要看下文。原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王巨才看到后，当即和我联系，鼓励我一定要把好事办好，尽快出单行本。鲁迅文学奖得主吴克敬不止一次当面对我说，他拿到《延安文学》的第一件事就是读连载，并一直问啥时出单行本？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贺永泰在学校图书馆看到《延安文学》的连载后，专程来杂志社与我们面对面交流……2013年，我把书稿送到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鲁院学习时，党史出版社还没有审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继续等党史出版社，走学术路子？还是另找出版社，走市场路子，影响更大？我当时给同学们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何老师听我说完后，笑着说，怎么不找你同桌？先让他看。我的同桌是作家出版社的名编郑建华，他编的一本书成为全国畅销书，印量到千万册，码洋过亿。建华兄通读书稿后，认为专业性太强，走市场不合适，建议还是走学术路子。这样，我才下了决心，和党史出版社签了出版合同。直到2018年11月，书名去掉“各县”两字，改为《陕北早期党史资料》，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陕北早期党史资料》共25篇文章，约22万字，主要内容为陕北社会状况、党在陕北的诞生和发展、陕北特委早期主要活动和党史重要人物等四个方面。作者作为革命亲历者，真实记录了清末民初的陕北社会现状，记述了中国共产党在陕北诞生、发展、壮大的完整历史过程，初步揭示了陕北成为中国革命硕果仅存的根据地的原因。全书提及真实人物600余人，许多濒临失传或已告失传的人物也载入书中，其中党史著名人物就有李子洲、王懋廷、谢子长、刘志丹、杜斌丞、呼震东、杨明轩、焦维炽等逾百人。此外，我撰写了前言、后记及作者简介约4万字，并配发了215幅历史照片，部分照片为首次公开发表。这本书一出版，当月就被北京权威的“长安街读书会”推荐为干部学习新书书单，并且名列第二。这个榜单的第一本书是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的新著《我与改革开放同行》，第三本是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的新作《中国道路与新城镇化》，列入榜单还有博尔赫斯、温铁军等的著作。由此可见，这本书在学术界的影响。

陈仓：据我了解，2012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就出版了你编著的党史人物传记《焦维炽》。在当时，作家写党史人物的并不多见，焦维炽这个人物也并不广为人知。就像你自己在该书《后记》中说的，这是一本不合时宜的冷门的书。你为什么要编写这本书？

魏建国：子长县出了为数众多的杰出人物，如谢子长、阎红彦、贺晋年、赵通儒等。他们的存在，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出了陕北的地域，具备了全国意义。他们为中国革命所作出的突出贡献，不仅对西北革命，对中国革命，也有重大意义。在这些人物中，焦维炽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代表。他是中共党史上一名著名烈士，1910年生。1924年秋考入榆林中学，1925年与刘志丹等同时入团、转党，是陕北最早的党团员之一。1926年秋转学到延安省立四中。1927年春延安团地委成立后，任第一任书记。大革命失败后，任共青团陕北特委书记。1929年初赴西安参加省委，历任团省委代理书记、中共陕西省委委员、组织部长兼秘书长等要职，是土地革命时期陕西党团省委主要领导人之一。1932年2月，到陕甘游击队任队委会常委兼警卫大队政委，是陕甘游击队中主要的政治负责人。1932年5月，焦维炽和谢子长领导了靖远起义。起义失败后，焦维炽回到省委，起草了向党中央汇报起义经过的报告，后被派到蒲城组织暴动，于1932年8月8日发动了蒲城永丰、晋王起义，不幸失败被捕，坚贞不屈，被敌人剜掉眼睛，割掉舌头，最后惨遭枪杀，壮烈牺牲。

焦维炽自小聪明过人，被称为“神童”，参加革命后，党内地位很高，革命意志坚定，理论水平很高，是省委成员中唯一可以和素负善辩之名的省委书记杜衡辩论的领导人。最感人的是他牺牲之壮烈，堪称西北党内第一。他牺牲的经过，即使在文学作品中也极为罕见。我们无法想象，一个血肉之躯，忍受痛苦的能力到底能达到怎样的程度？焦维炽在眼睛被剜、舌头被割、眉毛被拔的酷刑下，忍受着我们难以想象的痛苦，从容面对死亡，至死没有任何口供，包括名字都没有告诉敌人。敌人始终不知道他到底是个什么人。直到全国解放后，凶手才知道当年被他们虐杀的是共产党的省委领导人。这样一个重要人物，由于牺牲过早，知者不多。即使在烈士家乡，也知者甚少。因此，我决定把焦维炽作为写作对象。经过努力，终于在2009年夏完成了30万字的《焦维炽》一书，交付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由于党史人物类图书审查严格，尤其涉及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字，必须由中央相关部门审读把关。书中有一篇三四百字的文章，是从习仲勋回忆录中摘录的涉及焦维炽的文字，书稿因此被送到北京，一审就是好几年，直到2012年才公开出版。当年5月29日，《求是》杂志社资深编辑陈金霞，读了这本书后，产生了强烈共鸣，当即给我写信，感慨万端地说：

魏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