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三十章《延安文学（2021年4期）》（2）

北国惊雷

人物传记《李大钊·铁肩担道义》节选兰宁远“人生的目的，在于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事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一

1924年的中国，群芳凋零，黑云压境，夜色下的北京城，一片沉寂。开罢国民党“一大”后，李大钊终于回到了北京。

这时，距他离家已经一年有余。下了火车，李大钊悄悄地雇了一辆人力车，抄小道来到了他的新居。几天前，他从赵纫兰的家信中得知，自从他走后，经常有流氓和暗探上门殴打孩子、偷盗东西。赵纫兰来不及征得丈夫同意，就匆忙搬到了宣武门内的铜幌子胡同甲三号。可是刚刚搬过来没几天，流氓和暗探就尾随而来，时不时还有素不相识的人登门滋事。种种迹象表明，李大钊已经被当局盯上了，稍不小心就会在劫难逃，但他仍像没事似的，照常到学校上课，反而比去南方之前更加忙碌。

他的女儿李星华清楚地记得：就在这个时候，有很多青年男女常到我们家里来找父亲。父亲和那些青年们，经常聚在南屋书房里开会。我们不知道他们在讨论什么，只看到他们都要到深夜一两点钟的时候才散去。那时候，剪短发的女子还很少，常到我们家里来开会的几个大姐姐们，她们个个都是剪短发，一般都是穿一件蓝布长袍……（摘自《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出版）

国共合作后，李大钊的名声越来越大。军阀们笼统地把孙中山称作“南赤”，把李大钊称为“北赤”。当曹锟和吴佩孚听说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即将共同北伐时，对李大钊等共产党人恨之入骨，决定大肆逮捕革命党。100多人的黑名单上，排名第二的就是李大钊。

1924年初夏的一天，李大钊得到消息，中共在汉口的两个秘密组织被发现，5名同志被捕。他立刻通知张国焘等人赶快收拾文件躲避起来，但由于张国焘的疏忽，在外出讲学时遭到逮捕，被羁押在京畿卫戍司令部。张国焘招供说，国共两党在北方的领袖就是李大钊，还有一份80多名共产党员的名单。

有了张国焘的口供，京师警察厅总监王怀庆在6月11日发出通缉令，头一个要捉拿的就是“鼓动罢工”“宣传赤化”“意图紊乱国宪”的李大钊。幸好党组织提前知道消息，及时通知了李大钊。李大钊剃掉两撇惹人注目的胡子，打扮成商人的模样，在扮成学徒的长子李葆华陪同下，匆匆离开北京，躲进五峰山中。

这是李大钊第二次在五峰山避难，每天除了埋头读书，就是伏案疾书。

当时正值鲜花盛开的季节，桃花、杏花、梨花、海棠竞相开放，五峰山俨然一片花的海洋。但李大钊的心仍然惦记着北京的疾风暴雨。革命的潮流越是滚滚向前，即将淹没在革命潮流中的反动阶级越是挣扎。而自己不能驾着革命的风帆航行在惊涛骇浪之中，却避居于这风光宜人的五峰山上……想到这里，李大钊心里涌起一阵伤感。

一天黄昏时分，李大钊透过窗前的花墙，忽然发现远处丛林间的小路上，有两个人影时隐时现。待走近了，他认出是他的外甥和一位交通员。

交通员向李大钊传达了中央的指示：“请您率领代表团到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到苏联学习是李大钊许久以来的夙愿。听到这一消息，压在他心头的阴霾一扫而光，当即表态次日就动身。

交通员同时带来的还有赵纫兰从乐亭写来的家信。她对李大钊的处境非常担忧，打算写信给白坚武，请他设法把通缉令撤销。但这样做是否妥当，她请李大钊拿个主意。李大钊给赵纫兰回信说，托白坚武大可不必，过去同窗时，我们虽是好友，但“二七”惨案后，就断绝了交往。他在直系军阀下摇羽毛扇，而我却站在革命一边……他安慰妻子：那张不起任何作用的通缉令，没有什么可怕，这些无耻的迫害是吓不倒我的。我这次出国说不定什么时候回来。今后可能再没有空闲的时间照顾家庭了，你千万不要因为我的颠沛流离而焦急，应当振作起精神来抚养和教育子女。信的最后，李大钊满怀信心地说：目前统治者的猖狂，只不过是一时的恐怖罢了。不用多久，红旗将会飘满北京城，看那时的中国，竟是谁家的天下！

第二天清晨，李大钊深情地回望了一眼满山春光明媚的景色，还是来时的那身打扮，背着一个小包下了山。这次与五峰山告别之后，李大钊再没有来过这里。

60年之后，李大钊在五峰山生活工作过的地方，被昌黎县、秦皇岛市和河北省相继确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与位于乐亭县城的李大钊纪念馆和大黑坨村的李大钊故居纪念馆，一同成为李大钊重要的纪念地。

2000年7月，新建成的五峰山李大钊革命活动旧址陈展馆正式落成。《“性乐山”的有志男儿》《盟誓碣石》《新春旅行》《登高一呼群山应》《五峰寒冬踏雪人》《红旗将会飘满北京城》《圣洁情思凝五峰》7个部分，利用大量的历史照片、革命文物和美术作品，再现了李大钊在五峰山走过的足迹……

1924年4月24日，李大钊冒着危险回到了白色恐怖笼罩的北京。为了安全起见，他没有回自己的家，而是悄悄来到一位朋友家里，与罗章龙、彭述之等4名一起去苏联参会的代表见了面。他们商定先分头前往哈尔滨，然后再一起越过国境。

出发前，李大钊头戴八角工人帽、身穿旧西装、脚登旧皮鞋，乔装改扮成工人的模样。他与罗章龙等人在哈尔滨会合后，乘火车赶到边城满洲里，雇了三辆马车，在边防哨卡的枪林弹雨中，疾驰跑出国境。

进入苏联境内后，他们改乘长途旅客列车前往莫斯科。明媚的阳光照耀着辽阔的原野，一排排整齐的村落、一群群好客的人们，正在热情地向异国的朋友们招呼欢迎……

二

李大钊纪念馆第二展厅的电子屏幕上，循环播放着一段珍贵的影像资料。一位身穿中山装的中国人正在挥动手臂，慷慨陈词。这是李大钊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期间，在苏联国家大剧院以《不许干涉中国协会》为题发表演讲时的情景。这段视频虽然只有几十秒钟，但却是李大钊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在2009年远赴俄罗斯，历尽千辛万苦才从莫斯科电影档案馆中拿到的，是迄今为止唯一关于李大钊的影像资料。

1924年9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五大”可谓盛况空前，来自全世界50多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几百名代表云集于此。大会的主要议题是研究各国共产党在资本主义社会进入相对稳定时期后的任务。

会议开幕时，列宁刚刚病逝不久，继任者托洛茨基却颠覆了他的思想，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遭到了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和第二国际的蔡特金以及各国代表的强烈反对。因此，共产国际“五大”实际上开成了一次国际无产阶级反对托洛茨基主义、捍卫列宁主义的大会。

李大钊在会议期间，提交报告，发表演说，撰写文章，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阐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情况。

大会开了20多天，7月8日闭幕时，莫斯科国际大剧院响起悲壮的《国际歌》，李大钊感到周身激动、热血沸腾。

会议结束后，李大钊被任命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又在苏联生活了四个多月。他居住的马拉霍英卡是原来俄罗斯贵族避暑的地方，如今是普通工人和儿童的乐园；列宁格勒海员俱乐部里，娱乐设施应有尽有；每座城市都办有福利院和孤儿院。最让李大钊感兴趣的是工厂附设的婴儿室。他很早就曾设想过在中国开设托儿所、保育院、幼儿园，把亿万妇女从家庭的劳顿中解放出来。多年的梦想在苏联成为活生生的现实，李大钊看到的是新制度下，人们蓬勃向上的精神状态和作为国家主人翁的自豪感，这正是他向往的社会制度和幸福生活。

在苏联的日子，正值国内北伐战争爆发前夕，李大钊感到很多人都在支持中国革命。在列宁格勒参加庆祝少年国际纪念日的游行时，群众们把李大钊高高地抬了起来，在“中国革命万岁”的欢呼声中被拥到台中央。在参观皇家花园的路上，3名苏联军人诚恳地对李大钊说：“一旦中国有需要，我们会立即前往支援中国人民。”

苏联人民的友好和热情，让李大钊深受感动，他用优美的笔调在《苏俄民众对于中国革命的同情》一文中记述道：

曩昔披读地理，一说到西伯利亚，辄联想及于遐荒万里绝无人烟的景象，以为其地必终岁封于冰雪，荒凉枯寂，无复生气。乃今一履其境，却大有不然者。自满洲里以迄莫斯科，森林矗立，高接云霄，火车行于长林丰树间，入眼均有郁苍伟大之感。景致之最佳处，为贝加尔湖畔山巅的白雪，平野的青松，与湖里的碧波相与掩映，间有红黄的野花点缀于青青无垠的草原，把春、夏、秋、冬四季的景物都平列于一时一处，真令悬想西伯利亚为黄沙白草终岁恒寒之域者，不能不讶为绝景也。

李大钊在文中还情不自禁地说：

当全世界革命的青年为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狂呼奋斗的时候，中国的青年应该怎样的激昂，在悲愤中跃起奔赴于我们中国的革命老祖孙中山先生旗帜之下，去和那帝国主义及军阀战斗，我们远在莫京引领以盼此消息。

旅俄期间，李大钊和罗章龙同住一家旅店，每天整理文书，参观访问，撰写电文，常常是从清晨忙到深夜。

入冬后的一天，罗章龙要去欧洲参加国际赤色职工代表大会。在为罗章龙送行时，李大钊看到他衣着单薄，就关切地说：“你此去西行，将风雪载途，如何过得夜？”于是，他将自己仅有的一条毛毯送给了罗章龙。罗章龙知道李大钊生活简朴，带的行李也不多，说什么都不肯收。但无论怎么说都推辞不掉，只好带着它一起远行。到欧洲后，罗章龙才发现毯子上刺绣的蔷薇和文字都出自赵纫兰之手，内心很是不安，几次欲还，竟未能如愿。

李大钊牺牲后，罗章龙更加珍爱这条毛毯，并作为传家宝留给了后人。1945年，罗章龙的儿子罗平海要去兰州上学，为了鼓励孩子努力学习，罗章龙将这条毛毯用布补好转赠给了他。几十年来，罗平海历经求学、工作、参军，一直把毛毯带在身边。1976年，罗平海的女儿罗雨笙上山下乡，这块毛毯又作为传家宝伴随她整整25年。2001年，罗雨笙将它捐献给了李大钊纪念馆，才得以同世人见面。

就在李大钊访苏期间，国内的形势并不平静。

这年9月，张作霖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向吴佩孚发起了进攻，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了。战争进行了一个月，打得十分激烈。正当双方僵持不下时，吴佩孚的营垒内部出了问题。左翼作战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奉命出京进驻古北口时，与第二路司令胡景翼、京畿警备副司令孙岳秘密结成同盟，乘后方空虚之际，突然挥师秘密回京。10月23日凌晨，冯玉祥的部将鹿钟麟就将北京城控制在手中，并囚禁了曹锟。

冯玉祥将自己的军队改成国民军，宣布同情革命。天亮后，市民们惊讶地发现满城都是佩戴着“不扰民、真爱国、誓死救国”袖章的国民军士兵，才知道前夜发生的事情。

同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联名通电，要求曹锟下令停战，免去吴佩孚的全部职务。冯玉祥派鹿钟麟接管了紫禁城，释放了监狱里的政治犯，张国焘因而出狱。

兵变成功后，腹背受敌的吴佩孚被迫逃往长江一带。冯玉祥不知该如何收场，便给孙中山发去电报，邀请他北上主持召开由各军阀参加的“和平会议”，以产生正式的政权。可孙中山远在南方，而且没有军队，张作霖又正在逼近京津。

为了避免战争再次爆发，冯玉祥许诺与张作霖讲和，把段祺瑞请来暂维时局，成立了以段祺瑞为临时执政的段、张、冯三方联合政府。谁想，这样一来，北京城里的局面变得更加糟糕。当上临时执政的段祺瑞并不满足，他想让孙中山和军阀们一起召开“善后会议”，产生正式政府，让他的统治合法化。这个阴谋如果实现，就等于革命派和他坐在了同一条板凳上，他独裁的美梦也就实现了。

中共领导人看清段祺瑞的心思后，立即建议召开一次国民会议，让人民自己来选择政府，这一主张得到社会各界认可，各大中城市都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并在北京设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总会”。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四面受敌，东有张作霖，西有阎锡山，南有吴佩孚，国民军被迫撤离北京，以张家口为根据地，控制了热河、察哈尔、绥远及甘肃地区。段祺瑞任命冯玉祥为西北边防屯垦督办，但他并不想接受，而是避居在天台山的慈善寺中。

在青灯古佛的相伴下，冯玉祥悟出了一个道理，在中国想成大事者必须要有洋人做靠山。直系战败皖系、打垮奉系，靠的是英美，而英美并不赞同孙中山北上，日本更是希望国民军早日灭亡。在此形势下，国民军如何才能生存壮大呢？冯玉祥想来想去，终于意识到，只有苏联做后盾，国民军才有可能与奉系和皖系抗衡。一个名字在冯玉祥的脑海里渐渐地清晰起来——李大钊。

这时的李大钊身在莫斯科，心在北京城，他密切关注冯玉祥的这次倒戈，预感到北方人民即将投入到新的军阀混战的苦海中，心情也变得焦虑起来。当中共中央决定李大钊回国专任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书记时，他立刻化装成一位富商，横穿西伯利亚返回祖国。他激动地对同行的同志们说：我们又要回到战场上去了！

三

初冬的北京城里，大雪纷纷扬扬地下个不停，邱祖胡同里一座小四合院中像铺上了一层厚厚的棉絮……

李大钊出国不久，赵纫兰就把家搬到了这里，和一位朋友合住一所房子。李大钊一回来，小院里就热闹了起来。他每天都要接待很多人，了解各地工运、学运、农运的情况，自然也少不了讲述他在苏联的所见所闻。他带回来很多新鲜玩意儿，有色彩斑斓的鹅卵石，有石头雕刻的梳妆盒，最让大家感兴趣的是一张特殊的照片。这是李大钊在参观莫斯科孤儿院时与少先队员的合影，一大群孩子们把他紧紧地围在中间，有的坐在他的腿上，有的站在身后的凳子上，有的抚摸着他胸前的红领巾……

这张照片是李大钊冒着很大的风险才保存下来的，回国后一直珍藏在书桌的抽屉里，空闲了就拿出来看看看，每看一次都会露出欣慰的笑容。后来，李大钊被捕时，这张照片作为“犯罪”的物证之一，同他一起进了监狱，从此再没人见过。

1924年11月的一天傍晚，李大钊正在家中伏案写作，赵世炎气喘吁吁地跑进来告诉他，孙中山即将乘船抵达天津港。李大钊听后极为高兴，立刻请赵世炎带几个人，到天津迎接孙中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