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三章《延安文学（2021年2期）》（10）

笔架山下中医院王馨

王馨，女，陕西清涧人。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中国作家》《延河》《延安文学》等。出版散文集《秋在室杂记》。曾获第四届“延安文学奖”。

十几岁之前，我生活的空间很简单，除了家和学校，就是医院。

医院坐落于笔架山下的秀延河畔，就在我家门口的石板街对面。

现在回想起来，跟我之后见过的大大小小的医院相比，它实在不像一座医院。

那是一座洒满阳光的院落，干净而温暖，永远弥漫着时浓时淡的药香。午后或者傍晚时分，求医问药的人们散去了，像退潮之后的大海一样，整个院落变得非常安静，可以听见堆放在院中的药材在被阳光蒸腾之后发出的干燥的吱吱声。

临街的第一排窑洞是中药房，门窗向着院内，其中一间开着小窗口，窗口前经常排着队，人不多，一般也就五六个，问诊后拿着处方来取药，一个一个松散地向前移动，并不拥挤，也不喧哗。遇到熟人，先来的，后到的，都会打打招呼，寒暄几句。

再往前走几步，隔了几孔窑洞，就是堆满了各种中药材的库房。这是几间砖木结构的起脊平房，窗户很老旧了，糊窗纸上开着裂口，贴近裂口，可以看见里面码放得整整齐齐的药材大包。

从库房折向里走就是第二排窑洞，位于院子中央，门窗与第一排相对而开，是诊疗室或宿舍，每一间里都坐着一位穿白大褂的老者。这排窑洞南起第一孔是针灸室，而靠北的第一孔就是祖父的宿舍，窑洞里常年飘着水烟的香味。

第三排窑洞是最高大的，其中一孔是院长的办公室，这里相对更安静一些，与中间一排窑洞的间距也更宽敞一些，是一个平平展展的石板院，经常用来晾晒药材。

七十年代的小学有一门武术课，周日或节假日午后，院长门前的石板院空旷安静，平整光洁的青石板上铺满阳光。我和几个住在附近的小姐妹经常在这里做操练功，有两个本家妹妹甚至会空手翻，前翻侧翻都舒展漂亮，可以连续翻好几个，劈叉之类就不消说了。

第三排窑洞北角、正对医院大门的地方，有一个石砌的拱门，穿过拱门就是医院的后院。前面是几间破败的旧房子，房檐上长满了肥肥的瓦莲，墙根摇曳着我们叫作“猫咪咪”的狗尾巴草。再往里走是一盘石磨，一盘石碾子。这是用来制中成药的，不过医院周围的人家，要压豆钱钱、蒸糕或者做豆腐的话，也会来这里推米碾豆子，尤其是临近春节的时候，得提前来排队等候。我也曾经帮家里占过位子，祖父还借了城里唯一一个豆腐坊的毛驴来拉碾子。

后院其实就是城墙，站在边上往下看，可以看到下面高高的石头城墙，还有绕着城墙流过的秀延河。三排窑洞两侧也有两排窑洞，门窗开口略小些，把整个院子围了起来，方方正正的。栅栏式大门开在院子的东北角，方形门柱上挂了块白底黑字的竖木牌：清涧县中医院。

这是一所成立于1958年秋冬的中医医院，由公私合营的保健药社和私营的大众合作诊疗所合并而成。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几乎每天都要到这里报到，不仅仅是因为生病，还因为，我们之间渊源颇深。

医者

医院最大的特色是有一批白发白须慈眉善目的老者，他们大多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保健药社或大众合作诊疗所的老人，随着中医院的成立而加入，是医院的创始者。

他们穿着整洁的衣服，外罩飘逸的白大褂，或者坐在挂着白门帘的诊室里，把着病人垫着小枕头的手腕号脉，或站在屋檐下双手插在白大褂口袋里与病人交谈。他们有着迷人的笑容，举手投足里散发出温暖安宁的光芒。这些都成为记忆中如同无声电影一样的美好画面。

我认识他们中的每一位，不止是我，小城里所有的居民都应该认识他们。那些祖父一辈的白发白须的老者，那些父亲一辈的勤勉长者，都鲜活在我们共同的记忆中。

其中一位专事针灸的白胡子老爷爷姓王名洛书，他本来跟祖父一起是大众合疗所的人，因为想拜小城最有名的针灸大夫刘登洲为师，就调到保健药社去学习。另外一位针灸大夫姓阎名宏范，是刘登洲的外孙，从小跟着外祖父学习针灸。所以，中医院的两位针灸大夫虽然不是同辈，却同出一门，师从一人。

阎叔叔与父亲年龄相仿，是曾经的同事和朋友。上小学的时候，我经常莫名其妙地头痛，因为找不到原因，父亲让我到阎叔叔诊室扎针。于是，每天中午上学前，先去阎叔叔的诊室报到。因为去得早，还没有病人，我就主动找活儿干，经常扫地，倒垃圾，表现得格外勤快。阎叔叔夸我是一个乖巧懂事的好孩子。其实，我在家里从来不扫地，也不干活，因为从小被查出先天性心脏病，已经被全家人娇惯成了一只小懒虫。

扎针的时候，能听到银针刺进皮肤“铮铮”的声音。阎叔叔手指纤长，动作飞快，用不了一分钟就在我的头发里扎满了针，额头上再来一排三根，两边太阳穴各一根，总共有二十几根吧。针扎在头皮上，只在进针时有一点点疼，时间长了，痛感反而不明显。最疼的是太阳穴，不止疼，还酸困，而且不能张嘴说话，稍稍一动针就往进钻一样，但我不敢喊疼，安静地一动不动地坐在凳子上，用实际行动印证着长辈们挂在嘴上的夸赞，只在心里默默地数着数，等待着闫叔叔的一声赦令。

就在去年春天，父亲苦于腰椎疾患无良方可医，想到了中医针灸。他不愿意去我们推荐的医院，执拗地自己一个人坐车回了老家，专程找阎叔叔针灸。在老家的十多天，父亲天天去阎叔叔家里，两个年近八旬的老友一边针灸一边聊天，回来后病情果然缓解。

医院里有两位盲人大夫，高个子的姓薛名战新，矮一点的姓王名宝厚，他俩都是从省城的专门学校毕业分配到这里，是特别好的推拿大夫。小县城不管有谁不小心扭伤了筋骨，只要去找两位大夫，一般一两次就可以活动正常了。我也体验过。放学时崴了脚，等慢慢挪回家时，脚已经肿得厉害。那次真是见识了大夫的厉害，手劲好大，我忍不住惨叫起来，王叔叔一边哄我“好了，已经好了”，一边又按了几下。果然像祖母告诉我的一样，第二天就消肿，很快就又能欢蹦了。

那时候医生是经常出诊的，尤其是负责急诊的大夫。住在北关南头拐弯处一座小院的刘润祥叔叔就是常年出诊的大夫，经常能见到他穿着白大褂，背着有红十字标志的棕色药箱，急急忙忙地穿街而过。他是一位中西医结合的大夫，用西医的听诊器，会打针，会静脉注射。那时候医院病房少，需要打吊瓶的时候，刘叔叔就背着药箱到病人家里，为躺在炕头的病人挂上吊瓶。小城的人家，没有他没去过的吧，和我一样大的孩子，都曾被他逮住打过针吧。经常见到小孩子在他怀里挣扎着一边嚎叫一边咬他，他也不生气，笑着直甩手：这狗牙还厉害哩！

祖父宿舍旁边是四爷的诊室。我那时一年里总有一小半时间请假在家养病，有时病好一些，就天天在医院溜达。祖父看我无聊，让我跟着四爷抄处方。我就坐在四爷的诊室里，看他给人把脉，抄录他的处方，再就是背汤头歌，感觉新鲜有趣。等病好了，就又去上学，并没有坚持。

我很喜欢跟爷爷们相处，他们与病人交谈时和颜悦色如话家常，即便是面对一些不怎么配合治疗的病人，为了强调医嘱的重要性，在加重语气的同时，仍然不失风趣幽默。

比如我因为肚子痛去问诊，四爷一边开药方，一边跟我说话：“小瓜可好吃了吧？凉粉可好吃了吧？”不等我回答，突然抬起头从镜框上睁大眼睛瞪我一眼：“这几天不准吃了！”我羞愧地低下了头，一边慌乱地应着，一边讨要了药方落荒而逃。

四爷姓师名乐天，是祖母的姨表弟。他们的母亲是亲姐妹，都是城里霍家的女儿。四爷是那个年代小城里最洋气的人，四六分的浓密银发一丝不乱，上唇的一字短须也早已雪白，下巴刮得很干净，鼻梁上架着金边方框近视眼镜。这样一个人物已经足够引人瞩目，然而四爷还觉得不够。他是那个年代小城里唯一西装革履的人，冬天的毛呢大衣西服领里，还露出花格子围巾，有时还拄着手杖。我见过他年轻时的照片，居然还戴着礼帽。听一个本家叔叔说，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清涧中学排演话剧需要借一套西服，大家不约而同想到了四爷。那个年代，除了他，没有人有那样打扮的条件，更没有他的洒脱和胆量。听说他年轻时曾经在西安重庆等地做生意，是个阅历丰富的人。

有很长一段时间，县照相馆的橱窗里，都挂着四爷的黑白大照片。

四爷虽然一副西式装扮，却也是一名地地道道的中医。他的老师，就是他和我祖母共同的嫡亲舅舅，大名鼎鼎的霍静堂。

药房里有三位药剂师，我的祖父来自大众合作诊疗所，本家叔叔王家栋和师延宗爷爷来自保健药社。祖父是不留胡须的，从我有记忆起就是一个眉毛头发全白的老神仙了。王家栋年龄跟祖父相近，但辈分小，开口必称祖父“三叔”。他的身材要瘦小一些，还留着雪白的山羊胡。师爷爷似乎要比他俩年轻几岁，至少他的头发和胡须还是黑色的。

他们从不手忙脚乱，三个人安静地在药房穿梭走动，只听到开合药柜抽屉的声音，他们每天走的路线可以织出最美丽最密实的锦缎。

我每天按时的到访，也是他们最开心放松的时间。他们从药柜的小抽屉里特别留心挑选出花纹美丽且成对的小贝壳，一个一个放在我的掌心。离海太遥远的孩子，大海只在童话里出现，而美丽的指甲盖大小的贝壳，就是我童年的大海。

看着我欢呼雀跃，几个老头相视而笑。

我出生后不久，就被诊断为先天性心脏病，经常犯病，经常被抢救，甚至曾经差点被放弃。发病时常常是在半夜。那时医院没有昼夜急诊，没有当值医生，药房还有规定要有三个人才能开门，也不知道有多少爷爷叔叔曾被我半夜惊动。

如果不是有他们，可能不会有今天的我。

小县城只有两所医院，中医院和县医院，两所医院曾有过分分合合的历史。所以，祖父和父亲不仅认识两所医院的所有医生，其中还有很多是亲戚、世交和来往密切的朋友。

比如说曾任过中医院书记的马庆阳叔叔，喊他叔叔，可能是因为他学医的辈分，也可能是因为他跟父亲的年龄更接近一些，总之他是祖父的朋友，也是父亲的朋友，他家就在北关，是我们的邻居。有时他下班路过会到祖母屋里，跟祖父一起盘腿坐在炕头，抽着父亲的卷烟，大声说话，大声咳嗽。甚至于放学后一进大门，就能知道是他来了，因为他的咳嗽声太大太有特色了。

那时的人非常有意思，祖父跟父亲有什么分歧或者有什么不愿意当面说的话，就会把马叔叔请来，由他来评断家事。

记得我已经上中学了，有天回家看到马叔叔跟祖父坐在炕头，父亲则坐在炕边椅墩上，三个人都表情严肃，不像是平常的聊天。原来是因为家里开销增加，祖父认为父亲应该开始承担一部分家用。在此之前，父亲的工资是自己花的，并不管家。那天他们谈了很久，在马叔叔的主持下，父亲同意以后负担每月按粮本买粮的责任。

1988年，马叔叔和时任院长刘登高叔叔先后到我家来，说服父亲调回了中医院。

就在那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农村中学教书，在去学校的路上意外摔伤。在被舅舅寻回送到中医院时，院长刘登高叔叔早已经得到消息，他守在医院大门口。我被挪到担架上准备进拍片室的时候，他伸手摸了一下我的脊背，然后对旁边的人说：这孩子腰椎骨折了，赶紧拍电报让她爸回来。那时我爸正在外地为医院采购草药。

拍片结果和院长的诊断一样。之后我被固定在硬板床上，在家里躺了三个月，说是家庭病床，经常有医生来家里看我。

因为医院创立的渊源，更因为中医本身的传承有序，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医院，血缘关系和师徒关系的脉络仍然清晰可见。

这样的医院，更像是一个大家庭。

伤愈后不久我离开了家乡，从此再没有去过那所医院。但每次回到老家，我都会在医院门口驻足。那里已经看不到过去的窑洞，原址上早已经盖起了楼房，那里的人也换了一茬又一茬，曾经的亲人和熟人都已离开。

但我仍会有一种幻觉，似乎他们还在，似乎会有人突然走出来，微笑着喊我的乳名。

王家

保健药社的当家人是霍静堂，而我的祖父，是大众合作诊疗所的合伙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