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附录(2)
第42章附录(2)
左至北京，以大学士任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但其性格脾气颇为同僚所不容。他自己也以繁琐刻板的枢臣生活为苦。九月，出任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
光绪九年（1883年），法国加紧侵略越南，并进逼中国。光绪十年（1884年）七月，法国舰队袭击马尾，福建水师和造船厂毁于一旦。清廷被迫宣战，并任命左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光绪十一年七月，左宗棠病逝于福州，在遗折中表示“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遗恨平生，不能瞑目”。
蒋益澧
蒋益澧，字芗泉，湖南湘乡人。1853年随湘军王鑫部攻陷岳州，以功叙从九品。后归属罗泽南部下，随克黄梅、广信、义宁州等地，累擢知县。1855年，因随罗泽南回攻鄂南，陷武昌，超擢知府。
1858年，因连克柳州、广远，加布政使衔，署广西按察使。1859年实援按察使，寻迁布政使。不久，太平天国石镇吉部进逼桂林，蒋益澧以防堵不力被劾，降为道员。嗣后，蒋益澧求功心切，愈战愈凶，连败义军，得以陆续开复原职。
1862年，经浙江巡抚左宗棠奏请，蒋益澧调任浙江布政使，旋率所部入浙参加对太平军作战。1862~1864年间，蒋益澧采取“剿抚兼施”政策，先后攻陷寿昌、汤坑、富阳、平湖、杭州、余杭等地，并招降了太平军忠王李秀成和侍王李世贤的部属蔡元隆、何绍辛等人，获云骑尉世职。
随后，蒋益澧又会同各路清军，在胡雪岩招募的常捷军（即中法混合军，亦称花头勇、花勇、坑勇）的配合下，力攻湖州地界各处的太平军，进而攻陷湖州城，“浙杭肃靖”。蒋益澧升为浙江藩司，在胡雪岩的协助下，善后安民，并为左宗棠人马筹粮筹饷，后奉命代左宗棠护理浙江巡抚。1866年擢升广东巡抚。
蒋益澧抚粤后，雷厉风行，裁免关税陋规，添增书院经费，设立义学，兴办善堂，颇有建树。但他久历戎行，不通官场陋习，加之恃功傲物，锋芒逼人，因而引起妒恨，后被人寻了不是，乘机弹劾，降二级调用，未及赴任，病逝。
蒋益澧在浙期间，胡雪岩左右逢源，对他敬护有加。兼之处处事事胡雪岩办得都很周到，受到左宗棠的信赖，蒋益澧也一同沾光。所以蒋益澧与胡雪岩相处甚欢，无论是在浙省还是在粤省，都全力支持胡雪岩和左宗棠，成了他们的忠实盟友。
曾国藩
曾国藩之于胡雪岩的关系，书中已屡有所述。
曾国藩之于胡雪岩，犹若一巨大的磁石。不过胡雪岩命定与曾国藩不能接近，故而胡雪岩只能在曾国藩的阴影下，小心地避着他走，稍一不慎，即遭祸患。
下边只简述曾国藩之思想变化和活动大略，以验证上述论断。
曾国藩（1811-1872），号涤生，湖南湘乡人。“少小从耕拾束薪”，卖菜篮于市街，多知民间疾苦事。
1838年中进士，选庶吉士。初时服膺姚鼐论学宗旨，致力辞章，一求以文证道。所以其一生诗文以立言为忌境，笔下滔稻，多叙名教，少见逸致。后从唐鉴讲求为学之方，信宋儒性理可以托身之命。说奉“程朱所谓屈教、穷理、力行、成物”程序，常凛凛于“不为圣贤，便为邻兽”。苛苦守己，为日后为人立下了基调，后“好高邮王氏父子之论”，粗得考据章法。
儒家讲求以学与治合一为本义。曾国藩为官京师十四年，不仅做学问中人。自其登第后，久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心。身经翰林院、詹事府、内阁，先后以侍郎管礼、兵、工、刑、吏五部，阅历甚广。
儒术之外，曾国藩于百家之论亦多有会心。每举老庄游心之虚静，墨翟治身之勤俭，管商齐民之严整，认为是周孔言中所无而意所必有之事，深信“理之足以见极者，各家未尝不切合也”。
1852年，曾国藩母丧，丁忧守制。其时太平军已入两湖，湘鄂震动。曾国藩奉旨帮为团练。选农夫壮健拙朴者操练，效明代戚继光束伍成法，尤重所谓将之以忠义之气；上下部属各自成营，而统领多为儒生，号为“湘勇”。每逢操演之日，常群集诸勇，教以孺子大意，纲常人伦。自谓“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声气相求，呼喊汇聚患难中的地主知识分子。于是，“山野材泽之士感其诚，莫不往见，人人皆以曾公可与言事。”
1854年，曾国藩集合水陆湘勇二十营，一万七千人，作《讨粤匪檄》，大举东下。初时湘军连败，曾国藩几欲自裁。意气稍平之后，以打脱牙和血吞自解，补募兵勇，添造炮船，寄洗耻之心于再图自强。
7月，克岳州，8月，连下武昌、汉阳，获能战之名。朝旨加兵侍郎衔，命督师东下。
1855年~1856年，与太平军胶战于赣鄂之间，客军羁寄，“一钱一粟，非苦心经营则不能得；一弁一勇，非苦口训诫则不能战”。心力交瘁，内争外逼，信仰和信念愈见张厉。至1856年秋，太平天国天京内变起，影响及于鄂赣，战场态势稍转。
1857年，曾国藩父丧，回乡守制一年又四个月。1858年，太平军东逼浙江，北结捻军，声势大震，后石达开入广西，上游兵势缓解，曾渐得长江中游事权。其筹规全局之疏力立“欲破金陵，必先驻兵于滁、和，而后可以去江宁之外屏，断芜湖之粮路。欲除滁、和，必先围安庆，以破陈逆之老巢兼庐州，以攻陈逆之必救”。是为随后几年攻下太平军之基本思路。
1860年，中国被迫与英法两国签订《北京条约》，列强既得长江流域种种利益，以太平天国割据东南为虑，有出兵相攻之意。曾国藩对西人助剿之议深致疑虑。
1862年，曾国荃屯扎雨花台，直逼金陵；左宗棠、李鸿章同年统兵入浙江、苏南。
1864年6月，金陵下。曾国藩已久识人世坎坷与宦场情态，私心有“芷热收声，引嫌谢事”之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