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纵横点上的胡雪岩(2)
第27章纵横点上的胡雪岩(2)
但胡雪岩的确有高人之处，就是对整个时事有先人一步的了解和把握，所以能先于别人筹划出应对措施。有了这一先机，胡雪岩就能开风气，占地利，享天时，逐一己之利。
因此，当我们说胡雪岩对时事有一特殊驾驭时，我们的意思正是，胡雪岩因为占了先机，故能够先人一着，从容应对。一旦和纷乱时事中茫然无措的人们相比照，胡雪岩的优势便显现出来。
清朝发展到道光、咸丰年间，旧的格局突然受到震荡。洋人的坚船利炮，让一个至尊无上的帝国突然大吃苦头，随之而来引起长达十几年的内乱。
这一突然变故，在封建官僚阶层引起分化。面对西方的冲击，官僚阶层起初均采取强硬措施，一致要维护帝国之尊严。随后，由于与西方接触层次的不同，引起了看法上的分歧。有一部分人看到了西方在势力上的强大，主张对外一律以安抚为主，务使处处讨好，让洋人找不到生事的借口。这一想法虽然可行，但却可怜可悲。因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以为一味地安抚就可笼络住洋人，这只是主观愿望。当然这些人用心良苦，不愿以鸡蛋碰石头，避免一般平民受大损伤。
另一部分人坚持以理持家，对洋人采取强势态度。认为一个国家断不可有退缩怯让之心，以免洋人得寸进尺。这一派人以气节胜。但在实际事情上仍然难以行通，因为中西实力差别太大，凡逢交战，吃亏的尽是老百姓。
这两路人都是站在帝国的立场上看洋人，所以可以说都是带有“偏见”的做法。
还有一部分人，因为和洋人打交道日多，逐渐与洋人和为一家。一方面借着洋人讨一己私利，一方面借着洋人为中国做上一点好事。这一部分人就是早期的通事、买办商人以及与洋人交涉较多的沿海地区官僚。
对于洋人的不同理解，必然产生政治见解上的不同。与胡雪岩有关的，在早期，薛焕、何桂清、王有龄见解接近。他们利用洋人的态度与曾国藩等对洋人的反感态度相对，形成两派在许多问题上的磨擦。利用洋人，这是薛、何、王的态度；表示担忧和反对，这是曾国藩的态度。胡雪岩因为投身王有龄门下，自己也深知洋人之船坚炮利，所以一直是薛、何、王立场的策划者、参与者，也是受惠者。
到了中期，曾国藩、左宗棠观点开始变化。左宗棠由开始的不理解到理解和欣赏，进而积极地要开风气之先。胡雪岩因依附左宗棠，洋人观得以有了依托。但这时由于对洋人势力之分析、见解不同及集团和个人的利益所在，左宗棠和李鸿章之间产生分歧，并且最终使胡雪岩成为牺牲品。
对于洋人下层百姓的反应大多是被动的。真正与洋人打交道者，均是从谋私财入手的，因而对大局影响不大。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下层的代表，在经过长期的打交道后，逐渐形成了一支稳固的力量，为中西交流起到了桥梁作用。
使清廷旧格局转变的另一冲击力量是太平天国运动。不过，由于太平天国信奉变了种的基督教，自身的封闭过强，因而其感召基本上限于下层之老百姓。大多数的地主知识分子，既未感到清朝政府有何特别需要变动之处，也感受不到太平天国运动的感召力量。
相反，由于曾国藩等一批优秀分子应激而出，地主知识分子阶层很快就聚拢于其周围，最终形成一支维系旧制的中坚力量。
太平天国运动对下层商人来讲，影响较大。因为商人的本性在逐利而不在建制，所以太平军一起，许多商人便趁了乱世，进行自己为所欲为的经营活动。
以上是旧格局受到冲击后不同层次人物的一般反应。
胡雪岩的反应与一般商人不同，可做如下之分析，以见其对时事把握的特殊之处。
清廷旧制既受冲击，朝廷自身惶惑，一般老百姓更是不解。胡雪岩从商业经验出发，认为一个社会要想存在，必然需要一个秩序的核心。这一核心起作用与否，全看我们一般人的态度。假如我们投注力量，加以维护，那么这个核心必然是有效的，它必然能生发出一种秩序，使我们每一个人受益。假如我们人人自危，对这个核心也采取瓦解之态度，那么这个核心必然无效，社会也自然而然堕入一种无序状态。而一个无序的社会，对任何人都是不利的。如果说有利，也只是对江洋大盗，对野心家，对流贼无赖有利。
基于这一认识，当洪杨之乱来时，胡雪岩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可以乘机捞一把的好机会。在他看来，趁了浑水摸鱼，只是因为鱼是混乱的，才让人侥幸有所获。倒过来想，胡雪岩认为首先应该替官府维持秩序，秩序建立起来了，你自己也有一个从事商业的好环境，官府感谢，也会给你提供诸多便利。
故而胡雪岩提出，他的当务之急是帮助官府打“长毛”，而不是今天从“长毛”那里捞一把，明天从官府那里捞一把。因为这样的话，你在两面都面临信任危机，“长毛”怀疑你与官府有勾结，官府怀疑你替“长毛”着想。商业最重要的是信用，信用丢了，生意就做不大。因为老主顾知道你并不敢保证自己是一心为他的，所以他可以和你打一两次交道，但是绝对不会三次四次地长久下去。那你就只好不断地换主顾。这样就无异于你每一次要重新搭房建屋，成本大大提高，积累的机会就大大减少。
出于同样考虑，当清政府发行官钞时，胡雪岩做出了与钱业同行不同的选择。同行们都认为，洪杨变乱在眼前，政府是否可信大成问题。如果今天我接了这官钞，明天没有人要，兑换不出去，那就烂在手上，白白损失。胡雪岩的看法不同。按他的分析，朝廷毕竟大势还在，尽管朝廷遇到了许多麻烦，但社会要想运转，还非得靠现在这个朝廷不可。况且朝廷的信用是大家做出来的，人人出来维护，信用自然就好。所以别人不理这官钞，胡雪岩却要接。不但自己接，还动员别人接，并且以自己的信用作保证。
替了官府打“长毛”，这既是一种风险，也是一种投资。投进去的是眼光。胡雪岩这种看法，符合商业的一般原则。任何一个商业都要求稳定。商人可以面临纷乱的局面不顾生死去求取利润，但这种纷乱局面却不是商人的愿望。任何一个商人都希望在一种平静的气氛下进行风险最小的投资，以求得利润最大。除非发生特殊变故，使得混乱比平安更能减少成本。更何况当时的清廷，基本结构健在，所受的只是猛然一击，但却并非致命一击。
基于这种考虑，胡雪岩一直紧紧依靠官府。从王有龄始，运漕粮、办团练、收厘金、购军火，到薛焕、何桂清，筹划中外联合剿杀太平军，最后，还说动左宗棠，设置上海转运局，帮助他西北平叛成功。由于帮助官府有功，胡雪岩得以使自己的生意从南方做到北方，从钱庄做到药品，从杭州做到外国。官府承认了胡雪岩的选择和功绩，也为胡雪岩提供了他从事商业所必须具有的自由选择权。假如没有官府的层层放任和保护，在这样的一个封建帝国，胡雪岩必然处处受滞阻，他的商业投入也必然过大。而且由于投入过大和损耗太大，他的商业也不可能形成这么大的一个规模。
对于清廷旧制，胡雪岩还有另外一层看法。许多商人只是畏惧官府，没有想到驾驭官府。胡雪岩一开初倒也不会有驾驭官府之想。但是在他所帮助的王有龄升官之后，他逐渐发现自己借王有龄获得的便利甚多。首先是资金周转便利，因为有了官府之流转金作依托；其次发现官府的好多事自己可以以商业活动完成，既减少了官僚办事的低效，自己也赚取了利润；第三是自己借了官府之名，能做到许多以商人身份很难涉足之事。
所以后来胡雪岩对于利用旧制有了信心。一开头他并不愿捐官，认为生意人和做官的人在一起别扭。后来想法变了，既然官府与生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就不妨捐官，涉入官场。这样做其实也是以最小投入，完成最大产出。
胡雪岩在人们心目中，其最大特点就是“官商”，也就是人们说的“红顶商人”。这“红顶”很具象征意义，因为它是朝廷赏发的。戴上它，意味着胡雪岩受到了皇帝的恩宠。事实上，它意味着皇帝肯定了胡雪岩所从事的商业活动的合法性。既然皇帝是至高无上的，皇帝所保护的人自然也不应受到掣肘。换一层讲，皇帝的至高无上也保证了被保护人的信誉。所以王公大臣才能很放心地把大把银子存入阜康钱庄。
胡雪岩一面获得了信用，另一方面也清扫了政府在封建时代无所不在的对商人的干预，所以才能让他如同一个真正的商人那样去从事商业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