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州郡下（十一）

益州，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自古以来便是中国西部的一颗璀璨明珠。其治所设于繁华的成都，历史的篇章自魏景元四年（263年）起缓缓翻开，见证了无数风雨沧桑与辉煌变迁。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荒芜之地逐渐被开拓，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域也慢慢融入了郡县体系，如汉朝时期的永昌郡，晋朝时的云山等地，它们如同点点繁星，点缀在益州这片辽阔的天幕上。

益州，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历史上四次成为割据政权的中心。诸葛亮曾赞叹道：“益州地势险要，是富饶如天府的沃土。”这句话，恰如其分地描绘了益州的地理优势和丰饶物产。而刘颂也深知成都的重要性，他提出：“成都适合安置亲王子弟，作为封国。”于是，成都王司马颖应运而生，尽管他最终并未踏上这片封地，但这一举措无疑彰显了益州在当时的战略地位。

益州的三峡地区，地形险峻，蛮夷族群活跃其间。这里不仅是自然风光的宝库，更是通往西域的重要通道。向西，可穿越芮芮（柔然）地区，直抵黄河以南；向东，则如汉朝时的武威、张掖，是连接东西方文明的桥梁。这一方边疆重镇，路途遥远，超过万里，因此，晋朝时期，朝廷常常派遣武将镇守此地，以确保边疆的安宁与稳定。而到了宋朝，由于其地势险峻偏远，朝廷更是没有让亲王前去治理，足见益州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

在益州的历史长河中，有许多神奇的传说和预兆。泰始年间（约265-274年），成都的市桥附近突然生出一个小沙洲。这一奇异的现象引起了当时人们的广泛关注。始康人邵硕，擅长术数，他见到沙洲后，便预言道：“沙洲在市井附近生成，预示着将有尊贵的亲王亲临此地。”这一预言在永明二年（484年）得到了应验。这一年，始兴王被任命为益州刺史，镇守此地。这一事件，不仅验证了邵硕的预言，更彰显了益州在历史上的神秘与传奇。

益州土地富饶，是西部地区的重要都市之一。其所统领的郡县，如巴郡、涪陵郡、蜀郡、广汉郡等，各具特色，共同构成了益州丰富多彩的文化底蕴。蜀郡，作为益州的核心区域，包括了繁华的成都、历史悠久的郫县、风景秀丽的牛鞞、物产丰饶的繁县以及边陲重镇永昌县。这些地方，不仅自然风光旖旎，更孕育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民俗风情。

广汉郡，则以其广阔的疆域和丰富的资源而著称。雒县、什方、新都等地，都是广汉郡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地方，不仅农业发达，商业繁荣，更是文化交流的枢纽。晋康郡、宁蜀郡、汶山郡等，也各自拥有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文化特色。它们或依山傍水，或地处平原，共同构成了益州多姿多彩的地理风貌。

在益州的郡县中，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域。这些区域，虽然地处偏远，但民族风情浓郁，文化独特。南阴平郡、东遂宁郡、始康郡等地，都是少数民族的家园。他们在这里繁衍生息，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文化和传统。这些文化和传统，与益州的主流文化相互交融，共同构成了益州丰富多彩的文化景观。

此外，益州还有一些特殊的郡县和地区。如天水郡、南新巴郡、北阴平郡等，它们或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或因其特殊的历史背景，而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价值。天水郡，位于益州的北部边缘，是连接中原和西域的重要通道。南新巴郡，则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域，其独特的文化和传统，为益州的文化多样性增添了新的色彩。北阴平郡，则以其险峻的地形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而著称，是益州北部的重要屏障。

在益州的郡县体系中，还有一些特殊的行政机构。如北部都尉、越巂獠郡、沈黎獠郡等。这些机构，或负责边疆的防卫和治理，或管理少数民族的事务，为益州的稳定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蚕陵令，则是益州的一个特殊地区，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使得这里的蚕丝产业尤为发达。甘松獠郡、始平獠郡等地，也是益州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各自拥有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文化特色，为益州的文化多样性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齐开左郡、齐通左郡等地，则是益州东部的重要区域。这些地方，不仅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更是商业繁荣、文化发达之地。它们的存在，为益州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