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相中了大名府
北直隶的大名府位于京城东南端，其历史悠久，也是着名的河朔古邑。所辖区域北与广平府临界，东与山东东昌府和兖州府接壤，南与河南开封府相接，西与河南彰德府和卫辉府相邻。大名一词取“兴旺强大”之意，是历代府、路、州、道、郡治所在地。
其中两次作为国都，七次作为陪都。大名在春秋时代属于卫国，名“五鹿”，是历史上着名的“五鹿城”；战国时期属魏国；秦代为东郡；汉代为冀州魏郡；
唐德宗建中三年改称大名府（非官方改名，而是一个名叫田悦的藩镇私自改的，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是这样描述的：建中三年田悦拒命，称魏王，僭改魏州为大名府。）。
在宋仁宗庆历二年把大名府建成陪都，史称“北京”，因此也就有了北京大名府的说法。
明建文三年，宋代大名府城毁于洪水后（也有说是朱棣故意放水淹没的），明都指挥使吴宬（吴买驴）于卫河北岸艾家口重筑大名府城，新建成的大名府城池呈正方形，周长九里十八步。
城中设置了十字大街，由十字街中心至东南西北四座城门都是相等的距离，四城门均有专用名称，南门为崇礼门，东门为体仁门，北门为瑞智门，西门为东义门。
四座城门外均修筑了瓮城(也叫月城)，南北瓮城门，向东而开取意“迎喜”，东西瓮城门向南开，取意“朝阳”。
四座城门均为双层门，并且均是扭头门。扭头门指的是城门并非直线样式的门洞，而是呈“s”型，人们通过城门洞进入城内，需要不时扭头转换方向，因此称之为“扭头门”。
这种设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攻城的敌方多人合抱一根撞击城门的木桩来撞开城门，城门被攻破城池也就难保。设计成“s”型的城门洞，就可以有效防止这一情形，这也显示了古代工匠们的建筑智慧。
城外周围挖护城河一道，宽九丈、深四丈五尺，连通着支漳河和引河，护城河水长流不断，四个瓮城外均修大石桥。
为了区别于宋代以前的老城，重筑后的大名府城，又被后人称为明代大明城。
此时的大名府下辖一州十县，分别为：元城、大名、魏县、南乐、清丰、内黄、浚县、滑县、长垣、东明，开州。
大名府的政区设置最能体现明代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考虑，北直隶以大名府向南深入到黄河北岸，把后世河南北部的南乐、内黄、清丰、濮阳、浚县、滑县、长垣以及山东的东明划归京师管辖。
河南则以彰德府向北插入，把后世河北的武安、磁县、涉县收入囊中，由此在后世冀南、豫北、晋东南和鲁西形成了四省犬牙交错的复杂政区格局。
大名府的北部、中部和南部均为冲积平原，只有西部少部分地区为太行山东麓前的低山丘陵地带。大名府的位置，恰好坐落在太行山与泰沂山脉最近的平原通道处，这个通道上接河北平原，下接豫东平原，将华北平原的上下两部分连成浑然一体。
在《大名府志》一书中将其形势归纳为：“近则地回沙麓，河抱衡漳；远则东连齐鲁，西接太行。……气势联络，隐若重关，真河朔之重镇，北门之锁钥也。”
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一书中则是这样描述大名府的：“府西峙太行，东连河济，形强势固，所以根本河北，而襟带河南者也。”
同时因明代初期建都于南京应天府，对南京来说，也可以说大名府是京畿南直隶的北大门。
当然了，胡文霆是被上天强行安排穿越到大明的，他在这之前根本不可知道自己在未来的某天会被穿越到大明来，因此也不可能在此之前就做好相应的知识储备。
所有的这些内容，都是这两天和王家彦聊天的过程当中了解到的，而对于王家彦这名天启年间的进士来说，这些内容则是可以做信手拈来的。
而作一名兵部官员，王家彦又对大名府所处的战略位置着重进行了分析，于是无意中就让胡文霆产生了一个要在大名府建立一个根据地或者说立足点的想法。
他想把一些重要的工业项目安排在大名府这个地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随着胡文霆和秋萍等人的关系逐渐变得亲密起来，再加上又相继结识了范景文、王家彦等人，他已经开始逐渐融入了如今的大明社会之中，或者说，他已经开始有些喜欢上大明了，因此决定安心的长期在大明生活下去。
既然想安心的在大明长期生活下去，那就势必要为自己的安全作一个全面的规划。京城那边虽然有朱由检这个护身符在，但是一旦自己在京城的产业扩大到一定规模之后，难免会让一些人眼红，最终铤而走险向自己下手。
因此，在自己没有拥有比较强悍的自保能力之前，还是很有必要把自己的产业进行一些隐藏，以免过早的引起京城那帮勋贵大臣们的注意。
第二，就是王家彦在途中向自己介绍的关于大名府的地理位置，让胡文霆相中了大名府这个地方。因为离大名府东边不远的地方就大运河，对于自己今后生产出来的产品销售运输，能提供很大的便利。
再加上附近运河边上的山东临清州，又是人称天下第一码头，天下粮仓的一个地方，是全国着名的商业大都会，对今后的产品销售是极为有利的。
又因为运河向北能便利沟通京城、天津等地，向南可以直达南直隶和杭州，而这些地方可都是自己下一步就打算优先发展的地方，那么一些产品和材料从大名府起运，无论是从时间成本还是运输成本方面来考虑，也是相对比较经济的。
第三，就是卢象升的为人还是能让胡文霆比较放心，因为所有史料上记载的内容当中，几乎没有关于他的负面信息。史料中记载，卢象升曾经对他夫人说过这么一句话“以成败、利钝付之天，毁誉、是非听之人，顶踵、发肤归之君父。”他还说“凡事只从天理王法、公道良心做去，身家之计，梦中亦弗敢与闻。”
有点类似于后世的“走自己的路，让人说去吧”，说明他做人做事都是有自己的一个既定原则，这个原则并不会因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而轻易作出改变。
记得在一些史料中曾用这么一句话“逢主必叛吴三桂、至死不变卢象升”，来评价吴三桂和卢象升两人的性格特点，这也充分说明了卢象升的可信和可靠。
换句话说，一旦胡文霆的想法和提议能得到卢象升的认可，并和他达成合作，那么今后他就会全心全意的一直支持着胡文霆，根本不用担心他那边会有过河拆桥、见利忘义等行径的出现。
然而，胡文霆也知道，卢象升是一位智慧而敏锐的将领，想要赢得他的信赖并非易事。必须通过自身的品德和能力，才能逐渐打破了卢象升的心防。
因此，在招待晚宴过后，卢象升陪王承彦和胡文霆两人喝茶聊天的时候，胡文霆以诚实和坦率为基石，与卢象升交流时，始终保持真诚，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想法。
胡文霆首先指出，目前大明所有问题的根源都出自于经济方面，辽东方面，因为国家的财政无法支撑其步步推进这一战略方针的庞大消耗，使得这一战略很难真正坚持到底，那么最终就会导致功亏一篑，使得前期的所有投入都付之一炬。
诚然，辽东方面的一些将领怯战，士兵战斗力低下，而且一些将领还在私底下和建奴方面眉来眼去等情况，也是确实存在的。
但事实上这些现象的出现，也是或多或少都受到了经济方面的影响，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辽东的一些将领们因为经常陷入被朝廷方面欠饷的窘境，心态方面肯定会产生一些消极变化。
为了生存，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当初是被迫和建奴方面进行一些私底下的贸易往来的，希望借此来维持一下军队的开支，然而这种行为持续时间一久之后，逐渐就成为了定例，没有多少人会为这种行为感到不齿了。
作为朝廷中的一些大佬们，本来是应该能充分了解这些行为的危害性，并努力想办法进行解决的。可是因为朝中一些高官的短视或者说是私心太重，他们不仅不对这些行为进行阻止，反而是积极的参与其中，和辽东方面的一些交领沆瀣一气，通过倒卖军用物资等行为，为自己个人赚得是盆满钵满的。
也正因为朝廷中这批人助纣为虐的行为，让建奴方面在近几年的时间内不断的发展壮大，成为了大明方面的心腹大患，以至于在去年的时候直接打到大明的京城底下。
说来说去，其中的一个主要因素，还是因为一个钱字。俗话说“人穷志短”，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无论是辽东方面的将领还是朝中的那些大臣，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因为看到大明目前在经济方面的窘境，从而对大明的未来失去了希望，才先后参与到这种饮鸩止渴的行为当中去的。
当然了，以右司马和卢大参的志向和修养来说，肯定是对这种行为非常不齿的，二位大人肯定也会义正言辞的说上一句：“不食嗟来食、不饮盗泉水！”。
但我们不可能要求所有人的节操都能达到您们这样的高度，像您们这样的，毕竟在任何一个朝代都只是占了少数。
对于大多数人来，追求一个吃穿不愁的安逸生活，就是他们的最高理想，所以作为一些目光远大的有识之士，必须挺身而出，为大明创造出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让这些人也能回过头来，一起全心全意的共同对付外虏。
陕西方面的问题，说起来其实差不多也是同样的道理，国家如果能解决流民们的吃喝问题，他们还会继续闹下去吗？
说实话，以王家彦和卢象升两人的学识和智慧，他们也不可能不知道所有这些乱象的根源都出自于“国家没钱”这几个字，他们也曾屡次为了增加国库收入，而向崇祯提出了不少的相关建议或政策，但最终都因为一些既得利益者的阻挠而搁浅了。
因为朱由检这个皇帝年纪太轻、个性又强，对任何一件事情都抱着一种急于求成的态度，致使一些原本正直忠心的大臣也不敢轻易的表态支持他，怕一不小心被朱由检甩锅，于是大明的朝政就变得越来越荒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