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日本人与阳明学》（16）

编译者后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和九十年代末，我曾先后两次赴日本九州大学留学和研修。第一次去的是冈田武彦先生任教的教养部（相对于通识教育，又称“一般教育”或“教养教育”），指导老师是冈田先生的高足福田殖先生；第二次去的是文学部（日本大学的文学部包括文、史、哲、宗教等人文学科专业），指导教授是荒木见悟先生（1917—2017）的学生柴田笃教授。除此之外，我还参加了冈田先生组织或主讲的各种读书会和演讲会，结识了冈田先生身边的一大批九州地区乃至日本全国的学者和民间人士。这些人，有的是我去九大留学之前，因八十年代冈田先生组织的两次王阳明遗迹考察而在中国国内时就认识的，更多的则是去日本留学后才相识的。在回国后的近二十年间，我又与这些九大或其他大学出身的学者或民间人士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来来往往，从未间断。一直到近几年，由于冈田武彦、荒木见悟、福田殖等一批学者和民间人士的先后辞世，以及中日两国关系的由热转冷，走动才逐渐减少。仔细算来，我已有五六年未踏上九州这块熟悉的日本第三大岛了。

于是这些年来，我一直有个隐隐约约的愿望，想把以冈田武彦先生为首的九州学者最近三十余年来赴华参会时发表的论文或演讲稿集结成书，尤其是想把其中有关日本人与阳明学的内容作一系统梳理，争取在中国大陆出版，以为中文世界的读者提供一个了解日本人的阳明学观以及本人所称的“九州学派”的窗口。与此同时，也是想通过这种形式，把二十多年来本人与以九州地区为主的日本各地学者的交流历史作一阶段性的总结，以告慰于九泉之下的冈田恩师。没想到，我的这一想法，竟与出版方的设想不谋而合，而且还被即刻付诸行动，所以仅仅用了半年多时间，便完成了本书的编纂和出版。

之所以会如此顺利，主要是因为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有现成的译稿。但尽管如此，此次“编译”还是倾注了本人的不少心血。首先是要把散失或封存三十多年的论文统统找不来，并从中遴选出符合本书主题的，比较适合普通读者阅读的相关文章。然后再对它们进行校译或改译，乃至重译或新译，至于本书中小部分由他人翻译、笔者校译或改译的文章，则已分别在文末做了说明。最后才将它们汇编成册，并附上相关材料及笔者前些年写的介绍九州学派的论文，以便于读者对本书作者群乃至九州学派有一大致了解。

当然，本书也有些缺陷，主要有两点：一是所涉叙述内容问题。一般来说，日本阳明学的形成与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江户早中期、幕末维新期、明治中后期及大正昭和期。本书所选对象涉及后面三个时期，涉猎面较广，但大多蜻蜓点水，谈不上完整和深入，有些甚至是资料堆积，而并未作展开。二是所选作者对象问题。本书没有收入九州学术圈的另一大领袖——荒木见悟先生的论文，这是因为我想荒木先生的一系列论著，还是单独翻译出版更好（近几年中国大陆和台湾已出版了荒木先生的几种代表作），以便能使中文世界的读者对荒木先生的学问体系有比较完整的认识。尽管如此，未收入荒木先生的代表性作品，仍是本书也是本人的一大遗憾！此外，本书仅收入了我的指导教授柴田笃先生的一篇论文，这是因为柴田先生极少应邀赴中国大陆参会，在我的印象中，只有20世纪80年代末随町田三郎教授到过杭州大学访问，以及2000年初应邀赴复旦大学参过会。而我从柴田先生所发表的诸多论文中，也没有找到比较贴近本书主题的文章，所以只好作罢。柴田先生曾从文献学、家族史的角度写过有关楠本正继先生及其家族的系列文章，今后若有机会，将其集结后翻译出版，想必会有一定价值，也才会让柴田先生称心。

是为后记。

钱明识于寓所心闲斋

2017年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