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日本人与阳明学》（13）
从阳明学到冈田学（3）笔者与晚年的冈田先生有过频繁接触，向其问学是我的初衷，但所得到的最大收获却在“学问”之外。他的身上好像有一巨大的磁场，可把“人格”化成“气流”，传遍你的全身；把“学问”融入“日用”，穿透你的生活。到了晚年，冈田先生身上所深藏的道统意识已化为炽热的传教激情，对义理的究明已让位于对民智的开发。他在当代日本社会所掀起的波澜，犹如阳明门下的王心斋、罗近溪。而面对自己周围一大批民间的追随者和信奉者，他所要做的“学问”，首先是让受众理解、领会并付诸行动，而并非让他们精研、求证以获得同行评价。从这一意义上说，现代学术的“规范”系统和“严谨”标准的确失去了它的存在“合理性”。
总之，冈田武彦和荒木见悟走的是不同的学问之路，尤其到晚年，两人甚至可以说出现了“分道扬镳”的迹象。尽管两人拥有共同的学生，并且有过学术上的长期合作关系，但冈田基本上属于阳明学的践行态，而荒木则属于阳明学的学问态。所以前者宏识博通而后者绵密精微；前者倾心于阳明精神与神道教的结合，致力于阳明学的日本化和庶民化，而后者则倾心于阳明学与佛学的整合研究，致力于阳明学的理论化和精致化。如果说荒木是学术大师的话，那么冈田就是思想大师，几乎所有接触过他的人，都能从他身上感受到一种充满关怀意识的思想活力，而若深入其宽阔奔放的精神世界，则更能领悟到东方哲学的独特魅力。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冈田武彦和荒木见悟所走的道路不同，但两人之间很少有相互批评，更不彼此排斥，与北宋二程、明末顾（宪成）高（攀龙）以及王阳明高足钱（德洪）王（畿）之间的关系有点类似。(110)冈田先生去世后，追悼文集由荒木先生作序，他在序中自称“后学”，并深情地记述道：“我和冈田先生在昭和十九年（1944）长崎师范工作时曾同寝室生活了一个月，受冈田先生教诲颇多。”(111)对冈田先生的尊奉，实超过王畿对钱德洪或高攀龙对顾宪成的尊崇。不过，由于两人在生活习性、内在气质、学问方法等方面存在的较大差异，而使他们疏于相互间的合作与交流，甚至“互不搭界”“鹤立独行”。这种不牵手、不同行的地域文化气场，对九州学派的发展显然不利，但从另一角度说，该学派又何尝不是因各自独行而开发出巨大的发展空间呢？
四、九州学派的展开
笔者所定义的“九州学派”，概而言之，就是渊源于楠本端山、硕水兄弟，奠基于楠本正继，完成于冈田武彦、荒木见悟，传承于以九州大学为核心的九州地区多所大学及民间社团，并且是以“楠本学”和“冈田学”为基本范式，颇具日本地域文化特色的思想学派。其中楠本学是以学理、学脉及精英化为取向，冈田学是以力行、体认及庶民化为取向。一般来说，日本近现代的思想学派大都以学理、学脉及精英化为重心，而唯有战后的涩泽荣一、安冈正笃及后来转向的冈田武彦等以力行、体认及庶民化为重心。这既与涩泽、安冈、冈田等人的能力意志、个人魅力密切相关，更与战后日本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实际需要以及日本集团主义、合作主义的民族个性密不可分。
因此，从发展过程上说，九州学派又可分为两个阶段：从楠本正继创设到冈田武彦、荒木见悟继承，以九大为中心引领九州学者开展宋明儒学及九州儒学研究为第一阶段；从冈田武彦晚年转向市民圈，开展儒学普及运动，践行阳明精神，体验生命哲学为第二阶段。而九州学派的传人们亦因此而区分为两种选向和追求：民间人士包括一部分学者（如难波征男，1945—）坚持走冈田式的道路，而大部分学者，如佐藤仁（1927—）、町田三郎、福田殖（1933—）、疋田启佑（1937—）、吉田公平、柴田笃（1952—）、荒木龙太郎（1951—）、野口善敬（1954—）、鹤成久章（1966—）等则坚持走荒木见悟的道路。应该说，这两条路都不好走。冈田之路需要具备许多条件，没有冈田先生这样的人格魅力和学术名望，是很难走得通的。荒木之路看似“老陈”，又有楠本正继以来几代人的学术积累，然当下日本的学术环境已今非昔比，不为生计而奔忙的潜心研究，谈何容易！这也是冈田先生时常感到寂寞而困惑，荒木先生常常显得担忧而无奈的根本原因。
不难看出，在第一个阶段，九州学派其实与东京、京都学派并无二致，只是研究重心不同，研究方法稍异，而在成果之积累度、影响之广泛性上，九州学派无疑要大大逊色于东京、京都学派。然而，到了第二个阶段，九州学派似要超过东京、京都学派，无论从成果的现实转化还是社会效应来看，九州学派都要略胜于东京、京都学派。二战以后东京、京都所具有的地缘文化优势，此时仿佛又回到了幕府后期，变成为“劣势”。尽管东京、京都历来都是日本政治、文化的中心，但日本近世的幕藩体制所造成的诸藩在文化、学问上的“自下而上”的倒逼现象（明治维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地处九州等西南边陲的诸强藩所策动的），则为像九州这样的边缘地区的思想文化繁荣提供了适合的土壤。
诚然，要说冈田武彦所苦苦追寻的以阳明学为旨趣、以东洋之心或东洋之道为内核的冈田学已是完整的理论构造和思想体系，似有过誉之嫌，但冈田学的实践品格和行动意志，却堪称当代日本之最，不仅其业师楠本正继难以比配，甚至可与其信奉者安冈正笃并驾齐驱。而且从历史的经验和全球化、区域化的趋势看，冈田武彦的致思路径或许正是日本儒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面向。这种面向所带来的现实效应，其实已在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以及中国大陆静悄悄地显示了出来。而对以儒学为核心价值观之一的东亚诸国而言，具有一定启示意义的是：九州学派从楠门学到冈田学的转向过程中，不仅实现了从学理、学风、学脉的门户形态到民间化、普及化、大众化、实践化的角色转换，而且实现了日本的政治儒学、经济儒学、社会儒学从东京到九州的地域转移。
正因为此，冈田本人不接受“当代新儒家”这个称谓。冈田武彦与当代新儒家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两者虽然都关怀人类的命运、世界的前途，但新儒家的立足点或核心价值观是从传统儒学到宋明新儒学，而冈田武彦所说的儒学则是日本化、神道化的日本式儒教。新儒家和冈田武彦的视野都是多元的，但前者以中国为本位、为主导，后者以日本为本位、为主导，而两者所强调的“中华道统”与“东洋之道”的根本区别，似乎就在于此。诚如荒木见悟所言：“冈田先生致力于儒教精神的现代活用，或者创设书院，或者奔走演讲，或者静坐实践，得到了世人的共识。先生是思索的哲人，又是实践的先驱者。先生虽喜爱静坐，但不单单沉湎于静的境地，而是时常关注社会动向，为了消除低落污浊的社会现象而不断实践着。”(112)
有见于此，笔者以为，冈田武彦在当代日本的作用堪比涩泽荣一和安冈正笃。比较而言，涩泽荣一是从企业家的立场来推动儒教普及的社会活动家，安冈正笃是从政治家的立场来推动儒教普及的社会活动家，而冈田武彦则是从纯学者的立场来推动儒教普及的社会活动家。他们三人都相当长寿，亲历了日本改新崛起的全过程，是日本现当代史的见证人，并且都信奉阳明学，只不过一个身处日本刚刚跻身强国之列、尚处于不成熟的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战前”，一个身处日本转向军国主义、处于从不成熟走向失败的资本主义发展中期的“战中”，一个身处日本重新崛起、处于从失败中汲取教训并走向成熟的资本主义发展后期的“战后”。所以一个被誉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一个被誉为“昭和的教祖”“政治家的指导者”，一个被誉为“精神领袖”“思想泰斗”。如果说涩泽荣一是资本与儒教相结合的化身，倡导的是经济伦理，安冈正笃是政治与儒教相结合的化身，倡导的是政治伦理，那么冈田武彦便是社会与儒教相结合的化身，倡导的是社会伦理。涩泽荣一不是资本家，却能成为产业界的领袖；安冈正笃并非政府要员，却能成为政治家的导师；冈田武彦不是公众人物，却能成为真正的社会活动家。日本社会的集团意识，使之需要精神偶像，需要思想权威。他们三人能先后出现在日本现当代的历史舞台上，绝非偶然，它与日本社会特有的文化心理密切相关。而在日本社会走向后现代的过程中出现冈田武彦，就如同在日本社会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出现涩泽荣一、安冈正笃一样，都是时代的选择。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九州学派现已渐趋衰微。尽管如此，形成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兴旺于世纪之交的九州学派，能够在楠本学和冈田学的旗帜下，在日本现当代思想史上尤其在宋明理学研究领域，保持近半个世纪的影响力，而且这种影响力还是在对近世东亚思想文化的不断追问中，以及在当代中、日、韩、三国的密切互动中实现的，其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本身，就值得认真研究与适当评价。
冈田武彦先生年谱简编
疋田启佑
明治四十一年（1908）11月22日，生于兵库县白浜村字中村（现为姬路市白浜町），是其父冈田重成、母冈田たき的第五个孩子。在当地的初中毕业之后，于昭和三年（1928）4月进入姬路高中。
昭和六年（1931），毕业于旧制姬路高中。同年考入九州帝国大学法文学部。
昭和九年（1934），毕业于九州帝国大学法文学部中国哲学史专业。任旧制富山县立神通中学教员。
昭和十三年（1938），任旧制宫崎县立延冈中学教员。
昭和十四年（1939），任旧制福冈县立中学修猷馆教员。
昭和十八年（1943），任长崎县师范学校教员。
昭和二十年（1945），任熊本陆军幼年学校教官。同年，属托于熊本补导讲习所。
昭和二十一年（1946），任福冈县立修猷馆中学教员。
昭和二十二年（1947），任福冈县立修猷馆高中教员。
昭和二十四年（1949），任九州大学文学部副教授兼第三分校副教授。
昭和二十六年（1951），任九州大学第二分校副教授。
昭和二十八年（1953），兼任九州大学文学部讲师（中国哲学史）。
昭和三十三年（1958），任九州大学教养部教授。
昭和三十五年（1960），获文部省文学博士学位。
昭和四十一年（1966），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
昭和四十二年（1967），任日本中国学会评议员。
昭和四十四年（1969），任九州大学教养部长、九州中国学会会长。
昭和四十六年（1971），任日本中国学会理事。
昭和四十七年（1972），在九州大学退休，被授予九州大学名誉教授、中华学术院荣誉院士（中国台湾）。
昭和四十七年（1972），任西南学院大学文学部教授。
昭和五十一年（1976），任东方学会评议员。
昭和五十二年（1977），任活水女子短期大学教授。
昭和五十六年（1981），被授予“旭日”三等勋章。(113)
昭和五十七年（1982），任活水女子大学文学部教授。
平成十二年（2000），被授予“西日本文化赏（学术类）”。
平成十六年（2004）10月17日，逝世于福冈市，享年九十五岁。
(1)冈田武彦口述，松尾正威编：《我半生的儒者之道》，小郡：思远会，1990年，第112页。
(2)参见《我半生的儒者之道》，第17页。
(3)在日本的大学研究室里，“讲义”以老师为主，“演习”以学生为主。——编译者注
(4)日本史中对忽必烈时代征伐日本的称呼。——编译者注
(5)参见《我半生的儒者之道》，第75页。
(6)参见冈田武彦：《阳明学徒然草——冈田武彦感泪语录》，东京：明德出版社，2001年，第46页。
(7)参见《我半生的儒者之道》，第81页。
(8)参见森山文彦编：《私家版·冈田武彦先生语录》，内部刊行，2000年，第107页。
(9)参见《我半生的儒者之道》，第125页
(10)该和歌的原文是“己が身と己の心もろもろをなべて捧ぐる人ぞこほしき”，译文为意译。
(11)参见《我半生的儒者之道》，第133—1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