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日本人与阳明学》（10）
近代日本阳明学（3）日本阳明学与道德共同体建设
难波征男
一、王阳明的民众观与道德共同体建设
王阳明在贵州龙场大悟中所获得的人间观，即“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所谓“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也就是构筑并支撑了道德共同体的当事者之心的同胞大爱，或者说是支持了心之自由裁量的造化之精灵。与此同时，阳明还深化了对“圣人之道”的体认之学的认识，其表现方式便是对“知行合一”之本体，“存天理、去人欲”“事上磨炼”“致良知”“万物一体之仁”等的诠释与变容，其内核便是一以贯之地支撑道德共同体建设的个人所固有的德性之知。
进而言之，在龙场大悟中所悟得的“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中的所谓“吾性”，其中的“吾”，既直接指阳明自身，亦即自足于圣人之道的主体，但似乎又不仅仅限于阳明自身，而是个包括了所有人类的概念，意指人人所普遍固有的自足性。因此，“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亦即自足于“人类个个之性”，也可以说是“圣人之道，人类个个性自足”。王阳明最初所大悟到的，就是这么个重要理念。只有当学于王阳明的人，能够体认到所谓“圣人之道”即自足于学习者的自身之性的时候，才能真真切切地理解到阳明之大悟的真谛。
那么，大悟后的阳明，对于他者的认识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或者说对于居住地龙场的少数民族是如何认识的呢？我们就来看看阳明自己所说的话吧！阳明说：
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绳之木，虽粗砺顽梗，而椎斧尚有施也。安可以陋之？
根据阳明在《何陋轩记》中说的这段话，可以说阳明已观察到了生活于现实中的龙场少数民族是“未琢之璞、未绳之木”，并且肯定他们将来皆具有“椎斧尚有施”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对于“未琢之璞、未绳之木”，只要牢记“椎斧尚有施”，便具有很大的开发余地。这种认识，是一种饱含着温暖和信赖的人性观。在阳明看来，只要对“夷（少数民族）之民”施加君子之“栽成辅相”，也就有可能使他们实现圣人之道，而成为了不起人。对此，阳明是充满期待的。很显然，阳明认识到了在龙场少数民族的潜在资质中，是具有人性的光辉的，也就是“圣人之道，夷之民性自足”矣！
众所周知，阳明晩年与门人共有“满街人都是圣人”的民众观，这种民众观可以说他在当初龙场大悟时就已认识到了。从“夷之民”到“满街之人”，可谓阳明认识到了“圣人之道，夷之民性自足”“圣人之道，满街之人性自足”的本质属性。而实际上可以说，正是基于对这种圣人之道人所固有的认知，阳明才对“夷之民”和“满街之人”这样的普通民众的人性充满信心，进而认定他们都具有经营道德共同体的民众自身的本质的自治能力。
因此后来，阳明遂把“圣人之道，民众之性自足”作为自己的基本理念，鼓励民众致得自身之良知，并推进官民和合的公共的民众自治政策。龙场大悟后，阳明在最初的赴任地实施“庐陵卧治”(65)，在远征四省交界处的南赣地区时他推行“南赣乡约”和“十家牌法”，在被远征军所平定的地方他设立学校等，这些都无不体现了这种民众自治的理念。
为此，在民众自治方面，王阳明主要针对地域“再生策”而提出了四项对策性措施：
1.为解决人的生命危机和生活危机，针对性地提出了“社仓法”和“十家牌法”，以图使民众能够进行自主管理、自主经营。
2.通过乡约来缔结人们之间的协定（契约关系），以贯彻执行民众自治的政策。
3.认为道徳共同体的组成人员，必须具备能动的当事者意识及自我领导的自治能力，并为提升这种意识和能力，大力创办学校和书院。
4.强调任何学习方法都不能脱离道徳共同体的事实，并为此而倡导“体认之学”。
以上所说的社仓法、十家牌法、乡约、书院、体认之学等，尽管都各自具有独立的机能，但在“时、处、位”上又都可以进行变容，故而可作为一个有机的和合体，而成为构筑或经营民众自治道徳共同体的基本要素。下面，就以这种阳明所主张的道德共同体的建设论为视座，对日本阳明学的过去和现在的实际状况做番考察。
二、三轮执斋与含翠堂、怀德堂
三轮执斋（1699—1744）被誉为日本阳明学的中兴之祖。执斋所编纂的《标注传习录》包含详细的注释文，但凡阅读过此书的朱子学者，大都不能再对阳明学采取无视之态度，从而在这些对阳明学之价值蒙昧无知的江户期的儒学者中间掀起了一场朱王论争，其中还出现了一些转向阳明学的朱子学者。因此，执斋的这部书可以说为日本阳明学的盛行注入了强心剂。而实际上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明治年间佐藤一斋的《传习录栏外书》的编纂和刊行，也是建立在《标注传习录》被广泛使用的前提下才得以实现的。
此外，开设于江户时代最大的商业都市大阪的含翠堂和怀德堂这两所自主经营的民众学校，也是由出生于该地域的大商人及原住民中的有志之士创设的。
含翠堂以三轮执斋的理念为指导，于享保二年（1717）由执斋门人土桥友直由（诚斋）所创建，并担任学主（校长、教授）。含翠堂是大阪第一家民间学问所，执斋曾在这所学校讲授过阳明的《训蒙大意》《谕俗四条》。
当时的大阪，因天灾、病虫害等而连年爆发饥民大量死亡的事件。创办含翠堂的目的，就是为了开辟一处在连年饥荒中做到不死一人之目标的生活乐土，并借此来激励地方的有识之士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对作为当事者的原住民进行“创生”教育。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当地的有识之士慷慨解囊，创设了含翠堂。实际上，含翠堂的教学活动也的确对地方社会产生了积极效果，使当时该地区的死亡者急剧减少。正因为此，认识到含翠堂教学活动之积极作用的统治者，遂免除了含翠堂的税赋，并且对含翠堂所做的贡献进行了表彰。
在此之前，为了实现含翠堂的教学理念，三轮执斋还撰写了《救饿法大意（附社仓略法·社仓法大意）》。在执斋的《含翠堂记》中，不仅记录了当初为创设含翠堂而捐献义金的富贵者的名单，而且还介绍了当地的贫穷者为创设含翠堂而自发筹款的各种义举。另外，在含翠堂的讲义中，除了收录了三轮执斋的讲义，还对伊藤东涯（1670—1736）、三宅石庵（1665—1730）等当时的著名学者义务担当、为提升含翠堂的教育水平而共同努力的一些事迹作了介绍。
创建含翠堂数年后，当三轮执斋得知身处江户的德川吉宗将军具有“在江户设立直属于幕府的类似于昌平坂学问所这样的学校之意向”的消息后，遂向身处大阪的中井甃庵（1693—1758）及另外五位巨商（三星屋、道明寺屋、备前屋、船桥屋、鸿池）做了报告，并与他们反复协商，最终在这些人的资金援助下，三轮执斋又于1724年创办了怀德堂。紧接着，他成功地进行了各种运作，使怀德堂获得了幕府认可。于是，这五位巨商又进一步向怀德堂投入巨资，为怀德堂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贡献。
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三轮执斋创设怀德堂的真实目的或者说远大目标，是在士、农、工、商的阶级社会中，超越当时商人受到普遍蔑视的社会价值观，以提高商人的地位，并使学术界和社会各界都能够接受商业之道的正当性这样的理念。换言之，正是为了使“圣人之道，商人性自足”这一理念为社会所认同，三轮执斋才努力让德川幕府也接受并认同了这一理念。众所周知，在商人被蔑视、商业受到轻视的背景下而形成的身份制度是有碍于商品经济发展的，正是随着这种身份制度的瓦解，四民平等的理想的道徳共同体建设，才成为五大巨商的切实梦想和高远追求。结果，这五大巨商的有关四民平等的理想，终于在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近代化社会和现代法制环境中得到了实现，而这大概也可以说是怀德堂的教学理念和学问活动的根本诉求吧！因此可以说，怀德堂所开创的乃是一场以自主自立为根基、从基础性出发为文明开化做准备的民众先驱运动。
三、幕末维新期以后的日本阳明学者
（山田方谷、涩泽荣一、稻盛和夫、矢崎胜彦）
在日本动乱的幕末维新时期，出现了一批把阳明学当作指导思想而成功实现道徳共同体建设，并在此过程中奇迹般地拯救了破败不堪的藩国财政，同时还颇有成效地推进了藩国政治改革的政治精英。而在这批政治精英中，就有日本的阳明学者，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备中松山藩的山田方谷（1805—1877）。方谷所负责的财政改革，使仅有五万石收录的松山藩，在居然借债十万两的险境中，用七年时间便返还了全部债务，而且还有了十万两的财政积蓄。如果将此二十万两财富拿来与现代日本的国家财政做一比较，则实际上相当于六百兆日元。山田方谷的这场财政改革的成功，受到了幕府的高度评价，于是松山藩藩主被提拔为幕府的老中笔头（即宰相），而方古自己则成了幕府的政治经济顾问。
山田方谷在幼少期就向丸川松隐（1758—1831）学习了朱子学，二十九岁时读了《传习录》后又开始对阳明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于是转而到地处江户的佐藤一斋塾研习阳明学。方谷成功地实现财政改革的秘诀，就在于根据阳明学的基本理念，提出“善制天下之事者，立乎事之外，而不屈于事之内。而今之理财者，悉靴于财之内矣”(66)的指导原则。对于方谷所谓的“立乎事之外”应该如何理解的问题，我以为就在于方谷利用其独自的诚意哲学，强调“在太虚中复原人之本性”的理念。所谓“立乎事之外”，就是在太虚中复原人之本性。
另一方面，在义利观上，山田方谷赞同《易经》的“利者义之和”的思想。方谷门人三岛中洲说：“先生后以理财名于海内者，盖实践此二篇（指《理财论》上、下）已。”(67)中洲践行了方谷的义利论，在明治十八年（1885）《东京学士院杂志》上发表了“义利合一论”，为掀起近代资本主义运动的日本近代社会注入了一剂强心剂。另外，中洲的盟友，被誉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的，亦即《论语加算盘》一书的作者涩泽荣一，提出了“道德经济合一论”，而在阳明学方面，他则写了《精神修养论与阳明学》，用“知行合一”的思想对学问与实践分裂的弊端进行了矫正，并推荐阳明学为精神修养的资料。上述这些，都是幕末维新时期的领导者学习阳明学并将其运用于自己的经营活动的重要证据。
1997年，以九州大学教授冈田武彦为会议长，“京都论坛”的稻盛和夫（1932—）和矢崎胜彦（1942—）在京都举办了“贡献于地球与人类的阳明学国际会议”。这次国际会议的特色即在于，除了为研究者设置学术分会，还为实践者设置了实践分会。在我看来，只要立足于当时所设立的实践分会的理念，是可以进一步明确如何把近代化后的日本阳明学具体运用于企业经营与地域再生活动的大问题的。当时，稻盛和夫作为盛和塾的议长、矢崎胜彦作为盛和塾的事务局长，两人一直到今天，仍坚定地为培育和发展有良心的企业家和有良心的企业而活用着阳明学。矢崎胜彦现在仍以“京都论坛”和树福书院为平台，致力于实现公共幸福世界的目标。我认为，公共哲学和公共经营的理念和实践，似乎可以定位为现代阳明学的最先端。
四、咸生书院与共育内圣道场
今年9月16日，我在大阪有良心的经营者的帮助下，创办了一所书院——一般财团法人咸生书院，而共育内圣道场则是其中的一项具体事业。所谓“内圣”即良知良能，也就是共同育成良知良能的道场。我在大阪开设书院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大阪有良心的经营者的经营理念和经营体验中，发现了至今一直在研习的阳明的体认之学和道徳共同体建设的实践活动。
从去年夏天开始，我们开办了“社労士の為の阳明学讲座”（即为普通劳务者举办的阳明学讲座）。该讲座主要是在法律、制度等专门业务与人的良心之间，如何使苦恼的劳务者从阳明学中汲取思想资源。具体的学习方法是“三人文殊”（意指三个人聚在一起，能拥有文殊菩萨一般的智慧），而并不仅仅学习《传习录》。其根本目的，就是想通过《传习录》的学习，来创造现代的阳明学。
现代日本的学校教育，源自于明治五年（1872）所发布的“学制”。该“学制”使得在江户时代和到明治四年（1871）为止的取得过堪称世界一流之识字率的藩校、乡校、私塾、手习所（即乡村学校）等学校教育遭到全面抛弃。明治五年以后所创设的日本近代学校，都采用了以欧美为标准的教育理念、教学设施、教育方法以及学科教材等，以至出现了当今教育的混乱局面。在这种混乱局面中，教师和学生成了被随意对象化的工具和摆设，而毫无主体性、和合性可言。
咸生书院和共育内圣道场的登场，就是试图把前近代学校的教学理念，与“学制”改革后经过150余年发展的近代化学校的教学理念融合在一起，以开发出二十一世纪的新的教学理念。
中国文化、韩国文化、日本文化，无论在语言上还是在文化传统上，或者在生活方式上，都存在很大差异，三者基本上属于异质文化关系。因此，只有“和合”才是他们的共生之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出自《国语·郑语》。意为实现了和谐，则万物即可生长发育，如果完全相同一致，则无法发展、继续）。我们期待着咸生书院、共育内圣道场与在座的诸位能携起手来，合作共赢，以共同创造东亚的新文化。
（本文发表于2016年10月15日在北京举办的“中国阳明心学高峰论坛”）
受日本近代阳明学影响的韩国的阳明学观
——以金源极的《王阳明学论》为中心
崔在穆
一、引言
韩国西北学会可以说是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期的1908年1月由西友学会与韩北兴学会统合而成的西北地区的启蒙运动团体。该学会以恢复国权、伸张人权、建立立宪共和国为目标追求，是1910年9月被日本占领当局强制解散的团体。
金源极的笔名有松南、松南春梦、春梦子等。他曾在《太极学报》《西北学会月报》上发表了大量汉诗和散文，并作为《太极学报》的主笔，活跃于当时的韩国文坛。他于1908年前后留学日本，《太极学报》1908年6月第22号、7月第23号、9月第24号上曾发表过他滞留日本时有感而发的诗篇、散文等作品。
金源极在《王阳明学论》中通过对阳明学与朱子学的比较，认为朱王二学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学说，他的理由是：第一、朱子是理气并存论，而阳明是理气合一论。第二，朱子是知行并存论，而阳明是知行一致论。如果把这两种学说作一比较的话，就可明显看出其中的理与气的意味以及理学与心学的差异。此外，该书还涉及王阳明的“心即理”说、“良知”“致良知”说、“朱子晩年定论”等。
金源极的这些议论，基本上是1908年前后在日本留学时所获得的当时传布于日本的有关阳明学的最新的近代知识，亦即井上哲次郎的《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和高濑武次郎的《王阳明详传》等。同时，还可以说从东敬治创办的“阳明学会”及其该学会出刊的《阳明学》那里获得了许多养料。当然，最让金源极梦魂萦绕的，就是什么才是20世纪10年代的“阳明学知”，如何推进近代韩国的阳明学研究水平，以及如何才能在研究过程中把握所关心的内容及其学理等问题，这些材料都可成为探索韩国近代阳明学的重要窗口。
此次发表拟以金源极发表于1910年1月1日韩国西北学会会刊《西北学会月报》上的《王阳明学论》为中心，以探讨20世纪10年代韩国学界所讨论的“阳明学观”。
二、《西北学会月报》与金源极的《王阳明学论》
1.西北学会与《西北学会月报》
西北学会可以说是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期的1908年1月由西友学会与韩北兴学会统合而成的西北地方的启蒙运动团体。该学会以恢复国权、伸张人权、建立立宪共和国为目标追求，是1910年9月被日本占领当局强制解散的团体。《西北学会月报》创刊于1908年6月1日，1910年1月1日发行了通卷第19号后被闭刊。主编及发行人是金达河。实际上，《西北学会月报》是1906年10月26日组建的爱国团体“西友学会”之机关刊物《西友》的延续。《西友》于1906年12月1日创刊，1908年1月1日发行了通卷第14号后闭刊，朴殷植（1859—1926）、金达河等参与执笔。该杂志设有“爱国精神谈”“人物考”等专栏，宣传爱国精神，强调爱国教育的必要性。后“西友学会”与“汉北兴学会”合并，并于1908年6月1日开始把机关刊物改名为《西北学会月报》。
2.金源极与《王阳明学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