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日本人与阳明学》（2）
阳明学的日本化（2）五、阳明与情意哲学
那么，阳明学的神髓究竟在哪里呢？我说“就在于将知、情、意的浑然一体的知觉作为学问之根本上”。这大概可以说即为情意之学问吧！与此相对的，即是理知之学问。如果将理知之学问作为西洋式的学问的话，那么可以说阳明学是最为东洋式的学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相对于西洋式的理知的学问，阳明学是极为情意性的学问。
日本自从引入西洋学问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可以说是向理知之学问一边倒的。明治文明开化以来，这种倾向变得更加强烈，遂使理知之学问大盛，所以才呈现出今天这样的令人惊叹的科学技术之发展。因此，其功绩是毋庸讳言的。然而遗憾的是，由此而导致了情意之学问被渐渐遗忘了。
那么，理知之学问与情意之学问的差异究竟在哪里呢？理知之学问是建立在己与物即自与他对立的二元性思考方式之上的，而情意之学问则是建立在己与物即自与他一体的一元性思考方式之上的。其实哲学也有理知之学问与情意之学问的区分。我们暂且不论使用哲学语言的话即会生出语弊的问题，而是有关情意之哲学，说其“自得一体处”也好，说其“体认”也罢，这些便是其叙述的话语。而若说到情意哲学，则为培养情意，牢牢树立一体之根源，并使之纯粹化、专一化、高远化的哲学。
众所周知，哲学之话语，西周（1829－1897，日本近代著名哲学家）等创造性地利用中国哲学的话语而使之成为西洋哲学的用语之一。“哲学”这个概念，如果按照西洋的流行观念来解释，那么东洋哲学就不能称其为“哲学”。东洋原来就有理知的哲学与情意的哲学之分。这只要读一下孔子之言，即可理解。孔子说的是“博文约礼”，而朱子说的是“格物穷理”和“居敬存养”。也就是说，在追求物之理的同时，还必须敬心而去其不纯；所谓纯粹者，即培养本心也。可见，孔子也好，朱子也罢，都是既追求理知之学问又追求情意之学问的。
就佛教而言，比如天台宗和华严宗，那也是既强调知识之学问，又强调犹如坐禅一样的修行功夫。简而言之，就是主张知识与修行。读一下佛教的历史即可明白，天台、华严的佛教后来演化为禅宗。禅宗即为仅仅主张彻底修行的学问。如果是用“知”与“行”的概念来释解，那么禅宗就是彻底的行的宗教。天台、华严则在知与行两个方面同时着力，是追求二者合一的宗教。
所谓“行”之学，亦即实践之学。在其实践当中，含有心之修行是理所当然的。心之修行就是使心纯粹化的实践，而对其加以说明的则非实践。如果要去说明实践学，即成了训诂学，此为知识而非实践。东洋之学中，具有知识学与实践学、亦即学问与修行两个面向。两者兼备的，即为东洋之学问。而且将两者合一，并最终取向“行”的，亦即展开于修行之学问的，便是东洋思想的特色。
试以孔子及其弟子之学问为例。众所周知，接受并继承孔子思想之最者，一般来说不是聪明的子贡，而是愚笨的曾子。那是因为曾子胜于“行”，亦即“德行”。曾子的思想传到孔子的孙子子思后，又接着传给了孟子。知行并用的孔子学问，到了曾子时，被集约于“行”。这种取向一传到孟子，便成了求道于作为行之根源的心。这就是从孔子到孟子的展开。同样的，主张知与行并用的天台、华严等佛教宗派，也是朝着以“行”为中心的禅宗而展开的。
从朱子学到阳明学的展开也是如此。朱子学是将“穷理”与“居敬”并用。而穷理“穷”的是“物之理”，这是主知的方法；居敬“敬”的是“心”，这是实践的方法。“穷理”与“居敬”并用的朱子学，一发展到阳明学，便以心之修行为中心，而且心之主体性被彻底地活用了。犹如以上所述，学问包含知识与修行（体验）两个面向，从朱子学发展到阳明学，也就是学问被集约于修行的展开过程。或者说，朱子的知行并用之学，到了阳明学时，即被集约为行之学。了解了以上的中国思想之系图，阳明学处于中国思想的究极之地位也就不言而喻了。
中国古代，法家、兵家、外交家等诸家辈出，我把这些诸子百家称为“现实主义”。另外还涌现出以老子、庄子等为代表的道家一派，我把这一派称为“超越主义”。禅宗是中国式的佛教，因而也可以说属于道家一派。到了宋代，基本上克服了“现实主义”和“超越主义”，而止扬于古代的儒教，由此产生了新儒教。将新儒教集大成的是朱子。朱子的思想发展到阳明学后，中国思想发展的大流脉行进到此，基本上算是停止了。但是，朱子学、阳明学传到日本后，又开出了新的局面。
总之，主知的、思辨的思想，建构的皆为非常复杂而庞大的体系；而情意的、经验的思想却恰恰相反，是极为单纯的。这是因为，它所唯一需要精心建构的东西只有“修行”。我以为，阳明学的特质，不就在于其单纯的情意化和经验性吗？阳明唯一强调的并且用话语加以说明的，就是“良知”。“良知”，谁都与生俱来，谁都容易自觉。
六、人的本性
话得说回来，如何才能有正确的“行”呢？我以为，真正做自己想做的事，就是最正确的行！然而，到底是可以做想做的事，还是说是真正想做的事，是必须好好想一想的。这就必须直问一下“人的本性是什么”的问题。如此一来，便有了这样的问题：“人是什么？人是怎样的一体之存在？”
根据最近调查了距今百万年前人类生活之遗迹的考古学者和人类学者说，当时人类的生活方式是集团式的，比如说在食物方面，是“劳动者获得食物，不劳动的老人、妇女、儿童平等地分配食物的集团生活方式，这在人类之外的其他灵长类那里是根本看不到的”。之所以会分配食物，是因为把他人的事也当作了自己的事。这是唯人类才有的现象。例如，对于灵长类来说，如果自己的孩子死了，他会悲鸣，但很快就忘了。所以不存在像人类那样对所有同类乃至非同类都会有的感情。
时至今日，达尔文进化论所主张的“人类是从灵长类演化而来的动物”的观点仍被普遍接受，但最近考古学者和人类学者却说：“人类并非从灵长类演化而来。灵长类和人类是本质上不同的动物。”因此，所谓人的本性是什么的问题，其结果，人类就并不仅是自己活着，而是具有“与人而生”的心，我想这不就是人的本性吗？用孔子《论语·微子篇》中的话来说，就是“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的心。
如果将“与人而生”的心加以扩展，即成为与社会、国家、物或者自然而生的心。要而言之，“谁与生而行”的心，不就是人类本来具有的心吗？然而，此人类本来的心，是必须依靠人类自身才能自觉而行的。在这里，称人之本性也好，或据此而称人之道也罢，若只是凭讲义来聆听那是不可能明白的。用阳明的话来说，就是必须“冷暖自知”。唯如此，才能人人理解人之本性。
其实，“与人而生”之道就是人道，教之诲之的便是圣人之道。然此圣人之道，亦须求之于吾心。这也是阳明三十七岁被流谪龙场而处于困苦艰难之际所悟出来的道理。本人虽愚钝，但如前所述，六十岁时已开始在心中产生了强烈共鸣。阳明曾用语言来说明此道为“天理”，其弟子便问“天理为何”？阳明却说：“靠言说是明白不了的，你自己去体认吧！”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每个人自己原本具有的，它存在于吾心之中，所以领悟的方法，是自己自觉。只有你自己才能完全领会得到，这一点在学习阳明学的场合，是必须最先考虑的。
我是学者中的末梢，读过有关朱子学和阳明学的资料，也研究过他们的学说。幸运的是，我的恩师的祖父及其胞弟，是著名的朱子学者，他们对阳明学也颇有研究。所以恩师藏有大量的宋明时代的珍贵书籍。此外，在九州大学研究室里也有许多别的大学没有的有关宋明方面的资料。这些资料，我都从恩师那里借来或从研究室里拿来读过。然而，仅仅靠研读是不行的。第一要义还是要在心中领悟。这其中，究竟怎么做才好？下面我就从自己的经验出发来谈谈这个问题。
七、内面的研究
只要读一下《阳明年谱》，即可大致了解阳明的生平。阳明一生碰到过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并为此而困惑。我们先去追寻一下阳明之路。说是寻路，也就是把阳明有过的困恼当作我们自己的困恼而感念摄取，并读一读记载这些困恼的书物。当然，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和环境与阳明那时已完全不同，所以有人也许会说：“那是不可能的！”然而，在人类的经验、体验之中，无论大小，都应该存在许多同质性的东西。因此，如果能把阳明的经验、体验当作我们自己的经验、体验，而去阅读相关书物，那就应该会使阳明的思想无差别地进入我们自己的体内。如果能那样的话，阳明的思想就会成为我们自己的思想。而如果只是将读书的内容当作外面的知识来汲取的话，那就只能对阳明思想的第二义、第三义有所理解罢了。
通常我们都会满怀疑虑地带着“阳明学是这样的吗？谁的解释是对的？谁的方法是好的？哪种阳明学观是可笑的？”等等质疑声，去解读阳明的著作。然而，用上述所说的外面的方法来解读阳明著作，那是不可能把阳明的思想当作我们自己的思想的。诸位中间也有这样在读书的吧！如果能知道本义，那就能使阳明思想成为我们自己的思想，而这就必须要先让阳明活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想要从中产生新的思想大概是不可能的。对于自我，对于社会，我们都在痛感着各种各样的矛盾，而如果能把握阳明思想的本义并使之成为体认的方法，那不就可以让阳明活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而成为解决各种矛盾的力量了吗？如前所述，我把这样的研究方法称为内面的研究。
对于日本来说，从事这种内面研究的人，明治以后就逐渐减少了，而今已几乎消失殆尽。今天，我们大都强调“科学的研究”“学问的研究”，而采用西洋的方法来研究并解释东洋的思想。这看上去好像颇有新意，但其实根本就把握不了东洋思想的实质。据我教过的一位弟子说，在那些从事所谓学问的、科学的研究者看来，我的思考方式、研究方法是旧的。但我以为，自己的研究方法决不能认为是旧的，因为它适合于孔子所说的“温故知新”的主旨。
在日本，西田哲学、和辻哲学曾经相当流行，这些都是基于西洋方法的所谓“哲学”。实际上，东洋的传统思想是从无知无识中切身体验出来的。这一现象也曾被西田哲学所认知。因此，如果要用西洋的学问方法来解明东洋的传统思想，那是徒劳的。由于没有去好好地践行，所以这样的研究就像是一堆口才极差、乱糟糟的说明一样。例如，所谓“矛盾的自己同一”(15)的命题。记得我念高中时，读西田先生的著作，就很难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总觉得所谓“矛盾的自己同一”这个命题有点可笑，这只不过是矛盾在理论上的表现。美国人格外喜欢西田哲学，他们中间经常使用“矛盾的自己同一”的命题。而这个命题源自于纯粹的西洋的理知性哲学，所以对东洋文化而言显得很可笑。
记得三年前（1985），在美国夏威夷大学，我曾会见过一位西洋哲学家。当时我问他：“您对西田哲学是如何看的？”他的回答是：“摩诃不可思议(16)。弄不明白在说什么。”这是因为，这位学者具有的是“哲学必须是彻底的理论性的”思考方式。当时我就想问他：“您的心是怎么（想）的？难道每一瞬间都是您所说的理论性的哲学吗？”但结果我还是没有这么问出口。
我常常对学生说：“假如你们被问及‘佛’是什么的问题，那么与其努力去对佛的内涵进行分析说明，倒不如说‘佛’是说不清楚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如果自己不能成为‘佛’，那就不能说清楚‘佛’。但要让自己成为‘佛’，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同样，对于“禅”也应作如此观。即使我们对“禅”做多少次科学的、心理学的说明，仍与真正的“禅”相距甚远，而只能让“禅”成为间接而又间接的东西。然而，这样的东西绝不是“禅”！若将其误为“禅”，则将导致极大的错误！真的东西与假的东西就是有这么大的差距！
八、良知的磨炼
如前所述，西洋哲学是理知的哲学，这是因为，要对原本一体的东西进行理知的分析。而科学也是从这种对立的思考方式中产生的。我虽然强调东洋式的经验的情意哲学，但依然认为，不能忘了西洋哲学的价值，而且还必须尊重西洋哲学及其方法论。只是需要指出的是，用理知对事物作对立性的思考，并由此而产生了科学技术，与此同时也助长了人的功利心，并增强了自我主张之精神，从而滋生出了各种弊害。如果看一下当今日本社会的情势，就会对这种弊害看得更加清楚了。我们必须坚持“与人”之心，以除去这种弊害。而这样的“心”的自觉，是人先天具有的，阳明将其称为“良知”。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充实并实现这种精神。
然而，在“良知”的实现过程中，科学技术具有其必要性。若不以技术为媒介，那我们就不能使这种精神具体化。换言之，也就不能充分地发挥“与人”之心。只不过这种技术，若基于功利心而被利用的话，那就非常可怕了。这是最为关键的问题。因此，强调“与人”之精神是有其必要性的。看一下当今世界，正因为失去了这种精神，而使人心寒不已。然而，即是自觉到了“与人”之精神，若要想成就它、完备它，那也是极为困难的，这就有必要经常性地进行严格的修行。
一般都认为，阳明学是实践的哲学、行动的哲学。其根本在于心。这是因为，所谓“心”是直接诉诸行动的。因此，但凡被称为实践哲学、行动哲学的场合，都必须注意到“心”。而“与人”之心的知觉，就是要完满地实现良知。阳明所说的“良知”，一言以蔽之，就是先天的道德判断。此“良知”，所有人都能立刻自觉到，只是现实人的“良知”，肯定都不是纯粹的。纯粹的“良知”是不容易被自得的。为了自得“良知”，就有必要进行严格的修行。
前面说过，阳明在龙场时豁然意识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这大概可以说是“良知”的自觉吧！但是，不能由此认为，阳明就万事了结了。此“心”易于被私利私欲浸染，而且事实上被浸染是非常频繁的。因此，阳明后来经常会严厉地提醒人们注意“此心是否为私利私欲所浸染”的问题，并且一生致力于彻底除去私利私欲的事业。这只要读一下阳明的《传习录》上卷，即可一目了然。重要的是，需要知道为什么阳明只对这一问题煞费苦心。说“阳明哲学是实践哲学、行动哲学”，但若想让自己安易地遵循良知、践行良知，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总之，要想让“良知”一尘不染，就得彻底地、坚决地祛除私利私欲。只要有一丝犹豫，“良知”即刻就会被污染。阳明将此比喻为明镜，曰：
圣人之心如明镜，纤翳自无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驳蚀之镜，须痛磨刮一番，尽去驳蚀，然后纤尘即见，才拂便去，亦不消费力。(17)
其良知之体皦如明镜，略无纤翳。妍媸之来，随物见形，而明镜曾无留染，所谓“情顺万事而无情”也。(18)
在阳明看来，“是故苟无私欲之蔽，则虽小人之心，而其一体之仁犹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则虽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犹小人矣。故夫为大人之学者，亦唯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而已耳；非能于本体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19)也就是说，要彻底地祛除私欲之蔽，就必须加强本体之修行，若不修行，则良知本体便不可能呈现。
到了晚年，阳明又进一步指出：
人心是天渊。心之本体，无所不该，原是一个天，只为私欲障碍，则天之本体失了。心之理无穷尽，原是一个渊，只为私欲窒塞，则渊之本体失了。如今念念致良知，将此障碍窒塞一齐去尽，则本体已复，便是天渊了。(20)
而正因为有了本体之“良知”，才能做到“一有私欲，即便知觉，自然容住不得矣。故凡一毫私欲之萌，只责此志不立，即私欲便退听；一毫客气之动，只责此志不立，即客气便消除”。(21)至此，阳明已具备了祛除私利私欲的所有修行之功。因此，称阳明哲学为“实践哲学、行动哲学”，而心安理得地把阳明哲学置于实践的范畴内，把阳明学等同于实践学，那将是十分危险的。这同样也是对阳明学的误解。世上竟有人说：“若不实践的话，就不是阳明学。”故而无论如何都要将其运用于实践。这点非常让人困惑。果真如此，那就既害了自己，又害了他人，更伤了社会。如果被所谓的思想体系所控制，则其所见及其判断就有被误导的可能。这样一来，阳明学也同样会被单纯的所谓实践、行动所控制，以至于得出“若不实践、不行动，就会陷于空理、空论”的结论，而把磨炼“良知”的大事给遗忘。而一旦忘了磨炼“良知”，就会滋生弊害。
据《阳明年谱》阳明五十岁条记载：“自经宸濠、忠、泰之变，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难、出生死。”(22)而就在这一年，阳明始倡“致良知”说于世。阳明在三十七岁龙场悟道后，依然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苦难，其中最让阳明困恼的，便是差一点颠覆明王朝的宸濠之乱。在这场变故中，阳明的“良知”得到了磨炼，正如其本人所言：“良知感应神速，无有等待，本心之明即知，不欺本心之明即行也，不得不言‘知行合一’。”这才一举平定了宸濠之乱。然而，对于阳明的这一丰功伟绩，武宗皇帝周围的张忠、许泰二人，却试图要把平定宸濠之乱的功劳掠为己有，从而使阳明的内心世界再次受到巨大的伤害。经历了这场危局，阳明的本心再一次受到磨炼，终于使他更加坚信了良知的力量。
九、易简的哲学
阳明虽开悟于龙场，领悟到“吾性自足”的“圣人之道”。然而，当时阳明还没有把此心称为“良知”。对此，只要稍稍介绍一下龙场悟道的经过，即可明白。流谪龙场的阳明，是碰到了千难万险并为了克服它，才静坐修行的。一次，他在阳明洞静坐修行时，对作为圣人之教的“格物致知”之旨有了领悟，而其所悟得的，无非是根据“格物致知”之工夫来求得“圣人之道”。结果使他坚信，“圣人之道”是人之本性所完全具备的。而其中所言的“吾性”之“性”，我认为可以作“心”来解。尽管当时阳明还未将“性”或“心”称为“良知”，但实际上就是“良知”。因此可以说，阳明的龙场悟道，也就是“良知”之悟。而阳明所悟得的“良知”之体，后来又经过种种磨难，而经受了反复磨炼。
众所周知，阳明的思想是经过几次变化后才提出“致良知”说的。他五十岁那年就已感悟到“良知”中有忘患难、脱生死的力量，“所谓考三王，建天地，质鬼神，俟后圣，无弗同者”也。(23)从中可以看出，阳明对自己的学问抱有强烈的自信性。而且阳明还认为：“唯良知为一切学问之根本、学问之奥义。”并在基础上揭示出了“致良知”说。阳明当时曾写信给其最信赖的弟子邹守益（东廓）说：“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尽，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24)也就是说，阳明相信“致良知”三字真正揭示了圣人的奥义秘诀。而所谓“往年尚疑未尽”，即是指的阳明以前一直没有解决“良知”是什么的问题，所以对其怀有疑虑。后经过多事之磨炼，才悟得了“只此良知无不具足”的道理。所以阳明又说：“譬之操舟得舵，平澜浅濑，无不如意，虽遇颠风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没溺之患矣。”
众所周知，晚年的阳明又奉朝廷之命，去了南方，以平定那里的流贼。在此期间，阳明不顾劳顿，屡立战功。他不仅平定了流贼，而且还关注民众之教化。哪怕是平定流贼，阳明也是劝说与武力镇压结合运用，以促使流贼自愿归顺。他所建立的功勋，不可谓不高。换句话说，如果把阳明学称为情意哲学的话，那么阳明亦可以说是情的哲人。只要读读阳明劝说贼匪的那些文章，便不能不为其所感动。而且即使读一下阳明写给弟子的信，也同样会被彻底打动。而这种情况在朱子那里是不多见的。
昭和四十一年（1966），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与香港的阳明学大家(25)曾有过一段对话。这位学者说：“朱子学与阳明学之间是同质的关系。”而我则回答道：“朱王二人的思想之心是不同的。如果看不到这一点，那就分不清两者的区别。”并且还说：“这只要读读朱子和阳明的上奏文或者写给弟子们的信函，即可一目了然。”这点非常重要。从表面的学说上看，两人的确很相似，但如果由此而简单地得出朱子学与阳明学是同质的结论，那就错了。
要理解阳明学，比阅读后人的研究解释性文字更重要的是直接阅读阳明自己的文章。而像这种通过直接阅读思想家的原著来从事研究的做法，我是从恩师那里学来的，所以我一般不太读别人写的论文及注释性的书。近年来，学术界比较喜欢谈论别人写的书，谁谁怎么说的议论不绝于耳，而我则不以为然。即使对于恩师写的书，我也不当作解说性的文字来引用。要了解阳明学，就得踏踏实实地读阳明本人的论著。
阳明擅长兵法，这只要看看他平定贼匪的行动，即可清楚。但阳明又是个真诚的有深厚情义的人，可以说他是位情意的哲学家。我曾把东洋哲学称为情意哲学，而把西洋哲学称为理知哲学。当今时代，只是理知哲学旺盛，而情意哲学则被遗忘了。阳明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情意哲学家。读了阳明之论著，其情意哲学的光芒即可一目了然，而所谓“与人”的儒教之精神，通过阳明哲学也能被最准确地呈现出来，我对此是深有感触的。
总之，如前所述，经历了“百死千难”之后，阳明愈加坚信了“良知在我，操得其要，譬犹舟之得舵，虽惊风巨浪，颠沛不无，尚犹得免于倾覆者也”。(26)在我看来，再也没有比这更加“简易直截”的了！而所谓“简易直截”，即是能将东洋的哲学精神一语道破的词语，即使在东洋哲学中，它也是一个能够表达日本思想神髓的词语。
“简易直截”的思想就是活泼泼的思想。活泼泼的思想是不能用理论来加以论证的，因为人格与生活在活泼泼的思想中是合二为一的，这点在日本的技艺和美术中表现得也相当明显。哲学和思想既深入人的生活，又深入其人格，这在东洋的思想文化中是浸透骨髓的。知的哲学和思想具有复杂的体系，但情意的哲学和思想却是简易直截的。一旦将知的东西嵌入情意之中，即可成为深刻的哲学思想。但那样一来，理论体系也就崩溃了，即使不言崩溃，那也可以说是被超越了。
十、我的阳明学观
我以为，日本的思想，从古到今都是被嵌入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尤其是技艺美术中的。因此，在日本的思想中，看不到所谓的理论和体系。不了解这一点，而声称“日本没有哲学思想”的人，是十分可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