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日本人与阳明学》（6）
幕末日本阳明学（2）佐藤一斋与阳明学
疋田启佑
日本的阳明学，始自于中江藤树，后经熊泽蕃山的继承发展，而日趋成熟。但江户幕府为确立封建秩序，只承认朱子学为官学，从而使朱子学成了幕府学问的中心，并通过昌平坂学问所而得以继承传播；而其他学派的学说，则被作为“宽政异学”，而遭到禁止，在幕府的压力下苦苦挣扎。反观朱子学，由于得到幕府的庇护，成了御用学问，而逐渐失去光彩，变得毫无魅力可言。竭力使这种僵化的失去魅力的朱子学恢复活力的，是幕府第八代大学头林述斋。
佐藤一斋是岩村藩藩士佐藤信由之子，而岩村藩藩主松平乘蕴的第三子乘衡，就是后来成为林家养嗣子的林述斋。佐藤一斋自幼就与林述斋一起学习和生活，所以他起初是兄事述斋，然后才转为师事述斋。述斋成为幕府的儒官后，一斋即继其后，成了林家的塾长，并在述斋殁后也成了幕府的儒官，从而活跃于幕府学问的中心。一斋的门人众多，且大都是有为之俊秀，故其影响之大，难以估量。一斋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标榜朱子学，但他内心却并不满足于此，其思想的立足点具有更广阔的背景。因在一斋的思想里已包含了阳明学的精神，所以一斋被视为“阳朱阴王”者。其实一斋的思想并不那么狭窄。
那么，一斋的思想究竟怎么样呢？其思想与阳明学究竟有怎样的关系呢？在此我想作一番考量，以探究一斋思想的本质。
关于一斋被归类为阳明学派的问题，去年（1995）明德出版社出版的《佐藤一斋全集》第五卷中的《传习录栏外书》的执笔者山崎道夫曾说过：
尽管一斋喜欢阳明学，但将他列入阳明学派却并不相称。我想一斋本人也会这么认为。
最先把佐藤一斋归入阳明学派的，是井上哲次郎的《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这本书是井上氏于明治三十三年（1900）刊行的，此后经多次改版，其影响亦日益扩大。
至于一斋的生平，已有许多学者作过研究，其中以高濑武次郎所做的《佐藤一斋及其门人》（南阳堂大正十一年版）为主要代表。而作为其传记的最基本资料，则是其三子佐藤立轩撰写的《皇考故儒员佐藤府君行状》，现载要如下：
先子讳坦，字大道，佐藤氏，号唯一斋，一爱日楼，又老吾轩，号其塾曰百之寮，曰风自寮。晚名其游息之所，曰锡难老轩。初讳信行，称几久藏，年二十一改今名，称舍藏。至成童，崭然见头角，欲以天下第一等事成其名，乃从事圣贤之学，立志甚笃。宽政二年（1791）始登仕籍，入侍御。快烈先生之末嗣林氏也，以藩公子居于城东滨街下邸。先生长先子四岁，往来讲学，概无虚日。
宽政五年（1793），一斋入林简顺之门。两个月后，简顺亡故，一斋成了自己曾事仕过的岩村藩藩主之子松平衡的大学头。而松平衡也就是继承了林家之学术传统的林述斋。就这样，一斋又成了述斋的门人，并努力钻研起作为官学的朱子学来。(106)
当时幕府对于学问的态度，犹如宽政二年（1790）六月松平定信公写给林大学头的谕旨《异学禁谕达书》中所言：
朱学之仪，庆长以来代代信用事之。既其方家，右学风维持之事被仰付置仪而得者。无疏而正学相励，门人共取而可申仪。然所近顷，为世上种种新规之说，破异学流行之风俗而类有之，全正学衰微之故哉。甚不相济于事，其方门人共于内，右体学纯正者也。折节如何相闻于有之仪，此度圣堂取缔，严重被仰付。若柴野彦助、冈田清助仪得以仰付，则此旨申谈，急度门人共异学相禁之，不限自门他门申合，以致于正学讲究，人材取立，相心得可申之矣。
林大学头收到此书后，即向诸生作了公布，并强调要在圣堂内严格遵守。这就是说，在林述斋担任大学头之职务期间，一斋所追求并尊重的，事实上亦是朱子学。大约二十年后，即文化十二年（1816），四十四岁的一斋这样写道：
吾敬之如鬼神，吾信之如蓍龟。鬼神其可诌乎？蓍龟其可疑乎？世之疑者固非，诌者亦竟小人之归。（《朱文公像赞》）
后松平定信离政治中枢而去，异学之禁遂趋于缓解，即使对阳明思想，亦可谈及。此时一斋作有《壬午除夜追次王文成壬午除夜韵》诗一首，诗曰：
良贵非文绣，三公亦彼哉。时风趋请托，吾道愧嗟来。绰绰心胸豁，由由跟脚开。展禽今愿学，不必谢尘埃。
一斋开始对王阳明产生兴趣，是在二十一岁时。当时快烈公（林述斋）劝一斋西游，并赋诗一首，还写了八个大字“困而后寤，仆而复兴”，赠予一斋。一斋问其出典，述斋答曰：“‘仆而复兴’，王文成之语也。”(107)此事载于《言志晚录》别存第44条。
上述一斋诗中所说的“壬午除夜”，即文政五年（1822），当时一斋五十一岁。就在这一年，一斋喜获王阳明手书，于是作了《王文成公真迹跋》。翌年，《言志录》完成，在该书的最后，一斋写道：
此心灵昭不昧，众理具，万事出，果何从而得之？吾生之前，此心放在何处；吾殁之后，此心归宿何处？果有生殁欤？无欤？盖想到此，凛凛自惕，吾心即天也。
该句其实就是《传习录》（卷上）“虚灵不昧，众理具而万事出。心外无理，心外无事”的翻版。正是出于这样的关切之心，天保元年（1830），五十九岁的一斋又撰写了《传习录栏外书》。从该书中可以看出他对王阳明的绝对信奉：
文成释愤乐，不取旧注。然夫子对人每有谦词，无夸词，则竟不如旧注以得不得言者之为愈。但推其语以透看圣人心体，则又见其实有不可舍者。此则文成之见，确不可易。此等处，学者宜得意于言外矣。（《发愤条》）
致良知工夫，非义袭助长之可得。朴实用功，如攻玉石然。故曰：不由人急心。是知龙溪一派，以顿悟虚见为致良知者，殊失文成之旨。（《一友问条》）
孔子曰：少者怀之。一句道尽，后之训蒙皆反之。文成之训，即夫子之意也。（同上）
凡读此录（指《传习录栏外书》）者，其用心宜与读他书不同，要须抽取旨意于言语之外矣。倘拘执言语以求之，不翅失其意而已也。故及读毕之后，忘其语而存其意，斯为得矣。至于训注文义，则朱子诸说，可取者匪少。譬诸画龙，晦翁能写全龙，只鳞片甲无有遗笔，但惜眼中欠一瞳子耳。及阳明出来，容易落笔加一点，然后画龙始活，跃如也。故阳明之妙在阿堵，非抹杀晦翁全龙。（《训蒙大意条》）
《教约》原本书凡十六篇，绪山削去五篇，不为无见。然原本既经文成亲览，则漫加取舍亦不可也。因今就南本校之，复录存于左。（《教约》第四则）
一斋最后说：
方今学者，率皆务博竞多，从事无用之虚文，荡而不知返。其弊殆极，物穷必反，天之道也。吾知不出二十年，世必注明此录，有以阐王子之旨者。吾老不及见，果之然，则我栏外诸说，终亦归覆瓿矣。然者，前人为是诠者或少，后人视之以为注脚之嚆失，亦尚不能知矣。天保纪元庚寅蔼月廿六日书于爱日楼南轩。
不过，一斋自文化二年（1806）成为林家的塾长以后，虽然表面上在极力教化和标榜朱子学，而私下里却不无流露出“阳朱阴王”的倾向。也就是说，一斋并没有顽固地坚守朱子学的思想体系，而是在思想上进一步地表现出了柔和性。因此，他所坚持的是朱陆、朱王折中的立场。对此，《言志后录》最后条文里的话是这样表述的：
濂溪（周敦颐）复古之学，实为孔孟之宗。承之者紫阳（朱熹）、金溪（陆九渊）及张（张南轩）、吕（吕祖谦），虽有同异，而其实皆纯全道学，决非俗儒之流。于元则静修（刘因）、鲁斋（许衡），明则崇仁（吴与弼）、河东（薛敬轩、吕泾野等）、余姚（王阳明）、增城（湛甘泉），是其选也。亦虽各有异，皆一代之贤儒，其溯洄濂洛则一也。上下千载，落落唯有此数君子而已。吾取而尚友之，于心乐焉。
一斋的这种态度曾招至时人的误解，并对其产生了怀疑。在《答望月主水》（载于《俗简焚余》）中就有不少这样的批评。
此外，一斋对于大盐平八郎的《洗心洞札记》及其写给自己的书简，也从自己是林家塾头的立场出发，作了这样的回复：
鄙人喜好姚学，景仰文成。姚江之书读而共得之，以至对自己之针砭者，亦皆教授不遗。尤其是林氏家学，亦与之相应。人若生疑惑，则可据此辩之矣。
我们还可从一斋的《言志晚录》和《慈湖文粹序》（载于《佐藤一斋全集》第三卷）等著作中窥知他基于当时的立场而得出的观点：
非陆子则无由以立其大本也，非朱子则无由以极其精微也。是故朱陆之弗可离，譬犹日月之代明于天，并行而不相戾，又奚嫌于其两明哉？唯朱子之学，则卑近而易入也。唯其易入也，是以天下群起而趋之，一唱而和之，是其所以盛行于世者也。若陆子，则高明而难入也。唯其难入也，是以后世莫得而传之也。（《慈湖文粹序》）
天保十四年，一斋七十二岁，他在《王文成公肖像赞》中赞誉道：
灵光焕发，知践其真；维公之德，兼功与言；维公之武，以文而神；千载落落，罕见斯人。
天保十二年（1841），林述斋故世，一斋奉召为儒臣。他在昌平时所写的讲义，以朱子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开讲，而其三男佐藤榥（立轩，1822—1885）则为他写了生平行状（即《皇考故儒员佐藤府君行状》）。从这些事例中我们也可了解到，一斋在行动上是完全坚守官家的公之立场的。不过，在支配其晚年思想的核心当中，包涵阳明学的成分，却是确定无疑的。这从立轩所撰的《皇考故儒员佐藤府君行状》的最后内容中也可窥见一斑：
先子虽奉宋儒之学，实钦慕王文成。凡关文成之事者，莫不罔罗搜辑。尝获文成真迹墨妙亭诗一帖，珍袭不翅赵璧。凡墨迹存于我者，百方收之，至难得者，则命人而双钩填墨以藏之，辑《爱日楼姚帖》三卷。文成之生，在明室宪宗成化八年壬辰，而先子之生，亦在安永纪元壬辰，中间隔三百岁。昔贤有云：五星聚奎，濂洛大儒斯出；五星聚室，阳明道行。五星聚室，在正德十六年，为文成五十之时。文政四年辛巳三月朔，日月五星聚室壁次，历家称曰合璧连珠，亦在先子五十之时，天之降祥，殆非偶然也欤。榥今有墓石之任，因记录世系履历及学术之概，至其得力造诣，则非不肖所能尽，有遗书存焉，就而视之可也。文久纪元岁在辛酉夏五月，男榥谨状。
这段文字引自《言志余录》。该书是一斋于《言志录》出版那年，由于对当时幕府的思想政策心怀疑虑，于是把从《言志录》中删除的内容编集在一起而成书的。透过本书，我们可以窥视到一斋的本心。下面抄录几段，以作说明：
《近思录》，阐明此学源委；《读书录》，实验不少；《传习录》，提醒人心。余环读以三录。
余自少好读王文成之书，至文辞笔札，亦模仿之，固无师传，今不必主张。然夙习既如是，不能变之，不图蒙擢掌于学馆，专讲朱书，但旧思人毕竟不能忘之，亦人情然也。勿以少异而咎之(108)。
先贤各有家言，非故主张之，唯视己所入立径路耳。如周子主静、程子居敬、朱子穷理、阳明致知即是也。学者宜得其意以不泥其言可也。
良知即心之灵也，良能则知之动于身者，二而非二。孟子就心与身，分言之耳。譬如草木之有生气者，良知；而其成枝叶花实者，良能也。不能相离违。故余姚专就良知一边言之。
人参附子，固为良药，或误用之，则成毒药。人心灵明，谓之良知，若错用之，则为邪知。可惧也。
良知是心之灵光。心一也，而有道心，有人心。知一也，而有真知，有邪知。程子曰：恶不可不谓之性。余姚亦曰：苏张之知亦是知。但丧本体而然。因知心学不容不谨，孔跖之分，在于此(109)。
不言穷理而为朱子，不说良知而为余姚，学者拘之乎其语，而不得其直，则竟与先贤背驰，可省也。
阳明、甘泉，同出于康斋、白沙之徒，而其经解各自不同。阳明释格物为诚意之功，内最内也。甘泉则以家国天下为物，齐治乎为格，外更外也。至其发之事业，则阳明有国家莫大之功，而甘泉无之。乃知其有实得者，必能一贯内外如是(110)。
活跃于幕府末年的一斋的门人们，后来都经过朱子学而进入了阳明学，成了地道的阳明学者。总之，若考虑到其门人中多数都信奉阳明学的事实，那么可以说，一斋在表面上传授的是朱子学，但在精神实质上给予世人强烈影响的却是阳明学。所以把佐藤一斋作为阳明学者看待，应该是理所当然的。
（本文发表于1999年3月29日至4月3日在绍兴举办的“纪念王阳明逝世4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