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知行合一：国学大师讲透阳明心学》（10）

冈田武彦·“知行合一”说

一、行而知之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说，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自古以来，虽然众人皆知“知”与“行”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但一直都是将二者分开，各自论述。尤其是到了朱熹的时代，对“知”与“行”的论述已经非常精微。朱熹曾提出“先知后行”说，认为必须首先认清万物之理，然后才能去实践，否则实践就会变得毫无根据。朱熹的这一认识在当时被认为是常识，是绝对的真理。

在朱子学说一统天下的时代，王阳明却提出了“知行合一”说。因此，众人不能理解其本意，甚至惊愕，也是很自然的。被称作“王门之颜回”的王阳明的高徒、妹婿徐爱，一开始听到“知行合一”说时，也流露出惊讶的表情。

总的来说，长于理性的人会很难理解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本意，这和长于智慧的子贡无法理解孔子的“一贯之道”(1)是一样的道理。无怪乎孔子会对子贡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孔子告诫子贡，“道”并不是用道理就能说得清楚的。后来，长于德行的曾子继承了孔子的“一贯之道”。曾子比子贡“鲁”，即我们所说的愚钝。当孔子说出“吾道一以贯之”的时候，曾子的回答只有一个字——“唯”。所以说，子贡的理智和智慧并不是真正的理智和智慧，否则他应该理解孔子的“一贯之道”。与此相反，虽然曾子被视作愚钝之人，但他其实并不愚钝，不然怎么能悟得孔子之道的真谛呢？又怎么能参透“一贯之道”呢？

总之，长于理智和智慧的人一般都会陷入偏见。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朱子学都是“主知主义(2)”的学说。因此，在一个朱子学万能的时代，人们必然会难以理解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

徐爱最初也难以理解老师的“知行合一”说，所以曾与自己的同门师弟黄绾和顾应祥(3)展开辩论，试图去理解“知行合一”说的主旨。但是一直未能如愿，最终不得不直接向王阳明请教。（《传习录》上卷）

先生曰：“试举看。”

爱曰：“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悌者，却不能孝、不能悌，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

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罢。故《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

“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如鼻塞人虽见恶臭在前，鼻中不曾闻得，便亦不甚恶，亦只是不曾知臭。

“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悌，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悌，方可称他知孝知悌，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悌的话，便可称为知孝悌。

“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的。

“圣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谓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却是何等紧切着实的工夫！如今苦苦定要说知行做两个，是甚么意？某要说做一个是甚么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说一个两个，亦有甚用？”

王阳明从“知觉与好恶之意是一体”以及“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的立场出发，对“知行合一”说进行了阐释。

毫无疑问，“好恶之意”其实就是“行”。明末大儒刘宗周也非常重视“好恶之意”，并且将“诚意”视作自己做学问的宗旨，认为“意”非“已发”，而是“未发”，并将“意”视作“心”之本体。

二、如何修行“知行合一”

王阳明虽然提出了“知行合一”说，但是对于如何修行“合一”的“知”与“行”，并没有很好的办法。徐爱曾向他建议将“知”与“行”分开来修行，这一建议其实又回到了朱熹的立场上。朱熹坚持“知行并进”论，换句话说，就是坚持“穷理”与“居敬”并进。王阳明对此又是如何回答的呢？（《传习录》上卷）

爱曰：“古人说知行做两个，亦是要人见个分晓，一行做知的工夫，一行做行的工夫，即工夫始有下落。”

先生曰：“此却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

“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者，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话。若见得这个意时，即一言而足，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

“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时，即说两个亦不妨，亦只是一个。若不会宗旨，便说一个，亦济得甚事？只是闲说话。”

在王阳明看来，“知行合一”原本就是古人的意思，今人将其分作两件事去做，其实是违背古人本意的。古人认为“知”存在于“行”中，“行”也存在于“知”中。而古人之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则是因为世间总有一些无知的人，所以要既不陷入妄行，也不轻视实践。古人为了防止世人陷入虚妄，同时也为了补偏救弊，不得已，只好必说一个知，方才行得是；又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

总而言之，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说，是为了帮助世人脱离偏弊，同时也是为了帮助世人脱离朱熹的“先知后行”之弊。

王阳明曾对弟子黄直诉说过自己提倡“知行合一”说的动机：“此须识我立言宗旨。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王阳明提出了“心即理”，还提出了“知行合一”，晚年又提出了“致良知”，这些主张其实都围绕着一个宗旨，那就是要彻底清除潜伏在人心中的不善之念。如果忽视了这一点，就会违背王阳明的本意，也会生出很多弊害。事实上，王阳明的追随者都违背了王阳明的本意。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们只相信良知的完美，而忽视了修行。

三、“知行合一”说的发展

前文已述，王阳明在壮年时曾阐述说：“知行合一”即是“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到了晚年，王阳明又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知行合一”说。

嘉靖五年（1526年），王阳明曾写过一篇《答友人问》（《王文成公全书》卷六），用以答复友人提出的四个问题。通过《答友人问》，我们基本上可以弄清王阳明是如何发展“知行合一”说的。

友人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自来先儒皆以学问思辨属知，而以笃行属行，分明是两截事。今先生独谓知行合一，不能无疑。”

对此问题，王阳明的回答是：“此事吾已言之屡屡。凡谓之行者，只是着实去做这件事。若着实做学问思辨的工夫，则学问思辨亦便是行矣。学是学做这件事，问是问做这件事，思辨是思辨做这件事，则行亦便是学问思辨矣。若谓学问思辨之，然后去行，却如何悬空先去学问思辨得？行时又如何去得做学问思辨的事？”

可以看出，王阳明反对将《中庸》中的“学问思辨”与“笃行”区分为“知”与“行”。

接下来，王阳明又阐述了“知行合一”的理由：“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觉，便是冥行，便是‘学而不思则罔’，所以必须说个知；知而不能真切笃实，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学则殆’，所以必须说个行。原来只是一个工夫。”

王阳明通过“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阐明了“知”与“行”原本只是一个工夫，也即“知行合一”。和王阳明壮年时期的“知行论”比较起来，“知行合一”的主旨更加清晰，精神也更加明确。与其把王阳明晚年对“知”与“行”的阐释称为“知行合一”，不如称作“知行一体”更为恰当。王阳明的“知行论”之所以会发展到这一程度，主要是因为他在晚年，确立了“心即理”的本体就是“良知”的缘故。

王阳明在龙场先是悟出了“万物之理皆在吾性之中”，也即“心即理说”，然后才提出了“知行合一”说，但他真正完善“知行合一”说，却是在晚年。

嘉靖三年（1524年），王阳明给妻侄诸阳伯写了一篇《书诸阳伯卷》（《王文成公全书》卷八），其中写道：

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天下宁有心外之性？宁有性外之理乎？宁有理外之心乎？外心以求理，此告子“义外”之说也。

理也者，心之条理也。是理也，发之于亲则为孝，发之于君则为忠，发之于朋友则为信。千变万化，至不可穷竭，而莫非发于吾之一心。故以端庄静一为养心，而以学问思辨为穷理者，析心与理而为二矣。

若吾之说，则端庄静一亦所以穷理，而学问思辨亦所以养心，非谓养心之时无有所谓理，而穷理之时无有所谓心也。此古人之学所以知行并进而收合一之功，后世之学所以分知行为先后，而不免于支离之病者也。

提倡“知行合一”说的王阳明自然会批判将“存养”和“居敬”视作两层工夫的朱熹，也自然会批评朱熹提出的“先知后行”说。

因此，他在《答顾东桥(4)书》（《传习录》中卷）中，曾这样阐述：

既云“交养互发、内外本末一以贯之”，则知行并进之说无复可疑矣。又云“工夫次第不能无先后之差”，无乃自相矛盾已乎？

“知食乃食”等说，此尤明白易见，但吾子为近闻障蔽，自不察耳。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后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食味之美恶必待入口而后知，岂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恶者邪？

必有欲行之心，然后知路。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路歧之险夷必待身亲履历而后知，岂有不待身亲履历而已先知路歧之险夷者邪？“知汤乃饮”“知衣乃服”，以此例之，皆无可疑。

若如吾子之喻，是乃所谓不见是物而先有是事者矣。吾子又谓“此亦毫厘倏忽之间，非谓截然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是亦察之尚有未精。然就如吾子之说，则知行之为合一并进，亦自断无可疑矣。

王阳明在给顾东桥的答书中阐述了“知行合一”说的主旨，指出“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并强调说，正因为“心即理”，所以“知行”才是“合一”的。此外，王阳明还基于“知行合一”说的立场，指出了朱熹“心理二分”说和“知行二分”说的弊害。接着，王阳明在《答顾东桥书》中又继续说道：

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

“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即如来书所云“知食乃食”等说可见，前已略言之矣。此虽吃紧救弊而发，然知行之体本来如是，非以己意抑扬其间，姑为是说以苟一时之效者也。

“专求本心，遂遗物理”，此盖失其本心者也。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