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日本人与阳明学》（8）
近代日本阳明学（1）阳明学对日本近代文学的影响
海老田辉已
日本从江户末期到明治维新，在迎接新时代到来之际，有不少人是信奉阳明学的，而且他们大都活跃于明治政府的中枢，如在倒幕运动中被处极刑的吉田松阴，没能等到明治维新就病故的高杉晋作，战死于倒幕运动的久坂玄瑞（1840—1864），使明治维新得以实现的西乡南洲，奈良县首任知事春日潜庵，杰出的教育家和思想家池田草庵、三岛中洲，以及代表日本的大实业家涩泽荣一，真是举不胜举。但明治新政府推行的是全盘欧化的政策，使东洋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退，多数儒学者在感叹世道变迁的同时，也只能得过且过，无所事事。与此同时，在全国各地还出现了旧士族反乱和刺杀政治家的事件，导致社会动荡不安。在这种状况下，三岛中洲于明治十年在东京创设了汉学私塾二松学舍，培养了以夏目漱石为首的一大批人才。作为其后起者的二松学舍大学至今仍是阳明学研究的重镇。而对该大学的发展做出过贡献的人当中，涩泽荣一也许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荣一是中洲的友人，他以《论语》和阳明学为基盘来发展企业，而他对《论语》的解释，则来源于三岛中洲的阳明学。出于中洲门下的漱石是日本近代文学的两大巨匠之一（另一位是森鸥外），他的作品受阳明学思想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点森鸥外也不例外。明治、大正以后，昭和时代的文学也同样有受阳明学影响的问题，如林芙美子、三岛由纪夫的作品。本文试图通过对以上作者的考察，说明阳明学在近代日本的影响及其对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的作用。
一、明治、大正时代的阳明学
自明治初年三岛中洲创设二松学舍始，进入明治二十年以后，日本的国民精神开始高扬。从明治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曾发行了大量被称为儒教机关杂志的刊物。有关阳明学的，冈田武彦博士在《王学杂志》(1)里列举了以下五种：（1）《阳明学》，吉木襄（铁华）编辑，铁华书院（东京）明治二十九年至三十四年刊行；（2）《王学杂志》，东敬治（正堂）编辑，明善学社（东京）明治三十九年刊行；（3）《阳明学》，东敬治编辑，阳明学会（东京）明治四十一年刊行；（4）《阳明》，石崎酉之允（东国）编辑，阳明学会（大阪）大正三年刊行；（5）《阳明主义》，石崎酉之允等编辑，阳明学会（大阪）大正八年至昭和三年刊行。据冈田先生说，编辑这五种杂志的目的，都是为了革新被欧化主义污染了的世道人心，振作国民精神，维护国体，以发扬国威于海外。其中东敬治（1860—1935）是江户末期岩国阳明学者东泽泻之子。泽泻在岩国培养了众多门弟，而且大都出身庶民，不为时流所惑。东敬治与明治四十年就任京都大学助教授的高濑武次郎及三岛中州的后继者二松学舍教授山田准一起，被誉为明治时代日本阳明学界的“三羽鸟”。
由此可见，明治以降的阳明学，在经历了从明治初期到二十年代欧化主义的低迷期及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的振兴期以后，从明治末期开始包括整个大正时代直到昭和初年，由于各种阳明学杂志的刊行，使得其生命价值在日本得以保持。这点也反映在日本的文学作品中。
1893年（明治二十六年），三宅雪岭（1860—1945）的《王阳明》一书由政教社刊行。雪岭利用“政教社”（明治二十一年设立的文化团体），批判欧化主义的国内外政策，提倡国粹主义。雪岭认为，王阳明是与德国近代哲学家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费尔巴哈比肩的思想家，尤其近似于黑格尔。同年，国木田独步（1871—1908）从《不欺记》里读到了王阳明的书，爱不释手，并将其与《英雄论》《新约圣书》等西方名著相提并论。1908年（明治四十一年），内村鉴三（1861—1930）著《代表性的日本人》，书中对王阳明的非凡权威佩服得五体投地，尊崇备至，决意作为自己的偶像而贯穿始终。他认为：“王阳明在中国哲学家中，是以其良心（良知）、仁慈且严峻的天之法则（天理），而与同样起源于亚细亚并成为致尊之信仰的基督最为相近的人物。”
明治以降的日本阳明学，虽然没有像江户时代所招徕的新思潮那样的势头，而且还被当时的欧美科学万能主义和物质文明中心论所支配，但却对先辈之国中国做出了贡献。新中国之父孙文于1905年（明治三十八年）7月游历完美国、欧洲各地后到达日本横滨，同年8月13日他在东京富士见楼的欢迎会上，面对千余名中国留学生发表了演讲，敦促他们增强汉民族的自觉性，并强调指出，能够被称为日本英雄豪杰的人，无不受到过中国大哲学家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的感化，而正是这些人成就了明治维新，以救4500万日本国民于水火之泽。(2)
二、夏目漱石与森鸥外
夏目漱石早年矢志汉学，特就读于二松学舍。明治十四年（1881）四月后的一年多时间，他直接向当时最杰出的汉学家三岛中州学习汉学。后来入东京大学预备科学习，其间（明治二十二年）写了《居移气说》一文。该文首先记述了人们性情之变化犹如天地之变化，这便是境遇之变化的由来；然后又论述了“孟母三迁”之教，而漱石自己也曾三度迁居。但他强调要确立自我，认为即使居所改变，也不能被境遇所支配。他在文中引用了阳明的话：“阳明有言：去山中之贼易，去心中之贼难。”《阳明文录》里是“破”而非“去”，两字内容相差无异。《居移气说》里还有“虚灵不昧”一语。“虚灵不昧”是阳明的基本思想之一，漱石将其拿过来作为自己的基本思想，直到在东京大学专攻英国文学时也没放弃，以后仍矢志不渝。
漱石于明治三十三年（1900）赴熊本任第五高等学校（即现在的熊本大学）教授。在以后的若干年间，他以《无题》命名写有五言古诗和七言律诗，诗中的“虚怀役刚柔”“欲抱虚怀步古今”等句子，充分反映了他思想境界，而这种境界也就是阳明的“虚灵不昧”之境。(3)
王阳明在《传习录》里说：“虚灵不昧，众理具而万事出。心外无理，心外无事。”（上卷，陆原静录）所谓“虚灵不昧”，意指心体虚无而有灵妙之动。由此“心外无理”亦即“心即理”的思想才能成立。关于“心即理”说，最初出现在《传习录》上卷徐曰仁录的一段话里。朱子在《大学章句》里针对“虚灵不昧”有“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的论述，并认为这样做才不会蔽于“人欲”。阳明也主张“去人欲，存天理”。那么，漱石的“虚灵不昧”说，究竟是以朱子的《大学章句》为基础，还是以阳明的《传习录》为基础，抑或是两者兼容并用的呢？笔者认为是出于阳明的《传习录》。因为第一，漱石学成于以阳明学立足的二松学舍；第二，他在《居移气说》里提出“虚灵不昧”说之前，引用了阳明“去山中之贼易，去心中之贼难”的话。此外，《居移气说》还引用了“孟母三迁”之教，在强调环境的重要性的同时，又特别指出不被环境所左右的“心”的关键作用，而要确立“心”的牢固不动的地位，就必须做到“虚灵不昧”。
漱石在熊本期间，还于明治二十九年（1896）十月为第五高等学校校刊《龙南会杂志》写过一篇题目叫《人生》的文章。文中所谓“离事物而无心，离心而无事物”，不难看出，也是从阳明的“格物的物字，即是事字，皆从心上说”（《传习录》卷上，徐曰仁录）来的。
漱石的小说《从此以后》，连载在《朝日新闻》明治四十二年（1909）六月二十七日至十月十四日上，主题是恋爱和社会批评。小说的主人公代助对其父尊崇的《中庸》“诚者天之道也”之说以及《论语》、王阳明所谓的儒教持否定态度。从这里可以看出，漱石当时已开始摆脱以阳明学为代表的儒教思想的影响。但小说中描写了不少故弄玄虚、心情烦闷等情节，说明作者否定的是故弄玄虚式的“热诚”，而对真正的“诚”则并不反对。在执笔《从此以后》前一年发表的小说《三四郎》中，可以看到“活泼泼地”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在阳明的《传习录》（下卷，黄省曾录）等书中是经常可以看到的。
综上所述，自少年时代至熊本居住期间，是夏目漱石与阳明学的关系较为密切的一段时期。
森鸥外（1863—1923）至明治十年（1877）离家赴京为止，一直在家乡津和野（现岛根县鹿足郡津和野町）的私塾学校或者藩校养老馆学习汉学。当时的养老馆注重山崎闇斋、浅见炯斋（1652—1711）等的躬行实践说，并把朱子学作为学校的宗旨。因此，森鸥外学习阳明学要比夏目漱石晚一些。
鸥外于明治十七年（1884）赴德国留学，翌年他与井上哲次郎一起会晤了柏格森（1859—1941）。双方虽就东洋哲学问题进行了讨论，但内容不详。(4)归国后，他于明治二十三年（1890）发表了小说《舞姬》。小说突出了“心之诚”这个在《传习录》中反复使用过的话。我猜想当时鸥外可能已受了阳明学的某些影响，但尚无具体例证。
鸥外与阳明学发生深刻关系大概是在明治三十年（1897）以后。他在明治三十一年（1898）六月十九日的日记里写道：“中屿直清、神保涛次郎来军校。神保谈及阳明学和《传习录》之事。”翌年因人事变动他被调任小仓（现北九州市小仓北区）的第12师团军医部长，六月十九日到任。此后直到明治三十五年（1902）三月二十六日离任回京，他在小仓住了两年零九个月时间。他在担任军医工作之外，还从事美学、文艺批评、理论研究、翻译等工作，并参加了当地的心理学讲座和演讲等活动。《伦理学的歧路》一文就是他在福冈县行桥市所发表的演讲。他在文中指出：“名宋儒之理者，即如道德之源头处，近于（道德）先天主义也。陆、王亦同然。”
明治三十四年（1901）九月十七日至二十日，鸥外利用公务出差到福冈市和二日市的机会，在福冈购得了《传习录》。虽然有关《传习录》的记载，在明治三十一年（1898）的鸥外日记里就能见到，然而作为藏书，却是在三年以后。九月二十四日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说：“这本书是王阳明的弟子对其师之言语的真实而有趣的记录。里面反复提到了‘知行合一’之说。”鸥外认为，阳明的“知行合一”论与德国心理学家韦特海默（1832—1920）的思想是一致的，并且还提到了阳明思想与德国哲学家哈特曼（1842—1906）的唯意志论及佛教唯识论的关系。九天后的十月三日，鸥外在《续心头语》里就朱子和阳明的“格物”说作了如下评述：“欲研究儒学，必先从心理上入手。朱子之格物，即心理上之智论也；王阳明之格物，犹如意论，尤堪玩味矣。”
这时的鸥外大概已进入了其哲学思考的最旺盛时期。在小仓作一名军医部长并不是他的心意。他一刻也未放弃过回京的愿望，因而心情焦躁，度日如年。而这时阳明学的思想却给了他深刻的启示，使他既能基于实践之道又能从思想深处领悟“谛念”的心境。
大正三年（1914），鸥外撰写了《大盐平八郎》一书。大盐平八郎（1793—1837）是大阪著名的阳明学者，曾任大阪东町奉行与力（属下级武士），引退后为家塾教授于洗心洞。平八郎未入过师门，全靠自学。他以阳明学的“太虚”说和“致良知”说为思想根基，在极端主观唯心论的基础上，提倡与实践的直接结合。(5)
《大盐平八郎》执笔前五年，鸥外发表了短篇小说《杯》。据鸥外11月27日至12月1日的《日记》记载，该小说草拟于27日，但29日通过其上司新六陆军次官石本向报社投稿时，却不知何故被禁止署名。后来鸥外在《新潮》杂志上发表《我的立场》一文，表明自己现在的心境是“谛念”。虽然鸥外当时的职务已是陆军军医的最高职位军医总监，但他却受到了上司石本对其文艺创作的百般嘲笑。《大盐平八郎》正是在这样的精神压抑下创作的。
小说描写了大盐平八郎率领一批乌合之众和感化之人，举兵袭击大阪的富豪，从成功后的救济贫民到遭受挫折走向失败的过程和心境。文中在叙述平八郎后来深陷于自己曾斥责过的枯寂之空的心情时指出：这是由于失败和挫折感所造成的空虚及愤懑。其实这正好反映了鸥外自己当时的心境。
三、昭和时代的文学和阳明学
从明治二十九年（1896）至昭和三年（1928），日本连续刊行了五种阳明学的杂志，即《阳明学》（二种）、《王学杂志》《阳明》和《阳明主义》。这些杂志的发行，不仅达到了复兴阳明学的目的，而且论及朱子学、老庄思想、佛教、国学神道以至西洋哲学、伦理学和基督教，内容之丰富多彩，犹如冈田武彦博士所言：“实乃明治至昭和初期精神史研究之不可欠缺的资料。”(6)
那么，1928年后到1945年这段时期又如何呢？冈田武彦在《日本人和阳明学》中指出：“从昭和初期开始的二十年间，虽然也能看到文明开花的风潮有减弱的趋势，但若就主流而言，明治开启的风潮似乎依然继续着。”(7)当时所谓的“风潮”，就是指“文明开化的风潮”，具体而言，也就是冈田武彦在同书中所说的，“功利性的、导致人心轻佻浮薄的欧美思想”。这种风潮在明治二十八年日本赢得甲午战争后有了更大的传播空间。
至于日本文学，自大正末期到昭和初期较为盛行的，一方面是新现实主义、新感觉派、新兴艺术派等流派，另一方面是受到马克思主义及俄国革命影响的无产阶级文学流派。在这些流派当中，林芙美子（1903—1951）是深受宋明思想影响的文学家之一。
林芙美子的《创作笔记》(8)在引用王阳明的“四句教”之前，曾有一段内心独白：“我写完这本笔记，忽然凝视了一阵自己那双平凡的小手。”大概作者是在剧烈的创作心理活动后，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过程中，领悟到了阳明“四句教”的真谛，故而即刻把它抄录了下来。虽然她对阳明的“四句教”并未作展开讨论，但可以想象，“四句教”是她进行文学创作的心理支柱。她在《创作笔记》中，曾以《女性房间》为题，从儒教之精神出发，解读了北宋周濂溪的《太极图说》，并认为对她自身来说，“创作工作也应该具有这种无极而太极的境界”。其受王阳明、周濂溪的思想影响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林芙美子的整个少年时代，都是与以经商为业的双亲一起在日本西部各地度过的。从市立尾道高等女学校毕业后，她又只身赴东京打工，干过女工、女招待、服务员等工作。即使在这种贫困、流浪的不幸生活环境中，她也从未放弃过文学创作的志向。她是通过自学才掌握日本文学及东西方思想和文化的。后由于其代表作《放浪记》的发表才确立了文坛上的地位。1937年7月7日，中日战争爆发，战火很快蔓延到中国各地，林芙美子作为报社的特派员和报道记者赴中国采访。她拼命鼓动士兵的斗志，为战争唱赞歌。因此，其战争中发表的作品与战前作品相比，在对待中国及中国人的态度上是不同的。而且她在战后发表的被视为反战文学的小说《乡愁》（1946），也与其战争期间的作品有着明显区别。由此可见，在林芙美子身上，很难说阳明的“四句教”得到了正确的活用。
在战后文学中，三岛由纪夫（1925—1970）作为唯美型国家主义的代表，受阳明学的影响颇深。他的《作为革命哲学的阳明学》(9)一文，是以大盐平八郎为中心而论述现代日本社会状况的代表作。
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而步入了近代化的大门，其间阳明学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但是，从明治元年（1866）到现在的130余年间，日本近代化的潮流基本上是被欧化主义所主导的，最近又受到了美国文化的极大影响。的确，引进西洋的科学技术，模仿其政治、经济、教育及社会制度等，对推动日常生活的改善是有益的，这从二战以后日本所取得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就能看出。但这种欧化主义在使日常生活富裕的同时，也导致了人性的悲剧。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亚洲遭到了侵略成性的欧美列强的蹂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也与这些国家同流合污。而且二战以后，日本在走向工业技术发达、生活富裕的同时，又出现了严重的公害问题。最近的经济危机、道义颓废等，就更让人触目惊心了。
但是，在明治以后以欧化主义为主导的日本文学界中，仍产生了以夏目漱石、森欧外为首的，并由三宅雪岭、林芙美子和三岛由纪夫等继其后的，一批受到阳明学影响的文学家。不过这些人几乎都不是以阳明学为净化人心、改变世道的手段。比如漱石是想基于“则天去私”的境界而求得内心的平安，而林芙美子则不过是利用阳明学甚至宋明理学来激活自己的文学创作。最引人注目的是把王阳明比作康德、黑格尔的三宅雪岭和把阳明学当作基督教而顶礼膜拜的内村鉴三。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地道的真挚人物的所作所为，才使阳明学之精神在近代日本得以保存。
今天，二十一世纪的门槛已在眼前。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已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世界各地的纷争和公害等问题的解决已是当务之急。欧洲已实现了联合，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阻挡。重新寻找哲学这个精神支柱的任务已迫在眉睫。所幸中国人在古代已有了《礼记·礼运篇》的大同思想和王阳明的“万物一体”论。“万物一体”论的思想将成为二十一世纪人类共同的理念，而与之相应的涵养体认方法也显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迫切重要。因此可以说，阳明学在二十一世纪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本文发表于1999年3月29日至4月3日在绍兴举办的“纪念王阳明逝世4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
三岛中洲的阳明学观
松川健二
明治二十九年（1896），三岛中洲六十七岁，该年三月，中州出任东宫御用卦(10)，于是辞去东京大学讲师之职；六月被任命为东宫侍讲。七月十二日，中州在东京学士会院的讲坛上，以《话说仁斋学》(11)为题发表演讲。演讲开始所展示的简略图表，真切反映了中洲思想的特征。因此在我论述中洲的阳明学观之特质这一话题之前，先把该图载录于下。中洲说：
今日拙老，若果真如其所云，唯其气学之根源在于王阳明，则汉学之开端不能不说有三派矣。其略图如下：
气学：周公、孔子、子思、孟子、汉唐诸儒、王阳明、吴廷翰；本朝（指日本）有伊藤仁斋、折中诸学者。
人造学：荀子；本朝有物徂徕（亦称荻徂徕，即狄生徂徕）。
理学：老子、庄子、周子、程子、朱子、宋元明间诸儒；本朝有宋学诸家。
该讲演的题目虽是关于伊藤仁斋学问的，但在论述仁斋在思想史上的位置的同时，却昭示了中洲自己所描绘的中国思想史的构图。
一
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中洲自己对这一略图的解说。首先，他论述了最初的“气学”：
此周、孔、思、孟之学，就物穷理之主义也。《诗经》所谓有物有则，物者气也，则者道理也。《易》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者气也，道者其气往来不已也。是故就物见理矣。《论语》本立而道生，谓指若有父母兄弟之物，则孝悌之本立也，由此推及天下事物，则种种仁道生矣。《中庸》率性之谓道，宋儒将其释为无形之理，盖一家之言，非古义也。古义云者，气质也；气即物也，气质中有条理之故也；云率之以直道矣。孟子之学主养气，故谓之气学；其为气也，配义与道，即阳明所谓理气合一，云以一朝外之道义，非可袭取也。其后汉唐诸学者大抵为此一派矣。
日本最早的“有物有则”论，就是以中洲的该言论为基础的。对中洲而言，其最重要的观点就是“气学”，而“气学”的根据之一，便在以上所引的文字当中。文中的一些言论极有震撼力，比如“孟子之学主养气，故谓之气学”。其实说“孟子之学主养心（尽心、存心），故谓之心学”，也许更为合适。
至于对“人造学”的解说，中洲略而不疏，而直接转到了对“理学”的解说：
理学之理，谓指无色、无声、无臭的可视听的一定之条理，系既有活力又有变化的死物。死物故一定不变也。所谓天地万物前有自然之道理，然后生物矣。是故此学老庄是也。老子所谓有物先天地而生，此物指无形之道理也。物虽为有形之物，然系借用形容之词也。庄子所谓道在太极之先，此太极指一元气也，即物也。是皆理先物后之说，修孔孟物先理后之学而排斥之故也。然宋学者窃尊奉此学，唱导理学，谓太极为理，阴阳为气，形以上为理，形以下为气，并以己说误解《周易》，使理气分离，以动为自然之理也。
用“理先物后”说概括老庄之学，以对峙于孔孟的“物先理后”说，这是中洲所述部分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从总体上看，似乎并不能说宋代理学的成立受到过老庄思想的极大影响。把道家的存在论用“理”的概念来加以处理，确实是过于大胆了些。所谓“宋学者窃尊奉此学，倡导理学”的说法，读者当细细品味。
接着，中洲便在讲演中涉及自己的阳明学观：